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焚毁萨德吗
2012-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 波伏瓦
164
周莽
无
《要焚毁萨德吗》最初在法国出版的时候，标题为《特权论》，其中收录了《要焚毁萨德吗》和《梅洛-庞蒂与伪萨特学说》，后来又以《要焚毁萨德吗》为标题重新出版。
萨德是18世纪法国色情文学作家，Sadism即性虐待狂一词由他的名字而来。一些人认为他是绝对的邪恶，鼓吹本能的放纵，万恶不赦。另一些人把他看成鼓励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欲念的满足，终获彻底解放的战士。他的作品在法国被明令查禁，直到20世纪初才平反，是“被诅咒的作家”的先驱。
波伏瓦切入的角度很特别，她的书名叫“特权论”，从特权阶级对自己处境的认识讲起，以旧时的贵族阶级为例：贵族们捍卫自己的权利，却不去考虑这权利的合理性。萨德出身贵族，却勇于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违背贵族遵循的道德标准，用最极端的方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虽然他最后失败了，可是他张扬的行为揭示了特权阶级身上的利己主义只可能是一厢情愿，无法在所有人眼中赋予自己合理性。
第二篇《梅洛-庞蒂与伪萨特学说》也是从特权阶级的角度出发，在法国五六十年代的环境下，有些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一方，试图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与萨特发生论战，波伏瓦为萨特辩护，写下了这一篇文章。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1908年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译者周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语言文学系讲师，译有《埃德加的诅咒》、《屎的历史》等。
前言要焚毁萨德吗梅洛-庞蒂和伪萨特学说
为了理解萨德的发展过程，为了在这一历程中把握他那一份自由，为了衡量他的成败得失，必须准确地了解他个人处境的资料。不幸的是，尽管他的传记作者们很热情，萨德这个人和他的故事在许多方面仍是无法弄清楚的。我们没有他的任何确实的肖像；他的同时代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对他的描述是非常贫乏的。马赛诉讼案的陈述告诉我们他在三十二岁时“漂亮面孔，圆脸”，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灰色燕尾服、一条金盏花颜色的丝绸套裤，帽子上带着羽毛，别着佩剑，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根据一七九三年五月七日的一份住所证明，他在五十三岁时是这个样子：“身高五尺二寸与后文的“分”一样，法国古长度单位，1法尺等于325毫米，1法寸等于1/12法尺，1法分等于1/8法寸。，头发几乎全白，圆脸，前额开阔，蓝眼睛，鼻子平常，圆下巴。”一七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体征描述略有不同：“身高五尺二寸一分，中等鼻子，小嘴，圆下巴，半白金发，椭圆形脸，前额开阔而高起，浅蓝色眼睛。”那时他已经失去了“漂亮面孔”，因他在此前几年从巴士底狱写信说：由于缺乏锻炼，我的体态如此庞大以至于我几乎不能动弹。当夏尔?诺迪埃一八〇七年在圣佩拉吉监狱遇到萨德的时候，正是这种肥胖首先使他大为惊讶：“庞大的肥胖身体大大阻碍了他的行动，阻碍他施展残存的优雅和高贵，人们尚能从他的举止中找到一些它们的痕迹。他疲倦的双眼却保留着某种说不出的闪光和狂热的东西，时不时在眼中重新活泛起来，就像熄灭的木炭上面一粒行将逝去的火星儿。”这些见证，我们所仅有的见证，几乎无法让我们联想出独特的样貌；据说诺迪埃的描写让人想到老迈的奥斯卡?王尔德参见德博尔德《萨德侯爵的真面目》。——原注；这一描述还让人联想到孟德斯鸠、莫里斯?萨克斯；它使得我们想象在萨德身上有着普鲁斯特笔下夏尔吕伯爵的成分；但这是一种极为薄弱的描画。更加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他的童年如此缺乏了解。如果我们将瓦尔古的故事当做自传的一个雏形，那么萨德应当很早就经历了怨恨和暴力：他被安排在路易约瑟夫?德?波旁的身边养育成长，后者正与他同龄，他似乎通过发怒和动粗来对抗小王子自私的蛮横，他下手是那么的粗鲁，以至于必须让他远离宫廷。阴暗的索玛纳城堡和破败的埃布勒伊修道院的日子影响了他的想象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他短暂的求学岁月，关于他的军队历程，关于他作为惬意的上流社会人士和放荡子的生活，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试着从他的作品来推论他的生活：这正是克洛索夫斯基曾经做过的，他从萨德对他母亲所怀有的仇恨中看到了解释他的人生与作品的关键；但是他归纳得出关于母亲在萨德写作中所起作用的假设；也就是说他局限于从某个角度来描述萨德的想象世界；他未向我们解释想象世界在真实世界中的根源。