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2010年02月
华文出版社
王龙
352
无
彷徨在十字路口的天朝王树增近代中国的沧桑岁月，缠绕着太多挥之不去的疑云和梦魇。泛黄的历史册页交织着奋争和苦难，激情与梦想，更有近百年的家国离乱与民生沉浮。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艰难，时间之漫长，代价之沉重，堪称世界之最。迷雾重重的历史玄机深处，总是有万般愁绪缠绕着我们：中国为什么与世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演奏了一曲气势恢宏的惊天绝响，而中国皇帝光绪主导的戊戌变法却如昙花一现？为什么美国的独立战争可以孕育出华盛顿这样无私伟大的人物，而我们的国家历经战乱，却冒出无数个袁世凯之流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年轻的作家王龙深知将一部《二十四史》中所有王朝面临的外部环境相加，也没有近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复杂险恶；所有王朝面临的内外挑战相加，也没有“千年大变局”这样深重严峻，于是他试图立足中国，兼顾全球，把“天朝上国”放在近代世界的大棋局中审视分析，带领我们在历史长河之上经历冰山激流、越过沉船暗礁、穿越滚滚烟尘，去体味那种清夜闻钟、游园惊梦的恍然顿悟之感。对于读者来讲，这无疑是一趟新奇有趣的历史旅程。这本书写到近代中西的帝王将相但无常见的官经匪气，写到才子佳人却无宫闱秘事。王龙独自点燃一支火把，敲开一扇黑漆漆的大门，全不顾及脚下的艰难湿滑，一步步摸索着走进幽暗历史隧道的最深处。他笔下对比解读的每组人物，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或英雄末路，或一飞冲天，或功败垂成，或光芒四射。他们个人际遇无不投映出国家民族的命运，折射出东西方不同政治文化选择的必然归宿。作家透视近代中西博弈的关键节点，剖析国运沉浮的深层缘由，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拍了一张X光片，为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一座透视迷雾的灯标。王龙写道：“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好的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解释不应是以观念为主体而是以事实为主体，不应以激情的道德批判代替理性的制度探讨。本书掌故和正史互为佐证，诗笔和史笔融于一炉，从小细节处看大关节，从琐碎事中探大趋势，纵横古今有妙趣，于无声处听惊雷。本书还在历史的时空情境里还原了多维复杂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写到慈禧还是维多利亚女王，都不见我们惯性思维中穷奢极欲的暴戾和“欧洲的祖母”式的慈祥。王龙对于国民性格的“硬心肠”式的反思颇见功力。那些历史人物的焦灼与悲欢、智慧与迷茫、勇敢与无奈，无不体现出一个时代的侧影。王龙不是一个好奇的看客，他的笔游走于中西之间，博观约取，恨则深入骨髓，爱则眼含泪水，从中可见一位作家内心情感的丰厚与真诚。本书涉及十组共二十位中西著名历史人物，关于他们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王龙选择这个领域写作需要些勇气。充实的知识准备使得其行文清新流畅，这对于一个“七零后”的年轻人来说殊为难得。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深层探讨，还是对制度传统的把脉梳理，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位年轻人对民族道路的冷静反思，对国家未来的真诚求索，颇显作家的思想深度。该书所作的个性化历史结论未必不可探讨，这本来就是个可以令思想肆意奔驰的宽广领域。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全球化的进展，这种针对中西方的历史文化探讨必将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中显得更为重要。因此，这本书的生命力将是长久的。从一般意义上讲，生命力长久的书，定是本好书。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是一部对比解读中西方名人的拍案惊奇之作，更是一次令人深思浩叹的历史探险。作者驻足于近代中西方社会激烈交锋、动荡转型的十字路口，通过那些主导、影响国运民生的风云人物，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人在急剧变迁的历史关头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透视近代中国迷失落伍的深层原因，剖析大国兴衰的关键节点，为今天的中华复兴之路寻找宝贵的历史借鉴。
王龙，四川射洪人，20世纪70年代出生，少校军衔，四川省作协会员，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华散文》《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在全国、全军文学大赛中多次获奖，几十篇作品入选各类文集并被《新华文摘》《领导文萃》《读者》等刊物转载。近年来潜心研究近代中西历史，总结大国兴衰之路，文章发表后被多次转载，反响热烈。本书被中国作家协会列为2009年度全国重点扶持作品。
