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文化史
2009-4
山东美术出版社
袁宣萍，赵丰 著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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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艺术、风土民俗、科学技术等有极多的联系。帝王用丝绸彰显其权威，百官用丝绸标识其等级；文人写下咏叹丝绸的诗词，画家在丝绸制成的绢帛上泼墨挥洒；老百姓向各路蚕神祭祀，祈求蚕丝丰产，而朝廷则下达课劝蚕桑的政令，并以此来评价地方官的政绩。从卵到蛾，蚕的一生何其短也；从栽桑到成衣，丝绸的产业链又何其长也。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丝的漂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仍然伟大，也会因此减少了许多缤纷的色彩。 本书以时间为序，为大家详细讲述了中国的丝绸文化史，包括远古时代的丝绸、秦汉时期的丝绸、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宋辽金时期的丝绸、20世纪的丝绸等内容。
引言 色彩缤纷的文明第一章 天虫作茧，初为衣裳——远古时代的丝绸 第一节 发明的传说 第二节 寻找最早的物证 第三节 环境与技术因素 第四节 屡化如神，功被天下第二章 玉帛残迹，三代追忆——夏商周时期的丝绸 第一节 桑土既蚕 第二节 风雅时代 第三节 打开战国丝绸的宝库 第四节 丝绸与三代礼仪制度第三章 东方丝国，仙境流云——秦汉时期的丝绸 第一节 古典体系的形成 第二节 黼黻文章，尽出魏蜀 第三节 两汉丝绸遗珍 第四节 云绕瑞兽的世界 第五节 西去的丝路第四章 多元互动，乱世风华——魏晋南北朝的丝绸 第一节 乱世中的丝绸业 第二节 胡汉文化的互动激荡 第三节 新的构图与技术 第四节 谁动了中国蚕种第五章 华彩丽章，盛世气象——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 第一节 兼容乃大 第二节 盛极而衰，倚重东南 第三节 传承与变革 第四节 浓墨重彩的唐样第六章 春华秋实，婉转清影——宋辽金时期的丝绸 第一节 偃武修文的繁荣 第二节 重心南移 第三节 绫锦纱罗随欲作 第四节 闲花淡淡春第七章 金碧辉煌，一代雄风——元代的丝绸 第一节 铁骑下的交融 第二节 官营作坊遍天下 第三节 南碧北金 第四节 华丽的转身第八章 礼制辉煌，市井繁华——明代的丝绸 第一节 从复古到越礼 第二节 市井响彻机杼声 第三节 蔚为大观的丝绸 第四节 吉祥民俗风第九章 盛世一梦，落日余晖——清代的丝绸 第一节 沉暮中的变局 第二节 盛世梦醒 第三节 传统的集大成 第四节 烂熟与精巧第十章 继往开来，时代新篇——20世纪的丝绸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世纪 第二节 教育与产业革命 第三节 传承、蜕变与新生 第四节 丝绸百年时尚
第一章 天虫作茧，初为衣裳 ——远古时代的丝绸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华文化之悠远浩博，正如同百川汇流、奔腾不息的长江与黄河，或平缓舒坦或气势磅礴，但总有冰川融雪、涓涓成流的源头。将丰富多彩的上古神话传说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资料相互印证、比较，我们已经有可能勾勒出中华文化发生初期的基本轮廓。令人惊叹的是，在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已经有了一群蠕蠕而动的“天虫”——蚕的身影。因此可以说，丝绸生产起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五千多年前，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基本同步。不仅如此，丝绸的发明还是中华文明形成期的重要内容，其文化意义不亚于玉器与青铜器。 第一节 发明的传说 在传统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神，他们是行业的发明者并受到后世的祭祀。丝绸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经济产业，所谓“男耕女织”，就是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模式下男女的自然分工。因此，丝绸之神——蚕神，与谷物之神——社稷的崇拜一样，既受到帝王后妃代表家国天下的祭祀，又享受着蚕户农家民间香火的供奉。关于丝绸起源的传说流传甚远，所祭祀的蚕神也林林总总。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有黄帝元妃嫘祖、远古蜀王蚕丛氏（青衣神）与蚕马神话中的马头娘。 受到历代官方崇拜的蚕神是黄帝元妃嫘祖，相传正是这位最早的正宫娘娘“始教民育蚕”。嫘祖始蚕之说，初见于宋代罗泌《路史》后记五，其文日：“（黄帝）元妃西陵氏，日嫘祖。以其始蚕，故祀先蚕。”又见于元代张履祥《通鉴纲目前编·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考之于文献记载，在嫘祖之前，人们可能是将黄帝本人作为蚕桑丝绸发明人。北齐时，“京城城北之西、去皇宫十八里之外”有蚕坊，路西有皇后蚕坛，路东有先蚕坛。“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可见先蚕曾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神——黄帝。但北周时，开始将西陵氏嫘祖祀为先蚕。“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说明这时人们已将养蚕的发明权归到黄帝元妃嫘祖的名下。（图1-1） 嫘祖，黄帝之正妃，其族属为西陵氏。《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一般认为，嫘祖所在西陵氏部落与黄帝部落联姻，她嫁给黄帝之后，将西陵氏部落已然具备的养蚕丝绸技术带给中原人民。张履祥所说的“教民养蚕”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因此寻访、考证西陵氏的历史地望成为很多人探讨的话题。有说西陵氏在四川境内的西陵峡附近的，也有说在湖北、陕西、山西等地的，莫衷一是。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追溯，我们发现，“嫘祖始蚕”并非自上古传承而来的民间传说，《史记·五帝本纪》也未称嫘祖发明了蚕桑。中国的传统是一向把有关民生的重大发明归功于上古圣王，而男耕女织的传统分工又使得黄帝元妃——嫘祖坐上了先蚕的祭坛。尽管如此，黄帝、嫘祖的身份及其传说，使得中原地区在丝绸起源探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川蜀地区也有自己的丝绸传说，称这是远古蜀王“蚕丛”的伟大发明。