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上下）
200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金冲及
1370
无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所谓必要前提，就是指它是无法逾越的。如果连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无法做到，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分成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至二○○○年，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金冲及教授，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该领域内取得众多开拓性成就。
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2008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其中《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其他重要著作主要有：《辛亥革命史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等。
第一章 步入二十世纪的前夜第二章 推倒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第四章 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醒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六章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第七章 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第八章 工农红军的苦斗第九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十章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第十一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第十二章 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第十三章 和平建国希望的破灭第十四章 人心向背的较量第十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第十六章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第十七章 抗美援朝战争第十八章 大规模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上）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下）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上）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下）第二十四章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二十五章 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第二十六章 在风浪中奋勇前进第二十七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十八章 迎接新世纪第二十九章 历史的启示
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上）一九六六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的元旦献词，写道：“我国各族人民，满怀无限的喜悦，决心在这新的一年中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伟大的成就，使新的五年计划旗开得胜。”这个新的五年计划原来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实行，它的编制工作早已开始。这年四月十七日，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一个《关于修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汇报提纲》，指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提纲》提出修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草案的补充设想：一是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二是大抓农业，解决南粮北调和吃进口粮的问题，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扶持社队工作，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已成过去。人们的主要注意力正集中在如何更好地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上。这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在经过五年调整后迅速发展。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三，钢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七，原煤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六，原油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四。发电量增长百分之三十点三，棉纱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六，化肥增长百分之四十一点三。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都在这个时期创出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农业生产在上半年就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拿全年来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其中粮食增长百分之十，棉花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生猪存栏头数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八，水产品增长百分之四，植树造林面积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正当大家为国民经济渡过难关、重新出现大好发展势头而倍感兴奋的时候，一场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突如其来地席卷全国，并且持续十年之久。它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损害。这场政治风暴的性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及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保存着。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青年和许多领导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顽强奋斗，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取得巨大突破，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他渴望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社会制度，并且鉴于苏联的教训，力求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但那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清楚。“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很自然地按照战争年代经验来设计社会主义的蓝图。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就是现时可以实行的社会制度。”“‘大跃进’失败后，他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这种超越阶段的设想仍然没有放弃，真诚地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这种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本来是行不通的，但对此持有怀疑或不赞同的主张却被他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这就使矛盾发展得更加尖锐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国以后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他常说的“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他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他在一九六○年初就讲过：“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态度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一九六五年一月，他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陈正人在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薄一波在信旁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四清”运动中被夸大地揭出的种种问题，使他认为干部蜕化变质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更增强他那种紧迫感。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前引他对文艺工作批示中所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便是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偶然的。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他在一九六四年底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借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成语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在《转折年代一一中国的一九四七年》那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主要的理由已经在前言中作了说明，后记中想再说说个人方面的一些因素。在本书的后记中，也想这样做。我是在满七十五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说“动笔”，确是写实，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地用笔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这样写了两年多。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这样自讨苦吃？从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我生活了超过七十年。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历史。这就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虽然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难说自己的记述都是正确的。第二，命运使我成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到大学历史系读书到现在已经六十一年。几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过去做过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本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动手时掂量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何况还有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可以利用。这样，便下了决心。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套装上下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无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是金冲及教授研究中国历史50年，连续写作3年多而成的总结之作。全书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一直写到2000年新世纪的钟声响起。全书立论宏富、资料详实，详略有致，文字洗练。自然，最大的看点还是作者参阅了大量他人无缘与面的内部资料：比如毛周等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一些当事人的未刊日记或口述记录。在许多重大事件、人物评价上，都有崭新的突破。坊间学者把这部书看作某种风向标：看作者写了什么，没写什么；写了的具体写到哪一步，提法上评价上有什么新的突破；浓墨重彩的是什么，轻描淡写的又是什么……总之，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鸿篇巨著。它既是作者研究历史50多年的总结之作、心血之作，也是近现代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大手笔、世纪之作。
是因为看电视剧《解放》激发了研究现代史的兴趣，这本书真不错。
节日期间下单，节后第一天就收到货。书的内容自不必说，精装版书品品质果然不一般，令人爱不释手。而不到6折的价格更使其物超所值。建议喜欢历史题材的读者赶紧下单，还等什么？
这套书是老师推荐购买的内容还没看完但精装的包装纸张很好金先生的力作也值得拜读
本来想买简装的，偶然看到有仁兄评论说纸张很差，便来看看精装，只差十几块钱。果然内容印刷具佳，但168的定价实在离谱，还好当当有折扣，值得推荐。
权威！好书！内容没得说！历史爱好者必读
读后对20世界历史又有很多清晰的认识，以史为鉴，收获多多。
作者因为不会电脑写作而一直“笨拙”地手写，精神可嘉！这本书也很通俗易懂。不是这种思潮掌握舆论就是那种思潮掌握舆论，金教授的这种史观教育，我们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金教授已经高龄，支持金教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创作吧。
作者的文笔非常适合写史，书很不错
包装很好，适合领导学习
内容、纸张、印刷、装订俱佳，必须收藏、学习！
好书，不愧是著名专家的大手笔。印刷，装帧都很好！
书的装订很不错，内容上不用多说，绝对值得一读。
了解了不少东西
整体不错，值得收藏送人！内容需细细品读。
值得买来慢慢品读的好书。
似嫌简略。
书的质量很好,内容也不错,很喜欢,价格再便宜些就更好了.
