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全四卷）
2009-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金冲及
全4册
1136000
无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实践记录的总汇。它有过悲惨的遭遇，也享受到胜利的欢乐；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有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一切言论和主张，都在如此丰富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它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给后人留下无穷启示。
金冲及
教授，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该领域内取得众多开拓性成就。
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2008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其中《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其他重要著作主要有：《辛亥革命史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等。
引言
第一章 步入二十世纪的前夜
第二章 推倒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第四章 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醒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六章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
第七章 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
第八章 工农红军的苦斗
第九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第十章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第十一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第十二章 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
第十三章 和平建国希望的破灭
第十四章 人心向背的较量
第十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第十六章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十七章 抗美援朝战争
第十八章 大规模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上)
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下)
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上)
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下)
第二十四章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第二十五章 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第二十六章 在风浪中奋勇前进
第二十七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十八章 迎接新世纪
第二十九章 历史的启示
后记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他渴望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社会制度，并且鉴于苏联的教训，力求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但那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清楚。“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很自然地按照战争年代经验来设计社会主义的蓝图。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就是现时可以实行的社会制度。”“‘大跃进’失败后，他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这种超越阶段的设想仍然没有放弃，真诚地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86页。】这种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本来是行不通的，但对此持有怀疑或不赞同的主张却被他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这就使矛盾发展得更加尖锐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国以后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他常说的“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他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他在一九六○年初就讲过：“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态度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4、135页。】一九六五年一月，他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陈正人在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薄一波在信旁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1965年1月15日。】“四清”运动中被夸大地揭出的种种问题，使他认为干部蜕化变质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更增强他那种紧迫感。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前引他对文艺工作批示中所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便是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偶然的。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他在一九六四年底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借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成语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一九六六年那年，毛泽东七十三岁了。他的心情很焦躁，觉得要在有生之年，把他忧虑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些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这样。”【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六月十日，他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不是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批判了吗？但他逐渐觉得那些还远远不够，只是抓了个别问题和个别人物，并没有全盘地抓起来。他不久后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毛泽东迫切地期望能实现并保持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许多“黑暗面”，特别是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一些问题还在不断发展。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只有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种形式，一种方式”，一旦“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就可以充分揭露并消除这些“黑暗面”，实现他所理想的那样的社会。