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二十讲
2009-1
华夏出版社
傅杰 选编
426
349000
无
在这样一部汇录了名家与专家论述的文选之前再由编者来介绍孔子及《论语》，不仅是自不量力，不啻是自讨没趣。所以这里只就本书编选中的几个问题，向读者作个简略的交代。 要交代的第一点，是本书名为《论语二十讲》，但却选入了多篇关于孔子生平与思想的文字。这是因为孔子虽然不是《论语》的作者，却是《论语》记述的主要人物(以致赵纪彬一口咬定其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以《论语》为基本史料来研究孔子，是古往今来大多数学者习惯采用的方法。如周予同所作孔传开宗明义： 我因为想尽心尽力描画真的孔子的轮廓，所以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严格。我的材料大部分取自孔子的门弟子所记录的《论语》一书。《论语》以外的书，非万不得已，不胡乱采用。 而这样的孔子研究，实际上同时也就是对《论语》的研究，二者很难截然分开，并且时能相得益彰。至于脱离《论语》——如或以《易传》为依据来讨论孔子哲学思想、或以《春秋》为依据来讨论孔子政治思想的文字，则自然不在本书的收录范围之内。 要交代的第二点，是本书以帮助读者认识孔子、理解《论语》为目的。编者的野心是：就问题而言，能兼顾到点与面；就读者而言，能兼顾到雅与俗。具体来说，一是希望还缺乏常识的读者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孔子及《论语》的概要；二是希望已有基本知识的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对某些问题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三是希望专业人士也可以通过本书集聚若干篇足资参考的教学与研究资料，而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碰巧还是他们过去未曾留意却值得留意、未曾寓目却应该寓目的(其中陈大齐、萧公权、钱穆、高明、刘殿爵、柳存仁、昌彼得、韦政通、王博等近半数的论文有可能是首次在大陆梓行)。这个野心已经够大，但编者还不会自负到妄图借本书来为孔子及《论语》研究作总结、为孔子及《论语》研究者排座次的地步——这既不是本书的篇幅、更不是编者的能力所办得到的。换句话说，这二十篇文字并不一定代表近百年孔子及《论语》研究的最高水平(甚至也不一定代表该作者相关论述的最高水平，如任铭善的《论语集释》书评较具普遍意义，而体现其专家之学的《说(论语)冉有问夫子为卫君章》等章句训释则不适宜入选本书)，更不表示未入选者就一定不够水平。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三 要交代的第三点，是本书推荐的文章，编者只求每篇都能言之有物，多多少少或能在材料上广读者之见闻，或能在见识上益读者之神智，但不等于各篇内容都是编者所完全同意的。如周予同《孔子》述及： 某次，马厩起火，孔子退朝，问：“伤了人没有？”回答他没有，于是他又问马。 这是《乡党》篇“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白话改写，著者特加申说： 按旧注“不问马”作一句，以为孔子重人贱畜。今改为“不”字绝句，以表示孔子先仁人而后爱物。 著者盖自视其读为异于“旧注”的发明，其实前人早有作如是解者，只是不为多数学者信从而已。而这种不顾原著语言规律、刻意美化孔子形象的做法，也不为我们所信从。读者通读本书，更容易看到入选的各文之间意见也多分歧。如张岱年在《孔子哲学解析》以及其他多篇文章中都批评孔子“看不起生产劳动”。而陈大齐则力辩孔子并不轻视农稼。又如陈大齐《如何研读(论语)》强调诠释《论语》不宜夹杂后人之见，倡导以《论语》解《论语》，而黄彰健则反以不用其他典籍证发《论语》为陈氏的“主要缺点”。凡此不能强求一律，要在读者慎思明辨。 四 要交代的第四点，是本书选文除个别篇目略有删节，只在统一全书体例(如萧公权等文，原印本例不用书名号，今为补标)、订正手民讹误(如任铭善等文，原印本文字与标点颇有粗率之处，今为校改)方面作了加工，对作者行文的习惯乃至行文的疏失则基本不予更动。如《为政》篇“五十而知天命”句，刘宝楠《论语正义》在引录《韩诗外传》与《汉书·董仲舒传》后总结： 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禄命矣。是故君子知命 之原于天，必亦则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于同天。钱穆《本(论语)论孔学》节引上文，删去“意以知天命，必能知禄命矣”，而将“意”字误属上句，即断为“二文皆主德命意”，句读失当(“意”属下句，刘书常用之以阐释文意，如《雍也》篇“樊迟问知”章正义：“窃以夫子此文论仁知皆居位临民之事，意樊迟时或出仕故也。”)。又黄彰健《了解(论语>的方法》云： 但就修己而言，则《易经》言“惩忿窒欲”，《论语》言“克伐怨欲”，《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多欲，则其存焉者寡矣”，而《乐记》亦言天理人欲，毕竟应严理欲之辨。《中庸》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虽在饮食之际，其心亦不违仁，这也可以说是无欲了。 其中引为“《中庸》说”的，明显是《论语·里仁》篇中孔子的话。黄文在台湾和大陆都发表过，然皆未察其讹；所胪列的文献井然有序，也不方便我们径将“中庸”改正为“论语”，今亦姑仍其旧。 五 要交代的第五点，是本书只收录中国及华裔学者主要用汉语写就的论著。这并非鄙视“非我族类”的外国学者，而是由于编者的局限。一是所见原著的局限。《论语》已被译成多种外文，也有多国学者用不同的文字写了数不在少的研究论著，其中既多有编者看不到的，也多有编者看不懂的。二是所见译文的局限。诚然，不少外文论著已被译成汉语(最近的例子，英文如郝大维、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日文如松川健二等的《论语思想史》。但要选及译文，则译文的可靠与否也足以让无力核校原文的编者如履薄冰。不论其他，就说本书选入的陈荣捷《孔子的人文主义》，有两种都是出自专家的译文，开篇就赫然已见显著的差异。