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
2013-1
九州出版社
赵维
296
245000
《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主要记述了毛泽东在长征时期、西安事变、重庆谈判、三大战役、抗美援朝、庐山会议、“文革”前夕及“九一三”事件等重大历史中的抉择，勾勒出一代伟人的辉煌一生。
赵维，历史学博士，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第一章 人生选择时刻：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一、“秀才”从戎
二、前途的抉择
三、寻读“无字之书”
四、“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
五、北国之行
六、“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第二章 长征中的黑暗时刻：毛泽东与张国焘激烈交锋
一、两河口初会
二、“让他当总政委吧”
三“吕端大事不糊涂”
四、“我们需要团结”
五、另立“中央”
六、“国际代表”的调解
第三章 西安事变：民族存亡时刻的毛泽东
一、“三位一体”新局面．
二、“把蒋除掉，无论哪方面都有好处
三、“这是日本人的阴谋!”
四、“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五、“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
第四章 在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台前幕后
第五章 震惊世界的大决战：三大战役中的毛泽东
第六章 气贯长虹的决策：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第七章 庐山会议中的毛泽东
第八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发动前夕的毛泽东
第九章 惊心动魄：毛泽东与“九·一三”事件
第十章 生命最后时刻的毛泽东
三、最后的抉择“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身心俱受极大打击，进入垂暮之年，选择接班人的问题愈加迫切。他凝视着林彪的叛逃所遗下的局面，陷入深深的困扰：周恩来年纪太大，并无接班的可能；江青是个忠实的激进派，但是，毛泽东心知肚明，江青极不得人心，四面树敌，受到几乎一致的嫌恶。在稍稍年轻一些的政治局成员中，唯一可能的候选人是张春桥。张年方55岁，对文化大革命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毛泽东曾一度想培养他作为林的一个潜在的接班人。但张春桥权利欲过于显露，过深地卷入了派系斗争，与江青过于接近，无法获得党的主流派的支持，难以与温和派领导人协同工作。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文进入毛的视线。事情颇有点偶然。1967年7月，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武装10万工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决定将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兼工农兵于一身；又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其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王洪文很快开始了他的平步青云之旅。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出人意料的是，在众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王洪文。到1972年12月底，就在毛泽东79岁诞辰的两天之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北京军区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将他作为“主席注意到的一位年轻人”推荐给大家，还补充说推举他到中央委员会和军委担任副主席职务正是毛的意图。对于派系纠结、明争暗斗的北京政坛而言，王洪文无疑是一位外来者，是一匹黑马。由于他一直远离首都的是非之地，并无多少派系色彩，因此而进入亟欲寻找接班人的毛泽东的选择视野。1973年3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洪文开始出席政治局会议。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中外舆论均瞩目于这一动向。一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泽东的继承人。毛泽东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周恩来已75岁，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因此，毛毛泽东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洪文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泽东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泽东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泽东毕竟已是80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泽东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毛泽东深知，王洪文资历不够，根底太浅，如果以他作为接班人，必须有一个能力出众、且在党内、军内有相当威望的人予以辅佐。他首先想到了邓小平。毛泽东对邓的赏识由来以久，邓小平有相当强的能力，且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访苏期间，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说到了他不当主席的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接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中共党内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并且在“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二”这一“接班人”的顺序上取得了共识。“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但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从未游离于毛泽东的视线之外。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邓小平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邓小平。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至少是常委。”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时，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了，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表示；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中共建政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头上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1973年4月12日，年近69岁的邓小平出席了款待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一个宴会，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个月前静悄悄地被平反了，并恢复了作为一位副总理的工作。他复出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邓小平具备维系军队秩序的声望，有能力使得行政机构保持运转，这些都是王洪文所望尘莫及的。因而，王洪文领导党而邓小平领导政府，是毛泽东当时心目中理想的权力组合模式。1974年6月，病势危重的周恩来住进医院接受长期的癌症治疗，毛泽东指派王洪文接管政治局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政府工作。这样，到1974年6月时，毛泽东已经将这种权力架构关系进行安顿。毛泽东曾对王洪文寄予厚望，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但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其表现不免令毛泽东失望：他缺乏政治头脑，很快加入四人帮，与江青等人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在他看来，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接近是百利而无害；江青则认为王洪文是未来的接班人，也有意拉拢。再加上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互相勾结，成为气候，也就不把周恩来等放在眼里，更想千方百计除掉而后快。1974年1月，他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借机将锋芒指向周恩来等人，企图在四届人大上取得“组阁”的权力。这让毛泽东极为失望而气恼。毛泽东因此更多地将希望寄于邓小平。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指定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下，第一副总理的职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经重病，难以理事。因此，第一副总理实质上就是中央政府的主持者。1975年1月，毛泽东对江青更为失望。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对全国人大提出一个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在李先念和叶剑英的支持下，邓用10个月时间努力不懈地去把这个目标付诸实施。批林批孔运动淡化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发动了一场新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运动，锋芒直指邓小平。但是毛泽东讥讽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之甚少”。
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被尊称为毛主席。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在赵维编著的这本《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中，我们将回顾毛泽东同志参与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书非常好，买给父亲的。
买回来一不小心就看完了… 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