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在中国能成功

2012-11  

新星出版社  

庄福龄 主编  

219  

180000  

无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使中国“旧貌变新颜”［庄福龄］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东方大国，要建设一个合格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举。它需要高度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创造性，既要有改天换地的勇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才华和智慧，又要有长期探索和艰苦奋斗、坚持不懈的锐气，经得起各种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列宁早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的一九一九年就说过，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他认为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而东部各族人民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们是典型的劳动农民，而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他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列宁认为，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又是一个崇高的任务，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列宁的论断为东方落后国家提出的革命任务、包括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列宁的论断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即象中国革命这样事关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不顾及到本民族的实际状况，不能不顾及到新状况产生的新要求，不能不顾及到前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的重要原理，但他又明确地告诫我们，解决革命任务的方法是任何从书本上找答案都无济于事的。马克思主义是注重实践的。马克思早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强调，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活动都是围绕上述原则展开的；列宁短暂的一生绝大部分也是把重点放在革命实践上；毛泽东更为突出，他在风华正茂之年不忙于赴西洋留学，坚持在中国这块地盘上从事实地调查研究。他深入农村支持农民运动，在发动贫下中农上下工夫，在反对中世纪封建残余上下工夫。他不求助于本本主义或西欧国家的实践，他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独创性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随后他又提出把“上山”作为革命的出路，作为发展革命事业的转折点，为大革命失败后利用辽阔的土地和山区、初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夺取政权做好铺垫。这条革命道路，既不是巴黎公社的“翻版”，也不是十月革命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这条道路既反对流寇主义，又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残余，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有助于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独创性道路。这条道路也打破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学西方的迷梦，认识到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为什么从资本主义那里找出路是行不通的。为什么中国人需要的是坚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关枪和大炮。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作为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明确地为中国革命提出一条理论创新的思想路线，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在实践中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费尽心血。从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迈出了新的步伐，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成果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是一场反革命围剿和革命反围剿的艰苦斗争。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如何看待这种形势，如何坚持继续斗争，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理论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时期，就在剖析社会革命规律的基础上，把革命编年史上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篇章概括为“革命的失败”，要求人们用历史辩证法来解剖失败所带来的积极因素，指出革命的失败并不能改变产生革命的客观条件，也不能解决产生革命的矛盾，他们认为“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残余”①失败能使人们在痛苦和流血牺牲中认识旧事物，摆脱旧事物，这绝不是在胜利和欢欣的情况下能办到的。因此马克思做出了这样的论断：“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②。“失败为成功之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是从失败中认识国情、开辟道路、走向成熟的。但是，领会列宁的思想，走向成熟的境界并不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当时的毛泽东虽然作为一方代表参加了建党活动，但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论资历和学历，他不如陈独秀，论背景和靠山，他同深受共产国际赏识的王明也无法相比。他“人微言轻”，既难以纠正党的领导人在路线方针上的错误，也无力使自己的正确主张为全党所采纳。他在党的“五大”提出的加强土地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未经讨论、审议就被搁置起来了。但他却具有当时领导人所欠缺的品质与优点，他生活在农村，对农民有较深了解，他一不靠地位和权势，二不靠物质和财富，三不靠拉帮结派和投机取巧，而是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国情，踏踏实实地凝聚群众、扩大影响，靠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他从建党后不久的一九二三年开始，就和农民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当革命重点转入农村以后，他又以身示范地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创建农村根据地、开辟全国胜利的道路而贡献出最宝贵的年华。可以说，毛泽东不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毛泽东指挥战争的军事艺术和高超才能，集中表现在指挥长征的正确领导上。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验证了毛泽东指挥艺术的正确性，而即将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却由于毛泽东己被调离军事领导职务，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广大红军干部处于屡战屡败的情况，两相对比，红军更加怀念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和诗人的毛泽东也为形势担忧，彻夜难眠，表露出“踏遍青山人未老”、壮志未酬的郁闷心情。历史是最忠于事实的。遵义会议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形成了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还神奇指挥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跨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等惊险艰苦的战斗，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陕北和延安作为长征目的地和党中央所在地，也是党和毛泽东研究理论、创新理论、著书立说的策源地和相对安定的平台。他撰写的大量重要文献，都是从这里产生而发往全国和国外的。他思考和研究的重点是建国安民、治党治军的大政方针，用革命的理论武装干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①从毛泽东的理论指导来看，首先从实践中形成理论，用理论武装干部，在干部中逐步形成运用理论，形成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传统。从理论传播，到理论普及于全党，这是理论的贯彻与落实，也是历史的深化与发展，是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生动体现。延安作为长征的目的地和红军会师的地方，作为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地方，是毛泽东研究理论、传播理论与发展理论的相对安定场所与平台，也是提供大量成果的地方，诸如全面反映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纲领的著作、独创性的延安整风报告和党的“七大”文献等抗战时期的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问世的。毛泽东在作出众多理论成果的同时，也远见卓识地利用民族振兴、团结抗日的大好机遇，作出统一战线的创新与发展，也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那样：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从偏僻的闭塞山区引向广阔的中国大地。