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场域与东巴艺术变迁
2012-1
光映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01出版)
光映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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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场域与东巴艺术变迁》主要研究全球性旅游开发对民族旅游地民族艺术的影响，研究以丽江纳西族东巴艺术为例，梳理与分析其固有形态、渊源与特征，探索其应对旅游场域的变异适应及具体表现，也寻求旅游场域中民族文化的自我调适与传承动力。 《旅游场域与东巴艺术变迁》首次对“艺术与旅游”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力地丰富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构建；在布迪厄场域理论框架下对“旅游场域”的相关内容进行的探讨，于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发展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光映炯，女，彝族，云南红河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现主要从事旅游人类学与民俗艺术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参编著作七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级、校级研究课题多项。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对象：丽江纳西族“东巴艺术”第二节综述：“东巴艺术”的凸显 第三节讨论：“东巴艺术”的性质 第四节理论：“文化变迁”与“旅游场域”第二章文化视野中“东巴艺术”的学术建构 第一节“东巴艺术”的语境与形成 第二节“东巴艺术”的类型 第三节“东巴艺术”的文化特质 小结：“东巴艺术”的脱胎与分化 第三章“他者”眼中“东巴艺术”的渊源与变迁 第一节模糊：从“金沙江崖画群”看“东巴艺术”第二节混融：东巴教与“东巴艺术” 第三节汉化：次生性的“东巴艺术” 小结：“前旅游”中的“前艺术” 第四章大研古城旅游场域的出场与分析 第一节大研古城旅游场域的出场 第二节旅游场域的现代语境与成型 第三节大研古城旅游场域的特点与结构 第四节旅游场域中的象征资本：“东巴艺术”小结：旅游场域及其催生的艺术场域 第五章旅游场域触发的“东巴艺术”变异 第一节旅游场域中再生性的“东巴艺术”第二节“东巴艺术”的变异特点 第三节“东巴艺术”变异的深层机制 小结：“东巴艺术”与“旅游艺术”之间的距离 第六章结语 第一节“东巴艺术”的变迁轨迹 第二节“艺术与旅游”的关系 第三节余论 附录1 丽江（古城）荣誉称号一览表（截至2010年12月）附录2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关部分） 附录3国内东巴艺术研究总览（乐、舞、画部分） 附录4 “旅游场域”研究总览 附录5 《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附录6 东巴宫——东巴乐舞节目单（2009年8月）附录7 印象丽江——一场荡涤灵魂的盛宴（2009年9月） 附图 参考文献 后记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 综述：“东巴艺术”的凸显 “关于东巴文化这份宝贵遗产，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相继有论文和专著问世”（和志武，1989），如李霖灿先生、陶云逵先生、方国瑜先生在滇西北的调查和研究；国外洛克等人的相关研究等①。 但是，对东巴文化的研究曾一度受挫。1949年纳西族地区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的民主改革和普及科学教育对东巴教冲击很大，失去了传承环境。特别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当中，东巴被视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东巴经被焚毁。不能忘记的是1962年时任丽江县委书记的徐振康高瞻远瞩，组织东巴和学者翻译东巴经，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郭大烈、杨一红，2006）。 随着社会的变化，后来对东巴文化的研究有了恢复，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益受到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关注。1981年，丽江县成立“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1991年改为“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2004年改为“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当时，和万宝先生任主任并率先提出对“东巴文化”的研究。当时，研究室还请来5位老东巴整理多方收集来的7000多册经书，后来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也正是基于此的。 “‘东巴文化’一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纳西族智者和万宝等人促使东巴教向东巴文化转型的标志”（郭大烈、杨一红，2006）。从东巴教转化而来的东巴文化，在新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样从哲学、文学到美术、舞蹈和音乐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开展。1983年丽江召开东巴、达巴座谈会，有59个东巴出席，正式确认了他们的文化地位。“他们是纳西族的民族知识分子，应肯定他们的社会地位，重视他们的作用。……这次座谈会为开创东巴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施之厚，1983：114）。和志武先生的《纳西东巴文化》一书就是这个时期研究的重要代表，是对“东巴文化”的专门性研究成果。 “如果说，东巴文化的研究，三四十年代侧重于文字，五六十年代集中于神话，那么，八十年代的新课题却是舞蹈”（和志武，1989）。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当时东巴经书的整理以及东巴舞谱的“发现”和整理有关。我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亲临丽江出席1983年3月“第一次东巴座谈会”，并查阅东巴舞谱，观看东巴舞蹈表演。她认为东巴舞谱是我国用文字记录的最早的舞谱，也是世界上唯一用象形文字写成的舞谱，她把东巴舞谱赞誉为舞蹈艺术中的一件“国宝”①。由此，对东巴舞蹈的研究成了20个世纪80年代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东巴艺术的探讨也出现了新格局”（杨世光，1999：8）。 由于“文化热”的兴起，一些专业人士特别是文化馆的研究人员和歌舞团的舞蹈工作者纷纷对纳西族民间舞蹈进行改编和创作，出现了新的舞蹈形式。如1984—1985年根据东巴故事改编的纳西族第一部大型舞剧《黑白争战》。1985年，该剧参加《云南省首届民族舞蹈会演》荣获三等奖。还有纳西族东巴舞蹈《火与刀》（独舞）和《东巴铃、刀、鼓舞》等。《东巴铃、刀、鼓舞》还参加了1992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中国56个民族文艺表演组合演出《九州奇葩》第一台节目演出，并获表演二等奖。①同时，民间有一大批人在学习东巴文和东巴文化，“八十年代初，有志于弘扬民族文化的纳西族青壮年艺术家们，一头扎进传统的东巴书画艺术的沃土之中。1988年，纳西族青年画家木基新、张云岭、张春和、王荣昌四位同志，分别在丽江、昆明、北京、日本、韩国、法国、美国举办了带有浓厚东巴文化特色的个人画展，打出了‘现代东巴画’这一旗号”（和品正，1991：73）。此后，“现代东巴画研究会”成立。艺术不再是为宗教服务，而是为现代社会服务。1999年、2003年，丽江相继召开了两次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和学术讨论会，使东巴文化的国际影响更大了。
《旅游场域与东巴艺术变迁》首次对“艺术与旅游”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力地丰富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构建；在布迪厄场域理论框架下对“旅游场域”的相关内容进行的探讨，于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发展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