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史话
2011-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焦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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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本》系列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该系列中的一本，介绍了中国的藏书史，书中包括了：秦代的藏书与焚书、中国古代藏书概论、魏晋南北朝藏书旋聚旋失、宋元官私藏书发展空前、近代图书馆的出现等内容。
焦树安(1937～2002)，祖籍浙江绍兴，生于西安。1957年由天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客座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六所高校教授比较哲学导论，指导研究生。曾赴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与讲学，宣讲中国哲学、汉学、历史、文献等。公开出版图书八部。2000年接受国家项目《中华大典·哲学典》工作，任常务副主编。作者迄今学术生涯四十余年，是中国从事比较哲学研究较早的专业人士，并对文献史料进行了钩沉与探索。
第一章中国古代藏书概论
第二章中国古代藏书起源
一中国最早的图书形式——简牍与帛书
二国家藏书机构——藏室的产生
三私人藏书的出现
第三章秦代的藏书与焚书
第四章汉代藏书制度的确立
一两汉的藏书及其机构的建立
二两汉的征书与献书
三中国的第一个国家书目
四石渠阁会议与《熹平石经》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藏书旋聚旋失
一纸的发明与纸书的出现
二魏晋南北朝的藏书
三图书的分类与编目
四汲冢书的发现与整理
五各类书目的出现
第六章隋唐盛世藏书大增
一从卷轴式写本到雕版印本册装
二隋唐五代的藏书
三图书的分类与编目
第七章宋元官私藏书发展空前
一雕版印刷的普及与活字印刷的发明
二宋元时期的藏书
三图书的分类与书目
四宋元时期的图书流通
第八章明清一统，藏书规模恢弘
一明清两代的藏书
二明清私人藏书激增
三明清时期的重要书目
四敦煌藏书西流与醑宋楼藏书东渡
五明清时期藏书的流通
第九章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一铅印技术的传人和书籍形式的变化
二清末民初文化教育的发展
三清末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四各种类型图书馆的普及
五从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化
六中国国家图书馆
七民国时期图书馆机构与管理
八民国时期的藏书
九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十日寇对中国图书馆的摧残和劫掠
公元前206年，刘邦创建西汉王朝，定都长安（今西安市）。目睹了秦代暴政的严重后果，汉初统治者着力恢复经济，减轻赋税与劳役，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对文化建设也较为重视。西汉王朝在藏书方面的许多做法，为后来历代承袭与仿效，最后演化为一种制度。这些做法是：（1）建立国家藏书处，收藏与管理图书；（2）在全国范围内访书、征书，力图使国家藏书齐全；（3）选派专门人员对收藏的图书进行整理校勘，编制国家藏书目录。 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在丞相萧何的主持下建成未央宫。与此同时，在正殿北面修建三座藏书楼：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作为专用的皇家藏书楼。在这三座藏书楼建成后，萧何将灭秦时在咸阳收得的秦代书籍置于其中，作为汉初第一批皇家图书而人藏。所以后来“石渠”、“天禄”则成了皇家藏书的别称。为了防火、防潮，在藏书楼中用石块砌成“石室”，书柜是用铜镶边的柜子，称之为“金匮”。 汉武帝时由于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图书增加很快，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汉武帝进一步“建藏书之策，置写书（指缮写图书）之官”，除了萧何修建的石渠等三阁放置从咸阳收集的秦代藏书外，据《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称，当时藏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说明：宫内在石渠、天禄、麒麟、延阁、广内、秘室六处等有藏书；宫外主管礼制、修史、授学的太常、太史、博士等所在的机构也有藏书。不仅如此，西汉时期规定了御史大夫（副丞相）的助手御史中丞是既掌管监察，又管理图书的主要官员。因此，御史官署所在地——兰台也成为朝廷的另一个重要藏书处所了。 西汉时国家藏书的总数量，根据刘向父子校定编目的数字为13269篇卷，其中六艺类3123篇，诸子类4324篇，诗赋类1318篇，兵书类790篇，术数类（占卦）2528卷，方技类（医药）868卷，加上不同写本与残本就数量更大，多达33090卷。 西汉末年，发生王莽篡权，引起政治动乱，藏书受到很大损失。公元25年，刘秀取得政权，建立了东汉，定都洛阳。东汉初期的几位皇帝，崇儒尚文，重视图书收藏。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光武帝曾从长安运来书籍2000余车，后经过明、章两帝近30年的经营，国家藏书有了较大的增长，达到原有藏书的三倍，计有6000车图书。这么多的书籍，除收藏于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等处外，还在宣明殿和辟雍（皇族读书处）以及鸿都等处也藏有大量缣帛图书。西汉时虽设有管理图书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太常、太史等官职，但他们都是从事监察、礼宾与史官工作，只是兼管图书。东汉桓帝刘志（147～167年在位）设立秘书监，成为管理图籍的专门机构，以后历代各朝都设此机构（明、清除外）。东汉管理图书的职官有兰台令史、东观郎、校书郎以及秘书监等，《汉书》的撰写者班固当时任兰台令史。正是有了专门性的图书管理机构与专职官员，才使图书管理与图书整理工作走向正规化。 东汉国家藏书由于《后汉书》中没有艺文志，所以很难得以精确地统计。清代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对东汉图书目录记载分为内外篇，内篇有“六艺志”、“记传志”、“子兵志”、“文翰志”、“数术志”、“方技志”；外篇为“道佛志”。其中章、篇、卷数可考者8l章1790篇，2 32l卷；不可考者208部，占全部藏书的绝大部分。尽管这是些大约的数字，从中也可看出东汉的藏书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藏书控制很严，除太常、太史、博士等官外，其他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抄录，否则给予严厉的制裁。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为此苏昌被罢官。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遭到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因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象灾异、地形要塞也不宜诸侯王掌握。可见汉朝统治者所以十分严格控制图书流通，是为巩固其至高无上的皇权，以防诸侯王谋反。 至于民间私人藏书，至汉惠帝四年（前191）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后，才成为合法之事。在此之前，民间藏书都以隐匿形式保存，因此藏书者不多。 在两汉，由于简册书写与收藏不便，加上缣帛之书昂贵，故私人大量藏书者并不多，能够大量收藏图书的首先是有权和富有的诸侯王，比较著名的收藏者有淮南王刘安与河间献王刘德。献王曾步朝廷之后，向民间高价征书，“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就是请人精抄一份，把正本留下，抄本归还原主，于是四方人士纷纷献书。献王所得到的大都是古文先秦旧书，致使刘德的藏书与皇家藏书数量相差无几。西汉的私人藏书家中有些是官宦学者，如刘向父子、班■、卜圭，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东汉时最有名的藏书家是蔡邕（132～192），据史书记载，他是我国第一位藏书近万卷的藏书家。 当时私人图书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国家赐书，如西汉末班■，东汉窦融都曾得到皇帝的赐书；二是私相授受，如蔡邕亲自赠给王粲（can）“数千卷书籍”；三是由书店采购而来。随着经济文化发展，人们对书籍需求量增加，已出现专门买卖书籍的书肆。在西汉著名思想家扬雄（前53～后18）的《法言·吾子》中已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的记载。《后汉书》也说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汉代既有国家藏书，又有私人藏书。图书既有典藏，又有流通；图书来源既有赠赐，又有购买。那时藏书达到很高的水平。 ……
中国是世界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极其灿烂的古代文明。古代典籍之多，居于世界之首。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因而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是《中国读本》系列中的一本，介绍了中国的藏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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