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纪事
2009-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南非）J.M.库切
187
250000
文敏
无
库切于2002年从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口城市阿得雷德，2006年3月正式人籍澳大利亚。近年来，他的作品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年）和《慢人》（2005年）都是以澳大利亚为背景，《凶年纪事》是他改变国籍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悉尼。 打开任何-本库切的书，总会在形式与内容上遭遇新的挑战。这次他不仅模糊了小说与其他文类写作的界限，还故意设置了阅读障碍。这部需要我们恭恭敬敬捧读的著作在排版上非常独特，原著前2项分上下两栏，第24页空白，从25页开始新出现一栏，前面的下栏从此升为中栏。三栏的文体语气与视角各不相同，如果读者能够错综参会，全书略显零散的文字背后就会浮现出一个饶有意味的整体轮廓。以下我以栏为单位撮要介绍梗概，如果不合作者本意，还得道歉在先。 上栏分《危言》与《随札》两部分，共收有评论和随感式短文五十五篇，是作品的主要内容，字数约占全书三分之二。
《凶年纪事》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和最深刻的思想家的小说作品。 《凶年纪事》表达了无数人们在社会民主进程中经历的深刻忧思。 一位声名卓著的老作家应出版社约请撰写一本书名为《危言》的言论著作。这是一个可用来表达社会关怀的机会。他写了一系列短论：论马基雅维里、论无政府主义、论基地组织、论自杀性袭击，等等。在文章里，他发出这样的质问：什么是国家的起源，什么是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如何应对国家意志，为什么会把道德考量和公民自由撇在一边去进行一场包含虐囚内容的反恐战争？他困惑于西方人在美英发动的中东战争中共谋关系，并为此而感到自峰也沾有某种难以言述的耻辱。 在社区洗衣房里，他遇见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子安雅。当时她恰好于赋闲状态，于是他给了她一份替他的书稿打字的工作。安雅对政治毫无兴趣，这份工作只是给她提供了某种消遣。她倒坦率地向作家表明：他对自己产生的绮念并不让她觉得讨厌。 安雅的男友艾伦是一个投资顾问，他明白这个世界是以严苛无情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运作的，对于替自己装点门面的漂亮女友在楼下的老古董那儿浪费时间，他颇为反感。然而作家的某些个人事务却惹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开始构想一个阴谋……
J.M.库切，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先后在南非和美目接受教育。他著有十部小说，除此尚出版有学术论文、翻译著作和文学评沦。自2002年开始，他定居于澳大利亚。2003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简介文敏，1955年出生于上海。高级记者，现居杭州。1994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已出版译作18种，约350万字。主要有： J.M.库切《等待野蛮人》《男孩》《内陆深处》《凶年纪事》托马斯·哈代《儿子的否决权》（小说集） J.M.蒙哥玛利《新月的艾米莉》 斯蒂芬·金《三张牌》（《黑暗塔》Ⅱ） 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密室中的旅行》
中译本序第一编 危言 01 论国家起源 02 论无政府主义 03 论民主 04 马基雅维里 05 论恐怖主义 06 论制导系统 07 论基地组织 08 论大学 09 关塔那摩湾 10 论国家的耻辱 11 论诅咒 12 恋童癖 13 论身体 14 论宰牲 15 关于禽流感 16 论竞赛 17 “智慧设计论” 18 芝诺悖论 19 论概率 20 论劫掠 21 论道歉 22 澳大利亚的难民收置 23 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 24 论左与右 25 托尼·布莱尔 26 哈罗德·品特 27 论音乐 28 关于旅游 29 论英语的习惯用法 30 论小说的说服力 31 身后之事第二编 随札 01 一个梦 02 “粉丝”来信 03 我的父亲 04 听凭天意 05 公众情绪 06 政治的喧嚣与骚动 07 吻 08 色欲人生 09 老境 10 一个故事的想法 11 法国不复其美 12 经典 13 写作生涯 14 关于母语 15 安蒂亚·科洛戈 16 被拍摄 17 关于既有思想 18 户外的鸟儿 19 同情 20 孩童 21 水与火 22 说厌倦 23 巴赫 24 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谢译后记
第一编 危言 01 论国家起源 每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都以“我们”为前提——不是我们这些读者，而是某种属性宽泛的我们，以至于它无所不包——本身即本质。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我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身边的人们——乃生而即属于国家；而我们的祖先更是早在远古就落生在邦畿之内，这事情我们已无法追溯。在我们之前，国家早已有之。 （我们能追溯多远？以非洲人的思维来看，其共识是上溯七代之后我们就无法分疏历史还是神话了。） 如果说（姑且不论我们的理性依据），我们接受了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国家这个前提，那么我们也必须接受由此而来的附加条件，即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可能以其他某种形式创造了国家，如果我们确曾有过选择；也许，如果我们这个集体足够强大，尚可改变这一选择。但事实上，就算是集体，既然“置于”国家之下，“从属于”国家，人们将发现要改变其形态真的很难；他们——或者说我们——肯定是无力废止它的。 以我们的力量要改变国家的形态或是废止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对国家而言，我们确实势单力薄。在托马斯·霍布斯…笔下关于国家的神秘定义中，我们与生俱来的无能为力乃出于某种自愿：为了规避无休止的两败俱伤的战争暴力（族群间冤冤相报，仇杀不断），作为个体的我们，便各自臣服于国家行使人身支配的权力（权力即威权，威权即权力），从而进入法律（监护）范畴。那些选择宁愿留在契约之外的人便不受法律保护。 法律保护安分守法的公民。其保护程度甚至延及那些虽然并不抵拒法律，却对其同胞诉诸武力的公民：法律对违法者的惩处乃其罪有应得。甚至敌方的士兵，即便他代表的是敌对国家，一旦被俘也不应该被处死。但是，法律不能保护置身于法律之外者，一个拿起武器对抗自己国家的人，照实说来，国家还是把他定义为自己的臣民。 霍布斯说，国家（政治实体、国民共同体之外的个体，也许会感到自己享有绝对的自由，可是那种自由对他并无好处。从另—方面来看，在国家范畴内，“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足以让他安居乐业的自由，同时也有充分的自由使之免除对他人的恐惧……总而言之：政治实体之外是受难、战争、恐惧、贫困、恶意、孤独、暴行、无知，是荒蛮之地；而政治实体之内，却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 在霍布斯的哲学中，这番追根溯源的神话没有提及权力向国家的移交是不可逆转的。这个选项并没有向我们开放来改变我们的头脑，选定由国家独揽大权，并将法律典制化，这毕竟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宁愿回到一个自然的国度。 我们生而就有归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臣民。这种从属关系，通常以出生证明作为标识。体制完备的国家握有签发出生证明的垄断权。如果你持有（并随身携带）这种国家证明，你便获得自己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身份，这样国家就能全程追踪并辨识你的人生经历（直到你死）；否则，你没有身份便是像动物一样将自己弃身于国家之外（动物不需要身份证）。 不仅如此，也许你还不可能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登记入册：你要说死了，在国家眼中，除非你被证明已经死亡；只能由某个他／她（本人持有证明的官员）证实你死了你才可以死去。国家对死亡验证制度实施尤为彻底——事实表明，2004年12月的大海啸之后，大批法医学者和官僚受遣去考察堆积如山的大批尸体，他们对着尸体拍照，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下，只为了给那些尸体建立个人身份档案。他们不遗余力地要确保国民人口普查的完整准确。 其实，公民的生死并非国家关心之事。国家关注的是公民生存与死亡的记录。 《七武士》是一部完全受制于创作素材的影片，尚且带有某种天真意味，它以相当简单的手法径直切人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国家诞生的情节时，它具有莎士比亚的清澈透明和包罗万象。事实上，《七武士》正是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阐述。 影片讲述一个村庄在政治混乱时期——那一时期国家的作用不存在了——村民与一伙武装强盗的故事。多年来，强盗们像一阵阵风暴似的扑进村里，奸淫妇女，杀戮抵抗的男人，掠走贮藏的食物，可是后来强盗们突发奇想，拟将这种袭击变成定期的到访，强迫村民们一年一度向他们进贡（纳税）。也就是说，那些强盗不再像掠食者似的扑向村民，而是摇身一变为食客了。 不妨假定，那些强盗的铁腕下还有别的实施类似“安抚性政策”的村子，以使他们可以轮番造访，这些村庄无疑成了强盗的税收基地。很有可能，他们还得打败别的强盗团伙以便控制某些村子，虽说我们在电影里根本没有看到那情景。 那些强盗尚未生活在他们的臣民中间，没有靠村民们来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把村民们变成奴隶群。黑泽明只是为我们布设了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 影片进入主要情节时，村民们正商议为自己雇请一帮硬汉——七个具有头衔的无业武士来保护他们不受强盗侵犯。计划成功了，强盗们被打败了（银幕上充斥着冲突与战争），武士们大获全胜。由于看到保护和勒索这个模式颇为有效，武士那伙人便成了新的食利者。他们向村民们提出：将有条件地将村子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他们将取代强盗。然而，在颇为一厢情愿的结尾中，村民们拒绝了.他们要求武士们离开，武士们只得走人。 我们这个时代，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的故事仍在非洲上演，在那儿一伙伙武装分子攫取了权力，也就是说，吞并了国库和国民税收机构（从他们的对手手中），宣布改朝换代。虽然通常而言，非洲那些武装团伙不如亚洲或东欧的犯罪团伙组织那般强大，但他们的行动却体面地刊载在媒体上——甚至是西方媒体——刊载在政治栏（国际事务）中而不是犯罪栏中。 人们也可以从欧洲国家的诞生和复兴的事实中引述某些例证。在1944年至1945年，第三帝国被打败后出现了权力真空时期，另—方的武装团伙趁乱控制了新解放的那些国家；在那些有外国军队做后援并说了算的地方，他们攫取了政权。 在1944年，是否有人对法国平民说过这样的话：想想吧：我们的至高无上的德国统治者的撤出，意味着在一个短时间内我们将无人统治。我们是要终结这种时刻，还是想要这一时刻永久化——成为第一拔回到过去状态的现代人？作为法国人，让我们利用我们新的突然降临的自由无拘无束地来辩论这个问题吧。也许某个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但如果他真的这样说过，面对武装团伙他很可能立即闭嘴，在这种情况下，乃至在所有的情况下，他更像是一个与持枪者彼此彼此的家伙，而不是芸芸众生的一员。 在王权时代，臣民被告知：你曾是国王A的臣民，现在国王A出局了，注意，现在你成了国王B的臣民了。然后，民主时代来了，臣民第一次有了选择权：你（以集体概念）想被公民A统治，还是想被公民B统治？ 