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沧桑
2008-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春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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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祖国已沧桑巨变。得失之间充满矛盾甚或悖论，乃至经常发现争辩的各方都自有道理，无法做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判断。《家国沧桑：改革纪行点滴》是林春教授的论文集，《家国沧桑：改革纪行点滴》收录24篇有关中国改革的文章，分为“为改革呐喊”和“改革方向辨”上下两篇，展露了一位长期游学、工作于海外的中国学者关爱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与改革的心迹。林春教授的文章观点鲜明，文笔很好，读她的东西如沐春风中深受教益。
林春，祖籍福建，1952年生于北京，在山西度过青年时代。1984年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赴英国读书，1989年获剑桥大学历史与政治博士学位。现执教于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曾发表《英国新左翼》(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3)和《中国社会主义转型》(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及多篇论文。编有《中国》三卷(Ashgate，2000)和《女性：漫长的革命》（与李银河、谭深合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等文集。
上篇 为改革呐喊 1 1977 论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2 1983 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学说 3 1978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 4 1978 谈谈两种民主 5 1978 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6 1979 纪念张志新 7 1979 试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反封建残余的斗争 8 1980 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 9 1982 中国的家庭制度 10 1984 关于山西省农村知识分子的考察报告 11 1984 卢卡奇的思想和活动 12 1988 怀念黎澍 下篇 改革方向辨 13 1998 不朽的宣言——纪念《共产党宣言》150周年 14 1998 二十世纪史与“历史共产主义”——简评《极端年代》 15 2001／2005 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 16 2004 评龚育之“独特的超越”和马若德“文化革命对改革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17 1998 “清醒的少数” 18 1996 社会主义与消灭贫穷 19 1999 教条突破与制度创新 20 1998 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 21 2003 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22 2007 资本主义是中国的出路吗？ 23 2004 小康社会主义的公共政策构想 24 2006 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
上篇 为改革呐喊 1 1977 论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这本来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我们所以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是由于在长时期中，它几乎被“四人帮”及其御用“理论家”们用乌烟瘴气的宣传所埋葬。“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历史唯心论反对历史唯物论，肆意诋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丰义建设。其结果，历史唯物论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面目全非，或者变得生疏了；人们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生产力的作用，甚至怀疑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是否已经过时。然而，历史唯物论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违背客观规律，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坚决清除“四人帮”唯心主义宣传的流毒，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来面目，是一件重大的、迫切的事情。 一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是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我们和“四人帮”对这个问题的截然相反的回答，标志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分野，也反映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一小撮从历史反革命走到现行反革命的野心家、权力迷的对立。 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归根到底生产力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的发展。“四人帮”站在历史唯心论立场上，颠倒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歌曲《我的祖国》 没有任何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洲陆的一部分。海水冲走一块沙石，欧罗巴就少了一角，那片流失的岩岬，有如远去的你自己或你朋友的家。每个消逝的生命都是你的伤痛，因为你是人类的一员。莫问钟为谁鸣，它就为你而鸣。 ——约翰·堂 坚决的革命行动与对人类深切的同情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的真髓。旧世界必须被推翻，但每一滴流淌的或被压抑的眼泪都是控诉；一个匆忙赶往伟大事业的人在不经意中撞倒一个孩子，不亚于一件罪行。 ——罗莎·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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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分好几次才读完，看了名字之后，有些篇章是那么的不引人入胜。就像初中自己会觉得物理课很无聊一样，是那样的笃定与愚蠢。