为了防止国家改变颜色，他觉得乱一阵也不怕，付出些重大代价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他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在于：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极端夸大的错误估计，甚至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长时期领导阶级斗争和群众性政治运动并取得巨大成效的经历，使毛泽东习惯于把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都看成阶级斗争的表现，甚至把一些他所不同意的正当主张也看作“修正主义”或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大多有着同他类似的经历，易于接受这种观点。随着“四清”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了。苏联发生的变化，更使他担心只要身边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会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本来仍存在种种矛盾，特别是当权的干部和群众的矛盾，但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脱离了实际。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已认定：党中央已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国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这个估计就完全错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了。第二，对怎样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方法：不是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下手，在前进过程中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而是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希望通过他所习惯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他把“放手发动群众”看成可以不需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群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他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一旦没有约束地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一旦无政府主义泛滥起来，中国社会中十七年内积累起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自以为“不得志”的人同看起来被重用的人、在这件或那件事上心存不满的人以至各种个人间的恩恩怨怨等等矛盾，都在“革命造反”的漂亮口号下，以极端的甚至是无法无天的形式，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乘此活跃起来，浑水摸鱼，为所欲为。这就像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说明他那些想法严重地背离了实际。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已再不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否则，就只会有“天下大乱”，而不能达到“天下大治”。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说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这个根本原理。说它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它不符合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并且对存在的问题作了错误的或极端夸大的估计。毛泽东却对这个理论充满自信，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可以同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的两件大事之一。由于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狂热的程度，由于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已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一些重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受到压制和打击。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这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伪装起来，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左”的错误推到极端，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干尽祸国殃民的坏事，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全国范围的大动乱，造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严重的消极后果。这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十年，中国却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从而更加拉大了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同发达国家之间本来存在的巨大差距。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沉痛教训。
后 记在《转折年代——中国的一九四七年》那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主要的理由已经在前言中作了说明，后记中想再说说个人方面的一些因素。在本书的后记中，也想这样做。我是在满七十五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说“动笔”，确是写实，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地用笔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这样写了两年多。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这样自讨苦吃？从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我生活了超过七十年。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历史。这就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虽然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难说自己的记述都是正确的。第二，命运使我成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到大学历史系读书到现在已经六十一年。几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过去做过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本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动手时掂量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何况还有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可以利用。这样，便下了决心。也有朋友听说后劝我不要写，理由是当代史也许只能让后人来写，生活在今天的人写起来难免有种种局限性，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一点我也想过。我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的新的视角。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至失真。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至于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紧，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还有朋友提出疑问：你写了这样厚的一部书，怎么还能叫《史纲》？这个问题我也想过。问题在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变化太快，事情太多，许多事又十分复杂。对其中的一年、一件事、一个问题以至一个人也可以写出厚厚一部书来。