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
2012-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水安三
337
李恩民,张利利,邢丽荃
无
这本《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的策划者李恩民先生嘱我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因为我是清水安三先生的次子，是本书原版的编者。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清水安三与中国。 (1)清水安三是一位基督教牧师 1915年，清水安三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神学部。1917年，他决心赴中国传道并来到沈阳。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条人生之路，是因为他作为日本人要回报中国人的恩德，如回报鉴真和尚历经磨难为日本带来佛教之恩，等等。1918年，他和横田美穗在大连教会成婚。 1919年3月底，清水夫妇移居北京，并开始专心学习中文。1924年7月，清水安三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神学部留学并于1926年5月毕业，随即返回北京。 (2)清水安三是一位贫民救济事业活动家 1919年秋，中国华北地区遭受大旱、饥荒，持续时间长，灾情严重。清水安三从翌年3月开始在北京朝阳门外创办了“灾童收容所”。一年的时间里，该收容所共收助遭受重灾的儿童七百九十九名。1921年5月28日，清水安三在该收容所的基础上，创建了“崇贞工读女学校”，免费对不得不卖身卖笑的贫困少女进行知识教育。根据妻子清水美穗提出的教育方式，实行半工半读教育(上午授课、下午制作工艺)。出售的工艺品所得除支付学生工费外还用于学校经营。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1月，清水安三在北京天桥贫民区开设了“爱邻馆”，免费提供医疗、饮用水、职业介绍和识字教育等。当时他还曾试图创办“供餐收容所”，但未能如愿。 (3)清水安三是一位教育家 北京的“崇贞工读女学校”在创建后得到长足发展。1930年6月，由大文豪鲁迅介绍的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校长。1931年4月，该校升格为四二制正规小学。1932年，学校废除了下午的手工艺作业，改为全日授课，并开始收取学费。1933年12月，妻子清水美穗离世，年仅三十八岁。 1936年6月，清水安三和小泉郁子在天津教会正式结婚。9月，学校正式改制为崇贞女子初级中学校(三三制)。10月，新校舍落成，朝阳门外出现了一座美观而大方的现代建筑，十分醒目。学校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校门挂起了崭新的金字校牌——“崇贞学园”。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也开始接收富裕阶层子女入学。清水安三的妻子、学园长清水郁子胸怀大志，声称“要培养出中国妇女界的领袖人物”。 1937年3月，崇贞女子中学根据中国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成立校董会，南开大学创立者、周恩来的恩师张伯苓校长出任董事长。他是著名的基督徒，有时也激烈抨击日本的行径。 抗日战争期间的1939年4月，崇贞学园设置三年制女子中学，通称“日本人部”，学生以朝鲜人为主，开展文化教育。设置该部是为解决当时朝鲜人就学难的问题。朝鲜那时处于殖民地状态，朝鲜学生名义上是“日本国民”，但却难以进入日本人学校就学。 当时，日本政府实行同化朝鲜人的殖民政策，一直禁止他们使用朝鲜语。1939年11月，日本开始强制朝鲜人将姓名改为日本式。然而，清水安三却激励学生说：“朝鲜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并依然称呼其原名原姓。他教导学生“朝鲜最终将会独立，一定要学好母语”。 (4)清水安三是一位新闻撰稿人 清水安三在北京曾目睹五四运动并产生共鸣。他通过媒体(报刊)把运动的实情传回日本国内。他是向日本国内报道五四运动的唯一的报界人物。 在后来的新闻撰稿和时事评论活动中，清水安三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他论锋敏锐，严厉批判日本“军阀”的对华政策。为此，他曾被一些人斥为出卖日本的“国贼”。 与这些人的斥骂相反，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杰出代表吉野作造(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却对清水安三大加赞赏，尤其推崇其于1924年同时出版的两本有关中国问题的论集——《支那当代新人物》和《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 清水安三在媒体活动中，与鲁迅、胡适、李大钊等当时新进著名人士交游频繁，并成为他们的朋友。吉野作造受聘为总教习在北洋政法学堂教书时，李大钊也曾是他的学生。 清水安三作为贫民之友，具有一定的与社会主义相似的思想。1930年，他在《湖畔之声》月刊上以《提倡社会的基督教》为题发表了一篇长文(共分七次连载)，阐述自己的论点。该文用专章分别介绍了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者)、伯特兰·罗素(自由主义哲学家)，并高度评价了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他还详细叙述了美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其中多有赞美之词。 2011年8月于东京
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日本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清水安三与他的先后两位夫人清水美穗、清水郁子在北京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创立崇贞学园，在天桥附近的贫民窟创办救济院爱邻馆，为战乱环境下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三个国家的普通女孩子的学习与成长，提供了一个充满爱的国际化园地。一九四五年以后，清水回到日本，又在东京奇迹般地创办了樱美林学园，而崇贞学园则演变成了今天的北京陈经纶中学。
