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迷思
201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吉尔伯·李斯特
312
陆象淦
无
序 言 译序——“后发展”的呼喊 “发展”是当代基本问题之一，用一些论者的话来说，“发展”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问题的著述多不胜数，新论迭出，观点多样，学派林立，从“新发展哲学”到“依附论”，从“自力更生”理论到“另一种发展”，各辟蹊径，争论不断。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和时局的演变，作为全球模式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也不断更新，全球或地区一次又一次峰会的决议和宣言，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主持和组织的一份又一份发展报告，从1951年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到世纪之交的《千年发展宣言》，发明了诸多界定发展的形容词，如“真正的发展”、“良性的发展”、“整体的发展”、“符合希望的发展”、“以自己的力量为中心的发展”、“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人道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等，蔚为大观，反映出政治风向和社会—经济思潮的微妙转换。然而，不同学派和不同时期的论说虽然在界定发展概念的含义、发展的进路和模式、论证的重点等方面千差万别，就主流观点而言无不肯定发展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乃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不二法门，并在强调发展不能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必须涵盖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资源、环境、生态等多重关系的同时，坚持认为“必要的”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至于作为工业化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果”出现的资源、生态、能源、气候等一系列当代危机，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措施，是可以减缓、克服乃至避免的，从而保障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者危机，只有通过发展本身才能解决。即使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南方委员会”，也在其报告中一方面强调“深刻意识到以往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的局限，并越来越坚信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就不能重复此类战略的老路”，因此反对“模仿式发展”，并认为“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借以对自身做出评估并自己决定应该达到的目标的过程”，“现代化不应当背离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外，政府领导人还应该关注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生产和付出多大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另一方面又坚称必须通过“快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实现“发展的迫切需要”。 不言而喻，对于上述主流观点持怀疑、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近年来，有人断言这样的“发展”已经终结，或者说“为它起草悼文的时候正在降临”。在对于发展的批判论说中，吉尔贝·李斯特的《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一书以其文笔之犀利和论说之系统引人瞩目。作为设在日内瓦的发展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和欧洲—第三世界中心的前负责人，李斯特强调必须从“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和演变过程本身，来揭示其实质。在他看来，借用自生物学的“发育”或“成长”一词的发展，作为西方的一个信仰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历史观，经过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变形”，特别是进化论的点化，如同进步理念一样形成为一种自然观、社会观和“天然”信念。就当代而言，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国情咨文，亦即当时的报纸所说的“第四点计划”发明了“欠发达”一词，导入了“发展”与“欠发达”之间的一种新颖关系，改变了发展概念的意义。“欠发达”概念的出现不仅表明在走向最终目标的进程中有可能发生变化的理念，而且特别强调激发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它不仅肯定事物正在“发展之中”，而且断言我们有可能对事物加以发展。于是，发展有了及物的意义，而“欠发达”被视为一种“天然”存在，而造成不发达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征服占领、殖民统治、民族压迫、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制度等，则被一笔勾销。李斯特着重指出，这种划分世界的新二分法显而易见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其基础则是强国肩负所谓“传播文明”的使命观。将整个人类纳入被设定为人人分享文明的条件的“发展”范式，促使“发展”成为一个“天然的”普世价值。惟其如此，发展研究及其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人类学等——一时成为国际显学。以“发展”为标榜的广泛运动植根于西方想象力的这样一个信仰，即一切人的幸福生活可以借助技术进步与商品和服务的无限增长来得到保障，人人终将从中获益。因此，“发展”不啻是普遍富裕的承诺，是“自然的”、积极的、必要的和无可争议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经济角色、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北方和南方的部分民众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皈依这一信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希望渐行渐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并推行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即使不能说是失败，也是乏善可陈的，其名称和主题一次又一次的变换即是证明。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益扩大。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接踵而至，波及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害尤甚。其原因究竟何在？