实际上，先验地根据一些普遍框架，我们猜到萨德与他父亲、母亲的关系的重要性；而在各自的细节上，这些关系都是超出我们的了解的。当我们开始发现萨德时，他已经定型，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成为那样。这样的无知使我们不能了解他的倾向和他自发的行为表现是怎样的；他的情感的特质，他性生活的特殊特征在我们看来是一些我们仅仅能够感知到的资料。这种令人遗憾的空白带来的结果是萨德的私隐生活永远非我们能够了解；任何解释都会遗留下一处残余，这是唯有萨德的童年历史才可能说明清楚的。尽管如此，我们的认知理解不得不接受的这些局限，不应让我们灰心；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萨德并不将自己局限于被动地承受这些最原初选择的后果；他身上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远不止于他的那些变态行为，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用来承担起自己这些变态行为的方式。他将自己的性生活变成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是他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出来的。萨德是通过成年后这一深思熟虑过的行为确立了自身真正的独创性的。造成他的那些趣味的原因我们仍然不能明了；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他是如何将这些趣味变成一些原则，把握他为何将这些趣味发展到狂热的地步。 肤浅地看来，二十三岁的萨德与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世家子弟相仿；他有教养，喜好戏剧、艺术、读书；他不守规矩：供养着一个情妇，叫伯瓦森，他还流连烟花柳巷；按照父亲的意愿，他毫无激情地同一个小贵族出身但很富有的姑娘成了婚，她就是勒内佩拉吉?德?蒙特勒伊。正是在此时爆发了此后终其一生都将引起反响的——而且不断重复的——那一幕：萨德在五月份结婚，在十月份被捕，这是由于他自六月起去一家妓院中犯下的过分行为；逮捕的原因很严重，以至于萨德写给典狱长一些惊恐万状的信件，信中哀求他代为隐瞒这些事情，否则，按他的说法，他将会无可挽回地完蛋。这则插曲让我们预感到萨德的情爱方式已经具有某种令人担心的特点；作为对这一假设的肯定，一年之后，马雷警探警告那些老鸨不要再给侯爵找任何姑娘。但这一事实的价值不在于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情况，而是更多在于它对于萨德本人情况的揭示：在他跨进成年生活的门槛上，他猛然发现在自己的社会生活和个人快乐之间是不可能调和的。 年轻的萨德丝毫不像个革命者，甚至也不算叛逆；他准备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他顺从父亲克洛索夫斯基惊讶于萨德没有向父亲表现出任何怨恨；但是萨德并不本能地厌恶权威：让一个人使用和滥用他的权利，他接受了，萨德作为父系财产的继承人，他反对社会最初只是在个人的和情感的范围，通过女性来进行：他的妻子和岳母。——原注，以至于在二十三岁时接受父亲安排的自己不喜欢的妻子，他不指望世袭意义上所注定的命运之外的东西：他将成为丈夫，父亲，侯爵，上尉，领主，摄政官；他根本不希望拒绝他的地位和妻子娘家的财产给他保障的那些特权。然而，他却同样无法从中得到满足；有人提供给他事由、职衔、荣誉；没有任何事业、任何东西让他感兴趣，让他感觉到乐趣，让他激动；他不愿意仅仅做这么个公众人物，由社会约定和常规来节制他的一举一动，而是想做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只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能够肯定自己，那并非他的婚床，在这床上萨德是被诚正的妻子以过分听天由命的方式来接纳的，而是妓院，在那里他购买解放梦想的权利。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贵族相同，他是其中一员；他们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遗老遗少，这个阶级曾经掌握具体的权力，但现在对世界已经不再有真实影响，他们试图从象征意义上在床笫之间复活他们所怀恋的那种境遇，即独自享有主权的封建独裁君王的地位；德?沙罗莱公爵和其他一些人的性放纵是臭名昭著的和血腥的；萨德所渴望的也正是这种君主权威的幻想。人们享有快感的时候在渴望着什么呢？想让你周围的一切都只照顾你一人，只想着你一个，只在乎你一个……在做爱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不想成为专制君主。暴君统治的沉醉直接导致残忍，因为这个放荡子通过虐待为他服务的对象，体会到一个强健的人在挥洒自己力量时所能品尝到的所有魅力；他在统御着，他是个暴君。 ……
一、法国著名思想家波伏瓦成熟时期的随笔集，文风犀利、鞭辟入里； 二、本书是第一本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剖析萨德这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书中围绕“特权阶级”展开论述，对于我国现代社会有借鉴意义，具有话题性。
无
初次了解萨德 读起来比较费力 书是很好的
为何毁灭萨德？你在担忧什吗
在法国，人们忌讳的是钱，畅谈的是性
