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时代
200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灏
424
288000
无
当代学苑。繁花似锦；大家风范，光彩照人。本丛书以独特的编纂方式，荟萃海内外华人学者研究成果的华彩乐段。或以时间为序，或按问题分类，分则独立成章，合则一气呵成。各家学业有专攻，文风呈个性，但都学融哲经文史，识贯中外古今。思如大鹏飞天，水击三千里；心如澄江秋月，不作虚妄语。创见多多，新意比比，各领风骚，自成一格。一卷在握，可含英咀华，探无穷意蕴；一套置案，如群山连绵，尽显学苑无限风光。 本书中选录的内容大部分来自作者讨论近现代文化与思想变迁的文字，特别是有关作者所谓的转型时代（1895-1925）的论述。
张灏，原籍安徽滁县，1937年出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获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并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领域为吕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意义与
序一、什么是幽暗意识二、幽暗意识与西方民主传统三、西方早期自由主义中的幽暗意识四、近代自由主义对权力的警觉五、幽暗意识与儒家传统六、宋林儒学中的幽暗意识七、中西幽暗意识的差异八、“内圣外王”的政治内涵九、“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应”十、从外范道德到内化道德十一、陆王心学中的超越意识十二、先秦儒学中幽暗意识十三、宋明理学与幽暗意识十四、“圣王”理想发展不出现代民主十五、儒家的入世精神十六、政治本位的儒家经世十七、宇宙本位的政治观十八、天德本位的政治观十九、《大学》中的人格本位二十、心灵秩序与历史的治法二十一、经世思想中的治法二十二、治法与礼制二十三、新儒学的仁二十四、清代的三大思想流派二十五、晚清的今文经学二十六、经世思想的崛起二十七、新儒家：“伦理精神象征”的守护者二十八、超越文化认同观念二十九、现代中国的意义危机三十、新儒家对科学主义的反对……编后记
上面的讨论强调一点，“经世”观念所代表的人世精神是以政治为其主要表现方式，对这一命题进一步的分疏，有待于对“经世”观念的第二层意义的解析，在进行解析前，尚有一个问题需要附带在此厘清，那就是：“经世”观念是否属于宋明儒学的中心思想?近世中西学者从康南海、梁启超到钱穆、墨子刻，常常认为宋明儒学受佛老的影响，是以内圣或修身为其中 心目标，因此“经世”精神衰退，外王志趣不张。这种看法，有些道理，但并不全对。我说它有些道理是因为从许多宋明儒学者看来，修身不但与“经世”同为儒学的中心目标，而且也是 达到“经世”的一个基本手段。在这观点笼罩之下，久而久之，许多学者难免倾其注意力于手段而忽略目的之重要性，以致造成以手段为目的，“婢作夫人”的趋势。但重要的是：这种 “婢作夫人”趋势的出现并不足以推翻“经世”为宋明儒学的中心思想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凡是宋明大儒的思想，我们只要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而就其论著全体而论，未有不强调“经世”在儒家思想的义理结构中的重要性。在这些宋明大儒心目中，“经世”而不修身，落人申韩法家，固是他们反对，修身而不“经世”，落人佛老二氏也是他们反对。因此，宋明儒学的复兴既然以辟佛老为前提，必然是会重视“经世”这一观念。 例如陆象山与王龙*，他们都是讲究心性，辨析人微的心学家，但是他们都强调心性之学不能与“经世”观念分离，分离则流人佛老。又如北宋大儒程灏死后，其弟程伊川为他作行状，整个行状用超过五分之四的篇幅叙述他服官从政之事迹，而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心性之学，程伊川仅在行状的末尾作简略的阐述。同样的，黄宗羲写刘宗周行状，对他老师最为世所称道的天人性命之学，也仅在行状之结尾，略加讨论， 而用了大半篇幅表彰刘宗周的“经世济民”之业。这种写法均非偶然，都反映出“经世”这一目标在宋明大儒的心目中的重要性。 宇宙本位的政治观 一 七 一九八四年 “经世”所代表的淑世精神是以政治为主要表现方式。易言之，在以人世为关怀的前提下，儒家进而求建立一个和谐的政治社会秩序。这种透过政治以求化人世为一理想的社会便是经世观念的第二层意义，这也是经世在儒家传统里最通常用的意义。在这一层意义上，“经世”和宋明儒学常常提到的两个观念——“外王”和“治平”是同义的，而与“修身”、“内圣” 则常常是对举的。 就“经世”观念的第二层意义而言，宋以后儒学所提出的观点和思想，当然是各家各派，种类繁多。自非这篇短文所能详细讨论。