李斯特在书中剀切地指出，毋庸置疑，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享有的整个福利获得了惊人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生活的希望总的说来极大地加强。然而，居于“发展”体系核心的依然是老一套的过时观念，即“发展”能够借助被认为是无限的经济增长而惠及全球，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特别是对于比较“发达的”国家而言，尽管事实说明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两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依靠变卖“家底”，也就是说依靠挥霍由不可再生资源构成的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本”来保障其生活的优裕地位的。与一般接受的观念相悖，西方的“发展”处方最简单不过：无节制地增加能耗量，其中尤以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铀的“内燃机”的发明为最，由此着手，可以加速渔业、农业和矿业等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供垄断能源的国家渔利。诚然，凡此种种还取决于投入研究的资金、新技术的发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诸多因素，但促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能源供给的能力，而不是相反。否则，如何解释与控制能源相关的种种冲突乃至战争？今天，全球20%的人消费了我们这个星球的80%的资源，而且为了维持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再动员至少4倍于此的额外资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负担不了这样的重荷。但经济增长的需要掩盖了一切，无论是熵的增大、自由能量向受限能量的转化、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或者大气和水的污染、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的解决，大多停留在一纸空文或者口水战上。为了维持当前体系的运转和生存，“发展”的信仰需要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征象，而经济“奇迹”和技术“突破”圆满地发挥了这样的效应。然而，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实情隐藏在没有立刻显现的阴影背后，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气候的剧变、放射性的恶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一方面是宣称“发展即是生命”并以平衡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另一方面是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象所显示出的日益加剧的不平衡和灾难的紧迫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和不可调和。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竭力淡化现实，而只展望未来的进步，可谓身在俗世，神往仙山。同时，这种理论没有能力严肃预测未来几代人的“市场需求”，只能通过即时的线性认识来描绘业绩。人们一味宣称相信“历史的意义”，到头来却只能抹杀历史。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以逐利为宗旨的市场机制。李斯特认为，实质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和追逐利润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一场来势汹涌的全球化运动更促使国家调控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建立再分配机制的一切行动归于失败。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势地主导一切，而其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和速率成为一切国家引以为豪的实力和竞争力增长的主要依据，更是跻身于世界大市场的敲门砖。各种炫富和时尚排行榜喧嚣于市。有人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编织着最不同的人之间的越来越紧密的网络。通信手段的增多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人们无须从他们所在地移动就可以彼此接近。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危机今天也有了全球规模。但是，世界的这种“缩小”的斥力比合力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在渴望从市场的扩大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人与从中除了枷锁没有任何东西将失去的人之间，天平是不平衡的。随着把世界割裂为两个部分的这道鸿沟的日益加深，不仅是有钱人可以尽情消费，而且将迫使受排斥的人们在必然与今天主流相悖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能否继续背离大多数人而安然若素？因此，李斯特断言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成为一个趋于枯竭的过时范式。在近几十年的进程中，既然一切“发展”政策造成了物质和文化上的弱肉强食，巧取豪夺，那么走这条路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发展”犹如一颗陨落的星星，人们依然感觉到它的余辉，尽管它早就已经熄灭。“后发展”时代正在来临。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李斯特看来，“后发展”观念支持者们的批判矛头针对的是作为西方信仰的“发展”观，因为它是一种迷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未来观，一种表述模式，或者说是决定着世界全盘市场化实践的话语形态。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发展计划”的成败，而在于如何确立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切居民及其后代平等地和谐共处的全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的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回顾“发展”历史的充实依据和参照，而且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利器进行反思，走出盲信的迷津。这也许是“后发展”新时代的呼喊，尽管还很微弱。 陆象淦 2011年7月1日 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绿坞
本书从“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和其演变过程，阐述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试图改变世界和结束疾病、苦难及饥荒的诸多理论和策略，并介绍了反对幻想资本主义偏移的发展以及衰退将开启后发展通道的争论，以此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视角进行反思，走出对西方虚构的所谓“发展”的深度信仰。