说的是喜欢版式，其实应该说，书封面，往往是出版者自认为自己的地方，这是很自以为是的想法且愚蠢。读者，要看的是书，是作者，并非出版社。一旦书好，自然想到要知道一下那一出版者及有多大的远见而出版。最后找到的你，可能会让人记得更牢！
语言流畅，当然翻译有很大的作用。值得一读。
然后才发现，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波伏娃。
女性主义
以我现阶段能力，还不能参透太多。
提起波伏娃，就在写下上述标题的那一刻，我的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近二十年前初读其回忆录时的情形：那是一册名为《西蒙·波娃回忆录（第一卷）》的平装本，比后来我在图书馆见到的煌煌八大卷的精装本，显然要简陋得多。事实上，当我在离家仅几步之遥的小书店见到它时，并不知道作者究竟何许人也。我记得自己站着翻看了一会儿，被其中的异国情调和青春叛逆氛围吸引，很快就决定将其收入囊中，尽管对于刚上初中的我而言，这册书并不算便宜。我就这样将它带回了家，在秋日午后的阳光下静静地开始了阅读。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我阅读生涯中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是我接触波伏娃作品的开端，足可以用“酣畅淋漓”来形容当时的感受。读过此书之后，我真的感到自己的整个生命似乎都得到了更新。之后，我便地一发不可收地阅读了作者和萨特的许多作品：《第二性》、《名士风流》、《女宾》、《人都是要死的》……以及萨特的自传、随笔，直至有一天，我对自己发誓，要将《存在与虚无》这样晦涩的哲学著作啃下来——幸好后来没有实行。说来好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认真地以“存在主义者”自居。但我相信，彼时的阅读体验是真实的，它带给我的某些东西早已深深地植入了我的灵魂，也许一辈子都“根除”不了。
例如这册近日重版的《名士风流》。当年首度读它时，我大概还是第一次接触许钧的译笔——真是地道得很，有法国味而又不失母语的尊严。全书开篇便将我们带入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精英圈那种追求与幻灭、希望与失望、沉沦与奋起并存不悖的氛围中，每一个角色，从“男一号”、身为法国知识界左翼领袖人物的亨利（原型乃萨特无疑），到“女一号”、知名精神分析学家、同属左翼阵营的安娜，从亨利的前情人、有“最美的女人”之称的波尔、“新女性”纳迪娜，再到投向右翼的朗贝尔，每一个形象都无不是丰满而令人信服的，至少在我这域外人、“局外人”看来是这样。亨利和罗贝尔这两位老友，因 “苏联劳改营事件”出现分歧。亨利因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而被认为是帮助了苏联的敌人，最终被左翼知识分子排除在外。罗贝尔虽然支持苏联，但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那种严整、刻板的生活，导致他所领导的左派运动最终解体。罗贝尔由此感叹道，“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在小说结尾，两位老友言归于好，但保持了各自的信念。稍知战后法国知识界状况的读者读到此处便都能心领神会：小说在这里影射的是萨特与加缪这对老友，只不过小说虚构了一个比现实更为“光明的结尾”。《名士风流》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1954年度龚古尔奖，波伏娃终于得以“作家”而非“萨特情人”的身份在战后的法国乃至欧洲文坛占据一席之地。
如果说，这部小说是对作者身处的知识精英圈的“高保真”临摹，那么在《人都是要死的》一书中，波伏娃则发挥了其与生俱来的文学想象力，纵横千里，跨越四海，主角由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谋士而逐渐远离政治，去到了加拿大勘探广袤的疆域，其后又奇幻般地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重要历史时刻，在此一过程中，不仅见识了世界的繁复，更悟得了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在这部小说中，波伏娃这位法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中学教师资格考试通过者——这项考试素以严格著称，伟大者如萨特当年都曾在此项考试中受挫，而波伏娃通过考试时年仅21岁——充分展现了其严密的理性思考能力和丰盈的艺术表达力，令读者不得不感叹这位女性作家的天分之高，远在一些同时代著名男作家之上。
波伏娃的小说，总体上遵循了传统的模式，在这一点上，她似乎无意玩弄技巧，但这绝不意味着她的小说没有技巧可言。固然，在一些当代读者看来，波伏娃的小说有点“过气”，其中所描写的意识形态纷争于今看来都已烟消云散，似乎不值一提，但其实不然。原因恰恰在于，波伏娃的小说以及像《第二性》这样的作品，在当年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令80年代初识“自由”滋味的中国年轻人为之着迷，除了“潮流”这一不可忽视的因素外，作品中提出的诸如“人的存在与自由选择的关系”这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以及当年曾经弥漫法国知识界、欧洲知识界乃至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于今看来仍然有着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其作品生命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我相信，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位堪称“经典”的作家与普通作家的主要区别所在。