清水畏三，一九二七年出生于北京，在北京读完小学和初中，东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专业毕业，曾任共同通讯社高级记者及新德里支局长等职。一九六八年起供职于樱美林学园，先后任樱美林大学教授、樱美林学园理事长、樱美林学园园长，期间兼任日本政府文部省生涯学习委员会委员、中央教育审议会委员等职。主要论著有《哈佛大学校长列传：成功者与失败者》一二〇〇五年一、《北京大学简史》一二〇〇七年一、《略述·中国基督教盛衰史》一二〇一一年一等。二〇〇七年因其在教育领域贡献突出，被授予旭日中绶章，现为中目又化研究所研究员。
序一 感恩中国的牧师
序二 清水安三的中国梦
序三 从中国观点看清水安三
第一章 前往中国的路
第一节 童年的记忆
第二节 中学生活：邂逅基督教
第三节 大学时代：感受鉴真与斐德金
第四节 前往中国
第二章 北京时代（上）：创办崇贞学园
第一节 在朝阳门外救灾办学
第二节 留学美国：观念的转变
第三节 从北京到京都：筹措资金之苦
第四节 清水美穗之死：各三分之一的人生
第三章 北京时代（下）：确立崇贞精神
第一节 清水郁子与崇贞学园
第二节 卢沟桥事变亲历记
第三节 天桥爱邻馆的开设及崇贞学园的终结
第四节 崇贞学园与朝鲜
第四章 纵论民国时政与中日关系
第一节 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
第二节 1927年前后的中国
第三节 抗战中的中国
第五章 与民国要人的交游
第一节 专访蒋介石与胡适
第二节 回忆李大钊与张伯苓
第三节 与鲁迅的交游
第六章 东京时代（上）：创建樱美林学园
第一节 樱美林学园的创建
第二节 实现“创办大学梦
第三节 令人难忘的日子
第七章 东京时代（下）：设立樱美林大学
第一节 设立四年制大学
第二节 樱美林的自豪情
第三节 樱美林恩人录
第八章 作为一名牧师
第一节 耶稣的“僻静之处
第二节 基督教的复活信仰
第三节 圣母玛利亚
第九章 作为-名教育家
第一节 教会学校和基督教徒学校
第二节 建成充满爱的学园
清水安三年谱简编
清水安三记事年表
清水安三著作目录
清水安三研究主要日文著作
本书照片来源
译者后记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童年的记忆 1 小石子儿的出生 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小石子儿中给亚伯拉罕 兴起子孙来。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6月1日，这一天是我呱呱落地的日子。我好像是在田间小路上出生的。据说，母亲正在水田里除草时，突然感觉要临产了，于是急急忙忙往家里赶，可还是生在了路上。这真是一个令人手忙脚乱的出世方式，但这可不是我的责任哟。 2 甲午战争的军歌：打它呀，教训它 幼小时的记忆，如果不是特别大的事件的话，恐怕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甲午战争那个时候，看到过我们村两个年轻人出征的情景。姐姐背着我，我摇晃着手里的小日章旗，目送他们离去。当时唱的军歌还朦朦胧胧地记得一点，“打它呀，教训它，目标是清国”。可惜，我只记得这几句。这是我四岁时，也就是我出生不到三年半时的记忆。在我后来学到的歌曲中，记得有一首是这样的： 砍呀砍，砍下中国佬的头颅，帝国万岁，帝国大胜利，打呀打，打扁李鸿章的鼻子。砍呀砍，砍下中国佬的头颅…… 尽管那是一个国民没有教养的时代，但这首歌的歌词还是太不着调了，不值一提。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初接触到的与邻邦中国有关的东西。我这个人一辈子之所以都很偏向中国，也许是对这首歌产生逆反心理的结果吧。 3 父亲之死 另一个我有记忆的事就是父亲的死。父亲是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1月27日，我六岁的时候去世的。记得，先是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坐在父亲的枕头旁边，用树叶蘸上水去滋润父亲的嘴唇，之后我也模仿哥哥姐姐，照着那样做了一遍。父亲已闭上了双眼，一点儿都没有张嘴。 在我给去世的父亲蘸完最后一滴水之后，姐姐们开始放声大哭。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也许是因为父亲死于大肠伤寒菌的缘故吧，我还记得，家里好好地搞了一次大消毒。那次的消毒，好像是一种仪式，大家都很卖力气。哥哥、姐姐和家里的男女佣人，或拿着大刀、菜刀，或手执斧头、镰刀，在家中的各个屋子里，尽情地对着天空跳蹦砍杀。我自己也手拿自制的小刀之类的东西，满屋子地跳来蹦去，挥来舞去。 4 藤树祭的记忆 伯父带着我去参加藤树祭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 有一天，我没事正在院子里玩儿。担任村长的伯父来了，对我说： “我要去看藤树他们村的大祭活动去了，你也一块去吧。” 中江藤树他们村与我们村是邻村，只隔着安昙川这一条河。我们走了三百多米，走到安昙川桥上的时候，伯父问我：“小鬼，长大了，想做什么？” 我好像毫不犹豫地就回答说：“我要做陆军大将啊。” 在西江州，有一个叫餐庭野的大草原，一到夏天，很多士兵就会从京都、大阪到这里进行实弹演习。 那时的团长身着黑色金边上衣，下穿红色裤子，头发从中间分开，留着山羊胡子，骑在马背上，好不威风啊。我希望自己将来做陆军大将也不是没有道理。 从安昙川桥到上小川的藤树书院有四公里的路程。到了藤树书院，大门的正面放着一把专门给伯父准备的椅子。 村长座位的后面，整整齐齐地站着身穿白色夏季校服的师范学校的学生。片刻，只听“向左转！”一声号令，县知事在郡长的带领下进入会场。知事和郡长都向着榻榻米上方悬挂着的牌位深深一拜。 在回家的路上，走到安昙川桥的时候，伯父又问： “小鬼，还是想做陆军大将吗？” 这次我摇了摇头说：“大伯，我呀，要做藤树那样的人。” …… “大伯，怎么做，才能成为藤树那样的人呢？”据说我这样问伯父。为了笼络老成的中国人，有些人付出了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辛劳。