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领事

2000-1-1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杜拉斯,王殿忠,宋学智  

宋学智 王殿忠  

无  

故事发生在恒河岸边：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深更半夜朝邻家花园开枪杀了人，他站在寓所的阳台上，向着拉合尔吼叫；在恒河岸边，游荡着一个秃头疯姑，她常常夜半歌唱；大使夫人是加尔各答最优秀的女人，然而，她却和几个英国男人出没蓝月亮妓院。孤独的副领事却疯狂地爱上了大使夫人。爱情圣手杜拉斯以凄美的文字写出了又一段不可能的绝望爱情。

印度之歌

书摘《副领事》事情成了，这一点不必怀疑，因为她身边什么也没有，周围也一样，全无孩子的踪影。彼得·摩根写道。事情成了：孩子已经被收留下来，带到别墅里面。马德望愉快的歌谣，这样唱道：水牛想要吃青草，但是，当时辰来到，也会轮到青草，把水牛吃掉。这是一天的下午，事情成了以后，姑娘便息在院子里面。白色的别墅在那一边。院子里面无人走动。院子四周，有砖墙，也有一面是木楼花篱笆。她坐在一条小径边，背靠在一棵番荔枝树光滑的树干上。背靠着树干，不会歪倒的，可以舒舒服服地倚着；没有人走动，大门在她们一行进来之后，便已关上，院里还种着一些花草，不见狗跑动。熟透的番荔枝果落在地上，裂开口，露出黄油一样稀稀的果肉，流出的果汁渗透泥土。白女人刚才示意她坐在那里等着，姑娘很有把握，就算白女人送出孩子来，她这么设想，就算有这种可能，她也决不会伸出胳膊，把孩子接过来的，身前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两手背在身后已粘在那儿；宁愿别人将她的胳膊折断，她也不会伸出手来。她要从篱笆那一边逃跑，像蛇一样窜出去。不，不用担心，没什么问题。真是静得出奇，没有一人走动，偏偏有人在这里的。那些番荔枝果，落下地后，随处滚淌，却无人去踩，人人脚步都注意避开。一点儿用不着担心，因为白女人的孩子要呢，上帝要呢。给也给了，接也接过去了，已经定了。姑娘已经来到乌瓦洲平原上。她并不知道。白女人就住在乌瓦洲平原上，在这个地区的第一个白人居住地里，但是，要想让姑娘听明白，这里就是乌瓦洲平原，这是不可能的事。语言不通，怎么说呢？乌瓦洲平原离菩萨城四百公里。自她分娩以来，一年过去了吧？好像是在乌栋一带分娩的吧？由于自乌栋以后，她的步子放慢了，她背着一个累赘，走不快了；由于她不得不常常歇息下来，因为生存的需要，和那些男人在村边田头，因为睡眠，因为还要偷点什么摘点什么；由于她一路行乞，时间花在了求东告西上面，所以算来，从她离开家乡马德望，到现在她来到乌瓦洲平原，在这家院子里息将下来，想必有近一年的光景。她也将离开乌瓦洲平原，如同离开马德望那样。她将向北走上一程，几星期后，她再向西斜插过去。而后，十年风尘，一路奔波，向着加尔各答。到了加尔各答，她将停止下来。她将留在那里，她就留在那里不走了，留在那变换的季风里。在加尔各答，那个地方，一个睡在麻风病人中，睡在沿着恒河伸展的灌木丛下面的女人。为什么选择一个这样的旅程？为什么呢？难道她过去不是沿着道路走的，而是跟着鸟儿走的吗？或许，她是要顺着古老的中国商队贩运茶叶时走过的道路吗？不，不是的。对于她，哪里有空地，哪里可以插脚，她便走在哪里，无论是在树林间，还是在光秃秃的陡坡高地。小径那边，另外两个白孩子，是两个小男孩，跑过来望了她一会儿，便蹦蹦跳跳地走开了，他们穿着白凉鞋，在一地的番荔枝果之间一起一落。那个白女孩没有再出来。一个男人，准是个仆人，端来了鱼、肉和米饭，摆在她面前的小径上。她吃起来。可以看得见，在小径的那一头，面对着栅栏，有一个事廊。它与这边这个亭廊相隔约二十米，由小径相连。她背靠在番荔枝树上，坐在食物面前，但她瞧见了，那边，她的孩子正躺在一条白浴巾上，被放在一张桌子上面。白女人面朝孩子，身子俯在那里。她自己的孩子围在两边，默不做声地看着。白女孩也在那儿，上帝在那儿。姑娘看着，白女人试图给孩子喂奶，她拿起一个小奶瓶，倒过来，对着孩子的嘴。白女人一面摇着孩子，一面不停地唤着孩子。姑娘不由得直起身子，心里开始紧张起来。一旦人家看出来这孩子不健康，会不会当即把孩子还给她，将她俩赶走呢？她要不要立刻就逃跑？不，不必要，没有人朝她这边看过来。瞧这孩子，真能睡呀！在白女人的呼唤声里，孩子睡得更香了，如同是在一条岑寂的小路上睡着那样。白女人又开始了，一面摇着、唤着孩子，一面将奶瓶递到孩子嘴边。真没办法。孩子没有吃，奶流淌在孩子嘴边，但却没有流进嘴里。残存的生命气息似乎拒绝再延续下去。那就换个办法吧。白女人放下奶瓶，仔细地瞧着沉睡不醒的孩子。她那几个孩子依旧默不做声，等在那里；他们现在三个人都要留下这孩子。上帝无处不在。白女人抱起孩子，孩子没有动。白女人让孩子立在桌子上，两手扶着，却见那孩子微微耷拉着脑袋，还在睡。孩子的肚子鼓得像球一样，准是一肚子的空气和虫子。白女人将孩子放回浴巾上，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沉默下去。她沉默下去，在那里一阵苦思冥想。那就再换个办法吧。白女人用她的两个手指，启开孩子的嘴，她看见什么？看见牙齿那还用说，可她还看见什么呢？就见白女人倒抽了一口气，接着便朝小径这头的姑娘看过来。姑娘当即低下了头，就像做错什么事似的。她在等。危险过去没有？没有。白女人将孩子放好，走到她这边来。她说的是什么话呢？听起来那么陌生。她想要干什么？白女人伸出两只手来。孩子多大了，请你告诉我。姑娘也伸出两只手来，看了看，什么也没有看出，于是两只手就停在那悬空处。都快十个月了。白女人声音老大地说着什么，转身回去，她抱起孩子，拿起浴巾，把一切全都带回别墅里。在下午岑寂的花园里，姑娘睡了过去。她醒来，抬眼看见白女人又站在面前，她又来问着什么。姑娘回答说：马德望。白女人走了。姑娘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她已从树阴下移出来，躺在小径上面。手里还握着上午那枚皮阿斯特。人家没有再来找她，让她安静地待着，不过，她还是有点儿不放心。