当时革命的任务是千头万绪，肩负领导重任的毛泽东却能举重若轻、深谋远虑地把中国革命引向未来，引向胜利后建国、建军、建党的大政方针和宏伟目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也是他面对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预告，是他作为伟大革命家博大胸怀的抱负和理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最后是这样说的：一是回顾全国胜利的历史只有二十八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早就说过，民主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上篇和序幕，还不是高潮；二是胜利容易使人骄傲，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可能生长，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三是从根本上说，改变世界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在全国解放后的生活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①如何解答上述问题，如何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满足中国人民期盼的社会主义，特别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创新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②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和基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翻开的一段新篇章。作为民主革命领袖的毛泽东把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视为“进京赶考”，视为历史对党的考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伸和发展来看，既要坚定不移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贯原则不能丢，同时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力求减少革命胜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不可树敌太多，不要四面出击。“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①总之，“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可以说，我们党在过渡时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间虽有曲折、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的缺点，但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最集中、最有深远意义的成果，是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他的贡献在于此，严重错误和由此而形成的历史悲剧也在于此。毛泽东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色是对的，而轻率地发动全国“文革”来解决问题，则完全背离了党的一贯优良传统和特有的优势，是完全错误的。发挥优势关键在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真正拨乱反正、出现新局面的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并由邓小平开创的。正如胡锦涛说：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和积累的根本成就。正如邓小平一贯坚持而不动摇地指出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上述纲领性回答，简明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拉开了序幕和前言。纠正历史的曲折和“文革”的失误，历史选择邓小平担当拨乱反正、重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重任。历史充分证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经过艰辛探索，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前有毛泽东等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作准备和铺垫，后有邓小平等在继承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续开拓前进。我们党有九十一年的历史，全国执政六十三年，改革开放三十四年，前后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继往开来既必须坚持和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有所创新和发展，必须把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总结出最宝贵最根本的经验。邓小平理论是由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全党指导思想，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随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由邓小平理论开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相继组成的科学体系。说它是科学体系，不仅为随后党的代表大会所确认，而且也为实践解决当代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验证。首先这一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坚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为党和国家提供根本的制度化保障。从各种制度化到各种体制既一脉相承、又顺应时代潮流和我国国情，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归根到底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总之，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依靠国家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度化。总结我们的经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结论，也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中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清醒认识当今世情、国情的变化至关重要。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发，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新的危险。新的考验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新的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考验和危险，都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的。我们党是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党，担当的事业是一个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治国。人民的党拥有全面的独创性优势、传统和丰富的经验。这些都需要人民把它发挥好：其一，要发挥好巨大的理论优势，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其二，要发挥好巨大的政治优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其三，要发挥好巨大的组织优势，集中全国优秀人才，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其四要坚持发挥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愿望。总之，要发挥好这些优势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居安思危”和九十一年建党历史经验证明，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实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弘扬巴黎公社的公仆精神，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和重中之重，也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进党的制度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和长远方针。要在全体党员和干部中树立学习精神、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他又说：“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标志性工程，是直接关系到突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革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推进的历史使命。以改革开放之初为历史的新起点，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四千美元新台阶。党中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陆续推出一系列谋划长远的决策部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历史作了有力的验证。这说明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续写了新的篇章。一页又一页的历史记录，即使通过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也决非几厚册能够完成的。这当然更不是这本书和篇幅有限的“前言”所能解决的。我们还是通过最概括的办法，从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上点出全党坚持路线不变，和社会政治稳定这两条。未来的九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光阴似箭，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思想理论建设更为领先，旗帜更为鲜明，目标更为明确，道路更为具体，理论体系更为完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将结出更多使人振奋的新成果。作为本书的《前言》，我还想就成书的有关问题做几句必要的交代。其一，书中的十个问题是我同有关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共同商定的，是针对读者经常提出的有关舆论形成的。其间并无必然联系，更谈不上什么体系。其二，每个问题的提出，解释这些问题的思路和论断，都是由各章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的，是作者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也仅仅是供广大读者了解中国情况的一点参考。其三，主编尊重各章作者的基本观点，不作改动。但为了话语上理解的方便，文字上有少量的改动。