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等观点，借由波伏娃的著作（也包括萨特本人的文学作品）而为全世界所熟知。于是早就有人质疑波伏娃的成就，称她为“女版萨特”，惋惜她终其一生都活在萨特的阴影里，缺乏自身独立的价值。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至少对于波伏娃本身而言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既然认同“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那就必须准备为坚持这种价值观付出代价——说到底，无代价的人生是不存在的。小说《女宾》里那种“三人之恋”的生活（它甚至称不上典型意义上的“三角恋”），也许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连作者本人也时时为此而纠结乃至痛苦不已，但若换一个角度看，波伏娃的痛苦恰恰是其拥有自由的最好象征：开始，是她自己决定选择这样的生活；后来，尽管痛苦，但仍然是她自己而非任何其他人为自己作出了留下来与萨特相伴终身的抉择。由此看来，波伏娃无疑仍是自由的，这不仅是因为她还有一份同样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越洋爱情，更重要的，乃是因为她终身坚守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并选择了为此而勇敢地承担、承受自身的命运。也许，如此命运，用让·雅克·卢梭的那句名言来形容更为贴切：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话说起来令人有些伤感，可是波伏娃而外，我们哪一个又不是如此呢？
如此可爱的动物，只能把你放入笼中，你是虎，是豹，
自然是暴力之后的和平，是分配之后的相对平等，
自然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可以是你，可以是我，
告诉人类追求理想在现实环境下的艰难，
看啊，两个鸡巴插入你的肛门。
波伏瓦认为，萨德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他作家身份写的小说，也不是因为他是史上臭名昭著的性变态，而恰好是因为占据了这两种身份的侧面。我想，这不应该是一种融合，而就是两种存在。同时，每个时代比萨德变态的人不计其数，我们为什么要去毁灭一个萨德呢？事实上，这是一种夸大的，含有戏剧化的读解，比如，我们会把一个人的某一个侧面，作为前提，来过分的读解，这样自然会导致一种不公。大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人似乎习惯于将一个人的生活按照自己的幻想进行书写，他们总是喜欢夸大某一段经历，来否定他其他的贡献以及那些灵魂闪光之处。
萨德正是具备这种闪光之处的人，当然，我们不得不想一个前提，面对萨德的这些斑斑劣迹，他的小说和回忆录（日记）都不足为据，那他这些极富革命性的语言到底有多大的程度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呢？这似乎又给出了一个疑惑，我们在面对一个行迹可疑的家伙时，突然听到他对这个社会制度、法律或统治者的不满，是不是就应该重新审视或理解这个人呢？假设，一个屡犯罪行的家伙，突然宣称这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对抗一个独裁政权，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判定呢？
事实上，这两种疑惑，都可以界定为片面。萨德的人生过于丰富，这势必导致，任何的读解都难免误入片面之地。无论是从萨德母亲对他的影响来看，还是他后期投身法国大革命的举动，甚至是如三岛由纪夫写上一出戏，伯格曼拍一部电影，都难免让人觉得狭隘，缺乏包容性。尤其是，我们在书写萨德的时候，也难免利用萨德的行为来替自己开脱，伯格曼的《萨德侯爵夫人》几乎可以被判定为伯格曼对前妻的报复。帕索里尼的《所多玛120天》的神话重塑，也存在极大的可疑。面对这种复杂的形态，波伏瓦显然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以邪恶对抗美德，首要的任务是要塑造美德的形象，这一点在《朱斯蒂娜》里被灵活运用，以一种反常规的对比构架故事，而茨威格在《相同又不同的姐妹》中进行了一次改写，足以证明萨德在重新塑造人物关系上的影响力。这是萨德一贯的做法，也一直支撑着他的思维，毫无疑问这来自于他的出身和继承的侯爵身份所带来的逆反，也可能是这样的思维，帮助他俘获了大量女性的心，包括他一生中的杰作，侯爵夫人蒙特瑞尔，他们之间的关系奇妙而复杂，却在出逃之际产生决裂。如果我们把蒙特瑞尔的母亲也假设成萨德厌恶的母亲形象，足以证明萨德对美德的对抗，最初是来自于对母性的抵抗。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喜爱被肛交，而并非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施虐者。