但是，马德望将保护起她来，她将就说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她的藏身所，就是她与世隔绝的家。然而，既然她还将信将疑，为何不赶紧走？她还要歇一歇吗？不，不全是这样，她还不急于离开这地方，在上路之前，在找到归宿之前，她要再等一等，这就是她的当务之急。就在这个下午，她做出了最后的抉择。既然走到了这种地步，她怎么能再退缩回去呢？她醒来时，正是夜幕降临；在那边的亭廊下，灯光亮了起来，白女人又在那里俯身看着孩子。这回，只有她一人和孩子在一起。她是不是想再一次弄醒孩子？不。好像是有别的什么事。姑娘仰起脖子，白女人将孩子在桌上放好，离开亭廊，很快端着一盆水回来。随后，她捧起孩子，一面对孩子轻声细语，一面将孩子放在水中。她不再发火，不再那样对待这一对骨瘦如柴的母女。姑娘这时确信，孩子一定还活着，她给孩子洗澡就足以证明。难道还会给一个死婴洗澡吗？这一点，她的妈妈，她知道。现在这个女人，她也知道。两个女人。此时此刻，院落格外岑寂。没准人家已经忘了她还在小径上。事情自然在那里发展着。在她的脚前，紧挨着树身，有一大碗汤已经凉了，那是在她睡着的时候，人家欣在那儿的，人家并没有踢她一脚叫醒她。在汤碗的旁边，有一瓶药是治脚伤的。她吃着。她边吃边看，白女人的手正上下抚摩着孩子，口里一面说着什么，孩子的小脑袋上，覆盖着白色的泡沫。姑娘不由得偷着笑起来。她站起身子，朝那边走了几步，看着。从上午到现在，她还是头一回走动。她停在那里，没有再走过去。她看见孩子在水盆里睡着，白女人不再说话，正用浴巾擦去孩子身上的白沫儿。姑娘不禁又朝前走了几步。就见孩子的眼皮微微地颤动，紧接着细细地叫了一声，又在那浴巾里睡着了。姑娘又看了一会儿，便离开那个地方，回到树下。番荔枝树树影浓密，她坐在下面，以免被人注意，也好再等下去。满月当空，马路清晰可辨，她捡起身边的一个番荔枝果，送到唇边，乳白色的果肉，像奶汁一样，甜丝丝的，但想要呕吐，原来是一种坑人的东西。吃不得，她又将果子放在地上。她不饿。书摘房屋的轮廓及影子清楚分明，院落阔无他人，想必外面的马路也是。栅栏门一定是关起来了，但从篱笆那一边准会轻而易举的。忽然门铃声响。一个仆人跑过去，打开了栅栏门。就见一个白人先生，挟着一个包，走了进来。栅栏门又关上了。仆人领着白人先生，打姑娘旁边走过，却没有看见她。白人先生见到女主人。两人说起来。女主人从浴巾里抱出孩子，让他看过，又放回浴巾里。而后，他们进了别墅。亭廊里的灯火仍亮在那里。院落重归岑寂。家乡的歌谣，有时我睡在牛背上，肚里吃得饱饱的，那是妈妈给的大米饭。那个妈妈，肝火很大，她干瘦的样子站在那里，猛然一下，击碎了回忆。这里，在这个花园里是不可能唱的。在砖围墙和木楼花篱笆的外边，马路四通八达。别墅在这一边。那一边还有一些房屋，一个挨着一个，很有规则，都是一扇门，三扇窗。原来是一所学校。在校舍的前前后后，有大门，有砖墙，有水漫花篱笆。在马德望，也有一所学校。在马德望真有一所学校吗？她忘了。地上放着纱布和一瓶药水，放在汤碗的旁边。姑娘用手在脚上那么一拐，蛆出来了，她将药水倒在上面，把伤口包扎上。几个月前，在一个卫生站里，人家也这样给她治疗过。那只脚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尤其当她歇下来的时候，但却不觉得疼痛。她站起来，望着栅栏门。从别墅里不时传出话声。再回到家乡，再见一见这个干瘦的女人，她的妈妈。她打孩子。孩子们在斜坡上四散逃开。她在骂。她呼喊孩子们过来，分给他们米饭。姑娘的眼泪掉在热气腾腾的米饭上。再见一见这个女人，就一次，在她长大之前，在她又一次出发之前，也许在她死之前，再见一见这个肝火大的女人。她将永远认不出回家的路。她将再也不想认出回家的路。微风轻拂，树影婆婆，马路似一条丝绒长带，通往家乡洞里萨湖。她脚底在那儿旋转，两眼环视一周--从哪里出去呢？--她挠了挠痒痒的胸，因为今晚，又有几滴奶在那里酝酿，她不饿，她伸伸胳膊和腿，多么神奇的青春活力，啊，星夜启程，奔向远方，一路唱着洞里萨湖的歌谣，每一首歌谣。十年以后，在加尔各答，将只剩下一首歌谣，赤条条，留守在她记忆的废墟上。一扇窗子，自那个白人先生来了以后，就亮在那里。刚才说话的声音，就是从那窗口传了出来。她再次朝那边走去，但一路跟着脚尖儿，她走到屋前的石井栏边，攀在上面朝里望去。他们俩都在那里，那两个白人，还是他们。一个妈妈坐在那儿，好像情绪很不好，她的孩子正躺在她膝上睡着。妈妈不再瞧孩子。男人也没有瞧，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根针。桌子上面放着奶瓶，还是那么满满的。妈妈不再大声说什么。她在流泪。她流了很多。孩子那个无人问的样子，一会儿睁开眼睛，随即又睡着了，一会儿又抬了抬眼皮，随即又睡着了，睡不完，。总睡不完；这与我已经不再有关系，已经由其他女人接管，由你来吧，我已被除外，没有必要两人同时来照管；曾经想要把我们分开，那是多么的困难，圆圆的脑袋，从背后口袋里露出来，随着脚下的颠簸，在肩上一磕一碰，应当慢点儿走，小心路面，注意大石头；往后就可以跑起来，不用注意大石头，眼睛可以看向天空了。大夫走到干干净净的孩子身边，给孩子打了一针。孩子当下嘤嘤嗡嗡哭了一阵。姑娘曾在好几个卫生站里，看到过打针的情景。小孩子那时脸上的怪相，全都一样。一路上，那份重量勒在她两个肩上，无论孩子是死是活，那份重量终不变，往下沉坠。姑娘悄悄下了石井栏。空空的背脊退了回来，离开那扇窗口。她就这样动身了。她穿过木楼花篱笆。转眼她来到大街上。说一说马德望家乡的话，吃上美味佳肴，就像她今晚这样。再一次去见那个女人，天底下最坏的那个女人，若没有她，她会变成什么样呢？她脚步往前走着。两个肩膀一动便疼，肚子也在那里作痛，然而，她在走，走向远方。她用柬埔寨话说了几句：你好，晚安。对孩子，她曾常那么说。现在对谁说呢？对洞里萨湖的老妈妈，正是因为这个女人，她才经历了不公正的命运，她才饱尝了种种的苦难，然而，这个女人却是她曾经不含杂念热爱的人。她一边走着，一边与腹痛在较量。突然，一阵令人窒息的绞痛，从过饱的肚子里面钻了上来，把她疼得直想喘粗气，想吐。她停下来，转身往回走。一个栅栏门开了。还是那个栅栏门，还是那个白人先生，他走了出来。