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影响中国
2010-2
上海辞书出版社
郑雄
351
339000
无
在这本书中，我想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共和国发展历程中引人注目的一些“小人物”。这个群体，似乎是我们身边匆匆而过的人群中的一员，和所有的普通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相比，他们不是那么如雷贯耳，更不在当代历史的中心位置。然而，冥冥之中，他们已经被历史选中，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和象征。也许，最初他们还浑然不觉，但是他们已然承担起了历史的重量。深邃的历史，在他们的身上凸显出了或者飞跃、或者低回的一面。他们从历史的平常处走来，却闪电般地让人们看清了一个时代的面目。“小人物”诞生之初，是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新人”的角色亮相的。1949年，当著名诗人胡风满怀憧憬地打着“开国绝唱”《时间开始了》的腹稿时，远在上海的曾联松正挥汗如雨地为新中国的国旗设计最初的草稿。《时间开始了》不仅是在理性地思考，更在表达所有曾遭受苦难命运的小人物新生的欣悦。“开国劳模”马恒昌、“报春燕子”郑凤荣等正是在这种欣悦的情感支配下，在建设新生的共和国的事业中，释放出生命的热量，成为那个年代杰出的“小人物”代表。那又是一个意识形态为上的年代。大一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高度忠诚。在“最高指示”的“指引”之下，“小人物”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也许就能够被解读和演绎为伟大的历史开篇；他们也得以一呜惊人，万众瞩目。中国首个人民公社的首任书记陈丙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新型农民”顾阿桃，“反潮流英雄”黄帅、张铁生，不正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进的典型吗？不过，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地思考。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也许是低沉、喑哑的，但是不可否认，作为那个年代的“异数”，他们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的表征。在历史的天幕上，他们永远不会“如日中天”，然而，每个夜晚来临，当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却依然会看到他们那明澈而忧郁的眼眸。如果说死去的遇罗克和疯了的食指让人们看到了他们思想的力量的话，那么，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童怀周”们让人们看到了他们行动的力量。他们荡涤了一个时代的灵魂，也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魂魄。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结束之后，“人”的问题随即浮出了历史的地表。时代如此紧迫地提出了一个命题：人不是工具，不是手段，人就是人本身。人需要摆脱枷锁，需要美好的生活、诗意的栖居。所以，当卢新华以《伤痕》反思历史的疼痛时，人们也开始了探索自身可能性的过程。在这本书中，我想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共和国发展历程中引人注目的一些“小人物”。这个群体，似乎是我们身边匆匆而过的人群中的一员，和所有的普通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相比，他们不是那么如雷贯耳，更不在当代历史的中心位置。然而，冥冥之中，他们已经被历史选中，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和象征。也许，最初他们还浑然不觉，但是他们已然承担起了历史的重量。深邃的历史，在他们的身上凸显出了或者飞跃、或者低回的一面。他们从历史的平常处走来，却闪电般地让人们看清了一个时代的面目。“小人物”诞生之初，是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新人”的角色亮相的。1949年，当著名诗人胡风满怀憧憬地打着“开国绝唱”《时间开始了》的腹稿时，远在上海的曾联松正挥汗如雨地为新中国的国旗设计最初的草稿。《时间开始了》不仅是在理性地思考，更在表达所有曾遭受苦难命运的小人物新生的欣悦。“开国劳模”马恒昌、“报春燕子”郑凤荣等正是在这种欣悦的情感支配下，在建设新生的共和国的事业中，释放出生命的热量，成为那个年代杰出的“小人物”代表。那又是一个意识形态为上的年代。大一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高度忠诚。在“最高指示”的“指引”之下，“小人物”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也许就能够被解读和演绎为伟大的历史开篇；他们也得以一呜惊人，万众瞩目。中国首个人民公社的首任书记陈丙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新型农民”顾阿桃，“反潮流英雄”黄帅、张铁生，不正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进的典型吗？不过，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地思考。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也许是低沉、喑哑的，但是不可否认，作为那个年代的“异数”，他们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的表征。在历史的天幕上，他们永远不会“如日中天”，然而，每个夜晚来临，当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却依然会看到他们那明澈而忧郁的眼眸。如果说死去的遇罗克和疯了的食指让人们看到了他们思想的力量的话，那么，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童怀周”们让人们看到了他们行动的力量。他们荡涤了一个时代的灵魂，也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魂魄。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结束之后，“人”的问题随即浮出了历史的地表。时代如此紧迫地提出了一个命题：人不是工具，不是手段，人就是人本身。人需要摆脱枷锁，需要美好的生活、诗意的栖居。所以，当卢新华以《伤痕》反思历史的疼痛时，人们也开始了探索自身可能性的过程。在那个微妙的年代，“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发问，影响了一代青年。一场被称为“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的大讨论，改变了潘祎和黄晓菊的命运，也微妙地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空间。那是中国社会众多思想潮流激烈碰撞的时候。物质的、精神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激荡在人们心头。面对种种问题，人们似乎很难拥有一个清醒的立场、明确的态度。围绕着领一代风气之先的“小人物”，讨论、议论、争论，在苏醒过来的大地上一轮又一轮展开——小岗村的严俊昌带领大家“大包干”是姓“社”，还是姓“资”？在那个微妙的年代，“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发问，影响了一代青年。一场被称为“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的大讨论，改变了潘祎和黄晓菊的命运，也微妙地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空间。那是中国社会众多思想潮流激烈碰撞的时候。物质的、精神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激荡在人们心头。面对种种问题，人们似乎很难拥有一个清醒的立场、明确的态度。围绕着领一代风气之先的“小人物”，讨论、议论、争论，在苏醒过来的大地上一轮又一轮展开——小岗村的严俊昌带领大家“大包干”是姓“社”，还是姓“资”？
本书介绍了1949年至2009年，这60年间出现在新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新闻人物包括蒯大富、覃祥官、孙玉国、遇罗克、李庆霖、黄帅、张铁生、李素文
、吴桂贤等等，收录了《“文革”中最著名的“激情木偶”》、《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等一些介绍他们生平事迹的文章。
