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
2012-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贺学琴
196
202000
《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作者贺学琴。
《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内容提要： 首设绪论，介绍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对每一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观进行了探讨：
1、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我党经济发展思想从体现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发展观，转变为模仿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观，二者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文章从分析各自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指出在当时这种选择的历史必然性。随着实践的发展，经济发展观更加趋向于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思考，许多宝贵思想由此形成，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在“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分析了从“赶超”到“均衡”再到
“备战”经济发展观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反复性特点，说明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左”的经济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3、十年内乱期间，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一严重脱离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思想的指导下，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同时也促使人们对以往发展思路和建设道路进行前所未有的反思，历经沉痛后的反思必将促进发展观向科学化迈进。
4、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新指导思想，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性转变，对经济建设规律有了重新的认识，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实践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发展观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5、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党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经济发展观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基础上，文章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发展更加关注经济与人、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协调发展观成为了科学的经济发展观。
贺学琴，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部教师，副教授。1996年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政经系，1999年获内蒙古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学位，之后于内蒙古财经学院马列部任教，200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院，2006年获北师大法学博士学位。一直以来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研究。发表学术性论文数十篇，参加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等课题项目。
绪论
一、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展观
二、人类探求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过程——当代国外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三、新时期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四、经济发展观的内涵及确立
五、本文研究的重点及意义
第一章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观(1949年—1952年)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观的涵义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观的特点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观的贯彻及实践指导作用
四、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特点
第二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发展观(1953年—1956年)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发展观的确立
二、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发展观的特点
三、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
四、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发展观的评价
第三章 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济发展观(1956年—1958年)
一、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经济发展观
二、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经济发展观形成的原因分析
三、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经济发展观的意义和局限
第四章 “超赶”、“均衡”、“备战”经济发展观(1958年—1965年)
一、“超赶式”经济发展观——追求高速度的“积极平衡”论
二、“均衡”经济发展观——强调按比例协调发展
三、“备战”经济发展观——以“抓备战”来“促生产”
第五章 “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发展观(1966年—1978年)
一、“抓革命、促生产”经济发展观的特点及认识评价
二、在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基础上的新的反思与探索
第六章 调整中改革——新的“调整观”(1979年—1984年)
一、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性转折
二、新“调整观”的确立及特点
三、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实践
四、新的“调整观”指导下的国民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
第七章 从全面改革到稳定经济的发展观(1984年—1991年)
一、全面改革观的目标模式以及改革措施的实施
二、全面改革的成就及问题
三、从全面改革观的角度分析导致经济“过热”的原因
四、稳定经济观的确立及实施
五、对稳定经济观的评价
第八章 加速经济发展观(1992年—2002年)
一、确立加快经济发展观的客观依据
二、从经济快速发展观的特点看其基本内容上的新突破
三、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践及辉煌成就
第九章 经济协调发展观(2002年以来)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二、经济协调发展观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经济协调发展观的现实体现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这篇社论以事物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个一般法则为由，宣传可以任意人为地打破平衡，搞不平衡，从而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了一步”。社论要求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这就彻底否定和违背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客观规律，背离了党的“八大”规定的经济工作方针。以一种不平衡发展观取代了原有的综合平衡发展观。 “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但是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不加分析地运用这个规律并把它绝对化，则是不妥当的。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中再次强调积极平衡，其用意是不要用消极平衡的办法束缚群众的手脚和前进的步伐.然而毛泽东却把它强调得过分了，进而否定了综合平衡这一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主要方法，成为一个为“大跃进”服务的论点，它为任意加速度，提高生产指标，不按计划办事提供了依据。结果，在“大跃进”中，完全不讲平衡，只是拼命往上提指标，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一五”计划大部分指标的超额完成，使党的领导人滋长了骄傲情绪，忽视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心用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经济建设，其实质是农业用劳动力大动员和工业用资本物质的大量投入的战略来促使经济的发展。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社论指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毛泽东同志说：‘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儿大。’现在，六亿人民干劲儿冲天，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切实有效地把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儿和昂扬的斗志组织起来，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地前进。”社论还指出，必须打倒所谓“正规化”的思想，用革命的领导方法取而代之，来一个“彻底的革命”，“没有这种革命的领导方法，不敢向‘正规化’挑战，就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高速度”。① 把在战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也说明我们党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而是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还缺乏深入的理解。发展生产力是以解放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为中心，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往往忽略客观对象的特殊规定性，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三）冒进的实践带来的沉痛教训 由于过激的战略思想的指导，由于急于求成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采取了冒进的发展战略。“一五”计划完成后，本来是要在继承“一五”的经验和继续“一五”的战略的基础上制定第二个互年计划，这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随即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特别是以钢的产量为主要指标，发展到“以钢为纲”；1958年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改变了原定的稳步发展战略，实际上采取了另一种急于求成的冒进战略。党中央在提出总路线和“大跃进”运动之前，曾努力探求一条高速度和高效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多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发展成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总路线和“大跃进”较集中地反映了这种高速、高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党中央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在进行一切事业的时候应有的革命态度。用这种态度去进行建设，就会极大地提高建设发展的速度。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提出，催生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