本书对“发展”理念的提出、发展理念在西方世界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接受、各种发展思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或弊端，甚至当前西方发展理念遭遇的各类困境等做了系统梳理，是一本很有理论深度、对中国有特别深远意味的著作之一，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译稿由陆象淦教授倾力译出，用词准确生动，同时也保留了原书学术著作的风格。
吉尔贝‘李斯特(Gilbert
Rist)，是位于日内瓦的瑞士高等发展研究院的荣誉教授。在突尼斯任教多年之后，他令人瞩目地主持了“欧洲一第三世界中心”的工作并与联合国大学展开合作。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现代性的人类学如何使得西方社会和传统及异族社会脱颖而出。李斯特教授是发展概念和实践研究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刻意编制的神话——现代社会中的增长经济学》(合著)、《迷失的北方》(合著)、《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他的最新作品是2010年出版的《梦幻与谎言问的常规经济学》。
译序
第三版序
第二版序
导论
第一章 定义
第二章 一个西方神话变形记
第三章 全球化的滥觞
第四章 发展概念的发明发展”的时代
第五章 学说和国际机构的建立
第六章 介乎历史和预言之间的现代化
第七章 外围与历史研究
第八章 社会的独立自主——过去之作为未来的模式
第九章 第三世界主义高奏凯歌进路
第十章 环境——“发展”的新本质
第十一章 现实主义与善良感情的混合
第十二章 作为“发展”幻影的全球化
第十三章 从消除贫困的斗争到发展千年目标
第十四章 超越“发展”——从增长到经济范式的转变
第十五章 结语
译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版权页：第九章 第三世界主义高奏凯歌20世纪70年代作为南方国家强劲上升的年代而永存史册。就它们最终在国际秩序中得到承认的作用而言，这是一个堪称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时期。尽管“发展”的目标远没有达到，但人们可以设想通过财富和权力大规模的重新分配，这些目标将唾手可得。工业化国家将在政治上包容，经济上慷慨解囊。助长这种乐观主义的信号很多。首先，20世纪70年代是紧跟着两个重大事件——1967年的“中国文化革命”和1968年的“五月运动”之后降临的。随之产生的亢奋既对消费社会，又对等级制度的合法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业已确立的差别提出了质疑。人们丝毫也不关心中国发生的暴力，而是大肆颂扬人民公社的活力，断言人民公社把理论与实践结合了起来，横扫小资产阶级思想，实现了新的“发展”模式。①在这样的气氛下，依附论理论家们春风得意，而在工业化国家，数量越来越多的人组织起来，为第三世界的诉求推波助澜，并在一个简单的原则基础上构建他们的话语：只轻描淡写地说一说“欠发达”的后果是不够的，必须采取行动来消除其原因。换句话说，那就是“问题不在于给得更多，而在于夺取得更少”。争论的核心是跨国公司，它们的过度膨胀的利润证明了它们对南方国家的剥削。这个问题十分严重，联合国为此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调查这些新的经济帝国的作用。这场战争每日每时都在证明，尽管军事力量对比处于弱势，但一支“赤脚的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对于美国大力支撑的制度的受害者进行声援的各种社团行动起来，一致声讨南非的制度、葡萄牙殖民主义、罗德西亚的白人统治，批判拉丁美洲，特别是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诚然，这些“像脓肿一样的据点”的存在本身证明工资本主义体系的活力，但从此有一个支持解放运动和反压迫制度者具体斗争的声援运动与之相抗衡。然而，对于工业社会的批判无非是知识界的骚动或者一种战斗姿态。首先，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人类环境”会议，①第一次引起全世界对于污染危险、资源枯竭、沙漠化等问题的关注。同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对“增长界限”②进行了界定，指出在经济和工业增长的影响下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储存——如何逐步走向枯竭。生态运动的诞生与工业国家的经济衰退期同步。这个时期的特点在于增长放慢和越来越难以克服的失业的加剧，所以美国决定从1971年8月15日开始放任美元下跌，③以平衡长期处于逆差的贸易。此外，跨国公司找到了分割生产，以利用外围国家（特别是在法语区）提供的低工资劳力的手段，④而且，北方生产率的提高（由于信息化）减少了就业。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之一。
无
本书是对发展观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第一论著。要弄清楚各种各样的发展观，阅读这本书也就大体足够了。当然，本书对于发展观的西方中心主义有所批判。
书很好，当然目前还没细看。
书名引人入胜，内容也不错，对发展问题有新的视角
不错的书买来先藏着
理解发展，不错的一本书，写得很好。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当人们不再寄望于来世、寄望于神圣时，他们便只能为当下而努力，于是，勤劳与简朴遂成为基本的价值观，生产力因此被释放了出来。
沿着这个解释，我们不难发现当代社会的困境。
因为，“魅”其实是祛不掉的，我们抹去了神祗，可信仰仍在，只是我们转向信仰自己，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最大的迷信，莫过于“发展”。
人们可以毁掉大片的森林，也可以夺去农民的土地（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羊吃人”），还可以强制改造他人的价值观，有了“发展”，这些便都成了“不得不如此”。换言之，发展赋予了这些行为的合法性。
为什么人们如此信仰发展？
一是与现代社会的飞速进步有关，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同文明达到高峰期后，GDP基本是停滞的，只有自然灾害、战争才能使它波动，1820年前，工业国家GDP年均增长也不足0.5%，而此后却保持了年均2%的增长，这意味着每20年，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会变得陌生起来，当你享有更多的财富、更便利的生活、更漂亮的公共空间时，你还能将发展拒之门外吗？
二是与价值观的变迁有关，在人类经济突飞猛进前，人类的文化、观念与艺术表达率先取得了突破，英国1300年便建立了与现代社会相似的法律制度，文艺复兴、狂飙运动等，无不建立在对明天美好的想象之上，被约束的当下，被构思的未来，而解决这个落差，只有发展。
三是与不同文明发展步调相关，现代化使传统文明相对衰落，后发国家因此有了更多“发展的激情”，这个冲突最早出现在欧洲，从法国大革命到德国的极权化，大家都试图抄近路、强行超车，以后这个冲突扩大到世界范围，后发要发展，先发怕落后，在彼此竞争中，发展逐步压倒了其他的价值观。
然而，发展本身存在逻辑悖论。发展是往前看，需要一个想象的未来进行参照，这就很可能进入构建理性的误区。所谓构建理性，就是在实验室中，人为推导出一个最科学的社会方式，然后不考虑人性的实际，强制去实践。构建理性最大的虚妄在于，这一切虽然能自圆其说，有审美价值，但由于前提是假设的，这就取缔了理性的批判性，即使存有误区，我们也很难发现。而当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时，代价却已经付出了，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代价会不会是整体的毁灭。
事实是，人类并非完全理性的生存，因为尊严与爱是无法数字化的，自由与想象是无法证真和证伪的，而一旦失去了这些价值的维度，人性就会被理性所挫折，我们就会被异化。
这世界已经被发展深深地伤害着，污染、精神紧张、冷漠、单向度生存……在这条不归路上，我们还能救赎自己吗？本书深入地检讨了作为西方信仰的发展的过去与未来，是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