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2012-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礼恒
295
无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以传统与现代性理论为框架，详细探讨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并进一步全面展现了有清一代260多年间中朝两国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1626～1860年，中朝两国之间呈现一种传统的东亚式的国家关系。在此期间，清朝出于抗击明王朝的需要，通过两次战争征服了朝鲜，确立了对朝鲜的统治权。清朝此期的对朝政策走过了一条由军事威慑到怀柔攻心的道路。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稳固，到康熙、乾隆年间，中朝两国之间因军事征服所形成的裂痕逐渐抹平，朝鲜成为清王朝宗藩体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藩属国。1860～1894年，东西方列强的东侵，致使传统的东亚秩序面临着全面解体。为应对挑战，清政府逐渐改变对朝政策。在此期间，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依次经过了变动三部曲：骑墙观望→开始干预→全面干预，对朝政策的传统色彩渐趋蜕化，近代意义的成分日渐增多。总体而言，清政府260多年的对朝政策留下了一条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曲线。而这种变化却折射出东亚地区社会整体运动的趋势。由于受到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限制，人类文明表现出多元共生、分散孤立的形态。在东亚地区，中国长期以来凭借先进的文化、完备的制度、强大的国力，一直在扮演着文明的缔造者、文化的传播者的角色，在其影响所及的区域推行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精髓的国家交往政策，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关系，即“宗藩体制”。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始，随着全球一体化运动的启动，人类社会相互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世界逐渐由分散走向整体。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新贵们依仗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疯狂掠夺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在向全世界强力推行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国家准则。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由此发生。对外民族战争中的连连惨败，众多藩属国家的接踵而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宗藩体制”，检讨往昔对待“朝贡国”的政策得失，寻求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下统御“朝贡国”尤其是朝鲜的新方略，力图在新旧两种外交体制的夹缝中实现对朝鲜的掌控。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渐渐脱出传统观念的窠臼，呈现出愈加鲜明的务实主义色彩，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 近代以来，清政府对朝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展现了中国社会在西力东渐下的被迫适应，主动求变，表明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艰难起航，昭示了中国已经由东亚地区文明的中心沦为西洋文明的边陲。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最终失败，则宣告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较量的惨败。与此同时，反映了清政府对朝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由于东西方文明是在一种异常情形下相遇的，因而拥有悠久历史传统且发展极端完善的中国古典文明在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显得步履蹒跚，分外艰难。以1840年鸦片战争肇其端的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一个畸变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现代与传统共存，文明与愚昧并在的矛盾混合体。清朝在甲午战争前的对朝鲜政策就孕生在这样一种宏大的时空之下，自然也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物。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目标不外乎两点：一是确保“天朝上国”的尊严，维护对“藩属”国家的“宗主权”；二是保卫边防的安全，抵御东西方列强的侵略，简而言之就是“保藩固边”。沿着清朝此期对朝鲜政策的思路再进一步探讨则会发现，在主权独立、国家平等风行天下之时，该政策的施政核心，一则显示出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印迹，二则自身充满了矛盾。而正是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彻底失败。