她原以为别墅离她还远。她不再害怕那个白人先生。先生从离她很近的地方速速走过，没有发现她。别墅里的灯火熄去。季风期完全过去，可能已有几天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下起一场大雨来的？回家，回到北方，回去和众人在一起，相互问好，一道爆戏，情愿挨她打，情愿死在她手下，然而，这一切为时多么晚呀。她从怀中摸出那枚皮阿斯特，在月光下看着。这枚硬币她肯定不还了，她把硬币放回怀里，开始朝远方走去。这一回，真的，她朝远方走去。她是从木模花篱笆那一边出去的，她肯定是的。她走掉了。循公河的一个码头。无数黑色的帆船停泊在那里。它们将在今夜启航。就算天下没有了马德望，马德望依旧还是她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不远的什么地方，弹奏着曼陀林；在那些黑色的帆船之间，摇荡着卖汤饭人的一叶又一叶小舟，其中两舟摇出去很远，小舟上都燃着煤油灯，汤饭下面炉火闪闪；在一处陡峭的河岸边，有一个布篷，歌声从那里传送出来。她迈起了乡下姑娘过重而匀称的步子，开始顺着一条条相连不断的帆船，朝前方走去。今夜，她也启程。书摘《印度之歌》昏暗钢琴声，慢镜头，是一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曲子，曲名是："印度之歌"。曲子被完整地演奏着，这就要占据观众和读者的很多时间（因为曲子特别之长），因而使他们在演出或阅读一旦开始，便不能很快地从那公共场所离去。依然是"印度之歌"。依然继续。"却度之歌"演奏至此全部结束。歌曲再起。但比第一次要"远"，因为是在远离现场的地方演奏的。这次的"印度之歌"是以普通节奏演奏，是布鲁斯舞曲的节奏。昏暗渐渐转明。在昏暗非常缓慢地转明时，突然响起了声音。和我们平时看到和听到的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们觉得只有我们自己在听，在看。这是女性的声音。声音缓慢，舒展，且又非常之近，似乎就在我们所置身的同一个地方。但却无从捉摸。（所听到的声音是声音1和声音2） 他跟随她来到了印度？ 声音2： 是的。 停顿片刻。 声音2：为了她，他可是抛弃了一切。而且是在一晚上。 声音1：是在舞会的晚上…… 声音2：是的。转亮，持续明亮。"印度之歌"始终响着。声音沉默了许久，随后又响起： 声音1：是她在弹钢琴吗？ 声音2（犹豫）：是的……但他也在弹……他有时，晚上，用钢琴弹这支萨塔拉的曲子…… 沉默。一所印度式住宅，十分宽大。是"白人"的住宅。有沙扶手椅，等等。家具都是印度之歌时代的。天花板上一架电风扇正在转动，但却慢得如在梦幻之中。窗上安着金属框纱窗，纱窗外是一个热带花园，数条小径纵横其间。种满了欧洲荚竹桃，棕桐树。寂静异常。花园中没有一丝风，屋内十分阴暗。是夜间吗？无从知道。空阔，宽敞，仿金制品。一架钢琴。吊灯关着。摆设着各种花草。除了那架风扇梦幻般地"象征性"地转动外，一切都死一般的静。随着光线十分缓慢地转明，两位女性的声音又缓慢地、柔和地响起，声音听起来使人心碎。 声音1（似在读文章）："米歇尔·理查逊是萨塔拉一个年轻姑娘的未婚夫， 她名叫诺拉·瓦雷里·斯泰思，婚礼定于秋季举行……"于是便举行了这个舞会。这个萨塔拉舞会……" 沉默。 声音2：她很晚才来到这个舞会上……在半夜时分…… 声音1：是的……穿一身黑衣……这是多么迷人的舞会呀……她想干什么呀……沉默。在强烈的灯光下，见到的是一些殖民地风格的装饰。且有人。这些人或在一排绿色草木后面，或在一排细木栏杆面，或在一面透明软帝后面，或在香烟缭绕的香炉后面。着这样一层空间，便使人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了。一位身材修长，甚至显得有些消瘦的女子，全身着衣，依偎在沙发里。离她很近的地方，一名男子，也身穿黑衣，坐在那里被这对恋人所隔开，还有一个男人同样穿一身黑衣（这两个黑衣人中的一个正在吸着香烟，这是在打量那些； 声音1在我们身后也发现了那位黑衣女子。 声音1（焦虑不安，声音非常低）：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 可能声音2并未听到。 声音2（低声地）：看您面色多么苍白……您怕什么呢…… 没有回答 沉默三个人死一般的一动不动。"印度之歌"中止。书摘声音也同寂静的大厅一样，低了下来。声音2：她死后，他便离开了印度。 沉默。句子说得极其缓慢，像缓慢地背诵一般。那位在我们前面的黑衣女子原来已经死了。光线固定、渐黑。一片寂静。近处，远处，寂无声息。声音非常痛苦，被打断的记忆又恢复了，但声音依旧温柔。 声音2：她的坟墓在加尔各答英国公墓…… 停顿片刻。 声音1：她在那边死的吗？ 声音2：死在岛上，（迟疑着）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了。那是在一天夜里。 沉默。"印度之歌"重新响起，缓慢，遥远。开始时，大家看不见他们在动，看不见他们开始在动，因为这种微小的活动恰是在"印度之歌"奏响第一个音符时开始的。黑衣女子同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男人开始动了。就这样，他们从死亡中复苏了。他们走路没有一点儿声音。他们站了起来。两个人互相接近。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跳起舞来。他们继续跳，在他们已经在跳舞时，我们才发现。他们跳得极慢，继续跳。当声音1开始讲话时，他们已经跳了一会儿了。声音1渐渐地回忆了起来。 声音1：法国驻印度大使…… 声音2：是的。 停顿片刻 声音1：这种浪涛声，是恒河的…… 声音2：是的。 停顿片刻。 声音1：那么这光线呢？ 声音2：是季风。 声音1：……可没刮一点风呀…… 声音2（继续说下去）：…… 它来到孟加拉湾，风势就刹下去了…… 声音1：…… 这些尘上呢…… 声音2：是加尔各答中部的。 沉默。 声音1：好像有一种花香…… 声音2：是麻风。 沉默。他们一直随着"印度之歌"的曲子跳舞。他们还在跳。（好似事情并不太协调。为了使画面同声音相一致，那就尽量让这些声音互相接近些。） 声音2：他们在跳舞。 沉默。 声音2：那天晚上，他们也在跳舞。他们在跳舞。他们在跳舞中互相靠得那么紧，到后来简直就成了一个人。"印度之歌"渐渐远去。两个人沉浸在跳舞中，互相溶合在一起，并且几乎是静止了。随后，便一动都不动了。声音2：您哭什么?没有回答。沉默。