呈现给臣民的一向都是某个既定事实：第一种情况表明他的臣属关系，第二种情况下出现了事项选择。选择的形式是不会公开讨论的。选票上没有说：你要A，还是B，还是二者都不要？那上面从来不会印着：你选A，还是B，还是一个都不选？公民只能以唯一向他开放的选择模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投票，或是毁掉他的选票——这只是不能进入选票计数，也就是说，他的表达打了折扣，被忽略掉了。 面对非A即B的选项，面对选票上通常给出的A项或B项，大多数人，那些普通老百姓，就其内心而言，倾向于哪个都不选。但这里只有一种意向，国家决不会具有多元意向。多元意向通常不属于政治范畴。处理国家事务即诸种选项。普通人更喜欢说：有时候我倾向于A，有时候是B，大部分时候，在我看来他们最好都滚蛋；或者说，此时选A，彼时选B，另外一些时候，A或B都不选，我得另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摇摇头。你必须选择，国家说：或者A，或者B。 “扩张的民主”如今正由美国在中东推行，意思是拓展民主的治理。这意味着要告诉人民，鉴于以前他们没有选择，现在则是有了选择的机会。以前他们只有A，不能不选A；现在他们可以在A或B之间作出选择。“扩张的自由”意味着为人民创造条件，自由地在A或B之间作出选择。这种扩张的自由和民主已联袂登台。在这一进程中，参与扩张的自由和民主中间的人只能照单全收，领会不到嘲弄的意味。 在冷战时期，西方民主国家封杀共产主义党派，对此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政党，其目标乃是破坏民主进程，那就不该让它参与在A或B之间作出选择的民主进程。 为什么在政治之外谈论任何涉及政治的事情都很困难？为什么涉猎政治的话语本身没有不带政治意味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答案是政治乃建立于人的本性之上，也就是说，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就像君主制是蜜蜂的命运一样。为求臻于表述的系统性，有关政治的超政治话语在这里毫无意义。 02 论无政府主义 “杂种”一词最初在澳大利亚流行时，其指涉关系众所周知。那时，“杂种”是囚犯用来称呼那些骑在自己头上的家伙，他若不服便要招致鞭笞。现在，“杂种”是指那些政客，那些打理国家的男男女女。问题在于：如何判定这老调调的正当性——这是来自下层的说法，是囚犯们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具有不正当性，处于法律的对立面，是对抗杂种们的。 作为杂种们的对立面，通常总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去反抗政府，由于每每以抗税为基本斗争手段，这就闹出了一个坏名声。说到向杂种们纳贡这事儿，不论你持何种看法，最关键的一招是要把你自己跟那个自由意志论的特称命题区别开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把我拥有的一半拿走，把我挣来的一半拿走，我这些都给了你；作为回报，就别来找我麻烦了。”这样足以证明你的诚意吗？ 米歇尔·德·蒙田的年轻朋友埃蒂安·德·拉·博迪埃，在1549年写过一篇文章，他注意到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的奴颜婢膝，最初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品质，而后来却成了一种遗传性的毛病，一种冥顽不化的‘心甘情愿地被统治”，这种意愿是如此根深蒂固，“甚至本性里似乎都没有对自由的热爱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曾是臣民的平民突然会彻底忘掉他们早先渴望独立的要求，以至于要唤起他们并重新获得这种信念已经不可能了；事实上，他们无须敦促就在尽心尽力地服役了，做得相当自在，乃至有人会说，从表面上看，他们没有失去自由，只是做稳了奴隶。实情也许是，一开始，这种服役是不得已的，因为受到了外力的强迫；但后来那些无怨无悔尽心效劳的人，却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从事他们的前辈被强迫做的事儿。所以，事情就成了这样，那些生而负轭的人，那些在奴隶状态中成长起来的人，对他们天生的状态相当满意……把他们天生的状态设想成自然的状态。 说得好。然而，拉·博迪埃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之处出现了疏漏。是否甘于奴役是一回事，揭竿而起则是另一回事，其间尚有选择。这里存在着第三条道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了这条路。那就是逃避现实，归隐内心，自我放逐。 03 论民主 在国家的延续中，最主要问题是权力的顺利交接与继承：怎样保证权力在没有武装争斗的情况下从一拨人手里传到下一拨人手单。 在无风无浪的年代里，我们都忘了内战有多么恐惧，那种没心没肺的大屠杀是如何猝不及防地袭向我们。勒内·杰拉尔关于冲突中的孪生关系的寓言真是一语中的：两个党派之间实质性的分歧越少，他们彼此间的敌意就越是深刻。你们也可以回想—下丹尼尔·笛福关于英格兰宗教冲突的言论：国教追随者们不知道教皇是一个人还是一匹马就发誓要憎恨教皇信奉者和天主教会。 关于承祧问题，早期的解决办法看上去无疑具有专断性质：例如，统治者一俟死亡，其长子就是接掌权力的人。这种长子继承权的好处在于长子身份是独一无二的；坏处是这个长子也许并无执掌权力的天赋。那些王国的编年史充斥着不称职的亲王们的故事，更不消说那些无权继承父王的儿辈了。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只要不使国家陷入内战，权力继承的方式是如何运作的并无多大关系。在当下体制中，会有若干（通常只是两个）候选者为了竞选领袖地位，把自己搁在选票上向国民大众推介，这真是极富刨造性的头脑想出的妙着。然而，长子继承本身相对于民主选举来说，既非更好也非最坏。这不是权力更替方案本身的问题，而是多数人的共识选择了这一方案并容忍其结果。但是，处于民主时代即意味着生活在一个只有民主成为主流并受到尊崇的时代。 鉴于生活在王权时代的人们有可能真的天真地以为君王的长子是最适合王位的人选，因而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也会傻傻地相信经由民主制度选出的人是最佳治国人选。权力交接规则不是验证最佳统治者的既定公式，那只是授予此人或那人执政的合法性，从而规避内部冲突的一种方案。选民们——天下苍生——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挑选一个最好的人，而实情是这项工作相当简单——只是选定一个人（民众之声即上帝之意），甭管那是个什么人。选票计数似乎只是授予合法性（给予获得喝彩声最多的那位）的一种途径，取决于民众之声；但是，由计票形式授予的权力，就像长子继承权的模式一样，乃缘于客观的、毫不含糊的、超越政治纷争的现实。抛掷硬币的办法是公平而客观的，没有歧义，无可争辩，所以，也不妨被认为（向来就有人这样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我们并没有通过抛掷硬币来挑选统治者——抛掷硬币让人联想到低档次的游戏活动——佃是谁敢说，倘若我们一开始采用抛掷硬币的方式来挑选统治者的时代，这世界就—定会更糟呢？
三股叙述流人头而行，每一页都呈现层层相叠的模样，读者对此须立即作出阅读方式的决定：或是顺着一股叙述流一路读到底；或是一页一页来，从上到下把三股叙述流一层一层读下去。我本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方式，这样的小说文本就像是《星际迷航》里史波克先生玩的“三维棋”。虽说读起来时而有些磕磕绊绊，但这种方式的运用，证明了库切超凡的文学天赋。从复调（counterpoint）的意义来看，他的天赋不亚于他最倾慕的音乐大师：巴赫。 ——美国《村之声》 库切在向读者传达自己的绝对诚意的同时，也谨慎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他用于表达潜在语境的某种技巧。也许他这是在自己身后放下了一把梯子，但毫无疑问你可以相信，书中的C先生在谈论已故的托尔斯泰时，库切本人也确实真诚地挣扎于那个真正直面自己灵魂的问题：“该怎么活”。 ——英国《卫报》 这部作品表明了库切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高超技能——他的新小说，其中有一半显然属于学院派的玄思奇谈，但同时又是活生生的、引入瞩目的人物叙述。库切的天赋在于他能从显而易见的枯燥的理论游戏中发现人物。 ——英国《金融时报》
无
这本书在《伊莉莎白。卡斯特洛：八堂课》之后，再一次挑战文类、体裁、作品形式。正应了诺贝尔授奖词的一句话：库切的作品，每一部都不同于其他作品，每一部都有别出心裁的写作风格。但是，这个译本的不足之处是排版问题。C先生的日记栏和安雅的日记栏出现在哪个“危言”之下，原著的安排应该是有意而为之，不能任意提前或推后。感谢文敏快译出该著作。期待王敬慧译本也早日问世。
我不吝啬给予最高的评分，因为这是一本伟大的书，两个爱情故事，不动声色，甚至谈不上爱情故事，却在结尾打动了我。这就是库切，冷漠地看着这个世界的一切，不大声疾呼、不扭捏作态，却总能一针见血。作为占篇幅一半以上的评论，有些篇目尽管过于抽象，玄学味浓厚，但不乏思想的闪光，言语间，对国家、社会发表的意见，让一个深具知识分子良知的老人形象力透纸背，闪烁眼前。随笔更是亲切体贴，风格明显，总之，是本难得的好书，复调结构，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将库切的功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本叫人拍案叫绝的作品，作者精辟的政论，常令人掩卷沉思，从一个多元文化和语境里生活的“老外”，其观点和亚洲人并没有太大差异，并不像西欧学者常常带有一种优越感的口吻，或者说他们的触觉还不如库切的多样性和叫人感觉似曾相识。再有，极佩服文敏的译笔，几乎使人感觉就在读中文著作而不像是翻译作品，流畅而有文采。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作品。
库切是2003年诺奖得主，其作品的构思，才情横溢，值得文学爱好者去细细品读
看的时候觉得作者所思甚广，非常感慨！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不拘一格的大气。建议大家买了珍藏，更何况仔细一读。
我发表前几篇库切小说的评论时说道了，因为一次买了很多库切的书（大概是五本吧），所以不可能一次看完，但是等你看完书后再写评论就传不上去了，所以目前只能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好就好在它的结构上和形式上，这确实很吸引人。
绝对是大师级别的作品。一般人还是避而远之。
开个大玩笑，如果此生不能至少触手随便翻翻这本书，死也不瞑目，大师的这部2007年新作太有创意了，可能对一般读者而言不太好读，但关注小说的读者无论如何都要尝试读一遍，接受洗礼。
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看完
为了写论文参考的书目 大千世界 作者各有不同 风格也不一样
不知道是我年龄小还是怎么，看的不太懂，不过大人就说写得很有深度。
书不错，注意包装，有点破损
收藏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库切系列。
喜欢作者的书，买来读读 库切，喜欢
很好的书很值得你一看
值得细读。。。
代表作品
库切玩结构似乎很是少见，分栏给人的感觉有点像分屏电影，十分有趣。
太他妈慢了 客服也不负责 爱理不理的 我就呵呵了
库切，是我最喜欢的当代西方作家之一。最早阅读的是他的《彼得堡的大师》和《八堂课》。这两本书，我也向身边的好友推荐。《凶年纪事》的最大看点，倒不是它的多重文本的形式，而是它的返璞归真。事实上，西方文学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从现代主义兴起开始吧），就走向了一条毁灭之路——我这么说，估计许多研究西方现代文艺的学者或爱好者要发难了，但是这可能是最符合历史实情的论断了。而《凶年纪事》让我们看到一个西方作者（一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将语言归位——语言，无论现在它已经变成怎样的怪物，它的本性只是人类心声的表达。人的心其实应该是简单的，而这种简单的心又可以思维最复杂的世界、剖析最复杂的世界。在911之后、在金融危机时代，库切用简单的心思考着纷乱的世界，也带着读者去思考……其功德远大于花400亿美元举办一次奥运会或世博会……中国人难道不需要回归本来简单的本位吗？
