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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对外体制研究

曹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06-01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

曹雯  

页数:

321  

字数:

353000  

Tag标签:

无  

前言

目前,海内外关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之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厚。清史研究者抑或近代中国史研究者们不遗余力地探讨近代中国状况对中国地域、环中国地域乃至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近代世界由欧洲主宰,而近代欧洲与中国之接触乃始自于中国南方偏远区域广东的对外贸易港口。由此地理原因,近代欧洲历史学者乃至现代欧美学者,在讨论近代西洋诸国与中国之关系时,习惯于从海洋立场进行观察。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研究近代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身上,即将海洋贸易作为中国与周边地域、西洋诸国间发生关系的中介点。中国与周边国家或由更远地域的国家所发生的关系,是借助海洋贸易这块平台来完成的,而实现贸易的方式,在鸦片战争到来之前几乎完全听命于中国政府的主张。代表上述观念的有费正清所提出的朝贡体制论。与朝贡体制相对应,费正清又提出条约体制概念,以说明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外国,尤其与条约国(1842年以后与中国签有条约的国家)问的贸易方式不再由中国单方面主宰,以英国为首的西洋诸国开始具有发话权,并且这种发话权伴随武力背景的加重,日益挤压中国政府的传统主张而不断彰显,大有取代中国在地域间所一向倡导的贸易方式的趋势①。

内容概要

在清代,欧洲早期的贸易商船为何来到中国的南方口岸,继而遵循着怎样的口岸交易方式?曾经三关三开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清朝政府如何看待那些渴望进入中国进行贸易的俄国人,继而将中俄关系置于怎样的政治框架中?那些身怀各种特殊技艺的耶稣会传教士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清朝宫廷,继而在清朝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鸦片战争到底给清朝带来了什么,继而令清朝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书全面探讨了清代的中国对外体制状况。在将清朝对外关系置于中国地域、环中国地域及世界范围的地理背景之下后.对清朝对外关系诸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将这些问题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讨论维度中,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关系与评价。作者从上述视角所观察到的种种历史现象,帮助我们看到了清朝对外关系状态的另外一面。

作者简介

曹雯,199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5年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国立上越教育大学、日本国立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东洋史专业。2005年获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始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传统中国自清朝至近代的对外关系史。曾在中、日史学刊物