杜拉斯概述《印度之歌》<center>文/杜拉斯</center><t>对于《印度之歌》的演出，本概述是惟一有益的说明 <t>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印度恒河岸边一个人口拥挤的城市里。这里所讲述的这个爱情故事，是在两天内发生的。正是夏天的季风时节。<t>声音（没有形象）共有四个（一组是两位青年女性，一组是两位男性）。<t>这些声音不是对观众或是对读者讲的。完全是一种独白。他们或她们是互相讲话，并不晓得别人在听。<t>只有声音了解这段爱情故事，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事。其中，有的声制已得全些，有的记得差些。但没有一个能完全记下来。同样，也没有一个把这个故事完全忘记。<t>在任何时刻大家都不会了解这些声音是谁。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忘却还是记得，都有一个特点，即他们在很早以前，在参与故事情节叙述以前，便已互相认识了。<t>这个故事，是在感情发展到极点的一个静止不动的爱情故事。围绕着这个故事而来的，是另一个故事，一个可怕的故事（发生在腥臭、潮湿的季风季节的饥性和麻风病），它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到极点的一个静止不动的故事。<t>那位夫人，法国驻印度大使的夫人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现在已经死去（她的坟墓在加尔各答的英国公墓内），似乎就是诞生在这个可怕的环境中。她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生活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那里一切都在沉沦，堕落，但却永远是那么宁静。对这种喜悦，声音始终企图准确地再现出来。但它却是危险的，甚至对声音中的某些人也是危险的。<t>在同一个城市里，这位夫人身边有一个男人，他就是在加尔各答失宠的那位法国驻加尔各答副领事。这个人出于愤怒和凶杀的企图，使他再次陷于印度那个可怕的环境之中。<t>法国驻印度使馆要举行一个招待会，那位讨厌的副领事高喊他爱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这一切都是在印度白人面前发生的，大家都看着他。<t>招待会后，她便乘直通戴尔塔的公路到恒河口的海岛去了。《印度之歌》译后记<center>文/王殿忠</center><t>《印度之歌》译完了。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这种不平静，不似看武打电影，被惊险的动作所震慑；也不似看球赛，使血压升高。作者是一位女性，译她的作品（也是读她的作品）时，你的心弦就始终为她所拨动，也似一首歌，也似一首曲子。这歌却不是战歌，这曲子也不是进行曲。它是《二泉印月》，是《雨打芭蕉太平缓、流畅，绝不惊心动魄，但那感染力，却使你挥之不去，长久地京回于。心中，恰似日中含着一颗“斗大的橄榄”，初时颇感苦涩，久之便觉余香满口，回味无穷。几天来，眼前总是呈现出东南亚那种热烈又压抑的气氛。我曾数次去过东南亚，《印度之歌》又把我带到那里，似乎时刻都能看到故事中所展现的景象：孟加拉湾上大雨如注，似一片汪洋；加尔各答熙熙攘攘，炎热煤闷，女乞丐在于热的土地上流浪，法国驻印度使馆大厅上那架梦幻般缓缓转动的电风扇……<t>这是一种无奈的苦闷，一种淡淡的哀愁。那种女性的敏惑，细腻又旷达。作者与其说无病呻吟，毋宁说倒有些浪漫。我想，能以简洁的笔墨传达出这样一种情感，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堪称大手笔，应该说，这是她独特的，与众不同之处。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其细腻的惑情演绎出法国驻印度使馆里高级官员同大使夫人的一段爱情故事。故事情节缠绵、细腻又出人意料，加上作者笔下的印度支那风情，使故事显得分外动人。最后以悲剧告终，使人读后，怅然若失。<t>这个故事，其表现手法颇为独特。《印度之歌》，出场人物有三四十人之多：上至大使、领事，下至平民、乞丐，场面也称得上宏大，有富丽堂皇的大厅，有花园舞会，有大海…… 但除了三四个人有少量的对话外，却无一人在剧中开口讲话，只有形体动作和景物的衬托。故事情节只通过两个女声和两个男声展开。故事的跳跃性极大，打破了时空的界限，颇有点“意识流”手法。杜拉斯笔下的谜<center>文/宋学智</center><t>在我国，谈起杜拉斯，人们首先会想到她的脍炙人口的《情人》，而对《副领事》恐怕充其量也就是知其名了。然而，杜拉斯本人对《副领事》却这样评说：“此前，我曾写过一些书，但都被我抛弃了。我甚至忘了书名。《副领事》则不一样，我从未放弃过，我至今仍经常想到它”，“这部书是我生命中的第一部”。法国著名学者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在他的一篇题为《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的文章中，除了《情人》外，提及次数最多的<t>就是《副领事》，并以捕人和副领事的对比结束他的文章。法国历史学家兼记者劳拉·阿德莱尔是恨—一 一位得到杜拉斯许可为她写传的人，传记出版引起轰动后，《今日法国》杂志采访了他，当问及以爱情为标志，被癫狂和孤独觊觎的女性人物是否比男性更能反映杜拉斯的世界的时候，他这样回答：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女性在杜拉斯的小说里占有主要的位置，她的小说的浑然一体是建立在三个主要女性人物身上，即劳儿·V．