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帖半闲话
2003-1-1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李长声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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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作者的随笔等作品76篇，有《闲话“四贴半”》、《辞世歌》、《月是一滴泪》、《作家的自卑》等。
李长声，一九四九年生于长春，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一九八八年自费东渡，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北京、上海、台湾、广东等地的报刊写随笔专栏，结集《樱下漫读》、《日知漫录》、《东游西话》、《四贴半闲话》、《居酒屋闲话》等，近译有藤泽周平著《隐剑孤影抄》。
闲话“四帖半”三文鱼辞世海滑稽的汉俳小说与胡说可爱的日本文学史从《源氏物语》到西乡隆盛闲看苍蝇搓手脚大刀向三岛由纪夫的头上砍去观能赏梅读经作家的自卑作家的自失作家的自杀李香兰的故事生命的《火鸟》孤立无援的思想杨贵纪·圣德太子·成吉思汗美女作家非美女作家有毒的恋爱第n个还是神话还历俳句日本论遣唐使黄遵宪与小泉八云乱伦故事多左手毒行漫画与连环画不撤姜食旧军装与超短裙挺然翘然笑笑笑……
侨居东京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去过上野的，特别在赏樱时节；去过上野，一般就见过“恩赐公园”里竖立的那尊铜像，虽然可能只随口问一声那是谁，还牵着条狗?铜像看上去脑袋异常大，顶上常落着一两只鸽子或乌鸦，挂了些它们的发白的屎迹。那就是西乡隆盛。 1877年，大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日本上陆，正赶上东京大学建校，又赶上西乡隆盛造反。他在《使东述略》中记述：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租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这位西乡是风云人物，文图并茂的历史书上必有他的照片，头大眼也大。兵败，在城山自杀。百姓对专制不满，世间便盛传天上出现“西乡星”，其实是时隔一百五十年火星又接近地球。西乡反政府不反天皇，大概从来没想过鸟皇帝人人做得。死后三年，明治天皇追谥他正三位。 春夏秋冬，阴晴圆缺，徘徊于西乡铜像之下，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日本人对其开国元勋兼叛军首领的态度竟如此豁达——记起几年前陈平原在《阅读日本》的随笔里写过“西乡铜像”，是因为读井泽元彦的著书《逆说日本史》，他的“怨灵”之说或可解释这种“豁达”现象。 井泽说：推动日本历史的是怨灵。所谓怨灵，就是在政争中失败而死的幽灵，当然含冤衔恨。最典型的冤魂是菅原道真(845—903)。时当平安初期，道真官居右大臣，遭左大臣藤原时平谗陷，被醍醐天皇贬黜到远离京都的太宰府，贫病交加，死在了那里。他死后，“怨灵”作祟，雷击宫殿，藤原清贯等大臣当场毙命，吓得醍醐天皇退位。天灾频仍，“举世云，营师灵魂宿忿所为也” (汉文编年体史书《日本纪略》)。当时民间盛行“御灵会”，为“怨灵”安魂。京都有北野，一夜之间长出松树数千株，于是人们在那里建天满宫祭祀，奉道真为天神。“天满”，是“嗔恚之滔满天”的意思。道真死后二十年，皇太子猝死，朝廷赶紧给他平反，追谥正二位。一谥再谥，道真的冤魂当上正一位，位极人臣。为失败者安魂，让他高高兴兴在另一个世界里做鬼，别跑到人世间为害，这种“怨灵信仰”，井泽说“才是使日本文化发达的动力”。 史学界并不否认平安时代冤魂怨灵对历史的影响，而井泽元彦认为始自神话时代，历史的车轮一直由厉鬼们推动着。他用“怨灵信仰”解说一切，虽然更像是推理小说家的操作，却也蛮有趣。他说：《源氏物语》是人类第一部长篇小说，近乎奇迹，为什么偏偏产生在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呢?原来它也是“怨灵信仰”的产物。《源氏物语》问世于平安时代中期，描写平安初期和中期的宫廷及社会。主人公光源氏，据说实有所指，即企图把女婿立为皇太子以夺取藤原氏权威的源氏。那时代重臣都是把女儿或妹子奉献给天皇，当皇帝国戚，操纵国柄。作者紫式部是藤原氏女儿身边的女官，好像和藤原氏还有点男女关系，却居然把政敌源氏写得极尽荣华，甚至当上准太上皇，岂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更可怪的是藤原氏不但不恼火，反而还提供贵重的纸墨砚台，予以支持。这就是因为他排斥了源氏，大权独揽，朝廷的政争从此往后都是他藤原氏族内的事了。获胜之后，用虚构故事来满足失败者，既是“慰灵(镇魂)”，又是慰藉胜利给自身带来的不安和内疚。