　　本书可看作马克思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依据，汇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权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最新成果，着重就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社会矛盾最突出的十个问题进行解答。对马克思的公正观、人权观、阶级观、道德观、民主观等的中国化实践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充分的论证。本书不仅是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次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走出学院走向大众的一次推广。对于解释中国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取得了成功，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本土价值。对于增加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了解，推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进程，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庄福龄，我国在哲学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哲学家，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六十多年来，他一直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主讲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原著、历史唯物论专题等课程。

前言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使中国“旧貌变新颜” ［庄福龄]
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中国 [聂锦芳]
马克思一贯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恩格斯把发现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之一。是否可以说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现阶段中国是否只注重物欲，忽视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需求？
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 [张新]
有人提出，中国目前实行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如何面对西方一些官员和学者指责中国推行“国家资本主义”？
三、马克思的公正观在中国 [袁吉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有逐渐加大的趋势，这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
四、马克思的人权观在中国 [陈志尚]
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是什么样的人权观？在西方社会广泛抨击中国人权的情况下，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权观？
五、马克思的道德观在中国 [黄继锋]
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来看，如何评价当今中国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状况？
六、马克思的民主观在中国 [秦宣]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如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一些教条主义者所批评和解读的那样，片面主张阶级专制而事实上否定了民主？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民主社会？
七、马克思的社会观在中国 [杨奎]
马克思主义似乎强调国家的富强和集体的利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对个人自由、权利和民生的改善有所忽视？是否会导致国富民穷？
八、马克思的利益观在中国 [侯衍社]
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否与和谐社会的观点互不相容？
九、马克思的生态观在中国 [张云飞]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畸形发展，“中国模式”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
十、马克思的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创新 [梁树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近百年的历程中有过哪些变化？中国人现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是一致的？

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中国[聂锦芳]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解世界最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其深刻而复杂的内涵只有通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才能得以准确把握和领会。“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证“唯物史观”最重要的论据之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对它进一步的证实和发展。一、唯物史观的复杂内涵与论证逻辑众所周知，按照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指认，“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发现”之一，同时他还扼要地概括了这种哲学上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①恩格斯的概括与马克思生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此所作的“简要地表述”②是一致的，只是更为“简要”罢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③而到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这里，马克思从发生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结构所包括的内容，认为同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竖立其上的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还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马克思还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哲学最经典的表述。然而，对于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而言，只根据对其基本观点的概括乃至仅仅凭借对一个抽象的概念、名词的推断还不足以理解其丰富的内涵、原初的形成过程以及与现实曲折的关联程度。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化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追溯其不同阶段的思想运演、具体阐发和论证逻辑，这是比原理性的表述更为“鲜活”的思想史佐证、评判依据和发展基础。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论据之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呢？我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述，可以对其基本内容作如下概括：1、“世界历史”不是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而是真实存在的社会运动。按照一种“先知”的、预想的方式抽象地理解、把握和阐释人的问题，并且把这种方式运用到历史领域寻找具体说明和佐证，这是典型的德国近代主体性哲学思考世界的路数，可以说作为青年黑格尔主将的鲍威尔、施蒂纳的思想提供了这种世界历史观的范例。按照这种历史观，观念、精神、哲学思想主宰着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连缀就构成了世界历史，因此世界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这样，历史便成为单纯的先入之见的历史，成为关于精神和观念的说明，而构成这些精神和观念的基础——真实经验的世界历史，却仅仅被利用来赋予这些精神和观念以“形体”、实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鲍威尔、施蒂纳这种“编造”历史的方法其实是很幼稚和简单的。只要用现成的哲学范畴（诸如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和作为两者的统一的绝对否定）来说明和规约人生的各个阶段（诸如儿童、青年和成人），并把这些范畴当作全部历史的基础，挂上各种各样的历史招牌；那么，这些范畴和进一步解释它们的辅助范畴一起，就构成一切历史阶段的内容了。这种历史观把观念统治历史变成目前实际存在着的关系，变成思想家对世界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感叹说：施蒂纳在思辨中陷得多么深啊！①显然，这样所理解和描绘的历史只能是一种“伪”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随着施蒂纳的思路，“考察”了“世界历史”视野下的“古代人”及其与事物世界的关系、“古代人”向“近代人”的转变以及“近代人”的真实际遇和未来取向。