郑雄
1972年生于河南邓州，1998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名人传记》：主编。近年来致力于思想随笔与中国现当代人物传记写作。
他们 1949-1977年
曾联松 五星红旗设计者
马恒昌 中国工人阶级“时间开始了”
李希凡、蓝翎 “小人物”掀起“龙卷风”
郑风荣 “报春燕子”展示“中国高度”
陈丙寅 中国首个人民公社的首任书记
邢燕子 中国知青第一人
雷锋 云霓与尘世间的世纪偶像
龙梅、玉荣 草原英雄小姐妹
陈永贵 一个农民的光荣与悲剧
顾阿桃 命运给农妇开了个玩笑
蒯大富 “文革”中最著名的“激情木偶”
食指 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覃祥官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孙玉国 珍宝岛走出的“红色巨人”
遇罗克 陨星划过夜空
李庆霖 向毛泽东“告御状”
黄帅 小学生引发的时代疼痛
张铁生 人生的答卷
李素文 “卖菜大嫂”的天上人间
吴桂贤 纺织女工与国务院副总理的命运变奏
童怀周 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他们 1978-1991年
卢新华 与一张“文学彩票”纠葛半生
严俊昌 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
张浩 读者来信几乎中断农村联产承包
张扬 手抄本感动一个时代
潘晓 被一场大讨论改变的命运
陈春 先中关村开山人
陈爱武 批评部长的厨师开民主新风
杜芸芸 选择做“穷人”
韩庆生 “星期日工程师”的悲喜剧
“八大王” 温州民企整肃震撼全国
萧芸 书写“知青福音书”
年广九 “傻子瓜子”的起点与终点
步鑫生 从改革偶像到改革“化石”
马胜利 改革“狂人”的风雨旅程
马丁 经济学论文引爆一场论争
尧茂书 长江第一漂
崔健 从一无所有中宣泄“中国式迷茫”
包郑照 中国民告官第一案
海子 寂寞的诗歌英雄
邱满囤 灭鼠英雄还是世纪巨骗？
郭凤莲 “铁姑娘”不和历史赌气
他们 1992-2009年
杨百万 “中国特色”的股市传奇
禹作敏 盐碱地上长出的“改革标本”
王宏斌 红色亿元村掌门人的“问题”与“主义”
王海 一“刁”十几年
王洪成 “水变油”神话的覆灭
王小波 “一头优雅的猪”飞越时代
丁磊 开创中国互联网免费时代
李昌平 向总理说实话引发乡村变革
王选 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抗日战争”
孙志刚 一个青年的死亡与一部法律的终结
郭光允 小人物勇斗“封疆大吏”
杨小凯 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李宇春 草根明星让“偶像”走下神坛
陈晓兰 “叛徒”医生以石砸天
周正龙 荒唐虎照折射诚信危机
邓玉娇 中国公民免于悲情的自由
网民 影响中国社会的“第五种权力”
参考文献
后记
插图：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后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曾联松设计了五星红旗的图案。1949年9月25日，五星红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0月1日，五星红旗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950年，曾联松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49年7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从7月14日开始，由郭沫若等人起草，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启事对国旗图案的要求是：有中国特征；有政权特征；形式为长方形，长宽比例为三比二；风格庄严简洁；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国旗是一个国家及其政权的象征。征求国旗的启事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一个月之间，筹委会共收到应征图案三千多幅。曾联松也是众多应征者中的一个。从报纸上看到启事之后，他便投入到设计之中。他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爱好美术。当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他常常去艺术系听课。长年累月，他积累了一定的绘画和书法功底。盛夏的上海，曾联松挥汗如雨，但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根据启事的要求，他每天都在构思、画图。他的脑海里充斥着国旗的各种构图，画纸上画满了国旗的草图。曾联松还把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找来，认真学习了好几遍。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著作的精髓，才能设计出符合主题的图案。但是设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曾联松的家中已经扔满了各种各样的草稿，他还是不满意。时间就这样飞快地流逝着。曾联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一天晚上，累了一天的曾联松面对一堆草稿又陷入了沉思。当他把目光转向窗外那群星灿烂的天空时，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人们常常说“盼星星，盼月亮”，现在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人们的希望就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他决定，国旗上应该有一颗大大的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还应该有几颗小星，象征中国人民。这颗大星应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恰如众星拱北斗。应该有几颗小星呢？曾联松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决定，就用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最终走向胜利。红色是《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中强调的基本色。它代表着解放、光明、热烈。曾联松就把几个五角星设计为黄色。红色象征革命，感情热烈；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也表达了中国人黄色人种的特征。总体思路确定后，就该考虑细节了。那么，这组五星图案应放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曾联松又思考、试验了很多次。一次，当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五颗金黄色的五角星顿时光彩夺目，使人仿佛看到了星光映照红色大地，灿烂而辉煌。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曾联松终于感觉有了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同时，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曾联松还多次试验，让设计的图案中，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与大星的中心点连成一线，以强调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国旗上。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简与繁——五星的构图做到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的空间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而是使画面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后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曾联松设计了五星红旗的图案。1949年9月25日，五星红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0月1日，五星红旗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950年，曾联松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49年7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从7月14日开始，由郭沫若等人起草，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启事对国旗图案的要求是：有中国特征；有政权特征；形式为长方形，长宽比例为三比二；风格庄严简洁；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国旗是一个国家及其政权的象征。