刚收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史纲》，质量不错，正在准备阅读，就是送货有点慢！
书整体不错，印刷质量好，值得推荐！
这是一部很好的中国史，正在看，没看完，不过真的很好。把那些大事说清楚，小事补进来，把那些乱的理清爽，不乱的提炼好，这部书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书的装帧简洁美观，看起来很舒服。
看上去还不错，送人了，也没问具体怎么样
该书作者明显的受大陆官方主流思想影响
史论结合，参考了一些近人著作，文风平实，但叙事似嫌简略。
本书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既然是中国史纲，就应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上来写，而不应站在***或国民党的角度上写，本书的题目应改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内容上太浅了，难怪叫史纲。普及性读物。建议有兴趣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的人读读。
内容80%为中共党史。描述较多，评价与剖析不足。特别是有些重要事件评论语焉不详。相比较《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先不论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其结论是否有失偏颇，究竟史料充分，论说有利，逻辑性强，可信度高。本着做人要厚道的原则，我只能说，本书在治史上还有不小差距。
当代历史确实要突破许多才能写好。
别人推荐，买了一套送长辈了，回馈还可以
是精装书，外观还是比较大气的，内容还没细看，只是浏览了一下，像是党史
本书不是介绍和我想象中的那样值得读，也许要等到在过一些时间，才能品味出书中的味道，或者再过段时间写，可能更是值得读。
这是我在当当所买的近10000块钱书中，不多的因为内容而失望的几本书之一。感觉我们国家的史学家写历史完全是在堆积材料，而且是有选择的堆积材料，特别是当代史。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出版社出版这样的“历史”书。
不喜欢文中的很多腔调，有点后悔花那么多钱买这书。
没劲，买了后悔，没什么意思。内容没有什么，假大空
对中国的整个二十世纪做了一个梳理，对于了解中国近现代很有用。
出版社老字号，纸质很好，外观精美。值得收藏，一本不错的好书。
前一段一直在读一些路子比较野的史书，读了金老师的大作后，才知道什么是功力、什么是历史。
买本书是为了参照其他几套类似的史书比较阅读，内容比较简洁，不拖沓，至于观点则见仁见智，至少作者的写作态度是比较客观的。
非常好的近代史书，现代史书。
写得不错,让我们对近代史重新了解,
包装得很精美；就内容而言，相对来讲，史实说得简要，而作者的评论多了些。
看点历史书，其实只是想心静。
在这里只说总的感受了。
个人觉得这套书总体上写得不错，在一些问题上论述得还算比较充分了，相对于别的“史纲”类的书籍，这里面的材料很是丰富。
但是毕竟历史没有那么简单，有些问题作者也只是亮一下观点而一笔带过，并没有给出充分的历史材料和论述。其实这些部分如果我们读者感兴趣，可以自己继续查阅资料，不能苛求作者面面俱到。
毕竟每个人的历史观都不尽相同，人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在这套书中作者只是力图说明二十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并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只是为了启发我们思考历史，从而达到抛砖引玉。我们还是要肯定作者为此所作出的努力的。
兔年春节，始读金冲及老先生所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前后历经两月有余。一百一十余万字，将中国百年以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历史线索和重大事件尽收脑海，畅快淋漓之感油然而生。
作者以深厚的历史纵深、宽广的国际视野、通俗的文字表述，对百年中的大是大非、大风大浪进行了深刻洞察和透彻分析。其中，既有宏大场景的史实再现，也有细微之处的妙笔生花，可谓有大有小、有详有略、有血有肉。老先生七十五岁高龄自己动笔（而非电脑），一笔一画勾勒回放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其精神令人赞叹，也使人再次真切感受到：何谓大家风范，何谓历史沉淀，何谓深厚功底，何谓学术精神。
同样的历史，不同的角度，相异的解读。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坦诚所言，“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历史局限性”，“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兔年春节，始读金冲及老先生所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前后历经两月有余。一百一十余万字，将中国百年以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历史线索和重大事件尽收脑海，畅快淋漓之感油然而生。 作者以深厚的历史纵深、宽广的国际视野、通俗的文字表述，对百年中的大是大非、大风大浪进行了深刻洞察和透彻分析。其中，既有宏大场景的史实再现，也有细微之处的妙笔生花，可谓有大有小、有详有略、有血有肉。老先生七十五岁高龄自己动笔（而非电脑），一笔一画勾勒回放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其精神令人赞叹，也使人再次真切感受到：何谓大家风范，何谓历史沉淀，何谓深厚功底，何谓学术精神。 同样的历史，不同的角度，相异的解读。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坦诚所言，“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历史局限性”，“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金著的使命感
粗粗读完金冲及先生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金书），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使命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思想冲击和历史变迁，曾经长期被许多共产党人视为傲人资本的革命经历，多半已失去了其耀人的光环。由于建国以来接连不断的政策失误，以至遭遇重大历史挫折，由于人们已置身于全新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接受了全新的生存准则和发展理念，在在都引导着国人“告别革命”，过去那套革命的话语和理念，潜移默化中早已受到了极大的质疑，甚至是挑战。金书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情势，出于为革命正名，和全面论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作的。金书通篇其实都是在告诉读者：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必然会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还是建设，许多事情都是头一回经历，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新路子来，必须通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逐步摸索出，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因此，金书明确告诉读者：“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能因为看见了挫折、失败，就怀疑，甚至是否定前人艰苦的努力和探索。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但是：
这个党的本质是好的。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无论多少巨大的外来压力，无论自己一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遭受多么巨大的挫折，都没有把它压垮。它不但总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并且总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别人来纠正这些错误，经过用几年时间严肃地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聪明，使自己没有白白付出那些代价，而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这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不难了解，金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出于要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共，中共如何为中国奋斗，又为什么会遭遇到许多挫折，会犯许多错误，同时仍旧能够引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来写此书的。全书29章，只有很少的几章没有讲到中共，或不是以中共为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书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似乎并不是十分准确。尤其是从“中国史”的角度，书中实在也只是集中讨论了政治史方面的问题，而对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军事等更广泛地支撑一部“国史”的研究面向，着墨甚弱。
从阶级史观到民族革命史观
那么，从一部政治史纲的角度，金书有哪些新的特色呢？
在我看来，金书最大特色有两点，一是它努力以“史”代论，且尽其所能地边叙边议，大胆直面作者不同意的各种观点。二是它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作者大量引述国人当年各种爱国言论，并常常加以动情的议论，或褒或贬，皆以是否利国为标准。由此也就决定了金书与传统中共党史写法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作者明显地力图展现一种新的历史解读的方法。实际上，这也一种史观的改变。