斯坦茵、女乞丐和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然而，这后两位女性正是《副领事》中的主要人物。<t>由于《副领事》是一部与杜拉斯的其他很多小说都不同的书，我们有必要回眸一瞥她一生的创作过程。杜拉斯的创作过程，大体分为四个时期：（一）从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初为早期，她以现实主义手法开始她的文学生涯，作品主要描写现实生活，情节线索明确，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成名。（二）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她在小说中淡化情节，通过精制的对话直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采用多角度叙述，开始形成她新颖独特的杜拉斯式（Durten）的艺术风格，并以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琴声如诉》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但是，她这一时期的创作虽具有反传统的手法，可还是近异于“新小说”那种实验性的创作。（三）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尤其表现在六十年代），她在“新小说”实验性的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激进的探索，对人物、情节的处理更加反传统，更加重视写作问题，运用了很多只能算作“新小说”的艺术手法，为此得到了“新小说”派健将的称号。《副领事》（一九六五）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四）从八十年代起，她的艺术风格改以传统的方法为主，有一种明显的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这一点与这一时期的作品（如《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入》等）多是自传体小说或带有自传性质不无关系。当然，无论是在哪个时期，杜拉斯式（Durasicn）的艺术风格都始终存在无疑。<t>《副领事》中主要有三个人物：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秃头疯姑（即女乞丐）和斯特雷泰尔夫人。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副领事这个人物：<t>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在拉合尔一年半期间，没有一个朋友，从没有人进他的官部。一天夜里，他朝萨里马的花园开枪，打死了几个麻风病人，接着站在阳台上大声吼叫起来。由于这件令人头痛的案子，他被调离拉合尔，在加尔各答等待重新安排。对于这件事情，他拒绝解释，连拒绝解释的理由也不愿说明。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试图从他的童年里寻找答案，得知他在童年时，喜欢寄宿学校的生活，而不是家庭的温暖。在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后，曾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三次申请离开了巴黎，但不知为什么，又去了哪里。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他有神经质。另外，他现在的材料上有“难说”两个字。副领事本人和俱乐部经理闲聊时，只说童年，不提拉合尔。在寄宿学校时，他成绩优异，但因一段劣迹被开除。在等待来印度的日子里，他独自一人关在家里砸灯具。他很小就会弹奏“印度之歌”。在加尔各答，他时常口里吹着‘仰度之歌”。人人都不愿也不敢接近他，但人人都在打听他在拉合尔的事情，人人都想打听他向俱乐部经理说了些什么。他三十五岁，仍是童男子，由于不知道去爱谁，曾试图自爱。他每天早晨穿过使馆花园，都看见大使夫人在冷冷清清的网球场散步，于是平生第一次被一个女人触发了爱情，为此放弃了去孟买的打算，只求能持在她周围，像别的男人一样，即便要他保持沉默也认了。在使馆的招待会上，众人都厌恶他，他成了众目瞑膜的人，恬不知耻的人，道貌岸然的人。招待会最后，他用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t>副领事的目光是作者提到最多的，他那个目光，无人敢正视，包括大使，实在叫人不舒服，但如何叫人不舒服？读者只能各有各的理解。他的上身微微倾斜，怎么倾斜？读者只能从自己曾经见过的形象去想象。还有他的声音，好像不是他的声音，“那是谁的声音呢？”“新小说”不在乎人物的肖像，外表，甚至人物的性格。副领事曾经是何许人也，现在又是何许人也，在“新小说”里并不重要。“新小说”只希望读者根据人物的某些特征，某些言语，某些动作，依靠读者自己的分析和独立探索，直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招待会上，副领事向夏尔·罗塞特抒发了一番对大使夫人的迷爱，简直要“为其倾魂”，对话如下：<t>“你认为……是这样吗？”<t>“什么？”<t>简单的一句反问，反映出了副领事的内心活动，他又已沉醉于对大使夫人的幻想之中。这时，“副领事的笑是无声的，连续的”：把一个表面在维持着一种形象和礼节，内心正在想入非非的神经质式的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t>小说的“故事”结束了，谜团仍然存在那里。