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论
2010-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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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文教授告诉我,他的《启蒙论》手稿已杀青时,我是着实为他高兴,也松了口气的。他说此书之作,从动笔以至出版,已用去整整五年工夫。事实上,他写此书之动念,至少已是七八年前之事。海文是一位好于思、乐于思,并深于思之社会学者,在目前学术界重时效,讲求论文式出版的年代,他却埋首于长线研究,并致力于一部多达六十万言的著作,不能不说是个异数。海文这本《启蒙论》充分显示他是有抱持、有信念、有所为而为的。海文之所以有《启蒙论》之作,起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运命与困境的关怀,他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是以中国文化启蒙问题作析疑辩难的人手点。他不满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以及中国启蒙论述中出现的启蒙之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乃至迷思化,在他看来,这都偏离甚或背弃了启蒙课题应有的旨趣与理念。用他的话说,“对中国文化启蒙之追求与疏解,核心在于能否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桎梏”。《启蒙论》以“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为副题,盖其落墨最多的是“借社会学论述以重新检视中国启蒙的理念与现实”,“借社会学理论构成以超越历史认识的局限”,“而关键系于对启蒙之理论课题的安立与掌握”。海文在启蒙的论述中,对于启蒙的“课题”(problematics),再三致意,在他而言,对启蒙“课题”的廓清,是正本寻源的工作。
著者用近三百页的篇幅,以“理念型”的建构诠解启蒙理念的核心价值、取向与界线,以启蒙的“类型学”来破解启蒙的心态。在这里,著者展现了细致的论述,他的“道德一理性”、“道德-非理性”、“非道德-理性”与“非道德-非理性”的四个向度的建构,别具构思,诚有助于对启蒙历史-社会运动之疏解与检视,其“理念型”“类型学”的研究,意在还原“启蒙课题”之面貌,更意在为检视中国启蒙事业安设一个理论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海文这样的工作,着意于超越摆脱“西方中心”的启蒙视野,在启蒙普遍意义的理念框架中,寻求中国文化启蒙事业特有之路的开展。
陈海文,早年攻读社会学于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其后取得加拿大政府联邦奖学金,于多伦多大学晋修社会学,获规划科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九十年代开始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及新亚书院社会学部。教研兴趣及范围包括古典/当代社会学理论、文化与社会、社会规划、中国社会等。
序前言内地版前言序论文化启蒙的课题I.中国启蒙的困惑II.启蒙课题与启蒙运动III.启蒙的传统与犹豫i.德国启蒙运动ii.法国启蒙运动iii.英国启蒙运动iv.小结IV.议程的开展i.中国启蒙的“繁复景观”ii.启蒙方法论第一部 理念型第一章 启蒙理念型I.引言II.启蒙理念型建构(1):核心价值i.理念型方法论ii.“自主性”iii.“自觉性”iv.“知识”v.结语III.启蒙理念型建构(2):取向与界线i.论启蒙界线ii.界线的探索(a)“突破”(b)“明晰”(c)“控制”(d)“秩序”iii.小结IV.结语i.回顾启蒙理念型ii.从理念型到理念人第二章 “启蒙”与“觉悟”——理念型研究的开展I.引言II.启蒙与志业i.论启蒙的非理性向度ii.从韦伯到启蒙(a)科学志业重探(b)科学志业与方法(c)政治志业重探(d)政治志业与伦理III.自我的重塑i.“真人”的追求(a)“成熟”(b)“气魄”(c)“化育”(d)“恻隐”ii.诸神之战场(a)迫切的生活(b)自我的技艺(c)理性的超越IV.结语i.灵魂深处ii.人间条件第二部 类型学第三章 启蒙类型学——破解启蒙心态(1)I.引言II.启蒙类型学:基本形式III.启蒙类型学:类型的界说(1)i.“道德一理性”向度(a)“理性主义”(b)“科学”(c)小结ii.“道德一非理性”向度(a)“气魄”(b)“神圣”第四章 启蒙类型学——破解启蒙心态(2)I.引言II.启蒙类型学:类型的界说(2)i.“非道德一理性”向度(a)“玩世主义”(b)“个人主义”ii.“非道德一非理性”向度(a)“感官主义”(b)“权威主义”iii.结语III.启蒙课题的重构中间考察中间考察:中国启蒙事业I.论启蒙事业II.中国启蒙事业提纲i.历史轨迹ii.社会运动iii.社会神话iv.反传统v.民族主义vi.启蒙事业的黄昏III.儒学与启蒙:论“儒学第三期发展”i.中国文化/文化中国ii.唐君毅(a)天人之道、幽明之故(b)中国文化视野(c)人生与人文(d)人文、文化、悲剧(e)判教与还元(f)附论:牟宗三iii.杜维明(a)国际学坛(b)“以边陲为中心”(c)灵根自植?iv.诠析新儒学IV.结语第三部 后设社会学第四部 社会本体论索引
III.i.6.3.与这景观相较,梁漱溟反而是回到儒家伦理的社会基层以求出路。以乡村建设为纲领,是意味在梁漱溟眼中儒家伦理精神不再寄身于知识群落,而在农村社区的农民与民俗,这是梁漱溟目睹近代中国礼乐崩坏后的感叹。城市社会或知识精英纵然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所寄,但梁漱溟所希望重建仍然是伦理本位的儒家文化——而非法律本位的西化,或阶级本位的苏俄化。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礼失求诸野的最后努力。III.i.6.3.1.虽然儒学式本土取径——即使是当代的新儒学及儒学第三期发展——与现代社会学距离仍远,但在中国学术传统以内可有的社会研究空问及其意含,仍不能轻轻略过。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建立,其中自应包括中国学统以内的社会认识及思想资源,本土知识分子的努力同样需要被重新体认与吸纳。III.i.7.本节析述中国社会学的不同渊源,构成中国社会学既有的研究与学术传统,中国社会学自有一定传统与历史,以为重建与开展的基础。而且这传统远为广被复合,有着深远内涵与源流——亦即源自日本、欧美、苏俄以及本土的回应。从以上所论,应可较鲜明突出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基本形式与构成。
(作者)之所以有《启蒙论》之作,起缘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与困境的关怀,他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是以中国文化启蒙问题作析疑辩难的人手点。他不满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以及中国启蒙论述中出现的启蒙之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乃至迷思化,在他看来,都偏离甚或背弃了启蒙课题应有的旨趣与理念。用他的话说,“对中国文化启蒙之追求与疏解,核心在于能否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桎梏”。《启蒙论》以“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为副题,盖其落墨最多的是“借社会学论述以重新检视中国启蒙的理念与现实”,“借社会学理论构成以超越历史认识的局限”,“而关键系于对启蒙之理论课题的安立与掌握”。(作者)在启蒙的论述中,对于启蒙的“课题”,再三致意,在他而言,对启蒙“课题”的廓清,是正本寻源的工作。 ——金耀基
《启蒙论》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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