记得在都市快报上看到过一篇关于本书的书评，认为库切这本书的直接表达观点的部分充满了西方左派的奇谈怪论，很值得商榷。我也有同感，我们千万不能站在某些西方左派的奇怪立场上来看待我们自己，批判与否定永远别站在肯定某些东西的立场上，否则即陷入恶
这本书实际上在锻炼你左右手互博术，训练你的大脑在不同类型文章间的快速转换。在你找到读这本书最合适的方法时，恭喜你，你已经快读完了。
另：前言过长，可以只看最后一句。
看似写法很新颖，但感觉还不如实实在在写或是杂文或是小说。效果没有想象中好
还没仔细读，没办法对书籍本身的内容阐述理由和观点从印刷质量来看，保持了网购图书一贯的风格，反面的内容有时会影响心情还好了，20元买32元的东西，值。
准备读，很温馨送了1本书，很贴已，送了1本好书。
可以看看，库切的
独特的结构，评论。对真理和自我的深入探求。
当代作家玩花，总有东施效颦之感。
帮朋友带的，感觉还不错。
用卖弄来取巧！
这只是我一些狂想，与书无关。忽略忽略。
曾经我认为我最喜欢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因为我看过整整六遍，无数次地重复翻阅、摘抄、默诵。
后来我觉得库切的《青春》也很不错。
舍友说：“大概你喜欢别人真诚的模样。”“但是那个模样也不是他们最真实的样子。”
真不是一个可以踢得到的东西。
我喜爱把这个世界英雄化。天才即天才。是我遥不可及的存在。这个世界从来没让我感觉到亲切过。我总是惶恐地拙劣地尝试和别人交流，努力扮演一个开心的小丑，大家的可笑的朋友。
但自尊心又比谁都强。最看重的就是尊严。紫袍。
库切他那么亲切。
他沉默地做着各种小工作，学习各种技能。他赞美数学和希腊语。他考虑战事考虑国家考虑自由考虑爱情考虑所有低劣的思想或行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高尚的或者低贱的。
我是个是非不分的人。人家说我素质低下，行为粗鲁，冷漠无感，连做人也不会。
但是你看呀你看呀，其实大家也没明白多少。却总是趾高气昂地用自己的一套正义标准来评判别人，把自私的邪恶的心装帧得富丽堂皇。甚至要求别人像他们一样。竟然以为自己有权利去教训“不成气候”的人。
人们总是装作聪明的样子，然后为这个样子得意洋洋，然后因为得意洋洋而心满意足。
然后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这本书，看起来其实并不费劲。只是被序言说得吓坏了。
其中一些“小论文”，我很喜欢，是那种可以放在“此处”来说也不为过的言论。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这个版本的（其他版本我也没见过。。。），装帧很不错，纸质也好，就是有点儿贵了。尽管在卓越买的折扣书。。。
卓越涨价了啊。我买的时候十六块几。现在二十多了。。。
1、实话说，一开始我是很怀疑是否真的需要这种叙述方式的。虽然读完第一部分的时候，我已完全为库切的政论文字所感染，认为自己买到了一本超值的书。但对于余下的两个部分，我却仍然怀疑其意义。
与一位朋友谈起，他说，这不就是复调音乐吗？是的，多重叙述所产生的内涵上的交集，确实不能简单地以实验来概括。
虽然，库切所景仰的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以技巧而著名。但看得出来，库切在确定内容的前提下，绝对是个技巧的崇拜者，这从他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采用不同的手法来叙述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种努力，在这本书中则达到了一个高峰——对他目前来说。
当然，熟悉文学史的人或许会说，《凶年纪事》的叙事方式不过是《喧哗与骚动》的发挥而已，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喧》的手法，只是不同视角在叙述上的交叉，其效用有些像《史记》，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但彼此之间却有互证的作用。
而《凶》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虽然与上面所说的这种叙述方式相似，但由于第一部分的政论文的并列存在，则完全突破了这种内涵的延伸。如果说，《喧》的叙述是1+1>2的效果，那《凶》则不只是加减的问题，而是一个大于2的基数相乘的效果了。
我可以肯定地说，将来的文学史肯定会给库切以更高的评价，单单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并不能说明他的价值。他的成就：一是技法的实验与创新，二是对于真诚之人性的坚持，如他在这本书所说的：悲观的无政府主义的遁世主义。
2、这本书对于所有想要从别人的创作中获得教益的作文字的人来说，得到的更多的可能是叙述方法的启示，对于传统叙事的颠覆。
其实，在较早期的西方小说中，如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人，小说对于他们远不是讲一个故事那么简单，他们更希望通过小说表达他们对于国家、社会、人生的某些看法，但叙事方法的不成熟——譬如经常在叙述过程中插入大段的议论，却使得他们的观点在小说行文中经常显得累赘。
《凶年纪事》则是另外一种探索：假如将议论部分与故事抽离开来，会是怎样的效果呢？
事实上，在刚开始阅读第二部分的时候，我并不认为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会有多大的交流。但最后安雅的来信，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向，却非常明显地，使得这两部分之间严丝合缝起来。最令人惊叹的是，这部分的文字事实上非常非常短，但却完整地讲述了一个故事。而且，由于两部分之间的暗示与互喻，使得其信息量达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如果，将这部书当作一则连环谜语的话，那这则谜语当中所包含的象征、喻指则多得难以计数。
3、第一部分，读到后面，越来越觉得，这些文字其实只是库切写给自己看的，他在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可奇怪的，我们却又看到了这些文字。或许可以这样描述：这只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获得的巨大名气之外的衍生物。但出版的行为，对于库切的文字本身来说，却实在只是一种误会。如果一定要说他写这些文字想给谁看，那或许只有一种人，就是跟他一样，愿意将小说当做探索灵魂深处的唯一路径的人。
4、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确实巨大。但可敬佩的是，他依然很清醒，他对托氏的评价也可称中肯。
第三部分。安雅夹在C先生与艾伦之间，受到两人观点的夹击，是否可以理解为：人在当下社会中所受到的物欲影响与良心之间的博弈？
5、艾伦觊觎C先生的财产一节，从故事上来说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件事解释了安雅最后离开艾伦的原因，也显得较有故事性、趣味性。但是，如果从小说内在的指向来说，从对第一部分的政论与第二三部分的互喻来说，这部分所占的篇幅却未免过多。
6、关于性的解读。在某个时候，性代表着一种力，一种人类之间互相伤害的力。但另一方面，性又是人类之间（通常指男女，因为没在库切的书中看到同性之间的性活动）一种必不可少的机能，也许仅仅只是机能。关于这一点，感觉还是没弄明白。
7、安雅真是库切小说中难得一见的可人儿。
8、继续库氏幽默：P134，“所以，当C先生，一个丧失了良好的肌肉控制力的七十二岁老人（没准还把小便解到裤子上）……”。
凶年纪事 听起来有点像部恐怖小说的名字 阴郁的灰色封面 封面上那抹诡异的红色和黑鸟 无一不让气氛压抑起来
而之所以让我有兴趣 是看到目录里前几节的标题 论国家起源 论民主 论无政府主义
当然 最终我也没有把这本书完整地看完 太干
论国家政府和公众的这部分 有几篇文章 都细细看了一下 感慨真的只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随笔 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的作品 可以理解 几篇文章对政府、国家、公众、民主的论述让人觉模糊不清 作者貌似对此有些许了解 却又说不清楚 内容空洞 丝毫让人提不起兴趣 若要看这些方面 窃以为洛克的《政府论》对此有系统的介绍
论数学的短文有两篇 芝诺悖论写的还可以 莫非是我看不大懂所以才觉得如此？至于论概率那篇就太失水准了 纠结于针对九成的概率 哪一次事件才是那一成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以一个文学家的角度来看概率论的特别之处 要知道 文学家的敏感也可能催生出一次新的数学革命 但是统计局却对统计规律一贯不较真 能糊弄就糊弄 据此而言 文学家却也好了不少
其他零碎的篇章也看过几章 总体感觉内容缺乏营养 语言平铺直叙 讲故事的能力比不上小说 语言优美必须不如散文 观点的新颖性连南方周末都远胜之 我不知道是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一贯是写出这种文章 但这本《凶年纪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不可否认 译者对此负有不可饶恕的责任 翻译生硬而缺乏情趣 文中诸如“不可阻挡地，身体的机能一天天地衰败下去”这种直译随处可见 更要命的是还时不时凑点生僻字 是为了显文化么？ 全书翻译风格不协调 文字干瘪 令人失望
时间关系 没看二栏和三栏的小说部分 不知道如何
文学上的或者至少是排版上的一大创新——三股叙述流。
上部可以看作是一部论文集，涉及政治、经济、种族、文化等等，包罗万象。涉及政治尤其是恐怖主义的部分言论比较偏激。
中部是C先生（上部论文集的作者）的叙述。描述他对打字员安雅的幻想。语感矜持，既表达了对年轻肉体的向往，又多少带点轻蔑和无力感。
下部是打字员安雅的叙述。语言粗俗。并借安雅男友之口批判了上部论文的观点，算是对过于偏激的政治言论的补救。
个人觉得这个创新是比较成功的。三部分有微妙的衔接，读起来津津有味，包括上部的论文。比如有《恋童癖》一文，讨论了一个成年演员在色情片中出演未成年小孩的道德问题，C先生对此持宽容态度，相反，下部的安雅男友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实涉及性问题的论述在上部很少，下部较多。我觉得库切是一个闷骚派作家，上部那么多理论探讨，中部那么多矜持心理，终于在下部忍不住开了黄腔。
总之（我都看不出来我是怎么总的），是一部非常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书。
恕我直言，阅读《凶年纪事》是一件颇具挑战意味的事情。这本书有些怪异的三栏（有时是两栏）叙事方式，已经引得一片赞叹和质疑之声。库切自然不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突破，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要表达的思想难以在惯常的叙事方式中找到对应，一句话，不得已而为之。文本与观念的共时呈现，这不是什么真相，而是走向真相的路径。其实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里》和《论书籍审查制度》等作品中，已透露出库切对“复调”叙事的热衷。而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暗含着一个思辨的结构，人与人之间，角色与作者之间，甚至是读者也参与其中。
三栏是障碍物，读者应“跨过”文体、风格甚至内容上的栏杆，俯瞰整个花园的风景。库切的本意绝非在叙事和印刷排版形式上的特立独行，他是希望人们能透过文本发现多种现实和现实反映的并置，C、安雅、C写的那些言论以及三者之间的复杂互文。
羞耻的性线索
不论花的种类和栽种方式如何变化，库切小说花园中的主题却是一以贯之的——“羞耻”，也可以称之为耻辱。他不遗余力地追寻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用理性摆脱宗教性“原罪”之后的精神之罪，即羞耻。正如《凶年纪事》中作家C引用狄摩西尼的名言：“奴隶怕痛，自由人最怕的是耻辱。”事实上，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直接结果就是他们具有了“羞耻感”，因为羞耻感，人超越动物成为人。库切（或书中的作家C），把自己的悲观主义说“乃是原罪信念的远亲，或许甚至可能是一奶同胞，因为它们都确信人类无法步入完美之境界”——天堂或伊甸园。启蒙运动后的人类曾天真地以为，在以理性超脱宗教之后，人能够获得绝对的个体精神自由。库切的写作提醒人们，事实并非如此，羞耻感和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形影不离，羞耻感的重新发现，即是现代人对被“理性”遮蔽的自我的重新发现。