传统的中共党史所依据的，是联共（布）党史的思路，即要基于阶级史观来讲民族和国家。也就是要先依照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谈国家、民族、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再依据阶级差别、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去解读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比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的原因时，就会首先讲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性质及其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进而说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如何削弱了封建统治，并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解和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然后再说明列强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展开的争夺，又如何瓜分着中国并利用中国的买办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做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几大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也才有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说，和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看法。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所在，决定了只有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最彻底和最不妥协的革命精神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可能担负起组织、引导中国社会各个革命阶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任务的论点。传统的中共党史，包括建立在这一观点上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写法，曾经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与叙述逻辑之上的。
和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阶级史观基础上的传统叙述模式相比，金书的叙述逻辑明显地有所不同。作为一部“史”书，作者几乎未做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包括从开篇第一章介绍二十世纪前夜，一直到第五章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金书都没有像传统中共党史那样，用到毛泽东的理论分析首先来分析一下时代背景、国内外阶级关系和历史演进的客观逻辑。金书大量引证史料，细述历史过程，说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乃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下的其他一系列革命斗争，都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悲惨境遇，中国非要共产党不可，都是据史以论，并不着眼于阶级分析。按照各种史料所提供的线索，金书对中共形成背景及经过的认识是这样的：一是因为在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具有 “综合体系”和“根本解决方法”可做指南，又有俄国革命奉行成功可做榜样，并且它还指示着一种可以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前途，因此对激进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二是五四之前正好俄国成功了十月革命，五四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俄国的共产党人派代表到中国来，提供了最直接的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又恰好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了与这些极大地区别于中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而归根结蒂，是“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驱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紧迫感”，陈独秀等人就是因为看到俄国的方式救国最有效、最便捷，按捺不住地想要马上开始“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所以才会照着俄国人的样子，成立共产党。这全都是时势使然，是“客观时局发展到这一步”。
为救国而建共产党，共产党为救国而革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这其实就是金书的中心论点和叙述逻辑之所在。也正是为了能够在叙述中使中共与中国及其整个民族合乎逻辑地融合在一起，金书中经常用大量充满激情的文字动情地谈论“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心声、情感与精神，热情地讴歌代表着这些心声、情感与精神的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传统中共党史坚持的是一种阶级史观的话，那么，金书显然更多地是基于一种民族史观，或曰民族革命史观来解读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这应当是金书与此前许多正统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著作，最为不同之处吧。
要跳出传统史观并不容易
但是，要跳出传统的阶级史观，真正改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读金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作者虽然看历史的角度发生了改变，但他不仅没有改变传统的中共党史中的各种基本观点，甚至也没有停止使用传统的中共党史一直在使用的各种阶级的概念。比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等。包括在谈到这些概念时，金书对各个阶级性质、作用的基本判断，也和过去没有两样。如讲地主阶级是“没落”的，讲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讲中国早期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到五四爱国运动时则“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之类。而且，多半是由于篇幅过大的原因，金书甚至没有具体讨论和分析过这些所谓阶级的种种复杂情况。但一方面继续延用传统的阶级观点，一方面又超越阶级处处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谈历史，两者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扞格之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金书关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在金书中，凡谈到工人或工人阶级处，除早期外，几乎无不是与共产党相联系的。给人印象，在中国，只要是工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或由共产党所代表的。这样简单地划等号的作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历史的某种误读。
如书中在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在上海对工人的态度时，就说蒋为便于镇压行动的突然性，“并不轻意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仍对上海工人作出似乎可以令人宽心的友好姿态”。金书虽没有用过去一些书中用过的蒋介石向工会送锦旗麻痹工会的说法，却还是举了四一二前十来天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与工人举行兵工联欢大会等史料来证明存在这种欺骗。但在这里，金书显然忽略了当时上海至少存在着两个全市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事实上，当时上海有两个具有全市性影响的工会组织，一个是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一个是有青红帮背景的工界联合会。周凤岐部不可能也没有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的工人联欢过，但他们确实是与工联会的工人举行了联欢会。笼统地说蒋介石以此来欺骗麻痹“上海工人”，显然与当时的史实有出入。
其实，就是中共认为自己所代表着的人数不多的中国产业工人群体，因为行业、地域、语言文化区隔等种种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情况也是极为复杂的，直接在共产党组织影响下的人数极为有限。一方面，在中国，最早开始做工人运动的，一是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是国民党人。像广州的产业工人（即机器工人），长期以来就是被组织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里面的。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个工会就互不相让，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两派工人的大规模械斗。中共1927年12月举行反抗国民党的广州暴动，机器工会的工人还在国民党的组织下，积极参加了镇压行动。另一方面，1927年中共转入地下后几乎无法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特别是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更是全面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1940年代末，中共初进城市后就发现，无论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石家庄这样的中小城市当中，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工会组织的骨干分子。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大，中共还专门通过文件规定，不对一般工人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追究。
类似的情况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人的问题上。这从一个方面可以说明，讲这段历史时，笼统地谈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和把传统的中共党史中关于阶级作用的说明简单地接受过来，而不做具体分析和史实的研究，是很容易造成对历史的误读的。
如何看待蒋介石国民党？
不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入手，只着眼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处处强调中共是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还有一个容易引起歧异的问题。这就是：既然是讲民族、讲国家，始终与中共存在着阋墙之争，却同为民族兄弟的蒋介石国民党该如何摆？