书还是很值得读的，切勿犯了先入为主了毛病，就象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做不好这个，做不好那个，其实有时候是自己骗了自己。这也是书里的问题，很多处都明显的主观了，诸如对社会主义的前景。这类文字看似愚蠢，如很多左派文学一样，让你对待它就如对待五毛的脑残评论一样，但是，仔细读下去却又让读者怀疑这迷一样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铿锵有力的支持。最近的好几条评论，诸如李慎明关于毛的评价，最近又有关于华国锋的，之前还有许许多多军方关于打击腐败的言论，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如同林春所说，改革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损失同样也是的。我们总在怀疑着左派，他们不肯对毛唾弃，对文革的暧昧关系，都让我们这些‘正常人’极其受不了，我们大可以不假思索的认定他们是喝了狼奶，吃错了药，但是当我们仔细想想，很多时候我们犯的在文革中犯的错误，那就是不假思索的打击一批人。 资中筠说，100年后，上面是慈禧太后，下面还是义和团。文革的痛还在，可是教训却没有吸取到。所谓的左派文学里面，有着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
书中对中国革命的描写基本上是很正确的，从告别革命到痛斥革命，我们一直在犯一个错误，就是文革中的错误，什么事都要盖棺定论，坏人总是十恶不赦，六亲不认的。也许之后真正的尝试去分析实例，怀着一颗善良的心，也许我们才能明白那些人的坚持。
毛时代的人民自负到现在的自卑，其实都是无知的表现，这世界哪有那么多耻辱，谁吃了坏东西都要急着上厕所，一旦你不敢于直面错误与窘境，你就骗了自己。有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无助，又希望自己可以看透这一切，但是人总是无力的，当我们尝试有一双可以看透天与地，人与万物的慧眼的时候，这种无力，这种无奈的冲动，总是会让我们选择认为一些事是绝对错的，而相对的完美的。这种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普遍。
《家国沧桑——改革纪行点滴》一书收录了执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林春女士24篇有关中国改革的文章，字里行间展露出一位海外游子的心系祖国的心迹。
第一次读到林春的文字是11年前的《读书》上，其时我还在岳麓山下的大学校园里。那篇名为《不朽的宣言——纪念〈共产党宣言〉150周年》的文字让我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打破既往所形成的死板的马列老太形象。
改革三十年，神州沧桑已巨变。得失之间充满矛盾甚或悖论，因此狄更斯《双城记》开头那段，“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也是一个失望之冬；我们面前有各种机会，我们面前也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直登天堂；我们也可以直下地狱……”不断为国人引用。
书的上篇《为改革呐喊》集结了作者改革初期的文章，下篇《改革方向辩》收录的则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字，两相比照，勾勒出了作者从至诚支持改革转而担忧其走向保持相应批评态度的心路历程。林春认为不是自身想法改变了，而是改革本身发生了变化：从全球化接轨立场出发对改革目标及步骤方法的解释和处理，有违改革初衷，造成本来是一场社会主义自我调整运动的某种蜕变，并表示中国人民的改革大业必须重新定位完成否定之否定的救赎。
但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坚持那种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更多的人都希望能打破“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党管媒体”这一制度镣铐！因为不仅老百姓而且党所管的干部早已不相信“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有研究通过对财政预算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党龄越长的地级市市长，其环保支出越低；地级市长升到此一职位所用的时间越短，其环保支出越低。所以郑州那位统计局副局长对自己所说的“你到底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其实是一句大实话，和戳破皇帝新衣的童言一样。但也正是由于其扯下了一直以来的遮羞布，还是让我们不免感到愤怒，因为人们很难直面其背后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所谓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无非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此的话，旧邦永远不能新造。从道义与合法性的角度来说，传统的社会主义在19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已经陷入彻底破产、信誉扫地的境地。因此睿智的小平同志曾说，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管它姓资还是姓社。改革开放进入第31一个年头，其本身确实发生了逻辑上的改变，以89为界线，前后两个阶段确实有着实质上的差别。92南巡以后，市场经济高歌猛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止步不前，甚至倒退。正是党国体制导致了今天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而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粗暴的霸占了改革的成果。