在对羞耻这一主题的呈现上，库切承继了欧洲小说家自古希腊、罗马神话以来的“性”线索，无论是直接命名为《耻》的那部小说，还是《等待野蛮人》中对所谓“先进民族”的批判，或者是《慢人》、《彼得堡的大师》，从“性”入手去揭示不同层面的羞耻，一直是他最惯用的手法。在《凶年纪事》中亦是如此，C的羞耻最直接来源是对秘书安雅的肉欲，而安雅的羞耻感在C的影响下萌发于对艾伦的观点和行动的不齿。
库切的高明之处是，羞耻感不是性的终极目的，也不是爱情等什么玩意，而是对自我、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的重新发现。这在《随札》部分《色欲人生》一篇中专有体现，C所谓的朋友朱拉凭借抓住“活生生的形象”而实现想象中的交媾，他将之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而C却作出结论“我们不能没有真实的性爱”。我愿意把它看做是对反思之后的行动的确认，我们不但要知道因何而耻，更要去消除内心之耻。
羞耻的性张力
颇具意味的是，在库切营造叙事张力和文本内涵的最基本因素——“性”上，他大都采用一种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子的对应关系。《等待野蛮人》里的行政长官与异族少女，《慢人》里残疾人和他的保姆，《耻》中的教授同女学生，《凶年纪事》里的作家C与秘书安雅等来自于这一结构。
《慢人》讲述了一位单身老摄影师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之后的生活，这里面包含有死亡、尊严、爱情等一系列带着两面性的事物。究竟现代社会的人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感受到羞耻？他们怎么面对和他人怎么看待这种羞耻？库切在每本书中都用了无数的反问，但甚少给出答案。看看书中的那个老年人，他在遭遇一份突如其来的对家庭护士的爱情时变成了什么样：始终小心翼翼地试探感情的脆弱程度，又始终遮掩着自己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自我羞耻感遍布字里行间，左右着他的行动和言语。自此回溯，《等待野蛮人》中库切揭去了所谓现代文明的遮羞布，究竟谁才是野蛮人？判定野蛮的标准是看力量还是看什么？边疆地区的老行政长官以善良的名义——其实他以为自己是以文明的名义——拯救了一个野蛮人姑娘，而他自己很快被放到野蛮人一族中大加羞辱。或者说，在自诩为文明的人看来，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单个的野蛮人，有的只是野蛮民族。库切当然为此感到羞耻，正如他所言：“一直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的脸，只是我一直没注意它。”每个人都该如此盯着自己看一看。
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耻》则是这一主题的最深刻、全面展示，它几乎涵盖了上面提到的所有内容：横向层面上的个人、种族、政治，纵向层面上的自我、尊严、死亡等等。而且它看起来更恬淡，更不动声色。
《凶年纪事》无疑是对这一主题的强化，三个人物：老作家C（库切？）、女秘书安雅、安雅的丈夫艾伦。相比较《危言》中那些直抒己见的论文，我更看重另两栏的故事和《随札》。当《危言》中所讨论的大问题落到每个人——比如安雅、C和艾伦头上，这才是事实的尽头。在三栏叙事、思辨结构的内部，《凶年纪事》仍然是对人类“耻辱”的书写。“耻辱”可以说是C和安雅谈话的核心议题。
安雅才是故事的重心所在，也是希望所在，她几乎穿越自己的肉体而直达灵魂，她购物、打扮、在异性面前扭动屁股，和艾伦有疯狂的性爱，但与此同时，她真正体会老作家C心中的绮念，并逐渐认同了他的观点。平凡而普通的安雅由“不关己不为耻”变成一个“知耻而且能理解耻”的人，她甚至在C死后帮助他把《俄罗斯套娃》和其他秘密物品扔进垃圾箱。俄罗斯的形象在《凶年纪事》中多次出现，但面貌差异极大——作为母亲一样的俄罗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代表着性的俄罗斯（俄罗斯套娃），二者在安雅身上找到了切合点——C既对她充满绮念，但又为此感到耻辱。库切把安雅作为希望之所寄，或者说在老年人与年轻女子这对隐喻性的关系中，他期望以年轻、充满活力的女性，来拯救老迈、日渐颓废的老男人。
羞耻的担当
库切如此大费周章，其目的自然不仅仅是重复他已写过多次的主题，在《凶年纪事》里主要的篇幅都给了C所做的三十几篇论文，这些充满挑战意味的文章和真正的故事、随札一起生成文本。库切没有将论辩的矛头抛向虚空，比如泛泛而谈地批评人类、现代工业、机械理性，而是对准某些现实人物，霍华德、小布什，文学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
“悲观的无政府主义的遁世主义”，这是C对自己的政治思想的标签。如果说《危言》是库切的宣言，是针对普遍世界而发出了质问，那《随札》则可算作为安雅一类的普罗大众而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对隐含的那些重大问题。《随札》中首篇《一个梦》所描述的情景，与安雅最后的话可谓互相印证，他梦想她做的，正是她想为他做的。而欧律狄刻的隐喻则明显指向安雅和C的奇怪关系，正如C所言，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死亡的孤独”，是现代社会个体存在的根本困境。
有的论者以为，库切是在用小说的形式包装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安全起见，而且能更具效力。事实上，C先生的言论确实可看做是库切思想的回声，他始终在关注在这个被权力和政治左右的世界究竟怎么了，普通人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他同情自杀性的人肉炸弹，提倡保护动物，反对强力政治。库切既将世界的不平和不公当成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又不断追问个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猜想，其目的是希望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人性，让世人感同身受，以耻为耻。因为“耻辱不会被洗去。不会被冲刷掉。还是用它原来那股劲儿粘在那儿。”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不能不因此想起约翰•堂恩的诗：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的孤岛，
人人都是泥土，
欧洲大陆本土的一部分；
如果泥土被海浪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少一点，
一座海峡、一个朋友或一座庄园，
如果遭到损毁，莫不如此。
无论谁的死亡都使我不再完整，
因为我与他们难解难分。
千万不要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这才是核心所在，库切试图用《凶年纪事》把政治、人性和孤独的生存个体连接起来，他尝试回答普通人该如何面对现代“原罪”之耻的问题。《凶年纪事》的最后一篇《随札》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让C（库切）不止一次泪流满面，究其原因，C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伊凡传达了“一个人的灵魂无法承载这世界的恐惧”。原来我们都如此恐惧，原来并非我一人恐惧。如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
陆建德！又见到了他。难道库切的书，在你读之前需要先看看梗概？难道读者弱智到需要你来把内容陈述一遍？再说，你的陈腐观念，原来是无法解释库切的，在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的序言中，陆已经暴露自己的无知了。被这样残暴的占据了前厅的小说，我不知将这十几页（加上后面的译后记，这种外来文字竟然超过了全书的十分之一还多！）如何处理，就像你进入喜欢的空间时，不可避免要经过它的底层，一个发臭的低劣餐馆，里面坐着一个絮絮叨叨的老板娘，用她自己的逻辑招徕顾客。
译者后记：以那段死去小狐狸的叙述开篇，译者称：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作者为何插入这个段落……亏你还是译者，如此露怯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行文的乐趣或者以翻译的艰难来哗众取宠？这个段落出现在这里，再恰切不过了啊，因为上面的论述部分，论述的是死后的躯体，而中间JC叙述与打字员关系的时候，难免想到自己的衰老和死亡，一个小狐狸的回忆嵌入此地，用它的灵魂问的那句话：太不协调为结尾，实在是神来妙笔，十分恰切自然，请问有何突兀，有何难解？
至于文本，认为库彻大可不必将文论和小说缀连在一起，因为这种所谓形式的新颖，在几十页后就会让读者识破而疲劳，况且三者并未渐渐有机结合发酵，这种为形式而形式的东西，大概只能对读文本很少的人来说，存在一种挑战或诱惑。总体来看，文本的结构价值很难跟《苍白的火》相比，甚至也无法跟昆德拉的《不朽》相提并论。
浙江的这本书，不到两百页，32元。不能只用一个贵字，得用“昂贵”来形容了。买到卓越的打折版，18.5，但也觉得贵啊，用诺贝尔奖作家新作圈钱，倒是会做买卖，不怕栽了，只是苦了喜欢读书的人。
文明，一条怀疑没有终点的觅食之路和一所注定在接近终点处崩溃的古老建筑。
芝诺悖论，像一个咒语诞生于人类走出森林的瞬间，从希腊城邦延伸到现代城市。
……看到野蛮，库切的“他”总有一种牺牲的冲动。在野蛮身上，他看到一种本质是虎的东西。乃至在生物链上因规定而泯灭了彼此的属性。等待的野蛮人，最后还是没有来。
或许，有一种人类的“共同文明”。以及个人因这文明而牺牲的冲动，或者，也是为这文明的发达、发展而牺牲的冲动？……这是对虎的驯服——“耻”的本质。
在库切的身上发现仿佛鲁迅的品质：对灵魂的深入探索和揭示（我们称为的“国民性”之于西方“人性”的普世价值）。这是一本我近五年来读到的最好的当代文学作品（或许再过五年也是）之一。
这本书里，库切透露了自己文学的秘密。也是文学走向21世纪的秘密。。。在这个秘密中，大师不得不再次提起。最感怀者，库切写到托尔斯泰时的眼泪。（是谁曾勇敢地怀疑说，歌德和托尔斯泰等作家，使得人们相信文学的永恒……）有人类以来或人类有史以来，那些最弥足珍贵的几颗眼泪，都在库切那双冷眼里默默打转。而我们仿佛知道，鲁迅的眼泪已干。。。
2009-8-27
这本书颇为有趣，也许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看到我用“有趣”一词多少有些讶异，而我所谓的“有趣”指的非作品本身，而是译本序和译后记，在本来就薄薄的册子里面居然占了20多页，而一前一后，两者竟然有着惊人的呼应，就是对全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这其实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现象，放在后面还好说，而开篇就从内容，思想到方法解释了一个底掉，不知道作为读者的你是否还有兴趣读下去，至于我，还是更愿意自己去思考，能够读的进去这本书的人，我相信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当然这之后，那些完全类似于论文的阐述作为一种补充，未尝是件坏事，所以我的这个开篇是想告诉大家，千万别一开始就读序，其实不只这本书，很多书都多少有这样的弊端，只不过这本尤甚。
其实写评论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给没看过这本书的人推荐，一种是让看过这本书的找到共鸣或有所解惑，不过两者之间很难做到泾渭分明，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别看，凭着直觉去选择吧，如果我把这个事实陈述出来的话，明显的是我把自己卖了，因为我既不靠文字赚钱，还没事码这么多文字，无非除了孤芳自赏以外，还是希望有人欣赏的，因为人，首先是活在社会群体中的，这就是我对本书的第二编第五节《公众情绪》的理解和阐述。