在金书中，因为要证明历史上国共之争中中共的正确性，蒋介石国民党依旧被描述成一种负面，甚至是反动的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在传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至少是清晰的，其自身的以及与中共关系的变化是有内在逻辑可寻的。而金书离开了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和中共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只是由两者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前者被通常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后者则被认为是代表着致力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有时会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与之合作；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甚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时，双方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
按照金书的分析方法，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看不见了，中共成了民族国家利益的唯一正确的代表，蒋介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性质也成了问题。这样一来，要想说清楚它与蒋介石国民党分合冲突的原因自然就变得十分困难了。由于没有掌握其他评价标准和工具，作者甚至不得不从道德层面上来看问题了。比如，当蒋在书中作为反共人物出现时，作者断言他是国民党中那种“只是想靠孙中山来谋求自己的发展”的人物，一心在谋求权力和地位。随着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矛盾冲突加剧，作者的评价也更趋道德化，称蒋内心是反苏反共的，为了权力地位，表面上表现成左派。“一到羽毛丰满便突然变脸了”。这一评价在说明蒋发动四一二事变时，更加变成一种人品的贬斥了。书中最直言不讳的说明就是：“蒋介石是个要把一切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容不得任何异己力量而又富于权谋的人。当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可以隐忍不发，以便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立刻会翻过脸来，采取令人吃惊的断然行动”，且“手法十分卑劣”。
从道德人品的层面来评价历史人物，严格说来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导致研究者的情感倾向左右史实叙述。金书似乎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因为作者对蒋介石道德人品的观感极差，不仅影响到全书对蒋介石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几乎完全负面，而且影响到作者对一些可能影响到读者对蒋产生某种好感的看法的史实，也会采取回避的作法。比如，金书就只讲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后如何不抵抗，对蒋随后在锦州、热河、长城抗战问题如何主张抵抗，调兵遣将，如何与张学良发生争执，却未置一词。讲到热河不战而失，不讲张不按照蒋令撤换汤玉麟，积极部署抵抗的背景，却说蒋介石乘热河沦陷“逼迫……张学良辞职”。对于紧接着发生的长城抗战，金书虽没有否认中央军有参战，却对西北军的抵抗给予高度评价，对晋军的抵抗只讲失利，中央军的作战则被描述为主要是“有爱国心的将士们”的所为。
对于随后的抗日战争，金书花了许多笔墨，写得很充实，还辟出专目来写民族资本家的作为和态度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这时多少注意到了作为国家统帅的蒋介石当年领导全国抵抗和国民党军队的作用，第一次表示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军政人员也有程度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理应更接近作者原本的出发点——民族史观。但作者对此并不能坚持到底。书中认为，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和它的军队的表现是积极的，在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上担当了主要部分”。到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就只是“仍坚持在抗日阵营里，并且在一些战场上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了。到抗战后期就更不要提了，自身专制腐败，作战一溃千里，对中共却磨刀霍霍。作者的观点几乎都来自毛选，但却仍旧没有用到毛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作者归纳蒋对日也好，对共也好，认为其态度变动的主要“内在原因”就是一点，即必欲坚持其专制独裁的统治地位，因此搞到天怒人怨。
就形式而言，作者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从逻辑上来看，却未必都能说得通。因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追求独裁、专制并不一定就不好，就会失败。俄国著名的历史唯物论者普列汉诺夫就举过拿破仑的例子，称拿破仑始终是追求独裁和专制的，他甚至走到恢复帝制自己做皇帝的地步，也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反而还得到了法国民众的一致拥护。普列汉诺夫明确认为，一个历史人物伟大或渺小，与其个人的性格品质和选择何种统治形式，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重要的是他是否代表了社会的需要。他代表社会需要的时候，就是强有力的；背离了社会需要，就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更何况，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蒋介石固然迷信和追求专制独裁，但国民党恰恰不是因为控制太过而失败，反而是因为其自身派系林立，内部分歧太多，和无力控制社会而归于失败的。很显然，注意到这些情况，金书离开民族战争和利益格局大变动的复杂背景，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所虑所欲、所作所为的总体评价，恐怕也是可以商榷的。
“前三十年”叙述的纠结
金书最少争议之处，应该是有关中共建国史的叙述。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权建立、经济恢复、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实现等，可以说是一路凯歌高奏，作者写起来也从容顺畅，颇为得心应手。但是，一进入到1957年，问题就再度浮现出来了。
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认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人民内部矛盾；到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相信需要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帮助党解决引发社会矛盾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再到5月毛泽东受不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怀疑有人乘机“反共”，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短文，进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将55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右派”，金书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引述了许多毛泽东谈阶级斗争的言论观点。由于作者此前一直没有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说明毛泽东和中共种种政策策略及其路线方针的变动原因，读者突然读到大量毛泽东谈论阶级斗争问题，且前后矛盾的引文，不能不感到十分突兀和不解：毛泽东到底对新中国条件下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及其形势，是怎样一种看法，他为什么一会儿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会儿又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阶级斗争还严重存在？金书对此没有做任何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只是借用龚育之的一段话，说问题主要是出在缺乏经验上，一遇到未曾料及的形势变化，就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缺乏的只是管理建设国家与社会的经验，却并不缺乏革命时期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经验。其一旦偏离“正确方针”，马上就会回复到过去阶级斗争的方针上去。
严格说来，离开中共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来讲二十世纪的政治史，尤其是讲中共的历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准确地解读改革开放前始终依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指导革命与建设的中共的种种成功与失败。
就像讲中共八大决议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毛泽东在《正处》中宣布今后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讲中共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读者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种宣布的意义所在的。
同样，讲1956年东欧刚刚发生过波匈事件，中国也发生有学生、工人上街闹事，1957年毛泽东却毫无顾忌地全力推动整风运动，号召党内外人士积极向中共提意见，如果只讲建国头几年接管建政、恢复建设如何成功，而不讲自建国以来中国通过“土改”、“镇反”、“肃反”，已经“杀”、“关”、“管”了数百万 “地”、“富”、“反”、“坏”，并通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以及思想改造运动和学生、干部、知识分子人人交待历史问题与反动社会关系等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清洗，读者也就无法体会到毛泽东当时何以会信心满满，更无法理解何以毛发现有人“猖狂进攻”会倍感意外，进而造成对形势的严重错估，重拾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手法，一举打出数十万所谓“右派分子”。