无奈之下，市场也只能莞尔一笑，向权力投怀送抱，极尽调情之能事。即使是今天人们所诟病的贫富两极分化，其根源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一文揭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并非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延安时期，中共即已建立“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建国以后更是通过等级森严、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将此种分化制度化。1955年，“人民政府”最终取消延安时期沿用下来的供给制标准，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而且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而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达416倍。”而“以战后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其文官总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仅为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在这方面，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资标准，等级只是30个级别，少于国民政府上述标准，但最高一级和最低一级工资收入之差，却达到36．4倍，超出前者一倍以上。即使除去相当于国民政府总统和五院院长级别的主席、总理、委员长级，最高级与最低级之差也超过26倍之数，至少形式上仍高出前者许多。”因此正如杨奎松所说，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是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这也正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揭示的原则。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与此相应，中山大学黄冬娅《财政供给与国家政权建设：广州市基层市场管理机构（1949-1978）》（《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2期，总第2期）一文梳理了1949-1978年期间广州市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历史演变，通过档案分析发现，1978年后基层市管机构的“三乱问题”并非是与1978年前的断裂，相反，它们正是前一时期的体制遗产。因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并未解决基层国家机构和人员的财政供给问题，以及由此所衍生出来的基层政权的监控问题。由于财政经费的缺乏，国家规定基层市场管理机构从其收费和罚没收入中开支，导致了乱收费和人员非正规化的产生。
笔者在此不惜笔墨的重述两位研究者的观点，其实是想说明这一问题：即当下中国所衍生出来的诸种为人们所诟病的问题，其实都植根于中共建国以后所确立的党国体制，无论是收入的两极分化，还是的“三乱现象”都有其历史与制度的根源，改革开放只不过是进一步暴露了旧制度的问题而已。所以并非如林春所言，对当下的改革必须来一个否定之否定，而是应该在坚持现有的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推进必须的政治转型，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保卫改革的成果不被社会所积累的“革命情绪”所吞噬。
《序言》中作者提到一位逝者慨叹：“我们年轻时为之奋斗的理想，不是离我们更近，而是更远”。历史就是如此吊诡。作为生者，兴许更为看重的是当下世俗的生活，而不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与遥远的彼岸。尽管这是一个矛盾的年代，“高墙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但套用一句《活着》里的台词“活着真好”。对于芸芸众生才说，平平淡淡才是真。 因为经过“极端年代”革命的癫狂，我们终于明白“短二十世纪”的悲剧“在于灾难并不源于贪婪、不负责任的恶意，而源于为他人和未来而主动做出的自我牺牲”（Ree，1996/7:167)。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悲剧正如那句老话所揭示的，“正是善良愿望本身铺设了通向地狱之路”（"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by good intentions"）。
实事求是的说，本书值得认真品读的文章不多，在我看来值得推荐的就是下篇中《不朽的宣言——纪念<共产党宣言>150周年》、《二十世纪史与“历史共产主义”——简评<极端年代>》与《“清醒的少数”》。下篇其余的文章则处处流露出作者那种挥之不去的“左派乡愁”，此种情绪让作者沉迷于昔日的“理想”，转过身，向后看，反而不敢直面其所抨击的现实问题的旧制度根源。这种“左派乡愁”与共产主义中的“返祖现象”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和恐怖主义均可归入“原教旨主义”的系谱。受其困扰，林往往陷入逻辑混乱，远离常识， 无论是其所举南街 村以证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优越性的例子，还是其一古巴和美国医疗制度来为社会主义辩护的例子。前一例子的，已为今日的事实所戳破，南街村的困境其实已经彰显了这一模式的破产。后一例子，其实只要让古、美两国人民用脚投票就能证明何者优越。
兴许离开中国越远，此种“乡愁”愈是发酵，越是怀念已被改革进程所逐步扬弃的那些“铺就通向地狱之路”的“善良愿望”，对残酷的历史愈发采取鸵鸟政策，忽视中国问题的制度（党国体制）根源。
贴着地面行走，时刻用常识惊醒自己，我们才能在这个苦乐交织、新旧杂糅的“大转型时代”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
LS的同学忒犬儒。
权力不受制约的“党国体制”必然导向官僚资本与腐败横行！
丘吉尔早就说了“民主不过是最不坏的体制”。向前看而不是往后看，勇敢而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落实公民权利，才是神州正途！
你们只要看到林春人，听过林春的观点就之地，左派乡愁也是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