基本上我认为以分割线排版成三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报纸的排版）的三部分，最上面这部分，由前部分的对于政治，社会思考与辩证，加上后半部分的有关情感，生活随笔和札记，是全书的主体，这算是一种文体形式，就是那种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不识时务的发表一两篇见解的文体。而下面两排算是一部微型小说，三个人物，两男一女，写了上一部分评论集的知名老年C作家和他的心里描写为一列，被C作家雇佣打字的万般风情美丽迷人的安雅的心里描写和她的情人艾伦的对话为一列。这就是整部书的结构，刚一接触让你有点晕菜，不过读一会儿，就知道是故弄玄虚了，关键是你要怎么读，我是碎着读的，书里面有两个书签，这种考虑实在很周到，碎着读有很多好处，这样你就可以随时体会着两种文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记得外文史上，《天方夜谭》是最早的典型的故事套故事的写作范例，也是最为浅显简单的被大众接受的结构。创新，其实在很多近代的欧洲作者中都在尝试，比如我颇为欣赏的阿特伍德的《盲刺客》，我想已经是一种很极致的创新了，没想到库切又有了一种另类的延展。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不管库切对列夫托尔斯泰如何推崇，当代的众多欧洲作家，包括他自己，也远远不满足于传统文体的写作模式了，来回忆一下近几年的诺贝文学奖得主，就以我接触到的，从库切到帕慕克，及其勒克莱齐奥，他们依然能够好好的讲故事，但是又不安于只是讲故事，而是倾向于怎么讲，这是男性作家，而女性作家又陷入了另一种状态，如何表达，比如托妮•莫里林和耶里内克，文字上的整合远比结构上的改革更让人无所适从。所以又有个话题产生了，也许这个时代，我们中国的作家要不然就是缺少深刻的思想，要不然就是缺少讲故事的能力，或者不如说根本上是缺少能够把思想，故事，文字和结构四位一体的作家，当欧洲文学界已经从现代主义，浪漫主义迈向多元化化之时，我们还在止步不前，我们生活在了一个中国文学最差的时代。
当我鲜明的树起了一种文学上的崇洋媚外的态度，这是否是一种挑衅，其实政治就是一种挑衅，因为在政治的领域必然由此及彼，论及政治太容易产生野心，即便开始抱着奉献的心情，最后也会变成掌控，只有涉及到生存的问题，才可能成为行动者，否则只是言论者，但是往往能够设想理想国的知识分子和真正生活在底层的苦力者只是以为者和被以为者的关系，而无法成为根本的替代者和庇护者，就是说我不过同政府站在不同的角度，一样的以忖度的心态判定他人的心境和设想未知的世界，所以我一直认为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多元化的社会景观跟简单纯朴的人性和社会体制绝对单一和谐性本身就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物质越发展，精神的理想国度就会越遥远，当你不寄希望于一个纯粹的国家的时候，你也就没有向往的目标，出现这种价值观，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去想，一种是想的太多，我自认为属于后者，太多的意思是理想制度之外的人性思考，人，社会，国家，三位一体，也许正是人的范畴，成为了重中之重，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文人和政治家的鲜明区分，当然也会因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模糊地带的人物。
回到书里面，库切给C先生贴上的标签不知道是否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但是确实很到位，他用了三个主义，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遁世主义，在他前面的大量政治言论中，都纠结在无政府主义上，而后面情感部分的表述中，也确实多少暗含着悲观成份，不过我最看重的是遁世主义，通读全书，或许对这种思想体系会有较清晰的理解，比起奈保尔，其实库切的思想并不激进，无论对国家体制存在性的质疑还是对人肉炸弹和恐怖主义的人道同情，都存在其合理性，其实库切的很多政治评论都带有某种模棱两可和温婉性，比起李敖，柏杨那种假借文学的名义实为政治的卫道士，库切还是更加靠拢文学的樊篱，这也正是他思想体系中遁世主义的表现。
我得承认，我是一个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的人，因为你想要改变你就要行动，当文字只是宣泄情绪，而不是武器的时候，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某些时刻，文学确实又跟政治紧密相连，这时就要衡量是政治在为文学服务，还是文学在为政治服务了，对于这本《凶年纪事》我自认为他是属于前者的。
回归到文学的命题，在小说的部分，安雅这个人物的至关重要性，往往被很多读者所忽略，女人，花枝招展的女人，没大脑的女人，当这本书的读者都是男性的时候，很可能有这样的定论，因为多数人的关注点都在C作家身上，或者库切的本身，但是我却看出了某种反讽的意味，并且颇为欣赏安雅，安雅确实是多数女人的代表，或者多数男人眼中女人的代表，如果说思想是男人华丽的外衣，漂亮就应该是女人必备的容妆，然后男人抒写故事，女人充当陪衬，如果这故事最后能把女性升华一下，可能多少也会赢得女性读者的赞美，显然凶年纪事做到了，其实从始至终库切笔下的安雅并非陪衬，诚如C作家所言，她也是这部作品的参与者，微光很暗淡，但是依然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库切的另一种调和，在政治这块隶属于男性（其实更加相对于中国来说）的绝对领地，除了一样有思想的聪明过头的惹人嫌的女人之外，也可以只是漂亮的简单女人，她所蕴含的力量颇有点太极的意味，把某种打破的平衡微妙的重新构建起来，于文体上的多重性同时揉合进内容的双重性里，在表面已然多纬度的视角里面还有隐含于下的盲点，我想这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在我开篇声讨序言的情况下，我自己也写了很多，这说明什么呢？这本书确实能引发你很多想法，而这些想法并非都和政治有关，也并不需要排列库切所有成形观点（特别是政治上的）进行深度的解构，完全可以剑走偏锋，扩充阅读的外延，本来书的思想命题业已形成，但是由于读者的不同，也就有了自己不同的抛物线，你不妨也来读读这本书，审视一下自己的收获。
翻开库切的小说，经常会遇到形式和智力上的挑战。这本书你可以顺着第一栏的叙述读完，再翻过头来读第二栏，第三栏。但这就会错过看到同一景况内多重反应同时发生的趣味。或者从上到下把三栏叙述一层层读下来。但对记忆力的考验好像超过《星际迷航》中史波克玩儿的三维棋。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叙述太过跳跃，令人目眩。试了一下发现，最好是分别按照两种方式把书读两遍。
一个名字缩写为JC的老作家，应德国的出版社之约，撰写一本书名为《危言》的言论集，要求是“谈论的问题争议越大越好”。他写了一系列短论：论国家的耻辱、论基地组织、论左与右、论品特、论禽流感等。同时，这位72岁的老作家，正经历着老年危机。对洗衣房遇到的窈窕女子安雅想入非非，请她做自己的打字员。这位老作家除了名字的缩写，还与库切本人有很多相似性，比如他刚从一非洲国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关心弱势群体。安雅和她的金融家男友艾伦和库切住在同一幢公寓，对于魅力十足的女友在楼下的老古董那儿浪费时间，他颇为反感。然而作家的遗嘱却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构思了一个金融阴谋。在这本写于2007年的书中，艾伦所使用的正是那套后来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思维模式。
在《凶年纪事》中，库切创造了一种三维叙述，每页被分割成三段，文体和视角不尽相同：第一栏《危言》，作家C先生对时政大胆发言，他长于说理，口气文雅克制。第二栏是C先生眼中的安雅，有点像一个浪漫的柏拉图式爱情小说，中间，安雅还劝C先生，“您别写那些让人打哈欠的事儿了，干嘛不对板球发表一下高见呢？”于是在《危言》部分结束之后，第一栏换上了《随札》，C先生谈论“一个梦”、“色欲人生”、“户外的鸟儿”。第三栏是以安雅的口气写她眼中的老作家和男友艾伦。三个栏目融会贯通读下来，会浮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整体轮廓。可以看到他们对彼此的影响，老作家和艾伦之间的仇绪，其中，艾伦的观点是作家从他的反对者的角度，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大肆攻击。而C老先生酷到对此“不抱怨，不解释”。孰是孰非，就要看读者自己的知识厚度和对库切的了解深度。否则一不小心，就要被用靠谱的语气说不靠谱的话的艾伦带着跑。
书的英文版封面上，一只黑背钟鹊像一架隐形轰炸机正欲腾空而起。在《户外的鸟儿》短论中，黑背钟鹊被拟人化，神态不可一世，又非常猥琐，要求处处得到尊重，不时发出威胁。和它唱双簧儿的是一只凤头鹦鹉，它把公共绿地视为私产，施舍果子给来散步的作家吃，老头儿说轮不着你来施舍我。鹦鹉教育他：这是自由的世界。“《随札》中的隐喻甚至大大强化了《危言》的论说。”社科院英美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库切引用的台词是符号性的。想想看，现实中个国家老把‘这是个自由世界’挂嘴边。” 书出版以后受到赞誉，但是看到的英美方面的评论多是从其文学手法上。而陆建德说：“书中作家的时论集要拿到德国出版是和现实对应的。C先生对英美的冷嘲暗讽，英美尽管说言论自由，但是出版社和报刊都实行了自我审查制度。”正是这一点被艾伦诟病，言之凿凿，嘲讽老作家在英美没市场了，要去“老欧洲”做精神领袖。“把德国叫做‘老欧洲’，是库切故意套用了拉姆斯菲尔德的叫法。”陆建德说。
《凶年纪事》中译本出版后，有些国内读者认为，库切没有必要这么做，如果要对当今的世道直接发言，《危言》部分他可以单独出书。“放在一个虚构的框架中，作家方可以进退自如。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库切是怎样的一个人。”陆建德说，“在60年代，他想要来中国教书，在越南战争的时候，他心里支持北越。他也不完全像六七十年代的革命，他对人类改进自身是悲观的。最近十几年，库切做过很多政治演讲。之前生活在南非，他反对种族隔离，但是到90年代原来的秩序崩溃，受压迫者一旦解放，也非常可怕，又给他造成新的感触，《耻》就在讲这个问题。他曾经喜欢英国，但这些年对英国非常失望。他到澳大利亚去，看到的是英语国家在紧急关头都是联手做事情。他对美国一直批评很厉害，在他心目中没有一个政府是理想的，他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因为觉得很多政府用所谓的善压迫恶，善也变成了恶。库切反思了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借作家C先生之口表述，又和自己保持距离。不像品特那样怒目圆睁地谴责美国。用小说形式安全很多，C先生的短论不能说完全符合库切的想法，有些言论非常极端。”
译者文敏说：“库切把《危言》作为“书中书”来处理，在话语的权力范围内，将文学的表达手段用到了极至。在《论恐怖主义》那篇中，作者针对国家对公众进行信息监控的情形，说那些信息行家忘记了诗与诗意——‘那里面隐喻的火花是永远超越解码功能的，还有，那里面有着永远无法预测的阅读的可能性。’显然，他自己就是擅长利用叙述技巧超越解码功能的高手。”
文敏翻译过库切的四本书：《等待野蛮人》、《男孩》、《内陆深处》和《凶年纪事》，几乎每一本书，库切都采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她说：“我感觉库切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以小搏大。譬如《男孩》，他能从童年的日常生活中写出巨大的文化鸿沟，而《凶年纪事》更是完全罩住了这个时代。他很崇拜托尔斯泰和托思妥耶夫斯基，可是他从未沾过像《战争与和平》、《卡拉玛卓夫兄弟》那样的大题材，我不认为他没有能力把握宏大的历史–家族叙事，可能他明白现在不是十九世纪了——也许是考虑读者的角度，这是一个心灵羸弱的时代，小题材更容易为当下读者接受。他的每一本书都很薄，译成中文一般十几万字，最厚的也只有二十几万字，他从来不写十九世纪那种大部头，因为现在的图书市场就是这状况。”
“在库切所有的作品里，安雅是最令人难忘的女性之一。”陆建德说。她生性慷慨，打扮上优雅自信，爱在男性面前显摆身材，并不在乎他们生出淫念。也许不逾规矩的挑逗是生活中无伤大雅的美事。她熟谙男性的弱点，捕捉起他们意识伸出的肮脏意念来一点不留情面。她读书少，反应快，一开始作为一个尤物出场，但渐渐显出内心的正直和独立。后来她阻止了艾伦的阴谋，到母亲生活的地方去了，小说家通过她描述了人世间超越了爱情和友谊的关系。“作家C和艾伦都看穿了世道，都有愤世嫉俗的一面，但重要的是具有不同的道德取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艾伦颠覆了C先生的人生哲学，但库切的睿智在于，他以安雅与C先生的人情温暖，颠覆了成功人士的幸福感。” 文敏说。