迷途的帝国——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的治国差距一 血泊里登上王位 生于忧患的“全能皇帝”用野蛮制服俄国的野蛮 二 截然相反的治国之路 康熙的政治蓝图 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向上 “儒家仁君”输给了俄国“秦始皇”三 中国最热爱西学的帝王 “史上最热爱科学帝王” 康熙与洋教师们的“蜜月” 四 “我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 俄国沙皇成了“优秀工匠”国家科学院≠皇宫“如意馆” 五 康熙与彼得取法西洋的差异 “科学法官”VS“霸业利器” 余秋雨先生高估了康熙皇帝 六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守土御侮竟然不如侵略扩张 康熙被关在世界大门之外 七 变起一朝 祸积有素 两种文明的矛盾撞击 中国人的辫子，俄国人的胡子 八 大道行思 余音未绝 “彼得堡就坐落在眼泪和尸骨山上”独裁者们的凄凉秋天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人生悲喜剧一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从电视剧《走向共和》说起一个飞黄腾达之日，一个身名俱灭之时 二 出身不同 背道而驰 “卫道救时”的大清栋梁黑船汽笛惊醒了伊藤博文 三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 李鸿章的太极拳终于玩不转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四 漂亮的“拳套”与致命的“拳术” 大清“裱糊匠”李鸿章谁真正拿到了西方的通行证 五 桔生淮北则为枳 沸腾的日本与冰封的天朝孤独远行的李鸿章 六 天道无常 谁人可变？ 生于末世运偏消 棺盖百年待定评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慈禧太后哪点不如维多利亚女王一 两个女人，两种命运 祸福相倚，悲欣交集 谁是更幸运的女人 二 同样天生丽质，同样才干出众 金色年代开始了 慈禧其实多才多艺 三 女人当国，注定是“红颜祸水” 慈禧真有那么坏吗她为什么遭到万人唾骂 四 权欲面前，人人一样 维多利亚并非清心寡欲 进退两难的慈禧太后 五 女王也不能无法无天 王在法下，王在议会 维多利亚女王屈服了 六 中国人的千年死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真到没有榜样的时代了？光绪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向右——近代中日变革的关键时刻 一 羊奶驯化与狼奶哺育 史上最苦命的皇帝 喝“狼奶”长大的明治天皇 光绪能够摆脱慈禧吗 二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谁是老师，谁是学生 两个皇帝同时转向西方 拽着自己头发飞翔的光绪 西方之皮毛与文明之精髓 三 天朝残局与大和雄风 知人善任的明治天皇 光绪终于发怒了 戊戌变法演变成“休克疗法” 风雷激荡的明治维新四 落日辉煌与岛国焦虑 不得不说的一本书偷偷爬上美国黑船的年轻人 五 内外交困与天赐良机 大清朝的运气不如小日本 并未完结的历史悲喜剧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的启蒙之路 一 历史大幕苍凉落下 戊戌变法的尴尬处境 他的头像为何一直保留在日元上二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 康有为：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武士精神哺育下的福泽谕吉 人格缺陷成了失败的导火索 大清知识分子少了些什么三 文人与官场：永远纠结不清的难题 康有为伏地痛哭 福泽谕吉为何拒绝做官 四 成也儒家，败也儒家 “跪着造反”的康有为 福泽谕吉向儒学猛烈开火 他们在十字路口分道扬镳 五 徘徊在中西之间 康有为的西学“三脚猫”功夫取法西洋，南辕北辙 日本人不止有一个福泽谕吉 中国的启蒙之路依然遥远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为何没有渡边华山看得更远一 生前屡遭打击，死后万丈光芒 二 日本也有个“林则徐” 三 林则徐成了“千古罪人”？ 四 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 五 历史没有给他同样的机会 六 中日考卷都一样，为何答案却两般七 科举制度成为勒死大清朝的绳索八 孤军奋战的林则徐“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弱国与强国的外交一 “汉奸”先知郭嵩焘 大清官场上的“多余人” “最了解西学的人” 他成了大清朝的“敌人” 二 春风得意的陆奥宗光 从阶下囚到外务大臣 简直胜过好莱坞大导演 三 “鬼使”与“神差”背后的中日大决斗儒家信徒PK“海龟”团队 羞羞答答的“天朝” “鬼使”与“神差”的中日外交 四 天朝梦醒了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荣辱悲欢一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结局 洪秀全的骨灰被大炮轰上了天 “西乡但以此身付众人” 秋风埋骨故乡山 二 “叛乱逆贼”盖过了“农民领袖” “天国”神话破灭了 从叛贼到英雄的西乡隆盛 三 谁才是真的英雄 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 武士之风，山高水长 英雄不会诞生在文化酱缸里 四 洪秀全少了哪几根骨头人格信誉：投机逃避识见才能：愚昧僵化情感魅力：自欺欺人五 “叛徒”们的下场为何不同 一边碧血横飞，一边高官得做 但愿多一点抚哭叛徒的吊客千古文豪谁堪怜——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同途异运 一 文人并非都是吃香喝辣的 “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曹雪芹没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好运气 二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女王居然宽容莎士比亚讽刺自己 《红楼梦》其实是一部英雄血泪史 三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个更重要？ 文人的书桌该摆在宫廷还是田野他们都是苦闷的独行客 四 曹雪芹与莎士比亚，谁更厉害？ 铁屋中的呐喊与太阳下的宣言 “非为一代独有，实为千秋共宝”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为何做不成“中国华盛顿”？一 华盛顿成了中国人眼中的“政治神话” 洋鬼子竟然也有一位“异国尧舜”大清巡抚为何得到美国人的表彰二 要好制度，还是要好国王 “华盛顿神话”为何不服水土 不丹国王给全世界上了一课 三 中国人的华盛顿在哪里 孙中山乐观太早了 华盛顿为何拒绝当国王有华盛顿者之风范，无美利坚之土壤