金书讲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讲1959年反右倾运动，都比较实事求是。书中最具新意的，是正面承认了当年各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作者明确指出，按照195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统计的情况，每年增长数都在千万以上。但1960年的全国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进一步减少了340余万人。两年的数字相加，不仅少增加两千五六百万人，还减少了1300万人。除去按金书所说“育龄妇女因病弱增多而使婴儿出生率大大减少”外，“全国因缺粮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发生如此惨重的“灾难性恶果”和“巨大的悲剧”，金书对原因的分析却难以让人接受。按作者的说法，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让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只是因为“骄傲”了，计划“超越了国力的实际可能，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发生了惨剧。作者在这里没有使用主语，让人弄不清楚所指是毛，还是“党”。姑且不论作者所指是谁，其对问题根源的分析明显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的余地。勿庸置疑的一点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发生头脑发热或判断失误的情况，这并不奇怪。问题是，任何一个有着正常制度的国家，都会有避免或减少因个别领导人错误决策引发严重后果的校正系统与机制。何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竟不存在这样的系统与机制？不仅不存在，彭德怀等人正常上书反映问题，还会因惹恼最高领导人而身陷囹圄，原本应该有所调整的错误决策反而会更加变本加厉，从而使形势雪上加霜，导致明明可以少发生的严重后果更加严重了。
不难了解，1958年以后，甚至可以说在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各种严重问题，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几乎都是与中国不存在可以约束最高领袖意志，减少因错误决策导致可怕后果的正常机制和制度密切相关的。包括大跃进，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无不反映出这样的情况。简单地从动机上来看问题，把这一切归结为 “骄傲”，归结为“没有经验”，给人印象，只要主观上注意些，谨慎些，就能够避免发生如此错误，这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
现实之禁与史家之忌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多达100万字，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实际上它也不能不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甚至于细说1894年甲午战争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因此其纵贯历史也在100年以上。如此大份量、大跨度的煌煌巨制，靠一人之力，仅花两年多时间，就顺利完成，并且还能持之有据地讲出一番新史说，在当今中国，大概也只有作者一人才有此资格和功力了。
说这件事只有作者一人能做和敢做，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一是当今中国史学研究越来越偏向于微观史，传统的宏观史论鲜有人做了，过去能做者无论知识，还是年龄，都垂垂老矣，再难堪此重任。旦有尝试者，也几乎都是新瓶装旧酒，难得写出一点新意来。唯有作者，年虽日近八旬，却一直坚持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且不断有新成果推出。其敢当此任，宝刀未老，雄心、功力尤在，是为当然。
二是史学研究首重客观，它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必须保持相当的时空距离。因此，当今做历史研究者，无论中外，鲜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者。纵有，也仅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不敢过近外，也因为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目前通常也只开放到这个时期，史料上也有局限。
在中国，不受此时空限制而仍能冠以“史”字做更切近之研究者，却有一个中共党史研究专业。而且，因此专业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其研究者还往往有查阅未开放档案史料的特权。越是在中共党史官方研究部门，越是具有高级别者，能看到的档案史料相对也就越多。而作者恰恰就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界行政级别最高的专家，其得天独厚之处，当今无人能及左右。因此，他既可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从1840年至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又可以以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1950年代以后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共党史，如此两相贯通而成就此“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作者能做、敢做，并且已成之事，在我却仍抱有很大疑惑。
坦率地说，我很能理解作者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也很能认同他关于当代人比较容易了解当代各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不像后人看久远的历史那样容易因环境隔膜而判断失真的看法。我从五四前后一直努力向后研究，于今已逐渐研究到1950年代初，私心所虑，也在于此。但即便如此，我对于作者把近二十几年、十几年，乃至于几年前的事情都写入到史书中来，而且还率性褒贬的作法，仍认为太过冒险了。
我不反对当代人写当代史，古来不少历史名著也是生活在几乎同时代人写的，这证明当代人并非就一定不能写好当代史。然而，这样做毕竟是有条件的。第一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必须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绝不能太近，更不能自己人写自己史；第二是必须尽量研究微观，而不能做全景式研究，尤其不能做盖棺之论。毕竟，研究距离自己太近的历史，太容易因自身经验、情感、立场及其价值观等等局限，而扭曲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了。再好的历史学家，怕也概莫能外。斯大林是再精明没有的了，他当年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使今天读起来，也还是能感觉到它文字的严谨和很强的逻辑力量。但是，离开斯大林时代许多年以后，太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了，结果证明当年汇集了苏联许多专家心血的这本书和历史真实相去甚远，作为史书毫无价值，这无疑是一个很典型的教训。
凡是研究过中共党史的学者都了解，时间离现实越近，研究的困难也就越大。这与能不能看到档案史料甚至没有多少关系，而是现实政治会制造出许多禁忌，由不得你如实叙述。作者再有资格，也不可能不受到此种禁忌或忌讳的影响，甚至是左右。
举一个例子，金书谈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等解决“四人帮”问题这一过程，就让人深感遗憾。这本来是一段很具传奇色彩的历史经过。目前涉及到这段历史的回忆已经出了不少，坊间也有各种说法，原本很可以做一点精彩的考据，并写得很生动，但作者却全无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就连华国锋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因为对华的政治评价说深说浅都会有些敏感，故有意写得很含糊。包括对在这件事上起了极为关键性作用，后来因此还一度做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竟连名字都没有提到。对于这样一件距今已过去了30多年的事情尚且不能做到直言不讳，谈再近些的事情怎么可能实事求是？
因此，我虽受人之托做此书评，却不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金书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记述说长论短。但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金书存在怎样的不足，以作者这样权威的近代史专家和中共党史专家，经受了改革开放30年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后，仍有如此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观察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观，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尝试和调整，还是难能可贵的。
（本文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因原文有删节，故再将全文录此）
从帝国崩溃到和平崛起——金冲及谈百年中国复兴之路
张英 杜越
金冲及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史学顾问之一，他撰写的4卷本114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一直写到2000年。
金冲及曾是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主编过《周恩来传》、《毛泽东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作品。
金冲及1947年在复旦大学读历史系。他不光是研究历史，他还是百年历史事件中大部分的见证者。“抗战胜利的时候，第一个进上海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司令长官汤恩伯，当时我是在静安寺隔道欢迎他的。蒋介石在上海跑马厅演讲，我挤在人群里听他的演讲。”
“那当时作为反对党的共产党，它的理想和信念吸引了很多进步的学生，也吸引了我。”金冲及说。
“文革”中，金冲及在干校里有时连参加生产劳动都是被押送的。但他说他写“文革”和整个百年史时并没有去发泄自己的感情，而是力求严肃地弄清这些事情的社会原因，“理性地看待历史”。