这一部《史纲》只是想说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线索，特别是中华民族怎样从深重苦难中重新站立起来、又怎样大步走向复兴的基本历程，对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多作一点重要细节的叙述和议论。这样，篇幅已经够多了。不少事，本来应该多说几句的，只得省去或简单地提到。如果真要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非得写成一部多卷本的皇皇巨著不可，那不是我能做到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涉及问题太多。写作过程中常常深感自己的知识和功力不足，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写下去。由于年龄关系，许多地方已是力不从心，明知应该那样做而无力做到。书中采用了不少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虽尽可能一一注明出处，仍难免有疏漏之处，深感歉疚。全书不当和不足之处肯定很多，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本书初稿终于写完后不久，俄罗斯全体院士会议在五月二十九日选举我为外籍院士。在将满七十八周岁的时候，这两件事都可以说是一种勉励。本书的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列为重大委托项目，并得到逄先知、滕文生、冷溶、雒树刚等同志的鼓励和支持，由李泊、韩欣欣同志录入电脑，宋振亭、孙立众同志参加了校对，谨此致谢。滕文生、林兆木、董志凯、廖心文、汪朝光、王奇生、徐思彦同志分别看过本书的一部分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本书的出版，得到谢寿光、杨群、尚红科同志的帮助。本书目录中各章题目后的提要，是编辑部根据该章内容编写的，经我看过。在此一并致谢。二○○八年八月三十日
《毛泽东传》《刘少奇》《周恩来传》等书主编，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权威解读中国百年历程!大量引用未公开的档案资料,对建国初决策内幕\文革\大跃进\八九政治风波等有突破性表述. 全中国的学者都在“看”的一本书：看它说了什么，不说什么；浓墨重彩的是什么，轻描淡写的又是什么；对于重大事件、敏感问题，它又是怎么说的……陈铁健、杨奎松、汪朝光、桑兵、王奇生等学者书评推介
无
本书可读性强，不死板，脉络清晰，能够充分了解这一时期历史并得出自己的认识。强烈推荐
内容一般般，本质上就是个一般性历史类书籍
金冲及的著作，值得看，这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去读一读。
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纪也是一个充满光荣和梦想的世纪
还不错，正准备看。当当的速度还是不错的
很显然，这是一本出版体制内的书，罗列了一些历史事件的说法，但并没有用科学的治史态度去揭示本应该揭示的史实，很多说法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层面。如果说是《史纲》，则某些篇幅的叙述似乎过于繁琐，如果说是史论，又看不到作者的结论。比如朝鲜战争这么一个宏大的主题，作者既没有阐述朝鲜战争的起因，也没有说明美国为什么要介入这场战争，用一章的篇幅来讲，的确是惜字如金，但看完之后，除了对志愿军的5次战役和堵枪眼的黄继光有点印象，对朝鲜战争的总体认识仍只能是一锅粥。对其他历史事件的叙述同样如此。不知金冲及是否教授，如果真是，那么我想，这么一本宏大叙事的著作，写成这个样子，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20世纪远去，但20世纪面临的许多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好。中国现在需要这样的书，来回顾、总结、研究20世纪，更多更好的书来研究。这本书立场有点偏左，但还算客观，不过很多地方作者的真实态度隐藏得很深，得仔细看才能了解，一句话，一个提法的微小不同里，体现着与一般官方历史书的不同态度。这就是看学术作品和通俗作品的不同。最值得推荐的是，文革和建国前十来年的许多问题，写得比较详细，像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文革一章中对毛泽东个人的多处直接批评，很耐人寻味。尤其八九年的那件事，提一下都是罪，但作者还是花了数千字来写，也没讲什么反革命动乱的话。难得。
金冲及的书看过两本，比御用文人进步了一些。但一看此书目录就知道依然是老调重弹。中国到现在为止还缺少一部全面的现代史。李新的民国史因作者过杂，时间拖得太久，良莠不齐。杨天石、杨奎松的系列作品过于偏重人物与政治视角，缺少宏观把握。现有体制下，一部真实客观地反映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作品实无指望了！
希望看书的人能够仔细甄别，剔除作者本人的主观性评论文字，着重阅读作者引用的史料，这些史料才是作者真正要传达的意思。
首先，这是一部值得肯定的作品，中国近现代史的写作有个悖论：有志于尽量真实保存历史的学者往往很难获得足够的史料；能够比较“容易”获得足够史料的“学者”往往囿于种种因素而不愿意或是不能保存真实的历史——或是语焉不详，或是刻意歪曲。在这种背景下，这部作品尽管整体的调子是偏“左”的，但毕竟保存了相当多的史料，是一部很难得的中国近现代“通史”。其次，这是一部令人感到很遗憾的作品，很类似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保存了部分史料的同时，歪曲了很多事实。再次，这是一部需要细读的作品，如果说，我们读《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需要结合《林彪事件真相》《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相当多史料来研读，那么我们在阅读本部作品的时候，更需要结合其他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特别是一些相对公正的著作来研读，这样才不容易被一些虚假的信息所误导（不管这些虚假是作者的目的还是手段）。最后，感谢作者通过这部作品为中国保存了一部分史料，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写出更好的更客观公正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从中读到相对真实的历史。
费了毛钱不说，还糟蹋了眼睛这个人的书，你要小心
从体系到内容，都让人极为失望。中学教科书级别、党史教程性质。
历史让人忧伤。她原本是人类可以信赖的唯一事实，但她往往只能选择辜负。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就像孕妇临盆，剧烈、持续的子宫收缩，牵扯了每一根神经。我们这三四代人，都是神经末梢处的血和肉。百年间，这个国家曾走在民族危亡的悬崖，转瞬便举起了大国崛起的旗帜；它曾经叫人痛不欲生，也让人锣鼓欢天；它曾经因人祸而饿殍遍野，也曾让人虔诚地歌唱祖国；它曾让我们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又在瞬间跌入群魔乱舞的深渊……直到今日，民族先贤在世纪之初的呼吁和理想，尚未实现。而经济的先行，能否成为转型期的最大动能，能否为大变局提供摧枯拉朽的时机与勇气，尚未明朗。20世纪渐行渐远，但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更多人的判断，都在一己一地一时之间。为20世纪中国作史，需要超乎想象的达观和客观。我们期待的，不是一部只有歌颂没有批判的历史，不是一部只有国家没有人民的历史，不是一部只有民族没有世界的历史。要想让历史不辜负，我们需要一颗真诚的中国心。
在极度有限的范围内对部分“敏感”历史做了“披露”，作者立场鲜明，立意深刻，是“御用文人”之典范。此书完全可作为中小学历史教材的课外读物，有助于帮助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中国当代史。
现在看这类书，没实际意义，误导太多。
内地出版的当代史著作，读一百本，还是读一两本，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套书的后两册类似官方的党史 除了文革期间有一些资料可以提供一点参考 别的纯粹是缺乏甄选的资料汇编 可能和作者步入老年后思维和记忆的衰退有关系 我很尊重老先生 但很遗憾在该书看到的前两册的锐气及世界性的眼光到后面一点都看不到了
没有党派的偏见，没有偏激的言辞，公允的信史。
书的内容及质量不错。
近代史比买的书，很好
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通俗易懂，不似学术著作，艰涩难解。适合在教学中，直接引用。作者的观点，或直接或隐晦，将历史的真貌，流露在笔端。细致阅读，收获颇多。
书的质量有待提高，包装也不是很满意。
汉唐阳光书系，好书。值得阅读。
是书作为中学教师教参，不失为一本好书，毕竟颇多史料，有益教学;倘若，作为史学爱好者之钻研学术要领，则有待商榷矣。以我愚见，是书名曰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莫若易为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纲，倒可谓之恰如其分。既谓之史纲，史事能不能叙述之乎？虽然，是书隐晦颇多，好恶取舍，如汪氏之七一五政变，竟不著来龙去脉，但“叛变”名目以涂饰，所谓“善事”则备述之。俨然北齐魏收之《魏... 阅读更多
丰富的史料、独特的分析，金老的巨著，值得一读再读。
在书店看到的里面的包装是还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这个包装里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