日本接人待物彬彬有礼，爱说些个恭维话，莫非也出于“怨灵信仰”的心理? 其实，井泽元彦的“逆说”并不是新说。陈平原在《西乡铜像》一文的附记中就提及：“据柳田国男称，在日本，作为个人而享受祭祀，除了德高望重，还必须是悲剧性死亡。而新政权为与政敌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抚失败者的亡灵。”但他没有特别从这一角度阅读西乡铜像，可能因其意在“借日本阅读中国”。对于敌人，中国人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 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白花花的银子，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赔给了日本，据说等于它四年的财政收入。土狭民寡的“蕞尔小国”一下子富了起来，于是往欧洲增派留学生。其中有一位，时年三十三，个子矮矮的，被文部省派赴英国“调研英语教学法”。他就是日后成为文豪的夏目漱石。 漱石走在伦敦街头，迎面过来一个奇怪的家伙，却原来是他本人映在橱窗玻璃上的身影。周围净是身材高大的美男子，教他自惭形秽，满怀自卑感。漱石是1900年乘船到英国的，吞吐了两年一个月大都会烟雾。对于漱石文学来说，这两年至为重要，但英国给他的印象坏极了，深恶痛绝。要是按他自己的意志，一辈子也不会踏上英国一步。自卑感不仅来自身体的差异，更来自经济的困苦——他给夫人写信说：日本的五十钱在当地几乎只等于十钱、二十钱，十日元花两三次，一眨眼就化为烟。他在伦敦一连换了五处住所，不得安生，全然没有周作人对日本“兔子窝”的怡然自适。两年中一年有半住在大停车场附近的民家，除了逛逛旧书店，几乎杜门不出，耽读书籍，准备回国后打算到大学任教的讲义。漱石本来喜好汉学，讨厌英语，但在“文明开化的世间”当不了汉学家，只好把汉籍统统卖掉，转向英文学，“要用英文写大文学”。不过，那时并没有英语热，东京帝国大学办英文科已历四年，只有两年各有一人报考，漱石成为第二个毕业生。没有同学，这种孤独使他研究英文学伊始就心存不安。目睹英国的商业主义和拜金风气，他更感到幻灭，神经衰弱也益加严重，以致周围的人怀疑发了疯，但他却从此恢复自我，不再过高评价英国人，进而以自己为本位批评英国文学。1907年印行的《文学论》被视为“漱石对于外国文化的独立战争宣言”，他在序言中回忆：“住在伦敦的二年尤为不愉快的二年。余在英国绅士之间，如同一条与狼群为伍的卷毛狮子狗，日子过得甚凄惨。”直到晚年，他还在讲演中“说真的，我不喜欢英吉利”。 只要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人多少都会有自卑感，也许这正是自知之明的表现，只不过表现得较为消沉。在日本作家的身世和性格中常见这种自卑感，例如太宰治。他从不遮掩自己的自卑，反而展现乃至夸大，以赢得同情。三岛由纪夫叱责：“太宰所具有的性格缺陷，至少有一半是可以用冷水磨擦、器械体操或者有规律的生活来纠正的，应该靠生活解决的事就不要麻烦艺术。略玩一下反说，不想治愈的病人不配当真正的病人。每当接触太宰文学，每当接触那种残疾人似的孱弱文体，我感到的是这个人对强大的世俗道德立马现出受难表情的狡猾。”其 实，三岛也怀有强烈的自卑感，只是和太宰正相反，他一生都大加掩饰，当然也连累了艺术。三岛矮小，找对象的条件之一是女方穿高跟鞋也不可以高过他。他“用冷水磨擦、器械体操或者有规律的生活”改造肌体，但运动神经不发达，剑术到底不高明。从文体的华丽到肉体的健美，三岛一生执著于虚构，最终演一出武士剖腹，了却了自卑情结。读井上靖的小说《翌桧的故事》，知道有一种常绿乔木叫“翌桧”，这名字的意思是明天变成桧树，但永远变不成桧树，可悲的宿命就不免令人自卑。小说用翌桧作象征，描写一个少年的心灵成长，有不少自传成分。井上在《我的自我形成史》中说过：“由于成长在这样的伊豆山村，我从小对城市、对住在那里的男女少年抱有城市孩子们无法想象的自卑感。而且，这种自卑感变换种种形式支配我这个人，直到很久以后。” 以夏目漱石为例，似乎我们更多些理由厌恶日本，当然也可能出于自卑感。说不定因此能确保不当周作人，只是别忘记，对英国的反感使夏目漱石成其为夏目漱石。 缩小的对立面是扩大，扩大得玄之又玄，就变成夸张。在文学艺术里，夸张是表现手法之一。中国文学史上把这种手法发挥得神乎其神的，是诗仙李白。让他愁起来，头发能愁长“三千丈”。三千丈，这一头白发从富士山巅垂挂下来，可以打三折。“白发三干丈”，千百年前的诗句迄今在人们的口头上活蹦乱跳，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语言文学所独有的奇迹。 诗人作诗，往长里说可以夸张，往短里说也可以夸张，如“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或许真是受中国影响，日本人作汉诗的时候也会大气起来，如“千年积雪拥蓬莱” (室鸠巢，1658—1734)，“芙蓉峰上一轮高” (荻生徂徕，1667—1728)，“谁将东海水，濯出玉芙蓉；蟠地三州尽，插天八叶重” (柴野栗山，1736—1807)，虽然多是从中国诗词套来的。