在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时，金冲及引用的材料大部分是他以前主编的书里和写的文章中用过的。书里用了不少台湾方面的档案和材料，如蒋介石日记，陈诚的回忆录和书信集等，还有黄郛、吴稚晖、谭延闿等人的日记。
革命、理想和暴力
南方周末：你开笔就写清末新政，从历史来看，晚清的灭亡和民国建立是必然的吗？
金冲及：当时清朝注定要垮台。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财政和经济上，完全破产了，本来每年财政收支八千万两银子，到宣统三年增加三亿两银子。在封建社会里面，它的财政收入增加这么多，绝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钱哪里来？一个是加紧向百姓搜刮，一个向外国人借债，向外国人借了那么多债，就要给他各种权益，就要什么都听从外国的。晚清在西太后死了以后，更没有人能驾驭当时的局势，在危机面前，晚清内阁政府更是倒行逆施，想方设法把权力抓得紧紧的，更要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根本变革。所以，不把晚清推倒，它不会有任何根本改变。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强调“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被低估了”？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枪一响，结果是把皇帝拉下马，一下子把封建统治网络的头给敲掉了，整个统治阶层乱套了，后来袁世凯复辟，结果很快就下台了。封建势力从此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了。
“认识不足论”是林伯渠说的，“没有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人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往往是认识不足的，因为他们不能体会到要推翻已经因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比如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做天王，实际上就是皇帝，戊戌变法是希望皇帝来改革，义和团还是主张“扶清灭洋”，从世界范围来讲，西方的发达国家除了美国跟法国以外，都实行的是君主制度，英国的女皇到现在还有，德国那时是威廉一世，俄国是沙皇，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都是如此，中国一下把皇帝打倒了，原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可以打倒，还有什么别的陈旧东西不能怀疑的？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惊人的解放。
南方周末：革命必须是暴力式的推翻吗？
金冲及：法国大革命时，起义群众原来被封建贵族压迫得那么深，但是他一旦反过来对付贵族，甚至对有些还是比较好的人，也采取非常残暴的过头的手段。当时断头台上，送上去了多少人。美国独立战争也好，中间都有许多过头、不那么好的东西，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虽然对革命、暴力的作用，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包括西方大多数学者，在讲到法国大革命时都承认，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功绩是不可替代的，它把旧势力扫荡掉了，建起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
再看德国，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它没有经过法国大革命那么一段经历，而是依靠原有的统治力量来进行改革，旧的东西保留比较多；日本明治维新保留旧的东西也比较多。这两个国家，后来都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
从历史来看，和中国革命相似的是法国大革命。要进行这样一场大革命，希望革命能够成功，又希望这中间没有任何过分的地方，那是很难的，但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应该要尽量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或者不应该有的过火的措施。
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里也讲要实行无血的革命。让千百万人起来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万不得已，谁会去走这样的一条路？
一个人有没有人生体会，对同一段历史的理解会相差很大，因为后人是根据书本上的记录，站在今天的环境里去想象当时的事情，离历史现场很远，没有亲历者和参与者那样的人生经历，往往离真实很远。
战争的责任属于谁
南方周末：有学者说，民国的民主是倒着走的，北洋军阀是议会制度，国民党是一党专政。
金冲及：议会制在民国初年是一个政治招牌，朱宗震讲宋教仁是议会迷，宋教仁想的倒好，但是没有实现就被人干掉了。从形式上来看，似乎有了这个议会就好了，但议会什么时候能限制袁世凯？国民大会限制过蒋介石？我从来没有见过。
南方周末：上世纪前半叶，从民国建立到军阀统治时期，国共两党崛起到抗战、内战，没有实现平稳的政权更替，原因在哪里？
金冲及：谁都希望和平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当初苏联派来的顾问要共产党帮着国民党取得胜利，但是蒋介石等感觉到政权、军队都在自己手里，共产党主要搞工人和农民运动，没有多大的力量，国民党不能容忍和共产党分权，他不搞和平讨论，而是突然袭击，一点准备都没有，就开始大屠杀了。
共产党后来还希望跟武汉政府合作，结果汪精卫也采取分裂措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候，就那几支部队。第一次的分裂，共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办法，是万不得已。后来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党希望能够实现和平，这一点我看了很多材料，我那本《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里，提到李一氓那个例子，说当时延安要他在苏北淮阴为中共中央找一个地方，准备迁到那里，便于联合政府有事情的时候，可以随时从南京回到那里去。结果蒋介石认为，现在他们有大量用美械装备的军队，可以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我用的台湾材料显示，何应钦做了一个两年到三年消灭共产党的方案，陈诚制订了一个三到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方案，最后蒋介石采用了陈诚的方案。这种现实面前，只能武力反抗，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当时特地出了一份小册子《战争的责任属于谁》，就是把事实经过放在那里，说明共产党是不得已才打的。
南方周末：1946年的时候，中共和国民党已经达成协议，全国都在欢呼一个民主共和的宪政出现，结果内战还是打起来了。
金冲及：这段历史时期我是自己经历过来的，国共也坐下谈过，不是没有谈过，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中共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但蒋介石根本没有诚意要谈出一个结果来。他所以最初坐下来谈，与美国人参与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人感觉到要是打的话，对于国民党对于蒋介石可能不利，未必能够消灭共产党。
说到改革，蒋介石政府没做过根本性的改革努力，他只是做表面文章，他假如实实在在，真改得好，也就不会走到后来那一步去。我尽量引用台湾的材料，我引用国民党“教育部”编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在抗战前十年内，每年的财政开支，用在军费和还债，一个外债、一个国内公债是百分之八十左右，用在建设上的费用只占百分之零点几，这还谈得上什么经济建设？
南方周末：你对蒋介石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也有全新的阐述。
金冲及：蒋介石跟国民党很多爱国将领也有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他的日记里看，他对日本的侵略，对美国也有很多从中国视角出发的很多很愤慨的话，他对抗战的历史作用也是事实。
蒋介石的问题出在两个地方，一是他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总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谈不上抗日；另外一个他是害怕发动民众，不愿意发动民众抗战，便在日本人面前觉得没有抵抗的力量。对他不作全面的分析，便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会参加并坚持抗战。
三年困难时期和大跃进
南方周末：1959年，马寅初因为提出“计划生育论”，受到政治围攻和迫害，这部分你怎样看？
金冲及：其实，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是邓小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早讲这个问题的是邵力子。批判马寅初这件事是错的，因此影响了人口问题理论的讨论和发展。
我看中国人口的情况，1954年人口普查那个时候将近六亿人，总人口超过6亿，把台湾、港澳去掉的话是五亿九千多万人，中国人是在1954年突破 6亿人，以后突破7亿是什么时候？是1964年。因此，也是在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部级机构负责计划生育工作。
人口增加最快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生育政策停了，是人口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到1974年，人口突破8亿。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并不是说1958年以后，人口立刻大幅度的增长。
陈伯达、康生批判马寅初是1958、1959年（我还没有看到有毛泽东批评马寅初的材料）。我这里还有一个统计数字。1957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是34.02‰，1958年是29.22‰，下降了，1959年出生率是24.78‰，又下降了。所以，这是两件事，批评马寅初是错的，但并不是说一批马寅初多生了三亿人。
南方周末：说到人口的增长和减少的问题，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说是一千多万，有人说的是四千多万，还有两千多万到三千万的说法。
金冲及：真正讲起来，现在绝对准确的数字很难，包括中国的一场战争里面，这一个战役中死多少人，常说不准，连我们现在汶川地震的死难具体数字也不能说那么准。
我在书里引用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说法，他主编了一本《当代中国人口》的书，书里说是一千多万，大规模的死亡主要在1960年到1961 年，1960年中国人口数字减少了1000万。是不是说饿死了一千万，我不敢说，因为还有妇女体质下降而少生育的，1961年又减少了300万，到 1962年增加1700万，才扭转了这个局面。当时，情况最严重的是河南信阳地区，毛泽东到1960年下半年才知道饿死人的事情，当时他认为信阳出了反革命分子，把老百姓饿死了这么多。