征求国旗的启事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一个月之间，筹委会共收到应征图案三千多幅。曾联松也是众多应征者中的一个。从报纸上看到启事之后，他便投入到设计之中。他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爱好美术。当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他常常去艺术系听课。长年累月，他积累了一定的绘画和书法功底。盛夏的上海，曾联松挥汗如雨，但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根据启事的要求，他每天都在构思、画图。他的脑海里充斥着国旗的各种构图，画纸上画满了国旗的草图。曾联松还把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找来，认真学习了好几遍。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著作的精髓，才能设计出符合主题的图案。但是设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曾联松的家中已经扔满了各种各样的草稿，他还是不满意。时间就这样飞快地流逝着。曾联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一天晚上，累了一天的曾联松面对一堆草稿又陷入了沉思。当他把目光转向窗外那群星灿烂的天空时，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人们常常说“盼星星，盼月亮”，现在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人们的希望就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他决定，国旗上应该有一颗大大的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还应该有几颗小星，象征中国人民。这颗大星应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恰如众星拱北斗。应该有几颗小星呢？曾联松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决定，就用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最终走向胜利。红色是《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中强调的基本色。它代表着解放、光明、热烈。曾联松就把几个五角星设计为黄色。红色象征革命，感情热烈；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也表达了中国人黄色人种的特征。总体思路确定后，就该考虑细节了。那么，这组五星图案应放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曾联松又思考、试验了很多次。一次，当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五颗金黄色的五角星顿时光彩夺目，使人仿佛看到了星光映照红色大地，灿烂而辉煌。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曾联松终于感觉有了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同时，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曾联松还多次试验，让设计的图案中，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与大星的中心点连成一线，以强调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国旗上。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简与繁——五星的构图做到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的空间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而是使画面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启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启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作为《名人传记》的编辑，我每天都要阅读大量关于社会各界名人的传记文字。那些“宏大历史”中被深深铭记的人，常常让我产生一种感觉：他们，是社会和历史的主宰者。没有了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将会无比苍白平淡。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我，更是会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焦虑”：与那些“大人物”相比，我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好在，当代中国历史中，活跃着一批似乎与我比邻而居的“小人物”。他们曾经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要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历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们，让他们从普通人之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历史的标签、时代的标本。读这些人的历史，让我常常想到自己：我若是他们，处于相同的历史境遇之中，我将作何选择？我将会到何处去？所以，当《他们影响中国》这个选题在我的脑中闪现时，我感到了一丝欣喜。现在，我终于可以近距离地来凝视他们，更可以通过对他们的凝视来内观我自己了。文中的他们是幸者还是不幸者，本书无意亦无法下定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影响”一词是一个中性词。它更多地是想呈现出历史的本真状态。不过，他们可以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选择自己的思想，塑造自己的人格。今天，眺望历史深处，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人性的高尚与卑琐、生命的从容与悲凉。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要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潘涛先生。2008年秋天在复旦大学的匆匆一面，他儒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得成为辞书出版社的作者这一念头对我构成了深深的诱惑。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蒋惠雍老师和徐思思小姐。没有她们的热情鼓励，我不知道本书的编著工作何时才能结束。在编著过程中，蒋老师对书名、基本构架和具体篇目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虽然至今尚未晤面，但她的智慧已经让我受益良多。从2008年年初开始，我日复一日地坐在写字台前工作。枯燥的工作，一度让我心生退却之念。是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大程度的支持。她不仅照顾我的日常生活，而且帮我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极大地减轻了我的工作量。儿子郑亦然那天真的笑容也给我增添了无穷的欢乐和写作的信心。而我的母亲、姐夫和姐姐，更是让我获得了工作的勇气。多年来，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使我能够真正成为“我自己”。今天，我能够从容地凝视他人、观照自己的时候，我更是能够感到亲情的温暖。
《他们影响中国》：他们源自民间，掀起波澜，融入新中国的大历史，从他们身上，看到历史的光辉，历史的顿挫，历史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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