故意在赌博时输掉，看一些自己看不懂的戏剧，宴会时提供歌舞侍酒的日本艺人，他们饱受各种辛劳，努力行事。赌博和听戏在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这是那些冒牌“中国通”的口头禅。而让中国人最瞧不起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些所谓的“中国通”。 以剑为生者可以因剑而立，也会为剑而亡。中国的枯荣盛衰亦非常激烈，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这里我要责问一下，援助段祺瑞的援段政策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几年前，有个军人在《太阳》杂志上发表文章，宣扬起用段祺瑞的论调。我们读了那篇文章后，只是哼一声，不把他当一回事，完全不敢苟同。我记得，文章像列举一种药物的功效一样，就段祺瑞的人品、才能和手腕写了一条又一条。尽管日本的报刊把徐世昌说成是“年老昏聩”，但君不见，大总统徐世昌不还是通过充分准备，以阴险狡诈的惊人手腕，把段祺瑞这么一个尾巴翘上天的人推到了圈外，让他饱尝失败之苦了吗？只要对方有一点点倔强的地方，日本军阀马上就会看中他，接着与他看中的人一起坠入泥潭，张皇失措，这是日本军阀的一种癖好。那个写文章鼓吹起用段祺瑞的人此时该是目瞪口呆了。 在西伯利亚，他们被谢苗诺夫牵着鼻子走，不遗余力地援助他，做他的后盾，到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才将其抛弃。在北京也是这样，当力挺段祺瑞的政策进展到一定程度已不能撒手不管的时候，他们将日本公使馆当作段派元凶的避风港，对这些人加以保护，大肆发挥大和民族精神的那种气魄。有道是，穷鸟入怀，猎夫不追，我们权且对这一行为予以肯定吧。但关于日本的对华政策是不是值得赞赏，疑问恐怕就非常多了。即使触犯众怒也要对这些人加以保护，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日本能一边若无其事地在嘴里喊着人道呀正义呀什么的，一边却在总的对华政策中显现出帝国主义的魔掌。 目前，各国的对华政策正在从争夺利权、侵略和瓜分向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一贸易主义方向转换。这个时候，仅仅是收买权门又有何用？制定一个能获得民众支持的对华政策才是正路。这是将唯利是图、以利权为生的投机商驱逐出去，全力援助正派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的唯一的办法。
本书《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日文原版名为《清水安三遗稿集——小石子儿的人生》，1977年7月由基督教新闻社发行第一版，这本中文版是根据2009年3月樱美林学园刊行的改定增补第五版编译出来的。日文原版是在清水安三出版和发表的著作、文章、随笔、回忆录、说教、演讲稿以及谈话记录中摘录精华部分汇集而成的，他本人虽没有直接参与编选，但生前对日文原版的出版却是认可的。 关于清水安三的人生历程及其贡献，本书的三篇序文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做了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愿补充一点，那就是清水安三一生对中国情深意切，他是一位热衷于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但更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一直为自己在北京朝阳门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深感自豪，在为人题字、书写汉字条幅中无不以“北京朝阳门外清水安三”署名，自己所有的藏书亦加盖同样的印章，本书书名由此而来。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崇贞学园。即使如此，他仍难以割舍与中国的情缘。在离开学校之前，清水安三与妻子清水郁子于1946年2月联名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愚夫妇之来中国为邻邦服务乃上帝所指示，因是从未希望得到任何报酬，背负十字架亦为吾人乐于担任之义务也。”“愚夫妇向秉上帝意旨，为贵国人民服务，此后亦盼能永久留居中国为中国之友。”虽然他们永居中国的愿望没能实现，但他们的教育事业、他的“学而事人”、“老实”、“宜强”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教育理念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在编译中文版的过程中，我们从中国读者的需要出发对全书的构成和用词做了一些调整：增删了部分内容(如增加了1922、1967年和1976年清水安三在报刊上发表的回忆鲁迅的几篇短文)，重新排列了章节，订正了在时间地点记述方面与史实有出人的一些记忆或印刷有误的地方，对一些特殊的名词做了注解，将那个时代日文中特有的但又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一些词汇改译为现代汉语通用词汇(如改“支那”为中国、“满洲事变”为九一八事变、“支那事变”为卢沟桥事变，等等)。其余的部分我们均尊重原文，以便给读者提供一个真实的清水安三。 本书能顺利出版实得益于很多良师益友的无私奉献。感谢原版编者、樱美林学园第五任理事长清水畏三先生欣然应诺我出版中文版的请求，并亲自为中国读者撰写了序文，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清水安三的一生。年已八旬依然精神矍铄的畏三先生为人谦和，曾专程乘公交车前来与我商议翻译的具体细节，授我以“编译”本书之全权，要我从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对本书的内容大胆取舍而不必顾及他的感受。畏三先生是著名的汉学家和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专家，他出生于北京，名字本身出自《论语》季氏篇中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在北京接受过初等教育，在东京大学读的是中国文学专业，一生主要从事的是高等教育研究和管理事业。