副领事为什么开枪杀人？为什么吼叫？为什么拒绝解释？他曾经三次离开巴黎因为什么？等等。在传统小说中，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向读者交待清楚的，然而，在新小说中，这些已不重要。传统小说向来注重故事情节，强调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有头有层。然而，“新小说”认为，传统小说反映的世界不是现实中人们经历的世界，传统小说中的真实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弄虚作假，使得现代的读者感到失望，感到怀疑。因而，“新小说”反对去虚构故事情节，去虚构一个虽完整但不现实的故事情节，它主张写读者身历其境的生活现实，主张写虽平常值逼真的那个社会。《副领事》就是作者在大胆进行这方面探索时写出来的，小说的情节自然被大大地淡化，甚至被抹去了。传统小说是对现实的浓缩；“新小说”是对现实的截取。截取的现实中无头无尾的故事自然是不足为奇，没有完整的故事，自然就会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谜。<t>再来看一看疯姑娘和大使夫人。<t>疯姑娘的故事是通过小说中的作者写出来的。她十六七岁“居然怀了孕”，被妈妈赶出家门，从此离开家乡马德里，浪迹印度支那。她南下到大海边的乌瓦洲平原，又掉头北上，经过柬埔寨、遇罗、缅甸……向着加尔各答，“十年风尘，一路奔波”，跋穷山涉恶水，饱尝饥饿，饱尝种种苦难。十年盾，在加尔各答，在恒河岸边，她变成一个睡在麻风病人中，夜里唱歌游荡的秃头疯姑。然而，“她不同于一般的疯姑娘”，在她身上，我们也发现了谜：她“就像是从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失足，没有疼痛，坠落下来怀了孕的”。她如何失足怀了孕？对于传统小说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叙述的话题，多多少少也要有所提及。然而在这里却避而不谈。她的家乡离加尔各答几千公里，她为什么要奔往加尔各答？书中从她的心理角度写道：“在加尔各答，任何时候，食物都不会同沙尘混在一起……”她是听说的，还是曾经去过那里？如果去过，她的失身与那个地方有没有关系？然而作者却一掠而过。在恒河一带，“哪里有白人，她便会跟到哪里”，这仅仅是因为食物吗？与她从前的身世有无关系？不解的谜。<t>斯特雷泰尔大使夫人是“最优秀的女人”；她“慈善为怀”；她的一些善举，“甚至是她前面的那些人从不曾想到的”；她‘哨谁都很好’；她心海宽阔，可以容纳一切，“世上种种苦水，都可以一古脑儿朝她（们）倾倒”。然而，她和她的情人及朋友，那几个英国人，竟出没蓝月亮俱乐部，有人说那是个技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为外交圈内人士了解。夏尔·罗塞特曾无意中看见，她和一个英国人乘坐黑色的即西雅车绝尘而去，使他不禁想到关于她的种种传闻。在通往尚德纳戈尔那炎热的马路上兜风时，“她脸上那种快乐的表情，显得十分奇特”。她“是不是表面正经”？她向副领事承认自己“生活轻浮……大家都说得完全对，非常对”。然而，她却“什么也没有被发现”，几乎等于“无可指责”。十七年前，当大使在老挝的沙湾拿吉找到她时，她正处在什么样的“痛苦和羞耻中”？在恒河尽头的别墅里，她因何“陷入一种深深的忧伤之中”？为什么“他的世界，就是一个泪水的世界”？除了打网球和散步外，她还做什么？人人都想知道。难道她用该书来打发时间吗？停靠在网球场边上的自行车令人迷惑。曾有一辆救护车停在她家门口，她出了什么事？想自杀吗？等等，等等。这个“加尔各答皇后”实在太神秘，她“简直就是……一个谜”。关于她的故事，读来读去全是谜，如同在她的迷宫里转悠，最后发现，她的一切还是那么亦真亦幻，神秘莫测。杜拉斯为什么要这样写一个女性？她似乎对这样的女性情有独钟，也许因为“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截然分开……她们是同一类人”；也许因为这位神秘的女人成功地反映了杜拉斯的世界；也许在杜拉斯的世界里，无论是在她的艺术世界里，还是在她的现实世界里，女性人物的魅力就在于：神秘。<t>这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了“新小说”的一些手法，仅举两个容易造成困惑的手法：一是录话式的叙述：如招待会上，人们对副领事的议论，七嘴八舌，在多处都使用了这种方式。作者把很多人的说话，不分你我他，直接记录下来，希望形成一种共鸣。二是故意设置迷宫，迷惑读者：副领事来到加尔各答有五个星期，夏尔·罗塞特来了有三个星期。但多处地方，却掉换过来写他俩，如副领事说“自行车还在，被那个女人丢在那里，已经二十三天了”，这是按夏尔·罗塞特抵加的时间来写的；而夏尔·罗塞特“五个星期以来，（他）都这样睡着”。类似的谜，形形色色的谜，相当多。<t>读这样的一部小说，最好能想到“新小说”是这样主张的：读者和作者是平等的，读者有权利也有能力露出水面的冰山<center>文/黄晶</center><t>世上有一种人专门会制造意外，杜拉斯便是这种人，《副领事》便是一个意外。<t>小说的天职似乎是讲故事，于是读者在传统的阅读中会有一种法力无边、神通广大的快感。因为他们有透视的双眼，什么样的隐私和秘密也可以被穿透；有冻结灵魂的本事，任何心理，哪怕仅仅是一悸也会质化为物；有精灵的躯体，可以在物质中不存在似地游走。<t>但在《副领事》中，这一切均面临了困境。其实淡化情节，重重地妆彩心理是杜拉斯的特色，这种风格近乎纯粹的作品不在少数。但《副领事》不同，他有真实、丰满的人物、合乎逻辑的行为，只是一切晦涩不明，仿佛一座巨大的冰山被杜拉斯抛入大海，她只将露出的一小部分展示给读者，水面以下的部分依稀见得，却不分明。全能的精灵重重地碰了壁，跌倒在地。只在故事的炙人炎热中感到一种沁入骨髓的丝丝孤寒。