假如在青天白日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该是何等壮观的一种景象？这种奇异的巧合并非臆想。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中把各自的国家带入鼎盛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然而，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政治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滑向盛极而衰的落日辉煌，由孤芳自赏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在被西方列强鲸吞蚕食的同时，竟还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连远在西方的马克思，也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间与中国擦肩而过？这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凄凉挽歌，令人回味，发人深省。一 血泊里登上王位§生于忧患的“全能皇帝”如果不是上帝插了手，谁也无法解释康熙和彼得一生波澜壮阔的历程，竟然充满那样复杂而神秘的巧合。他们同是少年登基，同样博学勤政，甚至连幼年的曲折命运，也充满谶语般的暗合。年幼的康熙和彼得都是不幸的。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玄烨降生时，父亲顺治皇帝正对满洲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即传说中的明末名妓董小宛）爱得死去活来，哪有精神顾得上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儿子。出生不久，玄烨即遭到当时被人视如洪水猛兽般的天花的侵袭，命悬一线，尽管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侥幸存活下来，却让后来的康熙大帝从此留下一脸不太好看的麻点。不幸接踵而至，他八岁丧父，十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死了。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心灵创伤。康熙后来回忆到，那年母亲生病的时候，他日夜守候在床边，滴水不进。母亲去世时，他日夜啼哭，不思饮食。直到晚年，康熙回忆起这一幕幕还不无悲伤地说，他在父母的膝下没有得到一天的欢娱，“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但玄烨又是幸运的。他有一位宽仁博大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十分关心他的成长。这位富有政治头脑、品性贤良的祖母，对玄烨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他成为一代明君打下了坚实基础。她经常给小孙儿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激励他将来要秉承祖先英烈之风，成为有抱负、有作为的人物。她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儿，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甚至连一举一动都要“俨然端坐”，中规中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幼年的不幸，砥砺玄烨更加勤奋地学习。从五岁发蒙开始，他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从未中断。父母双亡后，他更加发奋努力，系统学习治国安邦之道，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还拜武艺高强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刻苦练习骑射技艺，纵马射猎，十矢九中，英武非凡。他常常虚心地咨询左右，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繁重的学业差点儿压垮了他的身体，他累得咯血，仍然坚持手不释卷。后来不得不发展到需要针灸治疗的地步，以至于多年后康熙皇帝一闻到灸条的艾味还心有余悸。康熙一生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全能皇帝”。正是这种严格认真的教育，形成了康熙雄浑博大的学识修养，培养了康熙果断坚韧的人格力量。公元1669年，康熙正式亲政。这位蓄势待发的少年天子，一旦坐上至高无上的王权宝座，就显示出不可遏止的治国雄心。他十四岁时就亲自谋划铲除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鳌拜，一生先后平定三藩之乱，东北反击沙俄，西北扬威平叛，修德中外一家； 对内则治河安邦，富国裕民，肃清吏治，开创出“康乾盛世”的繁盛局面。康熙的一生，既能纵横疆场、运筹帷幄，又能经世济民、安邦治国，达到儒家标准的“内圣外王”境界。这样的帝王，如果不是处于一个终结蒙昧的专制王朝，也许算得上“千古一帝”了。§命运多舛的少年彼得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康熙晚十八年出生的彼得同样命运多舛。他来之不易的皇位，显得更为血腥。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老年得子，欣喜若狂，对彼得宠爱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彼得年仅四岁，老沙皇突然病逝，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的彼得母子命运岌岌可危。彼得十岁那年，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斗争，同父异母的索菲娅公主先发制人，以谎言和承诺赢得射击军的支持，兵围皇宫，拥戴彼得一派的皇后亲属纷纷人头落地，一颗颗血淋淋的头颅被挑到射击军的矛尖上。索菲娅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此情此景让彼得深受刺激。索菲娅这个阴险狡猾的女人，她那种翻云覆雨、复杂多变的政治手腕，给年幼的彼得以深深的影响。他的一生从此崇尚暴力，并学会对待敌人应该如何恩威并用，残酷无情。和康熙幼年生活在野心勃勃的鳌拜的阴影下一样，彼得母子在索菲娅公主高悬头顶的利剑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彼得虽然是名义上的沙皇，而真正的大权却紧握在索菲娅公主手里。