萨德成为革命者，看似荒谬却也成为必然，他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使自己免遭旧时代的惩罚，其次，他也希望他所参与创造的新的集体可以承认个体的趣味，他希望这会是一个令自己的趣味免受惩罚，得到尊重和自由发展的社会。可实际上，他依旧保留着贵族形象给自己的影响，换一个角度来讲，萨德对革命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这在此后他预见性的结论中可窥一二：“法制低于无政府制度，对我提出的观点的最大证明就是任何政府在想要重新制定宪法的时候都必须自动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废止老的法律，必须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的革命政权：从这一政权中最终诞生出一些新法律，但这后一种状态却不如前一种状态纯净，因为它是从中派生出来的。”而正是对大革命行径的怀疑，使得他们双方最终彼此决裂。如果我们抛开萨德借助法国大革命，重塑反对契约的形象不谈，萨德的这一观点，似乎有效的预言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它们总是要经历无政府的状态，然后进入一个更加低劣的时期。
萨德第二个具备闪光灵魂的地方，在于其对死刑的看法，当然，一个被判过死刑而又缺席法庭判决出逃意大利的人，真的很难让人从他反对死刑的观点感受到一种“公正”， “人们企图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来为之辩解，但这仍旧是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根基的一种幻想；首先，在主体本身之间相互性并不存在，主体的存在是没有共同标准衡量的；再者，在一桩出于激情或者需求冲动地完成的杀人行为和由法官们预谋的冷静的谋杀之间没有任何相似；那么后者如何能够以任何方式来补偿前者呢？远没有减轻自然的残酷，社会只懂得通过竖立新断头台来加剧这残酷。”我们再次抛开“前提”，单独看这一段论述，不得不赞同这种具备进步思维的想法。这让我再次想起，我挚爱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杀诫》，死刑是一种惩罚暴力行为的暴力，可我们又该如何约束这样一种暴力的行为呢，电影给出的是一个冷静的呈现，谋杀与死刑的残酷在影像中表露得很彻底，萨德所提出的补偿前者，与电影中所给出的制约后者的疑惑，精准的契合。
我们可以认为，是这样几种思想，引发了萨德的邪恶行径，无论这两者孰前孰后，这对传统社会来说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们要消除这种可怕的影响，无论使用死刑这种直接的暴力手段，还是对作品的焚毁实现间接的毁灭，都无法解决这种思想的源头问题，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状况恰似他另一个说法，“要么就消灭穷人，要么就消灭穷困，但是不要通过一些权宜之计来延续不公正和压迫。”无可争议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下的政府，都在进行调剂，进行这种毫无用处的权宜之计，我们始终无法呈现一个平等的，平均的状态。萨德是一个隐性的共产主义者，而正是这种思维行径，影响了后来的两位导演，他们在影像上的呈现，多少都与萨德的行为、思想和其文学作品产生共同性。一位是前文所提及的帕索里尼，另一位则是马卡维耶夫。帕索里尼除了直接复制了萨德诡异的城堡所多玛，更是在《定理》中实现了萨德的这种反对契约的精神，从头至尾灌注在作品之中。这种对契约进行颠覆的做法，得到了弗朗索瓦·欧容和三池崇史的拙劣效法。我们无法界定这两个人的政治倾向，但可以肯定，萨德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我们销毁不了萨德。准确的说，我们之所以焚毁不了萨德，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解决矛盾的源头，正是萨德所提出来的两个观点，两个他一生之中最具探讨意义的闪光之处（这意义要远大于他小说中对人物关系的塑造，他对社会的质疑要远比文学的颠覆更具价值），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完全焚毁萨德和他的作品，这导致其后不断的用权宜之计来衡量两种矛盾，到此时，萨德已经变成无法焚毁的一种形态，我们无法摒除人们对于萨德的需要，无论你是否赞同这种邪恶的行径，始终要承认，内心中多少也存在这样的隐忧。我们在怒骂或者嘲讽此类行为的时候（比如，我们敏感而又不得不需要的邻国日本），恰好也得知，这些事物的存在，证明了萨德是无法被焚毁的。
就像萨德和孟德斯鸠对于法律的质疑，就像萨德对于死刑和革命（世上不存在任何彻底的革命）的嘲讽，我们如果真的想焚毁萨德，那就先干掉法官吧！可一如我们无法干掉法官一样，这种邪恶却对社会整体无害的行为，也一样会继续存在。
像蓝胖学习，做勤奋地读书笔记~~
呃，你学点什么不好，学人家乱起外号！
赶脚我所了解的萨德过于被精神分析化了，现在看到了一个政治\社会角度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