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2010-02-01
上海辞书出版社
黄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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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
无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城市的出现均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城市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还是近五十年的事。 近代以前，城市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随着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1900年上升为13.6％。2007年5月23日，世界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也就是说，世界城市人口从此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在1949年的城市化率为10.69，6。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加快。至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46％，有655座城市，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22座，超大城市39座，有6.07亿城市人口，地级市以上城市的GDP已占全国的62％。 无论在世界，在中国，城市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地位的日益加重，城市史研究突飞猛进。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再现了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历史全貌，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这场运动兴起的背景，运动在上海、广州的展开过程，海外华人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运动中的宣传手段及动员策略，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以及对此后数十年间民众抗争运动的影响。作者对两个抵制运动中心上海和广州的比较研究，对海外华人特别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在抵制运动中作用的探讨，对抵制运动与1911年辛亥革命关系的分析，以及将这场运动视作一场社会运动加以考察等，都是《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填补研究空白之处。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研治20世纪中国历史的学者所忽视，作者以他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挖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深远的影响。
黄贤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中学毕业后负笈中国台湾、美国，先后获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新拥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要从事新马华人史、海外华人社会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美中年会最佳研究论文奖。译者简介： 高俊，陕西汉中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研究。
中文版自序序引言第一章 一场城市抗争的酝酿：历史背景排华法案中国人的政治觉醒在美华人受虐种种围绕新劳工条约的谈判第二章 城市抗争的兴起：上海的抵制运动第一阶段：5月10日－7月20日第二阶段：7月20日－8月31日第三阶段：1905年8月31日之后第三章 城市抗争与排外主义：广州的抵制运动排外传统与抵制运动爱丽丝·罗斯福到访殉难者及抵制英雄的塑造第四章 城市抗争与革命：海外华人社群的抵制活动在美华人与抵制运动新加坡、马来亚华人与抵制运动抵制运动与1911年的革命第五章 抵制运动之普及：宣传与动员抵制行动中的社会精英公众演说宣传动员中的语言应用第六章 互斥背信：作为中美对抗的抵制运动中国官员的态度美国人做出的反应第七章 余响：城市抗争的遗产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民众运动的兴起参考文献译后记
从中国人这方面来讲，排华法令的确让人难以忍受，而且这些法令在执行过程中所造成的麻烦比法令本身还要严重。不只是华人劳工遭受虐待，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在通过美国海关时也遭受莫名冒犯。由此给中国人造成了一种普遍意识，即华人在新大陆遭受着严苛的对待，中国人的反美情绪随之高涨起来。 中国人在自己祖国之外的遭遇对于中国国内的这场风波来说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素。对美抗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20世纪之初中国的政治及社会变动，诸如商人、青年学生、妇女以及海外华人等新的社会阶层纷纷起来抗争现有权威——清政府及外国列强。 此前的研究主要倾向于强调排华法令和劳工条约，或民族主义的上升与20世纪之初新的政治气候间的关系。而海外华人遭受虐待的因素却时常被忽略。 在这一章中，笔者将把这三种因素予以同等重要的考量，以此来分析它们在吸引不同社会阶层参与运动时所起的作用。受20世纪之初的政治启蒙影响，商人阶层主要在意排华法令的贯彻及劳工条约的实施事宜；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海外华人的亲友们，则对美国人虐待华工的行径更为敏感；知识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学生、新闻记者主要关注国家主权及尊严。这种分析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较合理的答案用以解释一些矛盾性的问题：为什么1905年的抵制运动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之初即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之后爆发？为什么是商人这个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要软弱的群体发起了抵制运动？为什么抵制运动不同于19世纪晚期的排外抗争或者1903年的拒俄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不同社会阶层广泛参与的全国性民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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