从现实生活来看，日本人确实喜爱小东西，称之“小”日本一点都不错。中国地大物博，人心就开阔，大大咧咧。即便缩而小之，也不是日本人那种精细小巧的感觉，读来也别有气魄，如毛泽东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富士，以前也写作不二、富慈等，一说来自阿伊努语，是“火”的意思。富士山是一座圆锥形的孤峰，坐落在山梨和静冈两县的地界。高三千七百七十六米，乃日本最高峰，自古被当做日本的象征。有一幅照片，富士山下奔驰着新干线列车，似乎是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海报。东京都内叫富士见的地方不少，就是能望见富士山的意思，但现在大都被高楼遮挡了。此山巅峰陡峭，上有直径约八百米、深约二百米的喷火口，那就是栖老神龙的洞中渊。山麓平缓，乘车可直达“五合目”(从山脚往上爬，山路分为十段，“五合目”即第五段)。山上遍地是火山喷发的灰渣滓，登临不如远眺。富士山之于日本人，是一个夸张。 日本人常说，中国人爱夸张，“白发三千丈”。被人家拿李白的诗句评头品足，很觉着舒心，虽然到了末流，也生出许多的阿Q。国人说话确实好夸大其辞，莫非李姓第一多，大家都带了些太白遗风?这种根性在大跃进年代发挥到极致，什么超英赶美，现今想来还不免教人脸红。然而，某些日本人接着说，南京大屠杀是“白发三千丈”，可就是别有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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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这里有一个青年，比如说面对丘陵上层林尽染，一起随风摇曳，溪谷的水流淌，发出清冽的声响，他伫立着，沉浸于某种感慨。那么，真的有坚定的论理可以劝说这个青年，不要被大自然的美舒心消魄，要思考政治问题吗？----------------高桥和巳
比起坏伙伴来，果敢的敌人之死更令人悲哀。文学家三岛由纪夫大概是我最大的对手。刚才听说他闯进自卫队总监室并自戕了，尽管表现的非常政治，但我感觉一个优秀的文学家隐瞒其假面后面匿藏的一切悲剧而自杀了。如果三岛由纪夫魂魄有耳，那就听吧，高桥和巳“覆醢而哭”的声音
------高桥和巳
我从青年时代一直在思索的“改革社会”思想，通过汉学掌握的大同思想即东方式社会主义思想，也大都假托于虚构的教团组织及其挫折的历史------高桥和巳
报纸或电视连日报道的全国大学发生的纷争，不过是单纯在视觉上外部人也能看见的事态突起罢了。当然，东大占领安田讲堂、京大占领钟楼以及被驱逐的攻防，也不无有意于象征性政治行为的学生政治团体的在所不惜的感情表现，那也当然是大学斗争的重大一环。但是，在学生彼此的议论中，从正面切身理解在政治上不过是一个口号的‘大学解体’或者‘从自我否定出发’，追究自身矛盾的过程中呜咽的学生的泪，突然悄悄自杀的学生的死，内江受伤躺在病床上低声谈论文学的学生的声音，断乎不能说价值比那些堂堂被报道的‘大事件’低。----------高桥和巳
没有行为的思考每每腐蚀，而没有思考的实践也每每荒废。支持我的是文学，那文学又告发我。----------高桥和巳
高桥比三岛由纪夫晚半年逝世，他们的辞世，宣告日本文学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与三岛现在的声名相比，高桥显得那么寂寥那么孤独。
一方面高桥精研中国语言文学，他的老师是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是日本很牛叉的汉学大师，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同学应该对他非常熟悉），另一方面高桥也是著名的造反教授。在60年代末期，一直引领并支持学生运动。
高桥作为作家，最长的作品《邪宗门》，讲述主人公超越个人解脱和救济的境遇，策划宗教公社，遭到大镇压，激烈的政治抗争之末，诅咒着现代人类的一切而灭亡，思索所有新兴宗教当初所具有的‘改革社会’的思想如果在组织膨胀过程中不和保守势力妥协将会怎样。
高桥1967年到过中国访问，“恰”逢“文化大革命”，他对于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感到愤怒，一方面也表示可以理解。
后世评价“高桥终其一生使学问和艺术两立，是现代日本文学史上极具特征的作家。他深深卷入校园斗争，使他早死的，是对运动过于诚实的应对和苦恼。”
我没有找到高桥的作品，但根据各类简介推断，他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式的忧虑，受中国儒家思想荼毒很深，渴望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作品改善社会。最后却也落得孤立无援，孑然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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