小平同志说：那时候，不光是毛主席一个人头脑发热，我们这些人难道不发热？1958年的时候，我在复旦大学当教学科学部的副主任，接触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跃进”提出的时候，大家都拥护。那个时候，我们到上海郊区去看，当时特别兴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大家参加生产劳动建设祖国有那么一种劲头，到处都是炼钢炉，半边天都染红了，当时我想，中国人要是表现出那么一种劲头的话，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南方周末：有史料称，在“大跃进”运动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有不同意。
金冲及：真正讲起来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主要是跟周恩来、陈云有不同意见。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跟陈云两个人做检讨，检讨反冒进。周恩来的检讨既违心又不违心的，两方面都有。他也有想不通的地方，因为他是当家人，明明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财政上的赤字，他都看到的，所以他这个检讨，他自己老写不下去，但是另外一面，也有不违心的一面。我看过他自己亲笔写的检讨提纲，第一条他说毛主席总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我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看来，他是努力要想通这个问题：即使眼前有许多具体问题，但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起来了，也许什么原来想不到的奇迹也会创造出来。因为这时没有实践，刚开始起步，他说也许毛主席从战略上考虑问题，自己太着眼于现在的财政情况了。
高岗、林彪、华国锋
南方周末：你书里回避了许多现实，比如当时延安的肃反、高岗等一些事件根本就没提。
金冲及：延安那个环境有特殊性，当时共产党最怕自己队伍里混进内奸，千军万马混进两个内奸，一下子就完了，而且当时的那个状况下，究竟谁是内奸，又不容易弄清楚，这是出现“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高岗事情我没有写。如果我写党史，高岗事件是不能不写的，但我写一个中华民族从衰败到兴起的历史，高岗事件对它的影响不那么大，就省掉了。因为这个书的篇幅在100万字左右，主题是中华民族怎么从那么衰败走向复兴，一百年的历史，一年只有一万字来描述，很多东西没法写。
关于高岗的材料也很多，毛泽东在高岗面前，对刘少奇的不满意讲过很多，但这不等于说叫他到处去煽风点火，背着毛泽东去活动，去商量哪几个人来组阁，谁进中央当什么，这是毛不能允许的。那本书说毛泽东让高岗讲那套话准备打倒刘少奇，结果毛泽东一方面又保护刘少奇，把高岗打了，这也许是高岗在他秘书面前为自己辩解。其实，大量档案都可以说明，毛只是对高岗谈了对刘少奇的不满意，并没有要打倒刘少奇。
南方周末：关于林彪的历史作用，你在书里也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描写。
金冲及：我觉得历史人物得客观分析，好的地方就是好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林彪不是一开始就是坏的，他好的时候也有缺点，解放战争中他也起到过非常大的作用。我听过肖克非常称赞林彪能打仗，但是林彪不喜欢跟人交流，他很自负，毛主席打锦州他不赞成，不赞成也不奇怪，打锦州冒很多的险，整个解放军在北满，后勤的供应、军队的调动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打不下来，如果沈阳和葫芦岛的国民党两边一夹攻，真的很危险。但是毛主席主张打锦州，事实上证明是很高明的一着，比先打长春好得多。但在决定以后，林彪能够指挥军队在那么短的时间把锦州打下来，又把两面援军都挡住，那也是不容易的。
后来他要搞政变，要说他好就不行了。
南方周末：胡德平曾经撰文，谈及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巨大作用，你怎样看待华国锋和汪东兴解决“四人帮”起的作用？
金冲及：华国锋起的作用，在书中讲了。应该承认他的功绩是不小的，因为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的代主席，国务院总理，我想中国有一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假定说王洪文当了主席，发动那个行动的话，人家会说你搞政变，就是武装政变，但是华国锋来做是名正言顺，他那个作用不能小看。华国锋这个人也是很厚道的，对华国锋应该讲一句公道话。
对于汪东兴，因为书中讲粉碎“四人帮”那一段很短，汪东兴基本上是执行者，还不是决策层次的。把“四人帮”抓起来主要是8341部队抓的，但还有其他方面的事，说了这个，那边不顾也不好。我只提了华、叶、李三个人，并不是抹煞汪东兴的功劳，假如篇幅再长一些，可以把汪东兴说说。
南方周末：苏联共产党经过三次改革都失败了，但是中共从1979年开始改革，一下子就成功了，你觉得这个原因在哪里？
金冲及：这个问题太大，要把中国跟苏联作比较。从中国来说，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文化大革命之前，要推行这样子的改革，不要说做不通，甚至连邓小平也未必有这样的思想，这反映了中国人吃文化大革命的苦太大了，大家感到不能这样搞下去了，要吸取这个教训。所以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再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转自：少年中国学会（www.review.youngchina.org）摘自2009年10月1日《南方周末》
这套书给我最深的印象，不仅仅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历史细节和史料，象北京曾被八国联军占领一年，分区管制，北边归日本、西边英美、东边沙俄等细节，更是对百年历史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事非经过不知难”，很多事后看起来非常明白的事情，当局者会迷茫，周围环境瞬息万变，充满不可捉摸的未知数和变数。处在这种情况下，肩负巨大责任的决策者的难处可想而知。
这不仅对历史的解读和分析有意义，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借鉴。
面对出版行业转企的行业变革，很多时候，都是处于变数之中，作为企业带头人和决策人，需要对眼前的所有情况进行分析，然而不在其位，很难感受这种困惑和压力。如何以史为鉴，借鉴先进，并结合实际，或许需要高超的智慧和魄力。毕竟，未来的健康的出版行业真正受益的是年轻的从业人员。
当然，历史的前进不会是一帆风顺，更重要的是对过程的研究。大的方向明确了，具体的路子怎么走，还需继续在实际中继续探索前进，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这么做，更多会流于空谈。
历史对人们的启迪，常常就在这里。
本文引自09年9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没有情感的历史，很难真正有价值”
著名学者金冲及以三年时间完成的4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日前出版，在接受CBN采访时，金冲及毫不讳言《史纲》中所灌注的个人情感，“这些事都是你经历过来的，而你又比别人多做了一点研究，有感情就会自然地流露。”
人物档案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著名学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继郭沫若、刘大年后第三位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的中国学者。1951年，金冲及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未定文稿》主编，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北京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缯TD>
[ “后世人看我们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如果对前人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或很轻薄的态度，再过几十年，后人也可以把你一笔抹杀，把你看得一无是处。” ]面对近一百年中华民族从“救国存亡”到“和平崛起”的曲折历史，历史学家们多以“专业史”、“微观史”的角度进行书写，鲜有从微观事件出发，经由对史实的梳理和对历史事件多个侧面及复杂演变过程的呈现，完成对“中华民族何以在百年间发生巨大转变”这一历史命题的追问与评价的全景式立体叙述。
9月12日，著名学者金冲及集50余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得，以三年时间完成的4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下称《史纲》），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全景式记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空白。《史纲》大量引用未公开过的高层会议记录、当事人日记、亲历者口述资料，揭秘新中国重大决策、政策的出台背景，以“以史代论”、“夹叙夹议”的笔法，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一直写到2000年，对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诸多重大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解读和评价。
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金冲及，对自身所研究的中国近百年历史，有70余年时间与亲身经历相重叠，写来一气贯通、激情洋溢。围绕《史纲》的评论，非常敏感地指向“世纪意识”、“个人感情强烈”等方面。9月10日，金冲及接受了CBN等多家媒体的采访。金冲及毫不讳言《史纲》中所灌注的个人情感，“这些事都是你经历过来的，而你又比别人多做了一点研究，有感情就会自然地流露”，“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从个人感情来说，我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比伤痕文学写的强烈得多”
CBN：这是一部时间上与你个人人生经历有所重叠的历史书，这当中必然会投射个人的切身体认与情感，如何把握历史写作与个人情感、态度倾向之间的关系？
金冲及：一个人有没有人生的体会，对于理解过去的历史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那个体会，光根据一些书本上面的记录，拿今天的环境、今天的状况去想象当时的事情，自由是很自由，但是往往离真实很远。
这是一个“史”跟“论”的关系，感情和理智的问题，因为我是读历史出身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从年轻的时候受到的史学训练，就是首先掌握材料，要尽量透过那些零碎、分散的材料，来力求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把当时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恢复过来，当然也会尽可能地做一些说明，解析为什么它是这样发展的。