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诗写得激情飞扬，但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古蜀国的历史在唐代已经是一片茫然了。今天我们有关古蜀国的知识主要得自西汉杨雄（（蜀王本纪》与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前者称“蜀王之先名‘蚕丛’，是时人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后者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后世传说中，正是这位蜀王发明了桑蚕丝绸。前蜀冯鉴《续事始》引《仙传拾遗》云：“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首，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蚕丛氏巡境每穿青衣，故又称“青衣神”。《三教搜神大全》称：“青衣神即蚕丛氏也。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庙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概呼之日‘青衣神’，青神县亦以此得名云。”四川境内还有一条江名“青衣江”。青衣神既是上古蜀王，又教民养蚕，人民感其德而祭祀他，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蜀王蚕丛是否真有其人，其统治年代又相当于何时，则众说纷纭。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青铜人像与器物，显示出这一族群有别于中原文化的鲜明特色，特别是双眼突起的青铜人面（图1-2），让人们不禁联想到“蚕丛纵目”的传说。难道，那个纵目的神像正是传说中的蜀王蚕丛吗？三星堆文明会是一个种桑养蚕的文明吗？正如李白所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在民间流传最广、最受崇拜的则是马头娘，尤其在江浙一带的蚕农，亲切地称其为“蚕花娘娘”。（图1-3）马头娘的故事也就是许多学者所称的“蚕马故事”，这一传说最早见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日：‘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日：‘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日：‘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日‘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 中国的蚕马故事，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发展过程，至今仍在四川、江南等蚕桑产区流传。故事的内容基本相同，特别是其中马、女、蚕三个基本要素没有变化。事实上，马、女、蚕三者之间的关系早已形成。战国时期的苟况（约前313～前238）曾有《蚕赋》描述了蚕的形象，“有物于此，蠡蠡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日：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就是说蚕的头时而昂起，颇似马首，而蚕身柔软，又像女性。 关于蚕与女性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种传说可证。中国最早的一部神话故事《山海经》中也曾记载：“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这里的“欧丝”即“呕丝、吐丝”的意思。这一记载中，似乎有一个跪在树旁吐丝的女子，这树应是桑树，而此女子是否就是后来传说中的马头娘呢？如此推测，则蚕马故事或许有着更为渊远的来历。 第二节 寻找最早的物证 无论是官方记载还是民间传说，只能说明中国丝绸的悠久历史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丝绸起源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还应该从近代考古学的成果中加以印证。 最早的丝绸实证发现于1926年。那年，我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了一个时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出土了半个蚕茧（图1-4）。这个茧壳长约1.36厘米，幅度约1.04厘米，被锐利的刀刃切去一部分。主持这次发掘的李济先生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腐蚀了一半，但是仍然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的。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比较，比那最小的还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的底下，它不像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经过人工的割裂……”这半个蚕茧一时间吸引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关系到中国丝绸的悠久历史能否在黄帝的故乡得以确证。然而，有关半个蚕茧的争论自出土之时起一直如影随形。首先是年代的远近问题，一般来说，仰韶文化的年代在距今五千年前后或更早一些，此茧子亦应属同一时期，而持否定态度的人则怀疑当时发掘的科学性，认为这是后来混入的，虽然李济一再否定了这种说法。其次，茧子的属性也没有达成一致，刘崇乐的初步研究断定此为桑蚕茧，后来又经美国斯密森学院鉴定确定为蚕茧。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对西阴村的这个蚕茧作了复原研究，测得原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茧壳被割去部分约占全茧的17％，据此推断是桑蟥茧。但池田宪司却在通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第三是茧子的利用目的，半个蚕茧被十分锋利的工具一割为二，这样的切割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吃蛹还是占卜？因为切割后已不能直接利用其丝纤维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这半个蚕茧在考证丝绸起源中无法起到直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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