安雅曾经一度喜欢男友艾伦身上那股不要命的劲头，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才能推动世界”。艾伦说话爱带着那种“我就是掌握答案的人”的腔调，旁征博引，充满智力优越感和压迫感。老作家显得就要在他冷嘲热讽中败下阵来，而库切却懒得替他反驳什么。陆建德指出：“艾伦身上有股主流精英的虚伪性，夸夸其谈，所用的词汇特别明显地像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新右派说的话。库切让对手充分展现他的思维模式，展现其中的漏洞，我想，库切是假定他的读者是有辨别能力的人。艾伦善于偷换概念，他看不起C先生那样的老派人物。在批评社会主义的时候，把它等同于苏维埃政府。其实C先生支持社会主义的一些政策，并不是说支持东德和苏联。艾伦相信绝对的市场，借用了很多哲学概念和金融术语掩饰他的贪婪本质，为自私动机做辩护。表面上，他似乎把世界看得特别透，很多问题都能回答，如果你顺着他的思路走，最后发现一定是符合他的利益的。但他们总体的把握是个虚构。艾伦以非常成熟老练的语言，维护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系统。他表现的好像很理性，但这套想法即使在西方也受到不断置疑，他认为如果人人追求利益，这个社会本体就会达到和谐，任何国家性质的干预都会导致倒退。他们反对缩小贫富差距，反对国家干预企业活动。这种观念这几个月在美国遭到巨大失败。金融危机发生，首先想到让国家救市也是这批人。”
一段过往的讲法
□三皮
无意游戏的人，还是远离《凶年纪事》的好；拒绝深刻视政论为畏途者的也请远离它。我猜库切书写这个长篇之前即有如此想法，这个年届67岁（成书年）的老人实在有点老顽童的品性，一生过去大半，荣辱皆忘，他足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他亦足以弃绝一切诱引，将一段本来无甚惊奇的过往通过并置、交互讲叙、文体杂陈集于一身，制造出阅读的迷宫来。
这段过往真的简单极了，人物也只三个而已：住在一〇八室的作家JC与住在同一栋顶层的一对同居男女艾伦和安雅。事情起始是JC在洗衣房邂逅其时恰好失业的安雅，他被她吸引了，老是忘不掉那番茄红直筒连衣裙映衬下的亮丽，此处文字颇有点托马斯曼在《死于威尼斯》里的腔调，会让你以为接下来将发生的该是一个老人之爱的故事吧（多象一部库布里克的电影啊）。
可是不然，继而出现的仅仅是他力邀她来做他的打字员，理由是眼睛欠佳而书稿催逼又太急，这样的理由并不唐突。那么你该以为下面会是一个老男人四平八稳地讲述和美艳少妇的“办公室故事”了。
抱歉，你又错了。当你兴趣盎然翻到PAGE21时，页面上突然又由横线隔出一段来，那番茄红直筒连衣裙的所有者安雅出现了，从这里她将一直出现到结尾，用她的视角来讲述同样一段过往。那个与其同居的艾伦不时闪烁在JC与安雅的叙述之中，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本书后半部的流向。
也许该当亦为艾伦留出那么一段持续到结局的段落从而成就第三方叙述视角。这样会形成三足鼎力的架构，使得故事更为客观可亲。库切不然，他抽离了我们一厢情愿的拟测，将那每页段首显见的篇幅注入小说内里JC正在进行之中的书稿：一篇一篇应约而为的檄文。这些文字的调性与整个故事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显得突兀。这样的文字无疑成为了“书中之书”。
坦率讲，《凶年纪事》正是这云山雾罩的结构蛊惑了眼睛，以致更多精神被分散到叙事与论述的糅合之中去了。不晓得库切可曾有过明珠暗投的担忧。从阅读的愉悦来讲，起始总是诘齿鳌牙的，等到无论用何种阅读流将全书读罢，却又不得不生出慨叹，十之八九却也是为这结构。它似乎有种魔力，将那平凡的故事，谨慎得近乎刻板的论述罩上了一圈灵光，闪现出别样的神采来。
好比是吃一道家常菜，本来不曾有所期待，却因进餐程序的迥异生出不似过往的味道。问题是你得照章行事，方能收获不同的味觉。在《凶年纪事》里，所谓章程，自然就是库切用心机巧的那个结构了。
我相信多年之后，倘若再论《凶年纪事》，结构问题照旧会被大书特书，如何讲述一段过往依然会触动读者神经。当然会触动灵魂的还有隐藏在小说内里的《危言》与《札记》，那些貌似政论的文人之思，那些若有如无的梦境和推人及己的文论。至于那种我们期求的故事将被淡忘——美艳的打字员安雅也好、她那个白手起家生命力超级旺盛的男友艾伦也罢、甚至是全书的统帅者老作家JC都将随时光消隐。剩下的亦只有结构迷障下的思绪了。这样的结果或许倒正是库切私心欲求的呢。
有意思的是文本结构者库切却又是拒绝技巧的，这在《札记》末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末一段有字为证：感谢俄罗斯母亲——为了摆在我们面前这无可争辩而确定无疑的标准，这标准对于任何一个严肃小说家来说都是沉重的劳役，即使你不可能有最微小的机会达到托尔斯泰的标准，或是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标准。但借着他们的榜样，你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艺术家，这里的“更出色”的意思并非指技巧，而是有着更高的伦理准则。他们消除了你污秽的借口；他们廓清了你的视线；他们强健了你的臂膀。
他是要我们把那精巧的结构当作药丸以外的糖衣么。倘若果真如此，便连这用心亦生出济世的韵味来。世危民艰，是需得借助糖衣才可送服良药的境地了。这些大约就是库切的伦理准则吧。语涉文本而事关危言，隐藏在层层包裹以下的檄文到底显出用心良苦的动机来。
小说终了，有安雅远在布里斯班的美好祝愿：晚安，C先生，我会在他耳边曼声私语，做个甜美的梦，和天使一起飞去吧……
这是这本志在批判、立意拷问的小说里并不多见的温情。现世是荒凉的，批判与拷问乃在规避那些荒凉、无稽。这些散碎的温情即便短少，仍然足以点燃生之希望，以此比对失血理智的声讨，使得一段再普通不过的过往亦有了生之乐趣，张扬出飞翔无碍的力量。
零九年二月十四日
《凶年纪事》很好看，不仅在于内容的丰富，还在于结构的精巧，宛如赋格。书的每页都分作三栏，三种声部同时各自发音而又彼此缠绕、相互呼应，以复调形式在文本中、故事里荡展开来，对位谨致，和声恢宏。最上栏又分作两部分——危言与随札，前者是老作家J.C.的政论文字，关于国家、政治、民主、言论自由、恐怖主义、关塔那摩湾等；后者是他的日常私人随笔，无论话题还是笔调，都较前者来的私人、静谧、温和，是就写作、自然、生命、父亲、巴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话题的追念与抒怀。中间栏是年迈的J.C.的自述，如何认识安雅，并请她为自己打字，进而两人关系微妙的变迁；最下栏稍晚才开始，是安雅的叙述，讲自己同老作家J.C.和投资顾问男友艾伦的相处。而最上栏的前半部分“危言”成为扭结三位剧中人的关键，他们都对此发言，互相争执，由此造就巨大的内在张力，强劲地推动整本书、三条线的前进。
在安雅的两边，两个男人——老作家J.C.和男朋友艾伦形成有趣的对照。J.C.年迈独居，住在大厦的底楼，现实的种种难入其法眼，德国出版社的写作邀请在他看来，是一个“向公众抒发愤懑、报复这个与自己梦想背道而驰的世界”的好机会。他不留情面地揭露现代民主的荒谬，称霍布斯、马基雅维里等理论者塑造出来的现代国家实质有如“一群强盗”，而布什、布莱尔、霍华德等则是一干“脍子手”，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违反任何一种准则，对自己对他人用双重标准，不懂自省，徒有雄心，操弄法律，施人以罪。就每一个文明人都将因此背负起沉沉的耻辱和罪愆而救赎无望。而艾伦则正值当年，与情人安雅同居在大厦的顶层，他精于算计，擅长商务，勤于阅读，对各种新思潮了如指掌，身上有股不要命的劲儿，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在艾伦看来，J.C. 是60年代的残留物，是没有能力的人，经济上的白痴，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现代世界早已将他甩开了，他伤感正是因为自己的世界被艾伦这样的人夺走了。故事的高潮就是艾伦对J.C.的当面挑衅与不欢而散。显然，单就这两位人物来说，库切并没有给出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而把这个权利交给了剩下的那位女性。
安雅是个不足30岁的漂亮女人，最初在洗衣房的惊人一瞥，便让老作家J.C.萌生某种“跟年龄、忏悔、眼泪有关的个人化情愫”。在J.C.看来，她似乎除了“购物袋和空荡荡的脑瓜”外别无他物，是一个被宠坏了的、物质化、还带点小自负的女孩儿，她讨厌政治，建议老作家别写这无头无尾的言论，去写写板球，或者户外的鸟儿，总之是些浪漫故事。而在艾伦那里，安雅是一个漂亮且性感女人，独处时有难以言喻的美妙性爱，在外人那里，还是一份拿来炫耀的资本。J.C.和艾伦，都没有把这个女子当回事。而安雅却没有那么简单，她对一切有判断，对身边的人事有控制，即使这些她自己并无意识。她不喜欢政治，是因为她认为“政治无处不在，就像污染，没法战胜，只能适应”；她明白艾伦，在艾伦眼中“所有一切呈现深浅不一的灰度，从最深的灰色到最浅的灰色，都是灰色，而他是驰骋中间地带的高手”；她同情J.C.，“他是个好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站在被蹂躏者和受压迫者一边，站在失去话语权的人一边，站在卑微的小动物一边”。在艾伦与J.C.正面冲突后，安雅弃艾伦而去，临别时给了J.C.一个拥抱，那一刻老作家僵住了，脑子里想到的是叶芝的诗，可那究竟是什么，他也不明就里；而分别后，安雅从他乡寄来一封长信，文字平平却充满诗意，把那份浓烈而又节制的爱慕写得准确而精致。人读罢便会了然那“僵住的瞬间”之于两人的意义，是爱的超越，是灵魂的提升。安雅自后更本色地生活；而J.C.则明白，生活本身或许比政治更有力量。
本书篇幅虽短，却结构复杂，对读者要求苛严，不管你三栏分别先后阅读，抑或上下交错同时阅读，你都必须自始至终的心无旁骛，如若认真进入这些文字中，便会发现，库切自己提供了很多解码，这或许源于作家库切有着另一重更为重要的身份——批评家和大学教授。在开篇伊始，库切便说，“甘于奴役是一回事，揭竿而起则是另一回事，其间尚有选择，这里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那就是逃避现实，归隐内在，自我放逐。”而文中的艾伦、J.C.、安雅其实正是这三条道路的化身，他们亦平行亦相交；在中间部分，库切提到：“典型的音乐进阶经由黑暗的挣扎抵达净化澄明的境界——因而，如此众多的交响曲在结束部分皆有胜利欢悦的乐符构成。”本书结构本身有很强的古典乐痕迹，而终以唯美却略带伤感“升华”为结束，未尝不是对交响乐节奏的暗合；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讲到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震撼感受，那是“无可争辩而确定无疑的标准，更高的伦理准则，消除了你污秽的借口，廓清了你的视线，强健了你的臂膀”。这不禁会令人联想到劳伦斯读陀氏后发出的类似顿悟：“阿廖沙吻伊凡，他们彼此获得的，加起来就是人类最大的秘密。”最终，文字与文字合流、现实与文学交汇，所道出的便是库切“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德律”。而此时，那曾经最吸引人的问题——J.C.究竟是不是库切本人——已经不复重要，因为那其实不过是个小噱头而已，事实上，J.C.、艾伦、安雅演绎了虚空的“三位一体”，他们都是，也都不是，库切自己。
尤其是那段关于为什么BUSH还没有被刺杀的一段
嘿嘿
NND 嫌弃太短不给发。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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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D 嫌弃太短不给发。真是的
NND 嫌弃太短不给发。真是的
《凶年纪事》展现了一种崭新的结构之美。
这种结构是视觉的，一目了然的，而非概念上的（如《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所谓复调）。
我们在一页纸上可以自上而下同时看到三个层次的人：
思想家：妄图对人类的所有重大问题发言
艺术家：总是在关心自己的创作冲动（性冲动）
普通人：充满饮食男女下作、琐碎的小心思
这三个人之间用一条横线隔开。这种结构证明了这三种人根本无法直接沟通，也直观地表现了哲学、艺术和人生的不可调和性。然而，这三者又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如天、地、人构成秩序井然的宇宙。
写法有点新鲜,一种新的阅读体验.这种看似公式化的排列方式有其妙处,可以一个故事连着看也可以三个故事一起看，可以一页页看，也可以两页两页看...也许个人会有个人的阅读方式。在阅读过程中，读的方式也可能改变。阅读的时间不再是连续不断的一条线，有一种一股脑涌上来的感觉，在大都会观看某些1960现代艺术作品的时候有过类似经验.