他们被索菲娅公主赶出了莫斯科，流放乡间。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生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彼得如同脱笼之鸟，自由翱翔。与从小生长在深宫红墙内锦衣玉食的康熙不同的是，彼得不认为手工是贱活，他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的热情，办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十二种手艺。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也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业余爱好，有喜欢做木活的，有爱好设计下水道的，有喜欢做生意的，甚至有像北齐后主高纬那样喜欢扮乞丐行乞的。然而彼得并没有只荒嬉沉醉于一己之好，他更讲求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对历史、地理、炮学、造船都充满浓厚兴趣。而他最如痴如醉的还是军事游戏。广阔的乡间成为他最好的训练场。他的儿童玩具几乎全部是由马刀、战鼓、小火炮组成。他十一岁就学会发射大炮，十三岁就会使用手枪和毛瑟枪。他在住所旁边构筑了带炮塔的兵营，周围挖了壕沟和阵地，他常常组织村里的小孩们玩打仗游戏，带领他们冲锋陷阵。后来，年幼的彼得心血来潮，竟向索菲娅公主申请索要一批真枪实弹。索菲娅暗暗欢喜，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子，一直是威胁她独霸王权的一块心病，如今眼见他玩物丧志，不问世事，索菲娅求之不得，不禁喜从中来。她不但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甚至还送去了大炮和正式的编制。索菲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玩闹的游戏断送了她的权柄。彼得搜罗了一批外国军人，招募了六百名童子军，立志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军队。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担任了鼓手。他甚至举行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导致他的二十名“士兵”丧命。而这些与彼得玩耍长大的孩子，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他的重臣，比如儿时当过猪倌的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为他的陆军大元帅，而这支童子军也成为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军队，精锐程度远远超过了政府当时控制的射击军。当索菲娅公主终于认识到彼得原来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蛇卵，为时已晚了。和康熙借摔跤角力的满洲少年“善扑营”智擒鳌拜一样，十七岁那年，彼得统领由他组建的“少年团”一举粉碎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集团，把这位凶残的女大公关进了修道院，开始行使皇权。但不甘失败的索菲娅公主，趁彼得到国外学习之机，于1698年再次挑动射击军发动兵变，但很快被效忠于彼得的谢英将军成功镇压。这次彼得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他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敌人，下令杀死一千多人，那些已死去的贵族被从墓中挖出来鞭尸。他亲自挥舞马刀砍下叛乱射击军的头颅，还逼着大臣们跟他一道下手。他把叛乱者的头颅挂在索菲娅公主的窗外，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和他作对就是这个下场。彼得在一片盛怒的血海中，建立起的他绝对权威。大幕刚刚拉开，一切仅仅才只是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性格决定命运。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这条真理对康熙和彼得来说同样适用。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彼得也只有十岁。他们都曾有过受制于人的傀儡皇帝经历，又以相似的暴力手段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显示出过人的胆魄与能力。专制王朝血腥残酷的宫廷斗争，成为酝酿他们早期性格的共同温巢。但在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不同的文化土壤，又锻造出他们不同的性格气质。少年时代那些以暴制暴的经历，使彼得终生崇尚强权，充满强烈的叛逆精神，促使他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抽打着俄罗斯一路飞跑；而康熙自幼酷爱中国的儒家文化，信奉恪守仁政宽怀的人生理念，并终生用它来治理中国。
后记：百年沧桑家国梦“某个露滴盈盈，星犹在天的夜晚，在台灯下打开一册厚厚的史书，扑面而来的岁月顿时浩瀚无声地奔涌眼底：天地民物之变、兵火纷乱之迹；机锋权谋之争，兴衰荣辱之慨；山川风物之趣，诗酒花梦之愁……人间万象，尽汇于此。沿着辉光万里、一泻千年的时光之河溯源而上，人类所能演绎出的一切悲欢巨变，无不曲尽精微，让人叹为观止，扼腕深思。”这是七年前，我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一篇读史随笔。那时我正在军区机关工作，成天面对堆积如山的繁琐事务，忙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尽管如此，我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丝毫未减。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它任何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对这句话感受尤深。