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的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
2012-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征平
339
387000
在云南地方史中，关于近代地方与中央关系从未有过系统研究。《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的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运用政治学相关理论，试图对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的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地处边远且多民族集聚的省份在政治动荡年代中的地方特性及国家观念特征。由于国家动乱时期往往能较充分地显示出作为地方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底线，这对当下如何在实施改革的同时，保持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序言
第一章 民国初年中央集权分化与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一 民国初年的国体之争与南北政治分野
（一）国体、政体与护国运动
（二）护国运动的意义及南北政治分裂后果
二 民治基础酝酿中的地方与中央关系
（一）护国运动之后地方自治的酝酿
（二）省治、县治及地方与中央关系
三 唐继尧与民初政治：激进民权与政局分裂
（一）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对西南政局分裂之无奈
（二）南北议和与西南联省自治之倡行
（三）民国初年与争取民权并存的云南社会动乱后果
第二章 唐继尧时期云南与南北政府的依存关系
一 依托云南、面向西南的政治军事视野
（一）政治上极力主张西南联为一体，以与北洋政府成抗衡之势
（二）军事上凸显以川粤为屏障、“大云南”为根基的战略要图
（三）地位上借助滇军在西南护法中的中坚作用
二 谋求北洋政府和国外势力相结合的国内政治均势
（一）与北洋政府的行政往来和政治博弈
（二）政治上对国外势力的依赖
三 唐继尧时期的云南地方财政支持体系
（一）国家税入的“正当”截留
（二）邻省税款之“合法”征缴
（三）以大锡、烟土收入为重的地方财政特色
（四）其他财政来源渠道
第三章 民国中央威权重建与云南地方政权更替
一 国内政局变动与唐继尧政治权势的衰微
（一）南方国民党中央集权统一势力的政治进取
（二）唐继尧地方自治权势的衰微
二 南京中央威权的重建及其统一实质
（一）借助苏俄及共产党人的军事威权重建
（二）以独裁统治为目标的党务整理与清党运动
（三）经济上以向地方利益妥协的方式获得形式统一之认可
三 云南地方势力争夺与龙云的政治崛起
（一）唐继尧倒台后的云南地方势力争夺
（二）云南内争及与邻省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关联
（三）倚重南京中央威权的龙云政治崛起
第四章 民国龙云地方独立政权的实质及与中央政务往来
一 龙云政权谋求地方自主的实质与限度
（一）龙云地方政权对国民党统一势力的追随
（二）民国龙云地方“独立”政权的意涵
（三）民族主义与地区民族集聚特点对龙云地方意识的制约
二 云南地方与中央的行政事务往来
（一）与内地步调一致的国民教育方针
（二）国民党党务在云南的推进与渗透
（三）中央对云南地方要政之审批及行政权限的扩展
（四）边境对外事务对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强化
第五章 龙云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的军事合作及其相互制约
一 龙云的追剿红军与地方自保
（一）龙云配合国民党中央追剿红军的政治动机
（二）龙云配合国民党中央追堵红军的成败得失
……
第六章 龙云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演变
第七章 民国后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历史转折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就两表中的总计数进行换算，可以得出新滇币与国币的比值，大约是1.9：1的水平，此与前述1935年云南省财政厅规定国币与新滇币兑换比值为1：1.8的水平基本吻合。再就各年度总的财政税入状况进行分析：首先从长期趋势看，云南财政经济状况处于一种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至1936年，出现了一种跳跃式的增长，如（表6-3）从先前的800多万元突兀地增至2300多万元。其次，从总收入的波动情况看，以表6-2所记载年度岁人总额看，内中1936年因明细项目数据不全，而表现为收入最低，6年中收入最高的年份为1934年，近550万元。但以表6-3所记载的数据看，则1936年为最高，其年收入达2300多万元，当然，若扣除1936年的数据，则也是1934年为最高，这表明两组数据之间具有很高的相互关联性。再次，从表6-2各年度中的明细项目所占比重看，除1931年，一般来说是“地方行政收入”所占比额最高，然后依次是中央的“补助款收入”、“田赋”、“屠宰税”、“契税”等；其中“营业税”、“地方财产收入”、“其他收入”等不稳定，看不出有什么规律性；“地方营业收入”一项则显现了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这与前述政府关于“扩充官营业，开辟税收来源”的举措应该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复次，结合两表的岁人总额与岁出总额看，1931-1936年，云南若干年内基本一直是处于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表6-2明确说明属预算性质，因而除1931年不敷2305947国币元和1936年不敷10662210国币元外，其余各年岁人和岁出数大致平衡；表6-3中各年入不敷出的状况是：1932年2692435新滇币元、1933年1462975元、1934年1527648元、1935年2543272元、1936年2136072元，即长年入不敷出的状况就财政预算看约在新滇币200万元的水平。 其三，隐蔽的鸦片收入发挥了重要的财政支柱作用。如果上述云南财政收入状况属实，正常情况下，龙云政权的统治早就难以为继，然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即从1929年之后，龙云政权对云南的统治可以说是日趋稳固。因而，其时云南财政在表面上这种长年入不敷出的状况之下，如何得以转运弥缝，并维持龙云政权的稳固统治，显然就有着不是以形式上的财政预算就能说明的黑幕内容。据龙云政权时期参与主持财政厅工作的人士言：“一九二八年龙云统治云南后，首先加强了财政机构，增大了对人民的剥削，因而财政收入逐年增加。财政开支外的余款，即挹注作官僚资本的投资，故云南地方官僚资本在龙云统治时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
陈老师从云南早期工业化到云南整个工业史，再到今天的政治结构和云南与中央关系研究，可谓是研究初步深入。
一直都知道她做学术时的的严格与刻苦，也能体谅她在现代社会学术研究越来越“物质化、世俗化”中始终保持那份冷静、那份从容的决心。2010年6月时我曾看到过这本书的书稿，我也一直在期待它的出版，现在，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能感觉到这本书所承载的陈先生的心血和寄托。说实话，学术研究给她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一身的伤病，正如陈先生自己在本书后记中说的：“由于经年的学术研究，身体状况不佳似也成为其副产品”，此言不虚。凡是和她接触过的，或是她的学生，都知道她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而，就是这位拖着病身的教授，一直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披露褴褛、跋涉不止。她说：“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她已经终身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