他们认同费尔巴哈的一个观点，即“在古代人看来，世界是真理”，并且解释说，这句话的要旨是说，古代人是通过对其生活世界的真实状况及发展作实际经验的考察来理解世界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这样，世界的存在、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古代人生活和发展的基础、前提乃至归结和说明，一句话“世界就是真理”。无独有偶，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也引述了费尔巴哈的这句话，但同时指出，“费尔巴哈⋯⋯忘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补充：这种真理就是古代人力求洞察它的非真理性而且最后的确洞察到了的真理。”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施蒂纳的这一观点进行评论的时候，一直用“乡下佬雅各”②代替对他的称谓，意在指明施蒂纳完全不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理解历史，“是从事物的哲学尾巴上来抓一切事物的”，他把古代世界变成后来的关于古代世界的意识，两相对照，就可以从唯物主义的古代世界一跃而转到近代的宗教世界，于是立刻就有“上帝的话”来与现实的古代世界相对立，就有处于现代怀疑家状态的基督教徒来与处于哲学家状态的古代人相对立。就真实的历史而言，由古代到近代的过渡，由古代人到近代人的转变，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和坎坷啊！这期间充满民主对强权的反抗、智慧与愚昧的斗争，渗透着数不尽的眼泪、鲜血甚至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列举了诸如苏格兰等地出现的“羊吃人”的现象、卡培王朝的成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基佐参加政府等决定近代西方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和政治变故。这些都是考察近代社会不能忽略的过程和环节。至于作为近代西方社会重要产物和后果之一的基督教的产生、演变及其影响，更是必须结合时代变迁及其引发的社会心理革命的实际，予以切实的理解和剖析。然而，这一切在施蒂纳的笔下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他采取了虚写和忽略地方式进行处理，先是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中的一段话：“若有人信基督教①，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②，于是这种漫长的过渡和艰难的转变就轻易地完成了，真实的古代社会及其发展在他的叙述中没有任何影子，对那些重要事件他根本没有理会，都忽略掉了，就是他比较看重的基督教作为神的精神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他也只字未提。他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古代人与近代人的分野和差别的。2、“世界历史”也不是以往所有事件的记录、罗列和展示，而是经过“过滤”的世界发展重大趋向的表征和体现。“世界历史”思想鲜明地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是历史地观察问题。而“历史地观察问题”必须要求对某一事实进行追溯和甄别，要求史实的彻底性或可靠性。当然施蒂纳所描绘的人类史、精神史也以历史进程作依托，也经常“插曲般地插入对于——精神的历史的反思”，但他却“根本不要求彻底性或任何一点可靠性”，而且认为，“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反思，只是因为我觉得它能够帮助阐明其余的东西”，历史在他那里成为图解和说明其学说的工具。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如果出现希腊哲学先于黑人时代，亦即先于传说中的古埃及法老塞索斯特雷远征乃至拿破仑一七九八年第一次讨伐埃及，都“不应当感到奇怪”，因为施蒂纳已经按照自己的意图把历史的“一切都英明地安排好了。”但是，遵循历史史料的彻底性或可靠性所构建的“世界历史”体系，又不是以往所有事件的记录、罗列和展示，而是经过“过滤”的世界发展重大趋向的表征和体现。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赞成像施蒂纳那样赋予世界历史以某种主观意图和“目的论”取向的做法，但同样反对陷入历史事件的汪洋大海而找不到历史规律甚至否定历史规律的“自然主义”倾向。从这里特别能看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值得深究的现象，在其著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多处谈到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思想与黑格尔之间的师承关系，甚至指责他们对黑格尔著述到了“照搬”和“抄袭”的程度，但是在具体评论中，与对其挖苦、讽刺、贬斥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黑格尔哲学保持适度的尊敬、同情的理解甚至某些方面的肯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试以以下一段话来分析：“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他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①“实证唯心主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黑格尔完成了这一主义？我们可以联系到马克思此前思想的发展作出判断，特别是在经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之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对以往的哲学派别的类型、特点和实质有了一种全面而深刻的体味、理解和透析。即如唯心主义，它并不是单一的哲学，而是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形态，不同的形态之间也有精致与粗陋之分，有“接近”和远离真理程度上的差别。在作者看来，唯心主义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那里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和新的发展阶段。尽管“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是产生、决定和统治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的”②，他也以观念构建世界，但他构建的世界的原则、步骤、框架却不是猜测、不是虚构、不是幻觉，而是有现实内容、实证依据的；或者说，他预先提出了一套世界模式论和图景论，但又非常注重把它们返回到现实中去演绎、求证和充实，从而使其得到检视和修正。表面看来，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绝对观念创造世界的体系，然而绝对观念的内容、展开、原则都有现实的因素和历史的佐证，在“纯思”外表中囊括了自然、社会、思维等复杂的内容和历史形态的演进。“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之处，但“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用现实检验和论证其思想构架，这是它实证的地方：综合起来，作者说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就是这个意思。3、“世界历史”的推进力量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和自然秩序，而是“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与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方式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和历史既不是充满神秘色彩无可把握的存在，也不是可以任意幻想和虚构的王国。“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①社会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由不同形态的社会更替而构成的历史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也是可以确证和理解的，它也是有前提、有过程、有结局的，可以为后来者所把握的。对历史的分解可以看出，它的构成要素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②。这里既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包括人们生存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诸如地质条件、山岳水文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前提确定后，就可以进一步探究推进人的本质和社会变化的动力和机制。“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是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①这里作者从过程的角度、从动态的视野看到“人的本质”，即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不是“预成”的，不是幻想的，而是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活状态相联系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②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个人生产范围的扩大和不同人的生产的联结，构成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③那么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更迭，即历史的演进是什么推动的？是盲目的或由人之外力量主宰的吗？历史的可理解性取决于对构成历史前进的动力要素和过程机理的分析。长期以来，历史被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给予了非常清晰的解析：“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细致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①然后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梳理了由分工所表征的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②整个世界历史的路径是，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即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作者的梳理第一次使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历史显现出清晰的结构和线索，破除了对“世界历史”的神秘主义态度和任意虚构的做法。