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捧起一本本厚厚的史书，伴随那些仗剑倚天的英雄去四海征战，聆听那些荡气回肠的雄音绝响，我的血总是忍不住一点点沸腾起来、激荡起来！ 2006年，我调入《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社，转行从事编辑工作和专业创作。这对我来说既是多年夙愿，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前尽管也写过不少东西，但多为职务之作，而今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如何尽快找准自己的突破口，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让我颇费踌躇。我的领导是作家裘山山，裘老师一直很关心我的创作，也在帮我斟酌参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王龙你不是很喜欢历史吗，你就从历史入手进行创作吧！我说我也是这样打算的，但眼下写历史随笔的人很多，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独辟蹊径，自成体系。裘老师思索了一下说，要不你从中西比较史学的角度入手如何？写一本中外人物对比分析的历史随笔，这样视野更开阔，研究也可以更深入。我一听茅塞顿开：从横截面看，社会生活是交叉影响的。个人造成社会，社会也造就个人。如果通过分析比较那些时代相同却命运迥异的中外历史人物，来探索近代中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剖析国运沉浮的深层原由，并从其他民族的兴衰成败中，为今天的中国寻找发展经验，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下定决心，就此上路，杀入历史这道厚厚的“围城”！真正踏上这条长达三年的漫长的创作之路，我才发现“事非经过不知难”是多么有道理。中国近代历史虽然只有一百余年，但却是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维方向碰撞交错的一百年。如果说雨果的《九三年》、苏联电影《难忘的一九一八》、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都可以抓住历史链条上的某一个关键环节进行开掘的话，那么近代中国发生重大事变的关键环节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其中牵扯太多的家国沧桑，民族悲情，又留下太多的慷慨悲歌，千秋遗恨。每一页历史都浸透着血泪，每一行文字都如锥刺骨，直到把人胸口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马克思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它历史时期相比较。”当我终于有机会站在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把眼光投向近代世界更加广阔的范围时，我竟然惊讶地发现，从前在课堂上所熟知的那些历史，突然间变得那么纠结矛盾，充满悖论：康熙皇帝仁政爱民，敬天法祖，彼得大帝凶暴治国，侵略扩张，结果却是落后的俄罗斯一飞冲天，成为近代强国，而中国的“康乾盛世”却在短期内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滑向“悲风骤至”的无底深渊；慈禧太后勇于任事却“越帮越忙”，让内忧外患的大清帝国满目疮痍江河日下，维多利亚女王甘居幕后悠游林泉，大英帝国却能蒸蒸日上高速发展；而处于同一时代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成败得失，更如一曲悲歌，余音难尽……一次次变革努力与近代中国纠缠互动，一幕幕历史活剧令今人浩叹深思。我想抄一条更崎岖艰险的小路接近历史的真相。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末路英雄，无论是世界文豪还是一代枭雄，我都不想把他们抬高到云中的仙台焚香膜拜，也不打算将之丢弃在历史的暗角任唾沫掩埋，我只想搬来一面面“西洋人物镜”，对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逐个进行对照梳理，透过他们的酸甜苦辣，探讨毁誉成败；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重现国运缩影，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可以分析的，都是应当加以分析的，都有其精华和糟粕。对于一部充满悲伤和荒凉的中国近代史，我不想像祥林嫂那般喋呓不休地去重复饱受欺凌、鲜血淋漓的惨痛悲情，正如我们不能只渲染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狼子野心，而看不到他们自由平等、脱胎换骨的进化决心一样。君不见，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那闪光的大旗面前，大清龙旗显得那么古旧；在近代资产阶级议会面前，军机处显得那么落伍。我不是以看客的猎奇心态，去展示民族的脓疮，而是真切地怀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情，从近代中西方南辕北辙的发展之路背后，去挤一挤我们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中的“毒素”，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比较史学涉及相当复杂的研究程序，况且本书涉及近代中西政治、军事、文化、外交诸多领域。我在这三年时间所累积的，不仅有精神长征般的极度疲劳，还有无从言说的无助与孤独。记得2006年开始写第一篇《迷途的帝国》时，我自己也恰如一位迷途的旅人，只知一个大致的方向，却不知究竟该迈脚何处。除了伴着满腔的热情上路，我身边没有任何历史学的专家老师可以请教，也没有哪怕一本现成的书籍可供参考。行走在荒凉的旅途中，我只能拿出一个军人的顽强不断奋勇前行。记得为了寻找一本有用的资料，我跑遍了成都大街小巷的书店，最后好不容易在成都图书馆找到了惟一的孤本，由于要作长期的仔细研读，而借阅的时间又有限，我花了半天时间和管理人员磨尽嘴皮，他终于同意让我一页页复印下来抱回家。这三年中，我经常会在黑暗中突然翻身起床，急急找支铅笔在某本杂志的空白处记录下灵感火花；我也曾无数次利用乘车或开会在手机上构思写作提纲。