张礼恒，聊城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国家级特色专业——“历史学”主持人，山东省“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带头人，山东省特色专业——历史学专业带头人。1963年6月生于山东安丘市，1985年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199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商务印书馆）、《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伍廷芳的外交生涯》（团结出版社）等5部著作。在《近代史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10余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先后获得山东省教育厅优秀专著一等奖，山东省社联优秀著作三等奖、二等奖，山东省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目前正在进行“二十世纪华北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第一章绪论 一近代中国由中心沦为边陲的伴生物 二外交观念更新的必然选择 三充满矛盾的复合物 第二章学术研究综述 一大陆及港台学界的研究概况 二朝鲜、韩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三欧美、日本学界的研究现状 第三章宗藩体制的典范（1626～1860） 一结成反对明朝的联合统一战线 二宗藩体制的最佳典范 （一）被迫臣服，相互怀疑时期（1626～1644） （二）怀柔为主，高压为辅时期（1644～1722） （三）宗藩关系的典范（1722～1860） 第四章由骑墙观望到开始干预（1860～1882） 一中朝宗藩关系面临全面挑战 二骑墙观望政策的尴尬 三“以夷制夷”政策 （一）“以夷制夷”策略的提出与确立 （二）“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 第五章全面干预朝鲜内政外交（1882～1894） 一全面干预的开始 二全面干预的加强 三干预政策的成效 （一）“巨文岛事件” （二）“朴定阳事件” 第六章清朝对朝鲜政策之检讨 附录引征、参考文献举要 一古籍文献、史料 二专著 后记
版权页：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62）中，全面而又深入地剖析了东亚局势和美国对朝政策的选择。他认为，“对朝鲜来说，事情有四种可能：中国的宗主权；日本的宗主权；如法、俄等某一欧洲国家的宗主权；或政治独立。在制定政策以适应这种未定之局的时候，美国人可以提出两种传统的和特有的美国政策：美国已经将它不同意欧洲列强在亚洲得寸进尺的意思表示在案，而它所坚持的政策则是承认，甚至于隐隐地支持亚洲各国的独立”。“在上述四种可能性之中，朝鲜的未来地位问题纯然是一个利害得失的问题。朝鲜人，至少他们的统治者是排外不遗余力的。他们立意墨守一种盲目的、不可理喻的闭关自守政策。他们不愿意隶属于任何西方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欢迎日本的控制，也同样昭然若揭。不过在中国宗主权和政治独立二者之间他们何所取舍，当美国人开始考虑立约问题的时候，却不甚清楚。显然美国并没有义务认为他们是独立的，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的话。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有另一个问题插进来了：究竟哪一种情况对美国贸易更为有利，中国宗主权还是朝鲜独立？在中国庇荫下的朝鲜，料定会拒阻而不会鼓励对外贸易和内政改革。这种考虑似乎颇有力量。至于既没有保护又没有防备的一种理论上的独立情况可能比维持中国宗主权更坏一些，美国政府似乎始终没有想到。”（《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第384～385页）泰勒·丹涅特在书中指出：“《薛斐尔条约》的签字将业经开始的朝鲜的争夺暴露于世。不仅日本和中国，而且每一个和远东有利害关系的西方国家都牵连在内。”在这场争夺战中，美国基于远东利益的考虑，选择了站在日本一边的政策，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第396～428页）。美国学者韩德则对1882年《美朝条约》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该条约并没有达到双方预期的效果，就中国而言，“条约没有遏制这一地区的国际竞争，而是和竞争的加剧以及对中国地位的不断侵害相一致”（《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136页）。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中，从更广阔的背景下论述了晚清政府的对外关系。他认为，“1861年以后，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时代。西方的好战性已有所节制，而中国的反抗也为和好所代替”。“到1880年时，中国已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并且也象所有其它国家一样，学会了在一个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竞争。从形式上看，儒家的‘天下’已经演变成‘国家’，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中央帝国’的世界观依旧沿袭未改。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被弄得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中国于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的战争，其原因部分是为了履行它对藩属的义务，部分则是向西方殖民列强效尤执行宗主权。由于战争连遭失败，藩属制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被粉碎，这标志着帝国与外国交往的传统的彻底崩溃。”[《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85～86页]芮玛丽则对朝贡制度进行了评说。她说：“这是一种等级制度，其中各民族所处的地位，是由各自受‘儒学’渗透和同化的程度来决定的。儒学世界秩序的引力中心是中国，文明的影响正是由此辐射到各国。在支撑着朝贡制度的意识形态，绝少考虑到这样一点：中国文明在其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受到过与外来民族交往的影响。在中国‘经书’中所阐述的教条是：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野蛮人’（‘夷’）这个名词的含义，就等于‘未曾中国化’；蛮族在世界体制中的地位被认为是低于已经部分中国化的民族。中国皇帝承认朝贡国及其人民的主权地位，并将中国文明中巨大的道德和物质的思想赐赠给他们。反之，朝贡国派出朝贡使团向以君临万国自居的中国皇帝进献忠忱。”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以传统与现代性理论为框架，详细探讨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并进一步全面展现了有清一代260多年间中朝两国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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