4、“世界历史”的当代发展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而共产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世界历史”的发生是一个漫长过程，但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体系建构却摆脱不掉“当代性”。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再重复经历历史，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大多数来自理论家、历史学家的描述和解释。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本真的历史过程与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和解释是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马克思看到，在施蒂纳等人那里，以往的历史“被思辨地颠倒”了，好像后来的历史是以前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被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象“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但其实，“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①这样看来，所谓先前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历史的发展不是量的积累和同质朝代的更迭，随着时序推进到现代，“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十九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一八一三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这一实际过程，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抽象的行为，而完全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活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活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给单个人的发展状态及其前景带来新的特点。在现代，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随着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这些德国理论家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威慑和统治着他们。很显然，历史的更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单个人的发展，最后必然使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所阐释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可以在不同意义上解释，在当时也已经被弄得相当混乱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由上面的阐述得出四个论断：第一，共产主义革命发生的生产力状况和阶级条件。生产力状况指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和交往手段的矛盾只能带来灾难，即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的阶段；阶级条件是，社会产生了这样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第二，共产主义革命的锋芒与实质。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段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praktisch-idealistisch）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因为这些阶级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其三，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性。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第四，共产主义革命的全局性。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这就是说，“世界历史”思想的落脚点与马克思主义改变“现实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相一致，体现出唯物史观思想体系的自洽、严密和完整。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唯物史观的证实和发展时序推进到当代，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历史性事实”。而指导这一实践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潮中，深刻反思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现代化、后发展国家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要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路，使社会主义成为当代“后发展”的主要形式，从而为现代化以至整个世界历史注入了多种多样的色彩和活力。因此要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就不能望文生义，仅仅着眼于中国特色的字面理解，把它局限在中国，而应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把握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从世界历史部分与整体的互动关系中看待一个民族或国家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从他的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取决于三点：其一，从世界历史对该理论的制约作用看，它是世界历史基础上的产物，具有“世界历史性前提”；其二，从它对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影响看，由它引发的实践后果不同程度地引起了别的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使它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①；其三，从它在世界历史总体中的地位看，它从多次“世界历史性事实”的交替中，接过“开创新纪元”的旗帜，使整个国家成为“世界历史民族”②。以之检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它们正好蕴含着上述意义。1．审视中国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性前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结束了持续十年、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几经磨难的邓小平政治上第三次复出，又开始了“新的长征”。在新的形势下，他对中国发展的思考显示了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宽阔的远程视野。一九八三年十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谈的是教育问题，但“三个面向”包含的精神、展现的视野、反映的境界远不止于此，它更深层的含义是指中国的发展要“三个面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邓小平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类型与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既包括与我们最为直接相关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曾经有过的三次流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模式”的影响，也包括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与后果的检视，以及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之艰难步履的探究。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大背景下，站在二十世纪后期和二十一世纪的新起点的高度，在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全面的“前提性批判”与思考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确立了世界一体化图景中中国发展的战略思路和坐标方位。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前途在于现代化；而中国实现现代化只能以社会主义方式来进行；并且这种现代化要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现代化成功实践是世界历史基础上的产物，具有“世界历史性前提”。2．探究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与世界新格局中的“中国因素”马克思曾认为，当人类社会历史不再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而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时，作为世界有机组成部分的国家的变化，如果能够反过来影响世界的发展，就不能不带有“世界历史意义”。他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失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正是从唯物史观的世界交往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来看待纳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的当代中国的。在他的视野中，中国是世界有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一颗土豆和一袋土豆的关系。