2008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改变了四川人的生活，也彻底打断了我的写作计划。从大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我就和同事们奔走于抗震救灾一线，赶写大量救灾题材作品。当我坐到电脑旁重新开始历史之旅时，每天都有可怕的余震不断发生，剧烈的晃动让人心存余悸，而耳闻目睹的人间惨景也时时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大地震综合症让我的精神难以集中。有一段时间甚至感到历史太过遥远，无力顾及。但军人的字典里都没有服输这个词，著名的前辈历史学家黄仁宇老先生一直是我的榜样。他也是早年从军，南征北战，直到36岁（1954年）那年才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来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何况还有领导的理解支持，和亲人朋友的鼓励期待。我强迫自己腾出创作空间，调整好情绪，继续与那些苦胆忧天、壮怀难酬的人物上路同行，比如光绪、洪秀全、曹雪芹，焦灼的心灵在忧患余生的声声叹息中，总算得到一点释放和平复。值得欣慰的是，这虽是我历史之旅的第一次远征，也收到到了积极的成效。这本书中的文章曾被多次转载并获得一些奖项，这给我很大的鼓励信心。我相信凭着我自己对历史的痴情和对创作的热爱，今后应该可以走得更远。希望亲爱的读者朋友不要被本书的标题吓倒。它不是一本正襟危坐板起面孔讲学术的长篇大论，也并非故作玄思的高头讲章。您不妨选择一个春日微熏的下午，泡上一杯袅袅如烟的清茶，听一个年轻的历史票友“散打”近代中西的绝妙传奇——你一定会发现，透过这一页页薄薄的纸，无论万水千山，我们都心有灵犀。
多歧路 今安在十年砍柴一个民族前进的历程犹如一个人的成长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关键的其实就是那几步。而在关键的节点上，选择往何处走、如何走，将对今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一个人进入垂暮之年时，回首往事，若此生无悔，则会庆幸关键的几步走对了；反之，则懊悔当初一步不慎，放弃了一条康庄大道。战国时代的杨朱子听说邻人寻找丢失的羊，无功而返，乃是因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于是戚然变容。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感慨人生：“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歧路前选择之艰难，今古同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一样，面对歧路时如何选择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主要在于主宰这个人行动的大脑和这个民族命运的执政者的智商乃至秉性，并受到那一时段整个人和整个民族综合状况的影响。王龙先生在其著作《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中，将清朝特别是清末重要人物和同时代的西方及日本重要人物的才华、命运进行一对一地比较，得出的结论让人扼腕叹息。中国这些在史册中享有盛名的人物，一旦和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精英人物相对照，就不免相形见绌。在王龙先生的笔下，无论是有天纵之才的“圣君”康熙，还是果断精明的慈禧太后，比之于俄国彼得大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具有折冲樽俎之宰相大才的李鸿章，比之于日本的伊藤博文；同为造反英雄的洪秀全，比之于日本的西乡隆盛；同为启蒙知识人的康有为，比之于日本的福泽谕吉……前者的个人能力，并不逊于后者甚至超过后者，可是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福祉，远不如后者对其本民族的作用更显重要。这些近代中国的精英人物，他们尽管也曾殚精竭虑，也曾呕心沥血，但最终却没能将古老的中华民族带往一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同为东方民族、文化传统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日两族，在面临同样的机遇时却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其间巨大的反差更是让后代人叹息难过。中华大地，不缺资源；中华民族，不缺人才。可几百年来，为什么在歧路之前，经过几番犹豫、迷茫之后，总是踏上一条事后史家看来最不应该走的一条道路？难道原因仅仅在于中国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或是整个统治阶层颟顸短视、于事无补？或者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善于消融一切革新的因素？难道屡屡犯错，是我们民族的宿命？也许，这些是晚清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明末以来，几百多年间无解的天问。“看《三国》流泪，替古人担忧。”这句俗语不能仅仅理解为后世读史者操闲心，乃是在同一文化体系下长大的人，基于对现实的认知，而对历史作种种合乎自己期望的设想，因此读历史时必然带着强烈的价值取舍和情感倾向。读明亡到清兴，再到清室逊位的三百来年历史，我有时会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做事后诸葛亮，判断起来就很明晰了。崇祯对“流寇”、后金的战争中，进退失据，往往在重要的时刻，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中，就如打麻将的臭手一样，沉思半天打出一张最不该出的牌。如此给清廷以可乘之机，进而入主中原，一时间清廷统治者将专制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大地扼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等到鸦片战争后，清廷统治者又在重复明朝末年统治者的覆辙，关键时刻犯不可挽回的错误。比如夭折的“戊戌变法”，比如一次次欺骗民意的“预备立宪”，比如最后让国人彻底失望的“皇族内阁”，比如仰仗权力公然剥夺民间资产而导致“保路运动”。