需要在此强调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那就是宋明儒学的主流把修身与经世绾合为一，从而强调政治是人格的扩大这一观念。这个观念自然并非宋明儒学的创见，先秦儒家一开始就有这个观念，《论语》中修己治人的思想便是明证。宋明儒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把这个观念加以整理，加以推展，而这种观念也因而在宋明以来的“经世”思想中取得中心地位。讨论宋明“经世”传统中的政治思想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要认识政治是人格的扩大这一概念在“经世”思想中的意义，我们首需对宋以前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些基本形态作一大致的分析。儒家的政治思想从开始就是三种政治观的混合。一种是“宇宙本位的政治观”。这是儒家继承殷商以来的老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类的社会是神灵或超自然力所控制的，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易言之，人世的政治秩序是宇宙秩序的缩影。因此人世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如君主和家族制度，都不是人为的，而是“天造地设”，“与始俱来”的。依同理，人世间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也都不过是宇宙现象的变化的延伸。因此根据宇宙现象的运行秩序，如日月星辰的盈虚消长和植动物的盛衰生死，可以了解人世间的种种变化。认识宇宙的秩序便是掌握人世秩序的钥匙。 这种神话式的政治观，并不是古代中国所独有。许多其他传统文化都有这种观念。例如古代埃及以及一些近东文化都为这种政治观所笼罩。当然古代这些不同的“宇宙本位政治观”各有其特点。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人世的政治社会秩序是植基于宇宙秩序，宇宙秩序既非人所能掌握，作为宇宙秩序一部分的人世秩序当然也非人力所能控制或变更。 “宇宙本位的政治观”在殷商时代即已出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他们事事都要向他们的祖先神和上帝神请示，这很清楚地意味：人世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与神灵所控制的宇宙秩序分不开的。周初天道观的出现，再加上晚周的思想剧变，这种政治观受到冲击和转化，却并未消失，它对先秦儒家仍然保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由晚周过渡到秦汉帝国，阴阳五行思想盛行，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宇宙本位的政治观”的发展臻于巅峰，对于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极大。这在《礼记》的《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 及《白虎通》等书中反映得极清楚。 这些书中所表现的宇宙观，内容极其繁复，看上去五花八门，但其中心思想仍然保存殷商以来的宇宙本位政治观，因此汉儒的政治思想仍然视人世的政治社会秩序与宇宙秩序为不可分，宇宙秩序不能由人为改变，人世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也不能由人为改变。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的《官制象天》的一章里说得最清楚：“一岁之中有四时，一时之中有三长，天之节也。人生于天而体天之节，故亦有大小厚薄之变，人之气也。先天因人之气而分其变，以为四选。是故三公之位，圣王之选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选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选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选也。分人之变，以为四选，选立三臣，如天之分岁之变以为四时，时有三节也。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臣相砥砺而致极。”总而言之，人世的变化，在基本上是要配合“天象”的运行，而非取决于人为的努力，这就是所谓“王者配天”。所谓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这种思想当然不是汉儒思想的全貌，但却是后者的一个基本部分。 一九八四年 一 八 天德本位的政治观 要了解汉儒思想的全貌，我们必须考虑儒家另外一种政洽观——天德本位的政治观。 