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与道的宗教
2011-6
春风文艺
孙惠芬
187
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有一些年了，只要是午睡，只要是在透过窗玻璃的日光下午睡，一闭上眼睛，总能看见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荒秃的山岗，山岗下边，散落着一些草房人家，草房人家前边，有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街，土街前边，便是一个菜地，一片稻田，一片原野。这样的地方在我眼前出现，必然是喧闹的秋天，必然晃着金灿灿的日光，必然贯彻着鸡鸭畜类混杂的声音，必然走动着奶奶、父亲、母亲以及哥嫂亲人们的身影。而我，正是在这喧闹的季节里，在大人们中间，在日光下，□挲着两个朝天锥似的辫子，房前屋后没命地疯跑。 在房前屋后疯跑，是我在日光下午睡必然光顾的场景。日光下的午睡，根本不是什么午睡，而是一次与童年的约会。这样的约会，发生在正午，是因为正午的寂静。由日光而呈现的寥远的寂静，更接近乡村的情境。我在这样寂静的正午，看到了我的童年，童年的秋天，马车，田野，疯跑在土街上的我……可是，常常是，跑着跑着，一个激灵，突然地，就醒了过来。当我从与童年的会面中醒来，心里，会不由得掠过一丝疼，那种丢失了什么珍贵宝物，再也找不回来了的疼，于是，我热泪盈眶……其实这疼，是在刚闭上眼睛，一触及那样一个闹嚷嚷的地方时，就隐隐感到了的。因此，多少年来，我既盼午睡，又怕午睡。盼午睡，是盼温习真正的童年时光；怕午睡，是怕触及了那个地方、那段时光。因为那样一个与地方有着联系的童年绝不会再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对时光流逝的感受，都要通过一个独特的场景，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灵魂深处，都有着那样一个地方，它让你看到你在这个世界最初的模样，看到你与这个世界最初关系的缔结和形成，从而，让你无时无刻不在逃离它，让你在逃离的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它，怀想它。 反正，我是这样。眼前的村庄，就是我无时无刻不在逃离，又无时无刻不在怀想的地方，它是我的出生地，叫山咀子。我在以往的作品中，凡写到故乡，都以十里洼相称，因为从海边小镇到山咀子，要走十里土道，而这十里土道的路程，是一程一程洼下去的，是一点点走向了盆底儿，走向了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在虚构的作品里，尊重了个人对故乡的真实感受，却不难看出，是站在了小镇人的角度，是以走出者回头看的眼光。实际上，山咀子在我童年的生活中，向来就不低洼，也不狭小，它的每一块坡地，每一道土岗，每一条道，都足够地大，足够地高，也足够地长，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穿行了二十多年，就像至今也无法弄清，究竟从哪一天开始，一午睡就能看见童年的乡村一样，时至今日，我一直没有弄清，到底是哪个时辰，算做是我对故乡的真正告别。是大哥在乡下为我操办了一场结婚宴席之后，用130汽车把我送到小镇婆家那天吗？是在此之前，接到通知，到省文学院上学的那个春天吗？是考到小镇制镜厂当画玻璃画的工人那一天吗？还是更早的什么时候？我无法弄清，反正我离开了它，且越走越远。 如今，我已经四十岁了，身体上与这里的分离已有二十多年，可谓在外面经得了风雨见得了世面，也许正因为如此，再次站在家乡的东山岗上，觉得坡地不再那么大，街也不再那么长，岗也不再那么高了，这里的地真是小得不能再小，街短得不能再短，岗矮得不能再矮，几乎可以算做破落、荒凉；眼前的世界，让你怀疑它还是不是童年那个偌大的世界。不过，我知道，对于我，它是不是那个世界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心中，是否还盛装着童年里那个大得不能再大的世界。
《街与道的宗教》是孙惠芳的散文集。
《街与道的宗教》《东山岗》、《老宅》、《院子》、《后门》、《屋檐下的小道》、《前门》、《粪场》、《前街》、《场院》、《小夹地》、《南王庄》、《南甸子》、《坟地》等文章。
孙惠芬，当代著名作家。198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孙蕙芬的世界》《岸边的蜻蜓》《伤痛城市》，中篇小说《还乡》《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短篇小说《台阶》《天高地远》《春天的叙述》《女人林芬与女人小米》《民工》，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等。《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东山岗
老宅
院子
后门
屋檐下的小道
前门
粪场
前街
场院
小夹地
南王庄
南甸子
小镇