读历史的人，要讲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每件事情要放在发展过程里来看，周围事物又是互相有联系的，都要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这都是历史学的基本素养。
首先努力地恢复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努力再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这样，这是历史学家主要做的工作。谈论历史，有感想有评论，有的人说写的事最好客观，什么评论也别发，我看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某个问题上面，我花了比别的学者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我说了我的看法，这没什么不可以，你不信、不赞成也可以，我只是说自己的看法。
至于讲写作时的感情因素，我想，任何人写他笔下的历史的时候，怎么能够没有感情呢？谈的时候感情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因为司马迁爱恨分明，所以《史记》才写得那么好。西方希罗多德《历史》，写了对希腊的爱国主义精神、雅典的民族精神，才那么打动人。反而是那些冷冰冰地罗列一些事实、数据的文字，让人读起来很乏味。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CBN：因为你的身份，大家对这本书可能爆的一些“猛料”非常期待。
金冲及：这一点不要过分强调什么，我并没有特意要去用那些别人都没见过的档案之类，判断一部书有没有价值的标准，也并不是看作者爆了多少“猛料”。在这本书里，材料上我是有一些偏重，就是用了很多台湾的材料，像蒋介石日记、陈诚的回忆录、陈诚的书信集、黄郛的日记等等，我用这些材料，用别人都不怎么引用过的。
CBN：有评论质疑，认为《史纲》中有为以往历史做辩护的倾向。
金冲及：写历史，免不了会带着个人的感情，但有两点必须做到：第一点，不能因为有感情而歪曲、改变历史的真相；第二点，有感情也不是靠堆砌一大堆形容词来表达你的感情。这是作为历史学者的基本史德。
我知道海外有些报纸，说到我是“官方学者”，他这样讲这个事情也很自然。第一条有感情但不能因此歪曲事实，我说“文化大革命”，讲到“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在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工作，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到北京来，把我绑架走，直接拉上火车，弄到上海；后来被送回北京的时候，这边又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审查了四年，我在干校三年，跟家里人都没有见面，有时候劳动时都是有人押送着。所以我要从个人的感情来说，我要控诉的话，至少比那些伤痕文学写的那些要强烈得多，但现在写这段历史，还是要理性来看待。假如全凭个人感情来写，就成了个人控诉了。
我谈的看法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可以再讨论。但我谈的，我相信是这样的，至于你不同意，也可以，我不指望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对了。
立体叙述中国的百年转身
CBN：这本书里也谈到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比如统购统销，的确会给人一种为历史做辩护的感觉。
金冲及：统购统销那里面专门讲了，当时考虑了八个方案。当时说实在的，工业化的发展以后，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粮食根本供应不过来。上海的杨西光曾跟我讲，1961、1962年的时候，最艰难时上海的存粮只有三天的了，城市里一旦断粮怎么办？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民养不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养不起那么大的工业了，这种建设中的事情也不是说有现成经验，一开始都是好心，听说城市发展了，听说工业增加了，大家都高兴，没有想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村能够供应的力量配不上了。
我看现在电视里谈及那段历史，说那个时候是粮票、布票，买什么都是要票证，今天到商店里一看，什么都有，那么繁荣，看起来好像“忆苦思甜”似的，我很反感这个。事实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假如没有粮票、布票，你放开市场，自由定价，有钱的就买，那一般老百姓连最起码的衣着、吃饭都不能保证。统购统销虽说带来了布票、粮票、油票，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
CBN：书里写历史人物，并没有写他们那些特别个性鲜明的一面。比如有人讲，周恩来发起火来其实也脾气很大。
金冲及：一般讲起来，周恩来的自我控制可以说到了让人吃惊的程度。大家都知道，南宁会议上批周批得很厉害，第一次批得那么凶。邓颖超曾跟我讲，说周恩来从南宁会议回来以后，一句牢骚话都没和她讲过，还是忙他那些忙不完的事，后来听说是总理犯错误了，但究竟什么样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李先念或是薄一波跟邓颖超讲了，她才知道这些事。周恩来并不是有脾气就会全部发出来的，发脾气的时候很少。
CBN：在你看来，新中国的近30年和前30年有什么样的联系？因为今天我们谈论前30年，总是给人一种“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的感觉。
金冲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后面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比如说，在1949年能不能改革开放？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时候，我们什么机器也不会造，就连手表这种简单的东西，解放初期根本不会造。所以真正讲起来，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跟国民经济体系，应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怎么对外开放？
有的人也许是好心，为了要讲改革开放的成绩，拿前30年来作为反衬，以前怎么样，今天怎么样，那要是这样讲的话，再过30年后，人们又会怎样说我们现在呢？王羲之《兰亭序》里有一句话，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世人看我们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如果对前人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或很轻薄的态度，再过几十年，后人也可以把你一笔抹杀，把你看得一无是处
现在看来金某是个挡车的螳螂、长远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小臭虫。
以作者这样权威的近代史专家和中共党史专家，经受了改革开放30年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后，仍有如此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观察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观，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尝试和调整，还是难能可贵的。
——————————————
这段话很有讽刺意味呀。杨奎松老师下笔就是狠，不留情面。这点欣赏。
现在的比较“流行”知识分子似乎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自觉得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教育就急于和国内撇清关系，一谈到中共或者中国政府就有一种蔑视和不屑的态度。其实中共的精神或者纲领什么的包含了很深的思想，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去研究，这有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其实中共的精神或者纲领什么的包含了很深的思想，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去研究，这有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去悲哀吧。哈哈。
南方周末，笑而不语啊
ls,你笑而不语什么啊，逐条反驳啊，呵呵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序是金冲及写的。。。
“***是个要把一切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容不得任何异己力量而又富于权谋的人。当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可以隐忍不发，以便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立刻会翻过脸来，采取令人吃惊的断然行动”，且“手法十分卑劣”。
如果看到这句话，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天朝的太祖武皇帝。
“因此，我虽受人之托做此书评，却不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金书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记述说长论短。但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金书存在怎样的不足，以作者这样权威的近代史专家和中共党史专家，经受了改革开放30年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后，仍有如此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观察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观，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尝试和调整，还是难能可贵的。”——原来讽刺也可以这样委婉！
“蒋介石是个要把一切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容不得任何异己力量而又富于权谋的人。当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可以隐忍不发，以便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立刻会翻过脸来，采取令人吃惊的断然行动”，且“手法十分卑劣”。
金冲及对蒋的评价，林副统帅对太祖武皇帝的评价，竟然一模一样。
访谈说明比书本身更有可读价值
记者有趣，一再说什么“为历史辩护”。意思是全盘否定历史？有些事实不应说出？
作者在这本书里的确含有有主观成分，这一点在读书的过程中能充分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