所谓天德本位的政治观，也非儒家的创新，而是先秦儒家继承周初的天道观而加以推演发扬而成。这种天道观认为政治权力的泉源是天命，天命的传授端视德行为准，而德行与权力的结合便是造成理想社会的基础。儒家本此观念而特别强调德行转化权力的重要，遂演成天德本位的政治观。但这种政治观，在先秦儒家，已有分化为两种形态的趋势，一种是着重客观礼制的德治观。例如《礼记》卷十五就有这样一段话代表上述的形态：“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也就是说礼可以造成宇宙的和谐，建立社会秩序，可以移风易俗，德化社会。另一种形态是着重主观人格修养的德治观。《论语》中修己治人的理想最足以代表这种政治观：修己必以治人为归结，而治人必以修己为始点’内圣外王打成一片。一言以蔽之，政治必须是人格的扩大。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客观礼制形态的政治观与人格本位的政治观之间并无截然的分歧。它们只是天德观下面的两种轻重略有不同的类别而已。客观礼制的形态并不否定人格修养的重要。它所强调的只是：不论个人的成德或群体的德化，其重要关键在于客观礼乐制度之制约与熏习。同样人格本位的政治观并不否认客观礼制的功用，它所重视的是个人对主观德性所作的自觉的培养。因为，首先礼乐制度的推动，有待于贤人君子以其修德树立榜样；其次儒家的政治观时有强烈理想主义的倾向，个人主观德性的培养，若能普及于全社会每个人，则社会不治而自治。……
序 现代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ee）曾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句话在我历年来的历史论著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这些论著表面看来似乎庞杂无统序，但它们直接与间接都与我对20世纪的时代感受有密切的关系。 这份时代的感受最初的浮现是1949年我离开大陆的前夕。其时我十三岁。那年春天，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军队兵迫南京，我随着父母仓皇出走，去了上海。在上海短短的三个月，我借读位于市郊的上海中学。记得每个周末我来往上学，总看到军车穿梭不停，田野间到处都是士兵忙着建筑防御工事，一片四郊多垒、战祸临头的气氛。平日我寄宿学校，每晚上罢初中部的夜自修，在回宿舍的途中，穿越校园，看到高中生大伙儿一群群的围坐在草地上，人影幢幢中，飘着“团结就是力量”那首歌。以我当时的年纪，还不能了解当时严峻的时势发展。但那沉重的歌声与气氛已使我本能地感觉到一场时代大风暴正在我的周遭展开。 随后我们去了台湾，长年生活在政治气压很低的环境里。但这份时代的风暴感仍然像地下水一样在我的潜意识里流动。回忆中，我那时在中学对史地课程特别感兴趣，以及后来在台大主修历史，都与这份朦胧的时代感有密切的关系。1959年我去海外求学，海外的学术环境，使我对时代开始有些真切的认识，随着这认识的加深，我朦胧的时代感也逐渐凝聚成我这些年来学思的中心问题：如何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和其根源与背景。 这本书选录大部分来自我讨论近现代文化与思想变迁的文字，特别是有关我所谓的转型时代（1895——1925）的论述。这些文字里面的时代感是很明显的。因为长久以来我认为转型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大变动形成的关键时期。 选录里面也有不少表面上讨论与近现代历史大变动无关的文字。例如我对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些主题（经世思想、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等观念）以及有关幽暗意识的讨论。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仍然有意无意的是受时代感的牵引。因为我相信在这些思想的探讨中，可以发掘一些了解时代动乱的思想根源与背景。 因此，我把这一本选录定名为《思想与时代》。这本册子之所以能与读者见面，多亏许纪霖先生的鼓励与督促，并亲自费神编选，特别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张灏
无
张灏也是TW著名学者，书有深度，值得一看。
写得很好很深刻，发人深省。只不过这不是作者的新著作，是从其他基本著作中选出来凑成的
书还是很不错的！
一本好书，合集，挺有思考和深度的
本人对哲学思想史很是感兴趣，但由于不是这个专业的出身，所以很多此方面的优秀书籍都只能好读书不求甚解。虽然如此，本书中的《幽暗意识与西方民主传统》等的文章还是很启发了我，她给出了一个了解中西政治传统迥异的框架，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