<t>《副领事》中有许多深奈寻味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是团重重厚厚的谜。棕色头发，说起话来嘘声浓重，长得又高又瘦的副领事为什么会在拉合尔的官邸向花园开枪杀人，发出受伤的狼一样的吼叫？他三十几岁仍是童男，甚至试图自爱，是因为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大使夫人特雷泰尔怎会在十七年前，在老挝的沙湾拿吉处在“痛苦和羞耻中”？她何以莫名其妙地便泪水涟涟，生活在一个泪水的世界中？那救护车是怎么一回事？秃头疯女人是怎样疯掉的？她真的是“从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失足，没有疼痛，坠落下来怀了孕”的？……或许，这一切用副领事档案中的两个字来回答是最贴切不过的：“难说”。<t>杜拉斯仅仅是为了把所有的表象扔在那里，没有一条注脚和说明，快意于读者面对无知无解的挠头？当然不是。<t>在慌慌张张的凡世之中，即使每个人都和一大堆人生活着，看着别人的举动，其实就像注视浮出水面的冰山一样，你根本无法了解每个人身后心底山样海样的谜。这是一种地狱般的孤独。即使是杜拉斯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也未必尽是她所能操纵、掌握于股掌之中的。所以，一切真的很“难说”。<t>这种冰山一样沉重、乱麻结网一样的粘稠简直令人透不过气来，直至窒息而死。怎样冲破这困境、突出这重围呢？对于过去，讲得最多的恐怕是出场最少的秃头疯女人。但那苦行僧般艰难的徒步跋涉却并不是真正的“真相”，那仅是书中的一个人物彼德·摩根的一种创作，一种杜撰。却似乎也是地位与作者平等的读者对于创作，应履行的一部分义务或值得一试的一种权利。<t>对于意外，必然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总之，对于《副领事》，我属于前者，你呢？一位异乡女<t>能够真正喜欢上——称得上喜爱的喜欢——杜拉斯吗？<t>我醉意浓浓。不过，因为我偏爱光明下的痛苦，而不贪恋怀中之物，因而也不时地拜读她的一些小说。读着读着，犹如那些吓蒙了的病人，我觉得撒的是自己的肉，而且撕着好么恰如其分。我见过不少男人，也有不少女人，他们被她那种执著的爱所迷惑，那是一种对死亡的酷爱，爱到以死相许。她并不讨厌我把她的同谋行为称作巫术，因为她与仇恨母亲造成的破坏不清不楚，与代替消沉者欲望的烦恼勾勾搭搭，与鞭个“包有物”关系暧昧，这个乌有物是面镜子，它在两个女人中间照射，从肚脐处将她们连成一体，照亮了女性内在的同性恋在下室。杜拉斯的崇拜者责备我，说我不承认她那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参见《痛苦病：杜拉斯》一章，《黑太阳——消沉与忧郁》，一九八七年福利奥随笑丛书），而杜拉斯本人却从我的诊断中看出某种恭味。当然，她对自己的艺术不能得到陶冶是毫不在乎的，她只想着感染读者，用至死不渝的激情、用许身于死亡的激情去感染她的读者。倘若读者能随着她的忧愁涌流随处漂流，时而在印度支那某个神秘莫测的边远角落，时而在法国乡村中某位发疯母亲的身旁，或在一位必定是杀子的、崇高的母亲身旁焦躁不定，好么，即命名被人视为虚无主义者，纳粹合作者，或共产党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费尔南迪一家全是纳粹合作者。而我呢，二战两年后成了法共党员。这种等值是绝对的，终极的。这是同一种东西，同一咱呼救，同一种判断的软弱，同一咱迷信，即相信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个人问题”（《情人》，一九八四年）。本世纪的历史事件从她的纸端一一经过，结果只剩下一位受到伤害的知音。痛苦来自家庭或是来自历史？这无关紧要，我的将军，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只有能够将这个痛苦写下来就行，使它成为普遍的痛苦，最好成为有感染力的痛苦。这是一咱活着的方式，一种劫后余生的方式，也许是洗刷政治犯罪感的方式。然而这属于文学吗？而文学又是什么呢？没有人打破砂锅寻根究底。<t>我们没有这种忧愁，没有这段历史，没有这种钟情，正好相反。然而我们又是何等相似的同谋，因为我们被一种痛苦燃烧着，被一种与法语修辞不匹配的痛苦燃烧着。埃尔维·圣德伊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敌，反之的文字中，有一点点杜拉斯的味儿。“我无法肯定这是恭维话。忧郁不是法国人的天性，这一点我知道，但这是我自费学来的。当我创作《老人与狼》（法亚尔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时的感到这一点，这是一部反映为父治丧和其他各种怪诞伤害的小说。杜拉斯是惟一以友好姿态阅读这部作品的人。当然，这是一种敬而远之的友好，一种不可避免的友善，一种团结翻译家的情谊：因为在同一种语言内部，他们又说着另一种语言。将异国他乡的敏感时间移植到接受语中——童年、激情、异乡人、异乡语——这等于对流亡、翻译和文字等相关的痛苦进行移植物化，将它们物化到同一种命运中。<t>如果您达到这种境界，惟一让您觉得过上某种心理生活、即上您保持住活着的状态、而且值得给予命名的东西，那就是自我感知到身的迷失。因为这就是激情——没有自身，没有他人，没有世界。痛苦是这个无客体状态的最后门槛，在这种状态中，甚至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教师算不上客体。只有一种可以无限翻译的、不断毁灭的语言，喝进又吐出的语言，一种被剥夺––—被根除的诚恳心情。<t>弗洛伊德认为，治丧和忧郁带有“失去客体”的阴影——无论是推动的一位情人，一个工作或是人的尊严，这种丧失从根本上来说是推动母亲。杜拉斯那些关透明的女主公承载着激情的阴影。这就是她的发现，她给习灵新病手册上增补了附加内容。杜拉斯式人物是些激情的治丧者。