书籍目录

序章 一 本课题研究之目的以及意义 二 本书的内容构成以及史料利用第一部分 清朝藩封体制的建立与运作 第一章 藩封体制框架下的清朝与周边国家、地域的关系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礼制下的藩封体制 第二节 藩封体制下的藩封国与互市国 第三节 清朝藩封体制下的典范——中朝关系 第四节 清朝藩封体制运营过程中的一个事例——中缅宗藩关系的建立 第二章 清前中期的中俄关系 导言 第一节 《清会典》里关于俄国的叙述 第二节 准噶尔问题与中俄关系 第三节 《故宫俄文史料》及其他史料呈现的中俄关系状态 结论 第三章 广东体制再研究 导言 第一节 广东体制的设定和施行 第二节 乾隆二十二年前后的西北问题 第三节 江南以及江南的社会秩序 结论 第四章 在华传教士的影响 导言 第一节 康熙朝的中俄交涉及耶稣会教士 第二节 雍正朝及其后的中俄交涉与耶稣会教士 结论 第五章 嘉庆朝对天主教的取缔 导言 第一节 皇帝眼里的西洋人 第二节 嘉庆朝的国内问题 第三节 嘉庆朝天主教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取缔 结论第二部分 藩封体制的破绽与清朝对外体制的转换 第六章 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争端的焦点 导言 第一节 中英贸易的展开与英国两次访华的举动 第二节 19世纪30年代英国关于平等权的主张与中国的反应 第三节 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同影响 结论 第七章 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问题 导言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礼制下的皇帝觐见礼 第二节 两次鸦片战争间隙的中外交往问题 第三节 咸丰朝觐见问题的提起与搁置 第四节 同治朝觐见问题的再启与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 结论 第八章 日本公使首次觐见同治帝与近代中日关系 导言 第一节 副岛种臣来华换约之背后目的 第二节 清政府对《中日修好条规》之态度与日本公使觐见问题 第三节 日本公使在京觐见活动的过程 结论 第九章 晚清朝鲜政策与对外体制的调整 导言 第一节 “中外外”模式在属邦地区的初行阶段——由江华岛事件看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第二节 “中外外”模式的改进阶段——清政府于壬午事变后的选择 第三节 “中外外”模式的破灭——袁世凯驻朝时期的对朝政策结论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同时,将上述学业成绩优秀之三名学生立即召回本国。其中,列昂季耶夫留在恰克图海关工作,萨赫诺夫斯基分配在外务委员会担任翻译,卡纳耶夫不幸死于回国途中①。由以上资料表明,自1741年首位俄国留学生罗索欣学成归国起,俄国政府开始逐步拥有精通中国满汉语之翻译人才。然而这一翻译人才培养计划在1754年遭遇阻碍。这年,俄国枢密院又从莫斯科神学院选出四名学生替补在北京的学生空缺。他们跟随弗拉迪金商队前往北京。出乎俄方意料的是中国理藩院未照惯例接纳这批学生。理由是恰克图条约中只写明留下六名学生在北京学习,学成之后即让他们回国,并没有规定在北京学习的俄国学生还可以换班。虽然以往有过补缺的事,但这都是中国官员奏请皇上额外开恩的结果。理藩院还通知俄国说,这次不仅不能留下新到的四名学生,在京已居留多年的几名学生也应随俄商队返回俄国②。根据商队总管弗拉迪金的看法,中国人之所以对俄国人表现傲慢,是因为已经有一部分准噶尔人加入中国国籍,所以中国人不再像从前那样隐藏自己内心对俄国的不满和仇视,他们现在像对待真正的敌人那样尽量回避和提防俄国人③。1754年正是清政府发起第一次西征准噶尔战争之前,由于俄国与准噶尔间所保持的亲密往来关系,使得中国非常警惕刚刚来到北京的俄国人以及在京居留多年的俄国人,故有上述之举动。在给理藩院的复信中,俄国枢密院对理藩院将四名俄国学生从北京打发回国一事表示诧异,请求理藩院本着两国间的友好睦邻之谊,并为更好地办理两国间的书信往来,仍按照惯例在北京经常保持六名俄国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费用④。为力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俄国人在1756年决定派遣使臣前往北京。在给使臣的训令中提及应尽力劝说中国人接受俄国学生在北京学习满汉语,并供给他们生活费用,虽说这不是条约规定的义务,而只是中国朝廷基于对俄国友好的一个表示⑤。

后记

稿完成之后,我松了一口气:对所有关心、帮助以及支持过我的人,总算有了个交代。这部书稿建构在我的博士论文之上,因为学位是在日本取得的,由此回想起留学时的一些往事。我在日本先后就读过两所大学,先是上越教育大学,后是筑波大学。记得在获得筑波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后,我的导师片冈一忠教授对我说:已经给二谷贞夫先生去了信,汇报了你的情况。二谷贞夫教授是我在上越教育大学读书期间的导师,硕士课程即将结束之前,我对导师说想去筑波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便把我推荐给了他的同门师弟片冈一忠教授。后来我才知道二谷先生是以书信方式非常正规地向片冈先生举荐了我,所以,在我获取学位后,片冈先生又以书信方式向二谷先生正式汇报他已顺利完成了前辈师兄所托付的事情。日本传统文人间的交往方式就是这么具有东方色彩。我跟随二谷先生读书的时候,每周都要参加他组织的读书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二谷先生只让我们读上原专禄一个人的文集。上原专禄是一位过世的日本汉学家,是那种偏偏逆着欧洲近代化潮流大谈东方精神的学者。刚开始阅读上原文字的时候,完全是被动的,并且因为那时对日语的领悟尚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只是机械地积累,不过读多了以后,明白他是反复在提请世人注意:欧洲近代文明不过是全人类有史以来的部分收获而绝非唯一收获,在东方地域所形成的中国文明亦是全人类的重要收获之一。在日本,如上原专禄一般的学者至少还有两位:一位是故去的竹内好,一位是沟口雄三。二谷先生让学生们不断阅读上原文字的用意是要重塑学生们的精神取向:作为东方人,应该拥有一种东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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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对外体制研究》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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