不过阅读毕竟是阅读，线性的时间很难永远都在那里。小说也跟绘画等艺术不一样。
这本小说的尝试还是有点意思的。
迄今为止，围绕着库切这本《凶年纪事》仍然是无休无止的争议和疑虑：争议来自政治方面，很多人惊讶地看到这位老作家在书中为“9.11”事件之后的残酷的恐怖主义袭击辩护；疑虑的则是另外一方面，《凶年纪事》极具“陌生化”的形式主义方面的革新，是不是意味着这位曾荣获诺贝尔奖的作家的创作生命正逐渐地衰退？
事实上，我们很难撇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涉及人性，政治亦是如此，尽管他们关注的是可能是人性的不同方面。马尔克斯曾说，不关心政治是一种罪过。但库切也在书中承认，以我们有限的力量改变国家的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确势单力薄。有时候明明看着战争、暴力和恐怖事件发生，却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都会有一种深深地耻辱感。假如说库切在《凶年纪事》中最想表述什么主题，那就是这种对丑恶政治和人类相互残杀无能为力的耻辱感。库切在书中的随笔《关于既有思想》中称自己的政治态度是“无政府主义的遁世的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乃因经验告诉我，政治的错谬正是权力本身”；遁世主义“是出于我不相信那种变革世界的意愿，对于那种受权力驱使的思路表示怀疑”；悲观主义“因为我是怀疑论者，相信在事物的基本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变”。他还说之所以如此悲观是因为蔓延自身的一种原罪观念作祟，人类永远不可能完美。用这种有色眼睛打量周围的世界，自然对任何集体性的组织和行为，对政府任何的权力都会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和反感。书中开篇论国家的起源，论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论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论恐怖主义，如此等等，都可看做是这种本能反应的表现。如此以来，倒是不难理解他会站在恐怖分子的立场上为那些自杀性炸弹袭击者辩护：那是一种个体面对强大的国家组织的时候无力而绝望的表现，用自残身体的方式表达出一种绝望的愤怒和最后的嘲笑，而这样决绝而残暴地场景往往会在人类的记忆中存留永久。某种意义上说，恐怖主义本质上是对记忆的摧残，因为人类记忆的创伤最难弥补和缝合。
幸好作家还能写作——我的意思是说，当面对丑恶的政治和现实无能为力，面对国家以正义的名义发动的暴行感到绝望的时候，作家可以选择写作，而不是用那种自杀式的极端手段抗议世事的不公，此刻的写作不是逃避，而是反抗。文学可以是一种道德力量。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作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的和更坏的，什么是正义和邪恶。但作家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进行直接道德说教，“严肃的小说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共同的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因此，请记住，尽管库切在《凶年纪事》中大谈特谈各种政治问题，但它还是一本小说，一种叙述，一个具有开始、发展和结尾的故事。那些书中占据大量篇幅的“危言”“随札”不过是小说中的部分情节。如果按照小说“虚构性”的这一特质来衡量本书，许多对库切政治性言论的批评都是无中生有。我想这就是库切写作时候最为高明和巧妙的地方：可以涉及大量的政治，但是文学绝对要高于政治。用小说发挥政治影响力，而且不给那些无聊的政治批评者留下话柄。
很多批评家对《凶年纪事》独特的排版和分栏方式表示疑虑。从书的内容看，它共分为三栏：上栏是《危言》和《随札》这样的评论性随笔，占据全书的三分之二篇幅；中栏和下栏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一个老作家C和一位年轻丽人安雅之间的交往的故事。这种独特的形式革新给人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读者的阅读设置了无形的障碍。书中《危言》和《随札》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不但是老作家有感于世事混乱无序所写下的文字，也是安雅与之交往的重要见证：安雅进入老作家的生活正是以整理这些手稿的名义。假如安雅代表了一个普通人对作家写下的那些随笔的看法，她认为只要不是你的错，就不需要为此负责，没有必要对其他人的暴行感到罪欠和耻辱。但是小说的结尾部分中安雅因为男友羞辱老作家，愤而与其分手已经无声地证明了我们不可能对别人的暴行视而不见。她已经受到了老作家书写下文字的影响。库切用这个情节证明了作家存在的意义：也许不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变革，但却能通过文学影响身边的那些读者。文学与政治之间，是一场无声的永恒的隐秘的战争。
似乎库切在写作本书时已经预料到了众人对他创作力逐渐衰退的质疑。他在《随札》中说，许多作家迈入老年之后文笔会日趋松散，人物和情节都会呈现程式化的一面，这种症状通常会被认为是创作力衰退，创作欲望不复当年，“然而，就内心情感而言，同样的变化也许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譬如一种解放，一副堪当大任的清澈头脑”，也许这种变化只是证明“自己远非衰退，而是摆脱了从前像是禁锢他的诸般镣铐，使他真正能够直面自己的灵魂问题：该怎么活”。我们该怎么活？假如一个人的灵魂不能承担整个世界的恐惧的时候，别忘了还有写作和文学。正如桑塔格说，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生活的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所以文学就是自由。尤其是在一个阅读的价值和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文学就是自由。
思郁
2009-1-13书
凶年纪事，【南非】J•M•库切著，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不出所料，库切又写了一本复杂的小说。而且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一部作品，结构形式上的精巧与夸张超过了以“炫技”著称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课》，主题则比以往的所有的作品都更驳杂。
这也是他写的最轻松的一本书。单看三层“脚手架”中、下栏的叙述，透露着纳博科夫式的讥诮和幽默，而轻盈曼妙的旋律、含蓄又透明的情感、野性动人的安雅……甚至使我联想到了《蓝莓之夜》。但是，沉重的东西一如既往压迫着库切，比如：耻。他曾经作为南非的白人感到耻，现在为所在国家（澳大利亚）和这个国家依附的国际秩序感到耻，他为伦理的暧昧和侵犯的无耻感到耻。他为身为人类的一员感到耻，为尚未脱离暴力和野蛮，却又自以为是的现代人而耻。
《凶年纪事》和库切的其他作品一样，坚定地关注政治，这呼应了马尔克斯多年前接受采访时说的话：不关心政治是一种罪过。
关注政治不是从事政治斗争，而是与政治做斗争。对待政治的态度，始终是检验良知的标尺――如果作家这个词还与人类的良知有关的话。论国家起源、论无政府主义、论民主、论恐怖主义、论制导系统、论基地组织、论大学……关塔那摩湾、关于禽流感、澳大利亚的难民处置、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托尼•布莱尔……库切借小说里C先生撰写的系列文章，对当代世界的许多重大热点问题做了全面发言和思索。
库切深知这种做法的危险和“有失稳重”，在向哈罗德•品特致敬之际，C先生写到：“当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讲话――也就是说，并非凭借自己的职业方便――去谴责某个政客或是其他人，采用古希腊公共辩论的方式上阵，这人很可能会输给对手……也许品特看的相当透彻，他可能被巧妙地驳倒，可能遭人贬损，深知被奚落。尽管如此，他还是射出了第一枪，并挺起腰杆面对回击。他的行为也许有些鲁莽，但绝无懦弱。在他的愤怒与羞耻极为强烈地压倒了所有的算度与审慎时，他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发言。”
相比之下，在刚刚过去的乱像频仍的2008年，中国作家这个庞大的群体令人倍感蒙羞。他们失去了对现实发言的冲动和勇气，他们在太多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选择了逃避和沉默。与库切代表的世界文学相比，中国作家暴露出可怕的无知状态，智力、思想、素养、情怀明显不足，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漠不关心（奥运会这样的大热闹除外）。
与库切相比，我们丧失了耻感，丧失了对世界的切肤之痛，却习惯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们不为文革的发生和被遗忘感到耻，不为黑砖窑、三鹿、正龙拍虎、俯卧三撑……感到耻，不为随处可见的不义感到耻，相反，很容易对这个伟大国家产生莫须有的骄傲和自豪。
C先生引用了蒙田的一位朋友写于1549年的一篇文章里的内容：“他注意到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的奴颜卑膝，最初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品质，而后来却成了一种遗传性的毛病，一种冥顽不化的心甘情愿地被统治，这种意愿是如此根深蒂固，甚至本性里似乎都没有对自由的热爱了”。 C先生指出了这个论述的纰漏，他评价道：“是否甘于奴役是一回事，揭竿而起是另一回事，其间尚有选择。这里存在着第三条道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了这条路。那就是逃避现实，归隐内心，自我放逐。”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选择的道路。
每一本书都包含着作家本人的影子，《凶年纪事》也不例外。库切和C先生是不是一个人，颇为值得玩味。有时，他坦言C先生写下了《等待野蛮人》，C先生的生平与他本人既相同又不同。他借C先生之口臧否世事，而不是直接发出声音，同时他又宽容了C先生情绪的激越和偏颇。只有整部作品，才能代表库切本人。作者的面孔浮现在文字深处，就像笛福、巴赫、陀思妥耶夫斯基附着在库切身上。这本书展现的繁复、细腻、非凡的叙事技艺叹为观止，这绝不是出于“显摆”需要，不是出自匠人的习练，而是源于生命多情，源于对真理的寻求，源于真诚素朴。
《凶年纪事》是一本爱情小说。C先生与安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爱情关系？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至少这是一种动人的男女关系。心灵的交流、对话，坦诚相见，愉悦，真挚，相互感激。安雅影响了C先生的写作，C先生也改变了安雅对世界的认识。这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之又一种，这是老年浮士德与少女玛甘泪爱情的变体。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思念着孤独老去的C先生，那就是安雅。“我不能和你一起走，但我将握住你的手一直抵达门口。在门口，你可以松开我的手，给我一个微笑，向我表明你是一个多么勇敢的男孩，然后乘筏而去，或是踏上载你而去的任何东西。”除非爱情，还有什么能如此动人？
迄今为止，我阅读和收藏了库切的所有中译本著作，没有一本让我失望。如果把库切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我觉着中国作家至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甚至很多还没上路。
“这标准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小说家来说都是沉重的苦役，即便你不可能有最微小的机会达到大师托尔斯泰的标准，或是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标准。但借着他们的榜样，你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艺术家。这里更出色的意思并非指技巧，而是有着更高伦理准则。他们消除了你污秽的借口；他们廓清了你的视线；他们强健了你的肩膀。”这是全书中C先生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话。同样，库切也以自己的写作形成了标准和准则。