我们深知，虽然我们的翻译与他的期待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本书在北京的出版却是对清水安三和他在北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最好的纪念。 感谢樱美林学园理事长、樱美林大学校长佐藤东洋士先生对本书翻译工作的全力支持。他是父母在崇贞学园执教时在北京出生的，是在清水安三的呵护下长大的。为了本书，他不辞劳苦，从家传的老相册中找出了崇贞学园时代的很多珍贵照片。他坚信，清水安三的思想和教育实践不应该仅仅是日本的财富，还应该是近代中国财富的一部分。他以极大的热情承继清水安三的教育理念，在从事英美文学和高等教育管理的同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樱美林学园与樱美林大学的发展与国际化方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此他已当选为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0funiversity Presidents，IAuP)主席，将引领世界高等教育走向美好的未来。 感谢我们的同事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的光田明正教授，人文学系的太田哲男教授、町田隆吉教授、井上大卫教授、仓泽幸久教授，心理与教育学系的樽松薰教授，法学与政治学系的佐藤考一教授以及清水贤一先生、土桥敏良先生，是他们帮我们解读了部分特殊的文献。感谢樱美林学园广报部、樱美林大学纪念清水安三课题组以及刘宇先生、岩本贵永先生，是他们为本书复制了精美的照片。 最后请允许我给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下本书的几位译者。第一、四、五章的译者及负责全书编审的是李恩民。我于1992年赴日留学，1995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年获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樱美林大学人文学系，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史、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主要著作有《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转换期的中国·日本和台湾问题》(御茶水书房，2001)、《交涉的政治过程》(御茶水书房，2005)等。 第二、三章的译者是邢丽荃女士。她于1993年赴日留学，在宇都宫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宇都宫大学国际学院和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兼课的同时，主要从事中日文翻译工作。她翻译作品甚丰，主要有内山雅生的《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三谷孝的《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山崎朋子的《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等。 第六至九章的译者是张利利女士。她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译作有井上靖的《苍狼》(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水上勉的《红花物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多田野弘的《铁与火花》(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等。她于1996年赴日留学，获得广岛女学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樱美林大学人文学系。主要研究日本古典与现代文学。论著有《方丈记日中文学比较研究》(翰林书房，2009)，译著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解析》(翰林书房，2011)等。 我们三人虽然各有自己的事业，但均为清水安三的事迹所感动，遂齐心合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本书翻译出来。我们认为，本书是研究近现代中日政治关系史、留学生与中日教育交流史、传教士与传教史以及战后日本教育史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相信，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对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李恩民 2011年秋于东京
《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1个基督教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是清水先生1977年的一部言论集，这部书不仅是他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与总结，也是了解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一面窗户。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它反映的是一个日本人怎样看待和认识中国，对于研究者来说，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更是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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