一袋土豆只是一种机械组合的关系，有机整体与它的部分的关系，与机械的组合则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日益获得了有机整体和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有机整体和它的器官之间的关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及整体的质规定和制约着部分的质，而部分反过来又影响整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不仅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世界历史性前提”审视，他们的发展构思不只是总结现代化经验教训的产物，也以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新模式、新姿态跻身于世界现代化之列，以对后发展问题这一世界课题的初步解决，反过来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1）世界现代化道路中的“中国模式”综观业已现代化的国家都走了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模式，如前苏联、东欧模式、西欧的英法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形成，有的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的得益于特有的地理环境，有的利用了不可多得的时机，有的则采取了独特的措施。但是有一点，它们没有涵摄和解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这使得在世界现代化的总图景中，经济比较落后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一个空白点，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课题。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的发展以初步勾勒出的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子，从而使这种理论突破了中国的界域而具有世界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旨中，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不是脱离世界现代化一般性之外的独特创造，一方面，它符合这种一般性，适合国际惯例和普遍规则，但另一方面，它也与别的现代化模式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模式”与世界现代化总模式之间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与别国的现代化模式之间是具有一般性之外特殊质之间的关系，整体系统中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中国模式”与别国模式的共同点或者说共性，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点：第一，基本趋向一致。各国现代化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腾飞。这一点是最大的共同点。现代化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准，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因为“现代化”一词的含义本身就说明它不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标准来评定的。在当代，它是在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因此，根据一般的定义，现代化基本包括以下内容：国际依存日益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低向高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开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政治参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因此，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指标，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向。第二，实施方案上存在某些共同点。各国为达到现代化目标，无论是已经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还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具备走向现代化的条件，诸如人才条件、政治条件、技术条件等。必须有大批能够处于当今新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方面顶端的高科技人才群，也必须有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高效的决策机构和管理机构，也同样需要大量的可供利用的资金和物资。从政治上说，还必须保证国家政局的持久稳定。因此，也就必须具有国际合作精神，通过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供本国建设所用。但是，中国除了具备以上现代化一般条件和共性外，又具备自己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这种模式的特殊性在于：①用当今时代最先进的观念和发展规则规范自己，立足于当代实践，放眼于世界的普遍交往，来分析形势，绘制发展蓝图；②对现代化和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设计。注意到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从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文明一起抓，以社会主义方式代替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注意到全球发展节奏加快、周期缩短的趋向，从而确立我们的发展要加速度化、跳跃式前进；注意到我国的国情之根本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从而制定了发展的方略是分三步走，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③利用公有制占主体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了原始积累的盲目与浪费；④按“辩证法”办事，科学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等各种矛盾；历史反思与实践反馈相结合，走一步看一步，在修正错误中前进。很显然，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又与西欧、北美的道路截然不同，同时也不同于当今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因此，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为世界现代化总图景增添了新的色彩。（2）立足中国的全球意识解决中国的发展不仅着眼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以其宽广的视野回答了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性的、长远的、全局的战略问题。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稳定、“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一球两制”等重大国际性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和如何解决，都将对当今世界以至人类文明的现状和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第一，关于全球问题的把握。马克思早就预言过“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问题，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依赖与联系大为加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战略发展与整个时代的发展、世界性主题的解决是同步的，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的。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立足于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站在时代发展的最高点深刻地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的热点与主题，这就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是核心，而发展的重要指数是经济发展。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的综合国力，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谁在生产力特别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上占据领先地位，从而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谁在国际关系中就占据有利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就有发言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当今世界，发展经济已成为一股时代潮流。经济、科技、文化领域里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兴衰的关键。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都力图抢占二十一世纪里科技的制高点。这样，世界各国都要求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有力保障。显然，邓小平透过纷乱复杂的国际问题的表象，深刻地把握住了带有全球性质的关键问题。第二，关于国际新秩序。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发生最深刻的、历史性的、转折性的变化，世界已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这种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要求每一位政治家必须对人类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回答。对此，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多次与国际友人的谈话中提出了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代替原有秩序的建议。