崇祯帝要到煤山自缢前才知道自己曾做过那么多错误的选择，摄政王载沣恐怕只有到了颁发逊位诏书时才后悔没有把握住那么多的机会。王龙和许多近现代史研究者一样，喜欢拿中日两国做对比。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对比清朝戊戌变法之失败，固然让人惋惜，但更应该目光往后延伸，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给全民族带来灾难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能在美军的占领下，建立起一种权力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的体制，整个民族很快地从战败中崛起。这样的历程，值得我们思索。历史证明，没有哪个所谓的优秀民族从来不犯错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纠错机制，犯错后能不能吸取教训，不重蹈覆辙。机会，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来说，往往只给一次，一旦错过了，就很难有弥补的机会。而如果一错再错的话，人们就会审思：这个民族不同世代的掌舵人为什么难以建立起一种较为理性的抉择机制？本书的作者王龙是一位年轻的军旅作家，他不像许多军旅作家那样热衷于关注军事战略、传奇军人和检讨某场战役的得失，而是将眼光投向整个民族数百年来所选择的路径，用本族的杰出人物和外族的杰出人物一个个对比，从而获得一种超越一时、一地的大视野。只有用这种大视野看历史，看现实，才可能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今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许多中国年轻人自信心空前高涨，中国正面临巨大社会转型。所谓社会大转型，就是巨变，是走到了岔路口。何去何从，将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而民族大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的小命运紧紧相连。这个古老的民族历经磨难走到今天，有过无数血与火的教训，现在是否已具备在歧路前更理性、更从容、更博大、更长远的抉择眼光和胸怀？我相信，读完王龙这本书，多数人会引发对国运民生的进一步思考。基于此，我郑重向读者推荐《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近代中国的十位风云人物，对比西方世界的十大时代精英透视近代中西交锋的关键节点，剖析大国兴衰的历史玄机
大变局必然酝酿大变革，大时代必然面临大挑战。王龙先生在这本书里，以其犀利尖锐的观察力，揭示东西方文化的最初碰撞；以其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重现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画面。追根寻底，探究成败之因；望闻问切，稽考兴亡之变；剖析中外名流的人生轨迹，追寻近代中国的衰落原因。虽时过境迁，但点点滴滴，未敢尽忘，犹可发人深省；虽一家之言，但登临览胜，雪尽江清，令人感慨悠长。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清新之作，也是一本别出心裁的故事新编，值得一读。——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 李国文那些历史人物的焦灼与悲欢、智慧与迷茫、勇敢与无奈，无不体现出一个时代的侧影。王龙不是一个好奇的看客，他的笔游走于中西之间，博观约取，恨则深入骨髓，爱则眼含泪水，从中可见一位作家内心情感的丰厚与真诚。——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著名作家 王树增本书的作者王龙是一位年轻的军旅作家，他不像许多军旅作家那样热衷于关注军事战略、传奇军人和检讨某场战役的得失，而是将眼光投向整个民族数百年来所选择的路径，用本族的杰出人物和外族的杰出人物一个个对比，从而获得一种超越一时、一地、一党的大视野。——著名专栏作家、评论家 十年砍柴作者登高望远，极目苍凉，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从中西方大人物的命运中洞察国运浮沉的深层玄机，探寻近代中国落伍于世界的关键节点，让历史照亮现实和未来，从大国的兴衰中为中华复兴寻找借鉴。这无疑是一部独特新颖的中外拍案惊奇之作，也堪称一位军人忧国心切的当代盛世危言。——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柳建伟 这本书吸引我之处在于：它描述的是近代中国历史，采用的却是全球视角；它只是一部源于兴趣的历史随笔，却充满独特新颖的学术思考；它选择的是纸上书写方式，却拥有电影、电视般绘声绘色的新奇情节。中外名流轮番登场，时代风云激荡交错，其间的国运苍生、民间疾苦、民族命运，都那么真切而强烈地激励着我们。——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 裘山山王龙所要探究的是，今天的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不能不为这个志向高远的年轻人所折服，他在他的书中所流露出来的才华和智慧，集中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深刻见解和彻悟，必将引起读者和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出版人、《小说界》主编 魏心宏
无
对于清王朝的任何历史评论，都请不要刻意绕开它的对于民族的态度。清王朝对于汉族民族意识的压制和狭隘的民族观，是其近代化举步维艰的源头。为什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只有僧格林沁的部队抵抗？为什么甲午的时候辽东的汉人部队一触即溃？为什么清王朝苦心经营新军不听使唤？清王朝将满族人养起来，使王朝的支柱失去了力量。而它后来想依赖的汉人，却因为王朝前期的过度压制而缺乏捍卫政权的热情。本书试图从统治者的角度分析某种历史的轨迹，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从骨子里鄙视火器的王朝的统治阶级（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鄙视火器的王朝，根源应该是其战胜了火器数量巨大的明朝），即使拥有明君，也无法拥有进取的灵魂.