甲译本是： 孔子确实可以说从总的方面铸造了中国文化。也许这种说法显得过分，但是，如果说他在特殊方面铸造了中国哲学，即他为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定了方向和建立了模式，这种论断比通常的了解具有更多的真理。 乙译本是： 如泛说孔子塑造了中国文化，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如缩小范围，说孔子也塑造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亦即他决定了而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或建立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模式——则似乎过度夸张。然而此说真实无误，它比一般所理解的还要来得真实。 前者之意为称孔子在总的方面铸造了中国文化可能言过其实，但说到他对中国哲学的决定性影响，则是恰如其分的。后者之意为称孔子在总的方面铸造了中国文化无庸置疑，但说到他对中国哲学的决定性影响，就不那么众口一词了，尽管这同样也是事实——其意大致与徐复观《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归》中的表述相近：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是由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而奠定儒学的基础。“这是得到许多人所共许的”；但“现代谈中国哲学史的人，几乎没有人能从正面谈孔子的哲学”，原因是在常人眼里，《论语》“里面形而上的意味太少，不够‘哲学’”。甲本由钱耕森译，汪子嵩、余敦康校，先刊布于1983年第4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复收录于199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的陈氏《中国哲学论集》。乙本由杨儒宾译，黄俊杰校，见于1993年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陈氏《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上册。编者手头无陈氏的原著，唯有勉强根据常识选择译文之一。而对外国学者著作的中译本——请恕编者胆小
《论语二十讲》以帮助读者认识孔子、理解《论语》为目的，遴选诸多名家经典之作，如周予同、朱维铮、陈大齐、萧公权、钱穆、高明等等，分享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心得、对儒家文化核心思想的温暖亲近与深层体认，点面结合、雅俗共赏，于分歧中见真知，于感悟中益心智。
周予同（1898—1981）初名周毓懋，学名周蘧，又一学名周豫桐，浙江瑞安人。 少年时代，就读于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毕业后，进了瑞安中学。1916年，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国文部。 受“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的影响，周予同和同学们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进行“工读主义”的实验。1919年“五四”，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北京各校代表数十人举行联合大会，他就是高师的代表之一，并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壮举。 1920年，周予同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次年到上海工作，直至1932年。他当过商务印书馆编辑，担任过教育杂志社主编，并一度在上海大学执教。这十余年，恰风华正茂，是他学术上大有建树的时期。1925年2、3月，他在《民铎》杂志上发表了《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次年改题名《经今古文学》出版。1926年10月，还发表了论文《僵尸的出崇》，猛烈地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读经”叫嚣。后来，又出版了《经学历史》注释本和《朱熹》等著作。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义愤填膺，与胡愈之等联名抗议，揭露真相。当时，参加大革命的周谷城来到上海，生活上碰到困难，他热情的给予帮助。颇有趣味的是，后来两人长期任教复旦大学，因为同年出生，加上同姓、同学又同行，被复旦“二周”。 1932年周予同离开上海，回乡探亲。一度在浙江十中任教。1933年，应邀到安徽大学任教，曾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35年又返回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这几年里，他一方面继继研究经学史，出版了《群经概论》、《孔子》、《汉学师承记选注》等，另一方面，为编写教材花了大量心血，如编写了《本国史》、《国文教科书》。此外，撰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至1941年，周予同仍在暨南大学任教，兼史地系主任、南洋研究馆主任、教务长等职。1943年至1945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1945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当教授，一直到逝世。从抗战爆发到上海解放这段战乱的年代里，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上海，他身陷“孤岛”，正气浩然，宁肯挨饿，决不到日伪办的学校教书。