并指出，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同时，也应当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今天国际形势迅速变化的情况下，他们着眼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生存与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及经济新秩序的建议，诚如邓小平所说：“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②的主张，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顺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两大历史潮流。（3）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中的“中国作用”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四，在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会对世界局势产生不小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必须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社会和世界体系，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在国际上必须采取日益广泛而全面的互利与合作态度，中国的稳步而快速的发展对世界整体格局发挥着日益增大的影响。事实印证了他们的设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因素和力量经历了重要变革，有的重组，有的转化，有的消失，有的更新，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愈显突出：其一，在两极世界格局终结后，由于军事因素的作用下降，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发展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这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桥梁，它的发展，对于解决世界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资金、技术和商品的容量越来越大，在帮助发达国家克服经济衰退和失业方面将起重要作用。第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和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世界市场的逐步转移，使这一地区日益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和文化优势。中国作为这一地区具有丰富资源和市场潜力的国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一个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正在改变着太平洋地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不仅可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或间接援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中国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贫困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借鉴作用。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仅为占世界四分之三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趟出了一条摆脱贫困、走向发展的道路，而且为世界资本的流动冲破发达国家的狭隘界限、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良性循环架起了一座桥梁。其二，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十分明显。据此西方有的人提出“中国威胁论”。但事实上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坚决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侵略战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利用和平外交政策调整国际关系与地区冲突。中国正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提出“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办法来解决国际热点和爆发点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重视，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质；当然，根据世界和平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国际问题的态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总之，在邓小平看来，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且中国也只有以自己的发展和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才能为世界和平和人类作出贡献。其三，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正在建构过程当中，不过它的基本特征已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的，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国情而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一种文化。“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的结构是由三大要素组成的：一是从中国古代延伸下来的传统文化；二是从西欧、日本、苏联等渠道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三是直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三大文化要素的相互关系，构成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我们欣慰地看到，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以新的姿态跻身于国际社会，中国已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对世界经济格局发挥着日益增大的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今后世界发展的示范作用和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巨大影响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它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世界历史事实”。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纽约时报》所发表文章的题目表征出来的：中国的改革将重新塑造世界!巴黎公社四十六年后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在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隆隆炮声和攻克冬宫的“乌拉、乌拉”的欢呼声中，人类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终于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真正得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不再是徘徊在欧洲上空的“幽灵”，而是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世界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对此毛泽东的评论是：“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社会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样，俄罗斯就从法兰西手中接过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世界历史民族”的旗帜。当然，历史走的是“之”字型道路。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际胜利解答了落后国家为什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时代课题，然而对随之而来的落后国家如何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的问题，由于列宁过早逝世等原因，却始终未能予以科学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潜在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丧失了原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当历史的脚步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重大挫折，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发展时期。邓小平的思考与探索代表着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先进水平，使社会主义再度显示出生机与活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历史的又一个“新纪元”自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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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了部分章节的内容作为自己写文章依据，马克思老实说这本书是国内专长不同方面的专家的文章组成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来就是为了应付作业买的，挑来挑去选了这本。内容围绕马克思提出的各条观点进行阐述，条理还是很清晰的。不过此类书难免枯燥，最好是真心想读，这样才不至于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