“客体”尚未形成，或者说它正在粉化，两个主角相互吸引，相互排斥，使尽全力，毫不留情，完全彻底，像生灵那样完整无缺。如果说古代贤人们用他们那种内在的眼睛，紧盯着词语无法表达的谜团，恰巧探测着这种无以名状的激情——我们反倒不知道有何种从容之情隐匿其中，意如此镇定自若。纳韦尔、广岛、加尔各答或海边舞厅的幸存者能证明的就是这个：早在欲望及其施虐事件之前，在欲望之外，激情就是一种联系与断绝联系的炼丹术，它丝毫不能保卫我们那假定的身份。激情就是我们的疯狂。我们不全是精神病患者，但可以以是不同程度的狂人。一些人因另一些人而发狂——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因为我们为发狂的母亲而发狂。抑郁者心理上的痛苦就在于无法与别人交流这种激情，这种疯狂：既说不出口又不能将它体现在社会关系中。在我们说话生灵和所谓的色情生灵的外表上，这种激情满足于让黑色太阳去发光——一种无生灵爱情的光芒，逃逸在生物兴奋的边缘。对此您无能为力。倘若……总之……可能……最好……您出生入死：您可以试着写一写。既要有勇气又骠有自负，这种企图可以使抑郁淹没在兴奋之中——激情的另一种光芒，这种光芒更加令人愉悦，更加投人所好。再加把劲，写作将变成您的新的激情：与第一种激情相比，这种激情的破坏力毫不逊色，然而它是我们惟一能够经得住的激情，您活着的目的就是让这种激情具有感染力。<t>有些人将这种移情物化当作包扎使用：他们的秘密被封住，不再有任何恐惧，“作家不应该在他的书里创造不幸，”于是痛苦净化为虚无境界，渊博学识，华丽词藻。只有精神分析学家才会相信，否认将导致惟一的倒错：否认不幸的生存将产生出优美的风格。各出版社也持同样观点。<t>另一些人则截然相反，他们是卑鄙病的外科医生或是临界状态的精神病医生，他们只修养一种忠城的品德：即忠诚于难受感。他们欣喜若狂地仔细观察发病状态，将文学的和谐砸个稀巴烂，指出文学与病理学是一对近邻。杜拉斯便是这帮叛逆者之一。只有精神分析学家才会相信，真理不可能说得完完全全。真理只有在毁灭中、在自我毁灭中、在毁灭文学中才可以说出。由于渴望真理，她说，“毁灭吧！”<t>本地人只需放松一下自己，让隐匿于日常琐事中的精神裂缝稍稍扩大一些，总是能悟出这种异乡性，即一种令人生疑的异乡品味。<t>假设当今的事件就是人类的疯狂。杜拉斯相信这一点。她甚至相信，这中间没有任何美的东西，然而这又是可传播的句子，没有声韵的雅句，动词似乎忘掉了主语；最后一刻的唐突增补，贸然堆砌在某个并不是为它们设计的节奏上；深奥的词汇或最高级的修饰与陈词滥调并驾齐驱，一种临时急就的浮华。我们这位所谓的“女说话者”写的并不是口语的话语，而是一种因过分强调拆散而变成吹捧得过高的言语：恰似脱掉衣服或是卸下浓妆，并不是由于粗心大意，而是深受某种苦恼的折磨，这种苦恼无法克服，然而又其乐无穷。那么她的痛苦又是什么呢？<t>女巫师又是一位可怕的临床医生。让我们先简要看一看她的新发现吧。<t>首先，杜拉斯式的女人是一位忧愁女。<t>“从什么方面去把握一个女人呢？”副领事问道。<t>经理笑了笑。<t>……<t>“如果允许我这么做的话，我将从忧愁着手把握她，”副领事说（《副领事》，一九六五年。）<t>哭泣是她的全部色情本领，那是淡而无味的性冷症分泌液。“我无缘无故地哭着，我对您说不出理由，这就像有一种痛苦穿过我的全身，总需要有个人哭才行，这好像就是我。”（同上）陶醉的或病态的激情超越时间，超越自我，是无人称的：“难道是眼泪使人称丢失了吗？”（同上）<t>烦恼将是这位绝对恋人的领地，没有分享有可能。烦恼，一块没有问题的茺漠，一种没有欢乐的迷狂。“她说来说去只是想说她不可能表达她是多么烦恼，时间多么长，充当劳儿.V.斯坦茵多么久……她是否在想着某样东西，属于她的东西？人家问她这话。她却听不懂这个问题……一种不能摆脱这种感觉的无穷厌倦，用不着去想它……”（《劳儿.V.斯坦茵的迷狂》，一九六四年。）<t>这些埋藏在杜拉斯小说中的“标签”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它从忧郁的低洼外揭示出一位无形象母亲的在场。是堤岸是激流，这位女传种者并不反射，而是满足于打碎镜子，使女儿的思绪陷入疯狂。“突然，在那里，在我的身旁，有一个人坐在我母亲所坐的地方，她不是我母亲……这个不能被任何其他人所代替的身份已经消失……我没有任何办法让她回来，让她开始回来。没有任何东西自荐来占据这个形象。我在完全理智中变成了疯女”（《情人》，一九八年：黑体为笔者所知。）<t>对于这种完全在场而不在场的情况，对于激情普照下的孤儿院现象，我们无法估量其残酷程度。对这位被母亲剥夺了形象的女儿来说，她只有试图占据这个空间的形象，占据这个先天性断根的海市蜃楼，并且通过一种新的加倍的残酷去占据：报复。侯恨是忧郁女的拯救者，把她引向……写作。分民恨也是沉默的源泉，是沉默修饰着言语，将言语转变成风格；然而仇恨也是不能写作的根源。“……必须封闭它，打击它，屠杀它”（《情人》）；“我想我说过人们对我们的母亲拥有爱戴之情，但是我不知道是否说过，人们对母亲也怀有始。从那里经过的东西恰恰就是沉默，这是我终生进行的漫长工作”（同上）。爱与恨，恨与爱：恨是否就是爱的承载人。“你们以为哭是因无爱而起。其实你们哭的是没能强加死亡”（《死亡的疾病》，一九八二年）。<t>在这里，生灵的不透明性并不显示在哲学家们急论的暂时平静中，而是在先天性解除关系的巨大力量之中：使母亲与女儿连接起来的引力和斥力，而杜拉斯把自己变成梦游式的、探索这种力量的勘探者。不过，杜拉斯式的痛苦要比毁灭的快乐更具有神秘感，这统治存在于写作的无能之中。“有时，这种不能写作的苦衷，其力量不知有多大，”她在《毁灭吧，她说》中谈论斯担茵和马克斯·托尔时说过这段话，因为这两位犹太人永远处于即将成为但未成为作家的境况中。这就是忧愁女所哀叹的性器崇拜的无能，假如有这种崇拜的话。众多书写迷们不断地树立一种假肢性写作，以对抗本身从未承认、但其阴谋从外部不断更新的仇恨和真空。与此相反，杜拉斯的文本不能摆脱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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