多歧路 今安在
十年砍柴
一个民族前进的历程犹如一个人的成长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关键的其实就是那几步。而在关键的节点上，选择往何处走、如何走，将对今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一个人进入垂暮之年时，回首往事，若此生无悔，则会庆幸关键的几步走对了；反之，则懊悔当初一步不慎，放弃了一条康庄大道。
战国时代的杨朱子听说邻人寻找丢失的羊，无功而返，乃是因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于是戚然变容。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感慨人生：“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歧路前选择之艰难，今古同理。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一样，面对歧路时如何选择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主要在于主宰这个人行动的大脑和这个民族命运的执政者的智商乃至秉性，并受到那一时段整个人和整个民族综合状况的影响。
王龙先生在其著作《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中，将清朝特别是清末重要人物和同时代的西方及日本重要人物的才华、命运进行一对一地比较，得出的结论让人扼腕叹息。中国这些在史册中享有盛名的人物，一旦和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精英人物相对照，就不免相形见绌。在王龙先生的笔下，无论是有天纵之才的所谓“圣君”康熙或果断精明的慈禧太后，比之于俄国彼得大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具有折冲樽俎之宰相大才的李鸿章，比之于日本的伊藤博文；同为造反英雄的洪秀全，比之于日本的西乡隆盛；同为启蒙知识人的康有为比之于日本的福泽渝吉……前者的个人能力，并不逊于后者甚至超过后者，可是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福祉，远不如后者对其本民族的作用更显重要。这些近代中国的精英人物，他们尽管也曾殚精竭虑，也曾呕心沥血，但最终却没能将古老的中华民族带往一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同为东方民族、文化传统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日两族，在面临同样的机遇时却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其间巨大的反差更是让后代人叹息难过。
中华大地，不缺资源；中华民族，不缺人才。可几百年来，为什么在歧路之前，经过几番犹豫、迷茫之后，总是踏上一条事后史家看来最不应该走的一条道路？难道原因仅仅在于中国人口众多、社情复杂？或是整个统治阶层颟顸短视、于事无补？或者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善于消融一切革新的因素？难道屡屡犯错，是我们民族的宿命？
也许，这些是晚清以来甚至可以说明末以来，几百多年间无解的天问。
“看《三国》流眼泪，为古人担忧。”这句俗语不能仅仅理解为后世读史者操闲心，乃是在同一文化体系下长大的人，基于对现实的认知，而对历史做种种合乎自己期望的设想，因此读历史时必然带着强烈的价值取舍和情感倾向。读明亡到清兴，再到清室逊位的三百来年历史，我有时会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做事后诸葛亮，判断起来就很明晰了。崇祯对“流寇”、后金的战争中，进退失据，往往在重要的时刻，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中，就如打麻将的臭手一样，沉思半天打出一张最不该出的牌。如此给清廷以可乘之机，进而入主中原，华夏文化出现了空前倒退，清廷统治者将专制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等到鸦片战争后，清廷统治者又在重复明朝末年统治者的覆辙，关键时刻犯不可挽回的错误。比如夭折的“戊戌变法”，比如一次次欺骗民意的“预备立宪”，比如让汉人知识分子最后彻底失望的“皇族内阁”，比如仰仗权力公然剥夺民间资产而导致“保路运动”。崇祯帝要到煤山自缢前才知道自己曾做过那么多错误的选择，摄政王载沣恐怕只有到了颁发逊位诏书时才后悔没有把握住那么多的机会。
王龙和许多近现代史研究者一样，喜欢拿中日两国做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成功对比清朝戊戌变法之失败，固然让人惋惜，但更应该目光往后延伸，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给全民族带来灾难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能在美军的占领下，建立起一种权力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的宪政体制，整个民族很快地从战败中崛起。这样历程，值得我们思索。
历史证明，没有哪个所谓的优秀民族从来不犯错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纠错机制，犯错后能不能吸取教训，不重蹈覆辙。
机会，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来说，往往只给一次，一旦错过了，就很难有弥补的机会。而如果一错再错的话，人们就会审思：这个民族不同世代的掌舵人为什么难以建立起一种较为理性的抉择机制？
本书的作者王龙是一位年轻的军旅作家，他不像许多军旅作家那样热衷于关注军事战略、传奇军人和检讨某场战役的得失，而是将眼光投向整个民族数百年来所选择的路径，用本族的杰出人物和外族的杰出人物一个个对比，从而获得一种超越一时、一地、一党的大视野。只有用这种大视野看历史，看现实，才可能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今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许多中国年轻人自信心空前高涨，中国正面临巨大社会转型。所谓社会大转型，就是巨变，是走到了岔路口。何去何从，将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而民族大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的小命运紧紧相连。这个古老的民族历经磨难走到今天，有过无数血与火的教训，现在是否已具备在歧路前更理性、更从容、更博大、更长远的抉择眼光和胸怀？
我相信，读完王龙这本书，多数人会引发对国运民生的进一步思考。基于此，我郑重向读者推荐《天朝向左 世界向右》。（本文为《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一书序言，发表时略有删节）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王龙著，华文出版社出版2010年2月出版，定价35元。）
没错，评价中国近代史，一定不能忘记满清政府“以小部族治大国家”后的统治心态。以满清之不求变革而论中国文明，实是颇有不公。
它怕呀，它统治的人数是自身的十倍以上，心虚
看到简介里面对于老百姓仁慈宽厚的态度，立马就不想看了，康麻子处死的囚犯是少，不过私下里各种非司法正常渠道死亡的人数有多少？还王四海？领导的政绩工程鼓吹还少？只能说康麻子算是满清王朝里有数的爱面子的君王而已。一个本身就是落后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外族王朝会有多少民族向心力，又会有多少民族发展力？看作者说的一本正经的，我真心没笑。这是反装忠呢还是忠装反呢？是洗地呢还是洗地呢还是洗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