制镜厂
坟地
我喜欢朴素的力量——与孙惠芬对话姜广平
1966年，东山岗断壁前的庙堂轰然坍塌，当时只有五岁的我，还不能懂得，是人们自动毁掉它，更不能懂得驱使人们自动毁掉它那股力量，正是来自外边，来自山岗这条道通着的外边。值得庆幸的是，盛满了最巨大也最隆重的快乐的庙堂坍塌了，我童年的快乐却没有坍塌。只是它不再那么巨大、那么隆重了，它不是某种氛围和气势，也不需要人群的烘托，它一点点变成我一个人的事情了。它因为变成我一个人的事情，显得纤弱、单薄而绵长，如蜘蛛吐出来的丝线。它最大的好处，是每天都要来到我的心中，而不像死人的事，再热闹也不会经常发生。 它依然来自于东山岗这个地方，依然与山岗上那条道有关，它是以静默的方式出现的，这与庙堂前的热闹完全不同。它一点都不热闹，是静默的，是孤独地守护着的，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它看上去是在等待，但一点都不熬人，似乎等待愈久，心底那股快乐愈是强劲。常常要在下半晌，太阳烧饼一样吊在了西天，那股快乐便渐渐从心底的某个部位脱颖而出。只要感觉到它脱颖而出，我便从家悄悄走出来。如果是冬天，就走过长长的院墙，如果是夏天，就从后门口窜出，走过短短的屋檐。不管前门后门，最后都要来到山岗下的土道，都要走上东山岗，在那里静静地眺望—— 、我在等待大哥。大哥在青堆子小镇上班，是当时山咀子在小镇上唯一的工人。知道大哥在沈阳读过两年技校，是小镇上无人不晓的汽车、拖拉机修理大拿，还是后来的事情。事实上，山咀子的威望之所以在十里八村那么响亮，就因为出了大哥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我等待大哥，盼望大哥下班，其实是愿意看到大哥骑自行车走进家门时，给奶奶、父亲、母亲及大嫂带来的欢喜。他们难以掩饰的欢喜，让我幼小的心灵，体会到了一种类似骄傲的情绪。那骄傲很像后来跟父亲到集上，了解到山咀子在外面的威望时，涌起在心底的骄傲。却又不完全相同，集市上人们对山咀子的高看，只存在在记忆里，不细想还好，越细想越觉得飘忽。而奶奶、父亲、母亲、大嫂看大哥走进家门时的样子，是那种生了根的，是那种不用细看，一瞥之间就能长出叶开出花的。 从对一个热闹场合的热衷，到独自的，对大哥下班回家的盼望，其实跟庙堂的坍塌毫无关系，这只是时间的巧合。在我六七岁的年龄，我已经懂得体会大人们的心情，我的快乐来自父母、大人们的快乐。大人们在一天的活干完之后，由一个让他们骄傲的人的回来而荡起的心底的快乐，不自觉间就影响了我。 大哥给他们带来快乐，是怎样积蓄着我心底里对大哥的盼望，这一点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站在越来越烧红了半边天的霞光里，远远地向着八里庄眺望。那里也有一个山岗，那个山岗不断地晃动着一些身影，那些身影都是慢慢悠悠的，如一头老牛。大哥不会是这样，大哥一出现，就如箭样飞快，因为大哥骑着自行车。那时候在我的老家，没有几个人有自行车。终于，大哥出现了。大哥的车子骑得很稳，但也能感到是箭一样的飞快。大哥迎着通红的霞光。霞光——是我在那样一个默默地盼望中永恒的景色，即使偶尔碰上阴雨天气，它也是那样明晃晃地映着我的眼睛。大哥迎着霞光向我骑来，穿过八里庄的小河套，越过河套边的土岗，向我站着的东山岗骑来。这时，当我发现大哥已向东山岗骑来，我会蓦地转过身，飞也似的冲下山岗，向家跑去。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我满头满脸都鼓荡着因跑动而带起的风。我跑回家，却并不大喊大叫向大家报告消息，我深深喘息一会儿，而后缩在后门口。如果是冬天，就缩在院子里，在那里屏息敛气，再一次静静地等待。这一次的等待，有着玩味的意思，欣赏等待的意思。有时，大人们正忙，不会看到大哥的身影，但有一个声音，他们是无论如何都能听见的，那就是大哥放自行车时咔嚓的一声。那一刻一旦降临，我便挨个去看大人们的脸。这响脆的一声，是我后来听到的所有音乐合到一起，都无法达到的一种美妙。奶奶和父亲一样，性格外向，一瞬间，笑爬满了眉梢，而母亲和大嫂比较含蓄，没有表情，但干活的脚步却嗖嗖地快了起来，我的心底，顿时汪出了一罐蜜 …… 东山岗带给我盼望的快乐，一直持续到上小学一年级。后来，我的二哥、三哥，都在大哥的努力下，走出山咀子，到小镇当上了拖拉机手，他们常常把拖拉机、汽车开到东山岗，开到家门口。走出去的人多了，大人们的骄傲粗壮起来，也就粗糙起来，如同细粮吃得多了，香也不觉得香了。走出去的人多了，我的盼望，也不再是纤细的丝线了，我动辄就在大门口喊，大哥回来啦——二哥回来啦——这种虚张声势，因为过早、过多地释放了快乐，使他们真正到家之后的快乐大有所减。但得承认，这又是别一种滋味的快乐了，当声音通过耳畔震动了草垛、院墙，一种为天地所接受的响彻云霄的震撼，会使我浑身的毛孔瞬间耸立。 ……
《街与道的宗教》作者孙惠芳曾当过农民、工人、编辑，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等。部分作品介译海外。现居大连。 《街与道的宗教》是其散文集。
无
活着的人需要信仰！
是因为看了上塘书而买的。老婆比较喜欢孙慧芬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