抗战胜利后，新的内战又起，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动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大教联”）。解放前夕，复旦进步学生遭毒打，周谷城曾起草宣言，揭露真相，他与陈望道、洪深、曹亨闻、朱伯康等著名人士均签了名。坚定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为保障人民权利与民族解放而奋斗。 解放初期，周子同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等职。1957年以后，兼任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繁忙的社会活动，他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从1959年起，他恢复了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开设全国独一无二的课程“中国经学史”，并悉心培养学生，指导学生和二届研究生撰写专题论文。六十年代初，他和汤志钧合撰了七篇论文，推动了全国学术界重视经学史的研究。此外，他还主编了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和《辞海》经学史全部条目。 周予同的学术研究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公开抵制极“左”的观点。1965年。围剿吴晗《海瑞罢官》，他在《文汇报》编辑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愤激地说，如此全盘否定，“将来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只好取材于外国资料了”。会上，他公开说吴晗是好人、是“清官”，痛斥姚文元“乱箭射人”、“乱打一 通”。这一下，真是闯了大祸了。1966年，上海“首批周予同”，他遭到了从未有过的磨难。一位古稀之年的学者病倒了，瘫痪卧床，双目失明，整整13年。 粉碎“四人帮”后，周予同的冤案得到昭雪。他虽然病魔缠身，无法执笔，却仍然指点朱维挣撰写有关论文，并编辑自己的论著选集。遗憾的是，选集尚未正式出版，却于1981年7月15日早晨溘然病逝，终年83岁。 主编《历史文选》2002年7月新一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 孔子二 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三 孔子的性格 四 孔子与屈原五 孔子再评价六 孔子再评价七 孔子哲学解析八 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九 对于孔子所讲的仁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十 孔子的礼教十一 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归十二 本《论语》论孔学十三 《论语》中所见的孔门弟子十四 《论语新论》导言十五 论《论语》的编纂十六 关于朗诵《论语》十七 如何研读《论语》十八 了解《论语》的方法——并简论汉宋学派对《论语》的解释十九 《论语》版本源流考析二十 评程树德《论语集释》
四、信言有征见真实 于是，科学地研究孔子的历史，便引起我们重视。其必要性已如前述，问题在于怎样研究才合乎科学。 我认为，只要有助于再现历史，各种方法都不妨一试。事实上，在建国以来的孔子研究中，从古老的考据学方法到现代的系统论方法．都在被应用。这也许是学术界仁智互见的一个原因，但更可能是导致问题最终解决的正确通道。就我个人来说，虽然从各种方法的应用中都受到启迪，遵守的则是马克思指出的研究方法：“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 不过，尝试应用这一科学方法去研究孔子，便困难了。在我看来．这些困难，是弄清孔子的历史所必有的障碍，要克服还得花大力气。 首先是详细地占有材料。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谁都离不开《论语》。这是不错的，因为经过历代学者反复审视，都肯定《论语》保存了孔子言行的原始记录，属于较可信赖的材料。但倘如钱玄同所说研究孔子只有专门根据《论语》，才能保持可靠性，那就成了问题。 今本《论语》编定于公元2世纪，上距孔子去世已六百年。它的原始结集虽然可以肯定出于孑L门弟子之手，但结集的时间和编者本来就不清楚。它怎样在各个宗派中间抄写流传，到公元前1世纪出现三种文本的过程，也仍然是个谜。
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 ——李长之《孔子与屈原》 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用引导阳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溶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俞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 孔子在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不因其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增加，也不因其不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减少。 ——徐复观《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归》
无
集合了一部分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针对《论语》，对于了解前辈的治学方法与研究领域很有指导意义。
是本好书，让我对孔子有了全新的认识。
如题，且可便宜不少钱，已经买了当当的三本，其他的准备在孔网买，省钱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