谓我心忧，谓我何求
书名：《凶年纪事》
作者：J•M•库切
译者：文敏
版本：2009年1月版
《凶年纪事》的英文版于2007年秋季面世，“褒扬者称其继承一贯的创新思维与娴熟笔法，体现了‘文学作品所能体现当下生活的最高境界’；至于书中从上到下分列三栏的‘脚手架式’的构造更让他们啧啧称奇。”（见《译后记》）
对于从外在形式到内在精神的这样高的评论，让我颇有些疑惑（因为没有这些评语的出处，疑惑也只好像没有靶子的箭一样飘忽）。所谓“脚手架式”的结构，指的是每页上横向分为三栏（开始的24页是两栏）：下面是“危言”与“随札”，是笔记体的小文章，涉及对政治，科学，文学等等颇为尖锐的看法，下面是从两个角度进行叙事的小说，讲一个老作家C教授，他偶识了一位身穿番茄红直筒裙的少妇安雅，私心爱赏，请她来为自己做秘书，也就是给“危言”与“随札”打字，安雅的同居男友艾伦对C教授的想法与做法都多有抵毁，并一度挪用了他的款项，最后在书稿完成的晚餐上，引发了一场直接冲突。
就叙事的内容而言，不过是一个短篇小说的体量。作者既然这样三部分并置，想来有他的用心：如果把三栏分开，一气看完，也许有违他的初衷。所以上栏看看，中栏看看，下栏看看，互相交错进行，虽然在思路与情节上都不那么通畅了，但库切要的就是这样缠夹纠结的效果吧？在思想上，他能把自己推到一个最危险的边缘，比如为恐怖分子设想：“那些人除了绝望而孤注一掷地放弃自己的生命，还能有什么方法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呢？”面对那些公然的暴力，他有一种强烈的被羞辱感——不因为自己成为暴力的对象，而因为自己在这个暴力体制中生存，是这个行使着暴力的人类中的一个。这个主题延续着《耻》而来，在《凶年纪事》中没有更深一步的进展，而换了一个背景。在《耻》中，耻辱感的主要根源是种族歧视，而在《凶年纪事》里，换成了美国的反恐政策。
这个耻辱感对于库切而言，是他不可脱卸的蜗牛壳，对于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来说，要做到思与行的一以贯之（回想《耻》中拒绝了道歉的卢里教授），只好将自己一再地放逐，“时不时总会有那些没人要的东西以无言的恳求摧毁了我的防线”，小说的人物可以是更理想的人物，比如卢里，选择了照料那些被虐待的流浪狗。而他自己，2002年从南非到澳大利亚定居，何尝不是有一种道德上的幻想，寻找一个可堪安心立命之处。
因此这本书的阅读感受颇为混杂。一开始觉得言论部分也无甚高论，叙事部分太简单粗略，而且三栏式的形式，似乎新鲜，实则更易操作。伍尔芙论陀斯陀耶夫斯基时，佩服他能将一种“整体性”，在线性的叙事中共时地呈现，而热爱陀斯陀耶夫斯基的库切却显得取巧了，但也许他本身就不具备陀氏的雄辩与悲恸（虽然他深深为之打动），他显得柔弱，但是有一种絮絮叨叨的执着：“倘若非要给我的政治思想插上标签，我想称之为悲观的无政府主义的遁世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的遁世的悲观主义，或是悲观的遁世的无政府主义。”
C教授说他不写小说了：“我没有更多的耐性了。要写一部小说你得像阿特拉斯那样，在你工作期间，得把整个世界扛在肩上，要扛上几个月甚至几年。就我如今这个状况已经吃不消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本样子奇怪的《凶年纪事》，然而在读这本书时，最打动人还是库切那一贯如此的敏感与较真。这本像一卷捆得松散零乱的旧信一样的书，里面有好些让人回味的碎片，尖锐的，感伤的，温暖的，那样直接，不事遮拦。他的愤懑，他的心灵对年青娇柔的身体的爱，他的虚荣，他的善感，最后还是汇集成了一种姑且可以命名为“尊严”的东西。而库切一直在人世间寻求的，不就是尊严，及一点安慰么？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个时代主流的成功者是艾伦，C教授是他不能也不想理解的，而安雅能明白他的“心忧”。在冲突之后，她离开了艾伦，搬了家，在一封给公寓管理员桑德斯太太的信里，她请桑德斯太太在C教授将离人世时通知她。“我不能和你一起走，但我将握住你的手一直抵达门口。在门口，你可以松开我的手，给我一个微笑，向我表明你是一个多么勇敢的男孩，然后乘筏而去，或是踏上载你而去的任何东西。”——主题向着《浮世德》回归了，在期待里，永远是女性，引领着飞升。她懂得他的爱情与悲苦，以及最后的希望。这一段话写得如此深情殷切，几乎让我觉得，库切在写给一个真实的女人。
库切的这本新著是本恐怖的小说。
说恐怖，不是因为此书异想天开地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颠覆性的文体革命——小说的一大半竟由50多篇与主题没什么关联的政论、杂文、札记、随笔组拼凑而成，《论国家起源》、《论无政府主义》、《论恐怖主义》、《论基地组织》、《论关塔那摩湾》、《论制导系统》《论概率》、《论禽流感》、《论大学》、《公共情绪》、《说厌倦》、《关于托思妥耶夫斯基》……反倒将人物和情节丢到一边不顾。尽管那些对成名作家（尤其是诺贝尔得主）有舔痔爱好的评论家们照例将这种新奇的叙述手段捧上了天，什么“三层式的脚手架结构”，什么“博尔赫斯所称的‘书中之书’”，但这种尝试在我看来是不成功的，倒还不如干脆将这些东西另付出版成评论集，叙事归叙事，议论归议论，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批评的，这样的写法就好像“老虎伍兹65杆就可以解决的一局，却用了165杆，期间充满了令人费解的拐弯抹角。”
但我要说的不是小说结构，不，库切完全有自由按他喜欢的方式来写这本小说，尽管很多人不习惯，倒也不失为一种创举。让我不舒服了小半天，并觉得恐怖的，是书中的内容。
尽管知道在这个所谓“价值中立”了的时代，所谓“置空判断”了的时代，所谓“解构”了的时代，在“文本”“符号”漫天飞的今天，依旧根据一本书的内容和思想来进行评论，甚至某种意识形态式的评判，一定会被讥为落伍、偏狭，但库切的一些话实在说的太过火，我忍不住要吼几声。
《凶年》（主要是论述部分）中，充斥了西方左翼的怪论与偏见，并将其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读时明显可以感受到作家那一股莫名其妙的邪火，某些地方真是令人瞠目。库切轻佻地评论伊战与恐怖主义，肆意地发泄其对西方文明与民主制度的愤懑之情，毫不掩饰地挑战各种人类的普世道德准则，公然为人肉炸弹的恐怖袭击叫好，悖谬之处，比比皆是，凉薄之态，溢于言表。即使在无左不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在左翼当道的西方文化界，这样赤裸裸的恐怖主义言说也是少见的。这些言论，是指向自由的一根毒刺，借用Catharine A Mackinnon的说法，已经不再仅仅是言辞（ONLY WORDS）而已。霍尔姆斯大法官曾指出，在剧院里谎叫失火引起恐慌的人是不享有言论自由的保护的。那么，当库切搬来古希腊神庙的诅咒牌对小布什大发訾词我们或许还可以容忍，但当他恶狠狠的说出“很难相信某些美国人心里竟未产生行凶之念，也许已经有了斯陶芬贝格计划了”时，还不能认为他是在教唆行凶吗？偏激到这个程度，库切真是走火入魔了。罗斯福名言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我看为恐怖主义张目比恐怖主义本身更恐怖。波尔布特是法国《人道报》培养出来的，那么库切这本视自由为仇敌，视人命为雏狗，视文明为无物的书又将培养出多少潜在的基地分子和人肉炸弹呢？
读过这满纸荒唐言，我更坚信自己一贯的一个看法，具有浪漫主义的文艺气质的家伙，应当尽可能亲近艺术，而离政治经济领域远远的，这样于人于己都是大幸。想想当年要是希特勒安心画他的画，毛泽东安心当他的图书馆管理员，写他的诗，这个世界要少多少苦难。库切当然是一位在文学上很有成就的好文学家，即使在这部《凶年》里，叙事部分以及那些不那么关涉政治的随笔式只言片语和“柔软”部分，读来都相当伤感动人，可是当他写到政论时，连文字都随之变得粗砺丑恶了，偏偏还有论者睁着眼睛说瞎说“睿智隽永”，睿智吗？隽永吗？恰好库切这种写法将两种文字揉杂在一起，对照一下好了。西方的左翼，中国的新左，他们大多是人文学科特别是文艺领域出身，不知为什么，来了个喜欢对公共事物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有时我真希望他们可以少一点人文关怀，多一点技术理性，少一点文思，多一点常识。死掉的萨义德、桑塔格，活着并活跃着的乔姆斯基、沃勒斯坦、NOMI KLEIN，加上一把岁数的你库切！都说左倾是文人的癌症，左翼是社会的毒瘤，没想到库切老来左癌大大恶化，真是叫人沉痛。
最后将此书扔进了垃圾箱，因为我不愿意它在污染了人的心灵之后再污染环境。
是归在了不可回收不可再生的那类，因为实在不想这样的东西再出现在这世间了。
读原版时的旧文，写好就丢一边了。因为听说浙江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翻出来发在这里，打个反广告。
http://www.douban.com/review/1447808/
库切的这本新著是本恐怖的小说。
说恐怖，不是因为此书异想天开地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颠覆性的文体革命——小说的一大半竟由50多篇与主题没什么关联的政论、杂文、札记、随笔组拼凑而成，《论国家起源》、《论无政府主义》、《论恐怖主义》、《论基地组织》、《论关塔那摩湾》、《论制导系统》《论概率》、《论禽流感》、《论大学》、《公共情绪》、《说厌倦》、《关于托思妥耶夫斯基》……反倒将人物和情节丢到一边不顾。尽管那些对成名作家（尤其是诺贝尔得主）有舔痔爱好的评论家们照例将这种新奇的叙述手段捧上了天，什么“三层式的脚手架结构”，什么“博尔赫斯所称的‘书中之书’”，但这种尝试在我看来是不成功的，倒还不如干脆将这些东西另付出版成评论集，叙事归叙事，议论归议论，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批评的，这样的写法就好像“老虎伍兹65杆就可以解决的一局，却用了165杆，期间充满了令人费解的拐弯抹角。”
但我要说的不是小说结构，不，库切完全有自由按他喜欢的方式来写这本小说，尽管很多人不习惯，倒也不失为一种创举。让我不舒服了小半天，并觉得恐怖的，是书中的内容。
尽管知道在这个所谓“价值中立”了的时代，所谓“置空判断”了的时代，所谓“解构”了的时代，在“文本”“符号”漫天飞的今天，依旧根据一本书的内容和思想来进行评论，甚至某种意识形态式的评判，一定会被讥为落伍、偏狭，但库切的一些话实在说的太过火，我忍不住要吼几声。
《凶年》（主要是论述部分）中，充斥了西方左翼的怪论与偏见，并将其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读时明显可以感受到作家那一股莫名其妙的邪火，某些地方真是令人瞠目。库切轻佻地评论伊战与恐怖主义，肆意地发泄其对西方文明与民主制度的愤懑之情，毫不掩饰地挑战各种人类的普世道德准则，公然为人肉炸弹的恐怖袭击叫好，悖谬之处，比比皆是，凉薄之态，溢于言表。即使在无左不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在左翼当道的西方文化界，这样赤裸裸的恐怖主义言说也是少见的。这些言论，是指向自由的一根毒刺，借用Catharine A Mackinnon的说法，已经不再仅仅是言辞（ONLY WORDS）而已。霍尔姆斯大法官曾指出，在剧院里谎叫失火引起恐慌的人是不享有言论自由的保护的。那么，当库切古希腊神庙的诅咒牌对小布什大发訾词我们或许还可以容忍，但当他恶狠狠的说出“很难相信某些美国人心里竟未产生行凶之念，也许已经有了斯陶芬贝格计划了”时，还不能认为他是在教唆行凶吗？偏激到这个程度，库切真是走火入魔了。罗斯福名言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我看为恐怖主义张目比恐怖主义本身更恐怖。波尔布特是法国《人道报》培养出来的，那么库切这本视自由为仇敌，视人命为雏狗，视文明为无物的书又将培养出多少潜在的基地分子和人肉炸弹呢？
读过这满纸荒唐言，我更坚信自己一贯的一个看法，具有浪漫主义的文艺气质的家伙，应当尽可能亲近艺术，而离政治经济领域远远的，这样于人于己都是大幸。想想当年要是希特勒安心画他的画，毛泽东安心当他的图书馆管理员，写他的诗，这个世界要少多少苦难。库切当然是一位在文学上很有成就的好文学家，即使在这部《凶年》里，叙事部分以及那些不那么关涉政治的随笔式只言片语和“柔软”部分，读来都相当伤感动人，可是当他写到政论时，连文字都随之变得粗砺丑恶了，偏偏还有论者睁着眼睛说瞎说“睿智隽永”，睿智吗？隽永吗？恰好库切这种写法将两种文字揉杂在一起，对照一下好了。西方的左翼，中国的新左，他们大多是人文学科特别是文艺领域出身，不知为什么，来了个喜欢对公共事物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有时我真希望他们可以少一点人文关怀，多一点技术理性，少一点文思，多一点常识。死掉的萨义德、桑塔格，活着并活跃着的乔姆斯基、沃勒斯坦、NOMI KLEIN，你库切一把岁数又何必去凑这个热闹！都说左倾是文人的癌症，左翼是社会的毒瘤，没想到库切老来左癌大大恶化，真是叫人沉痛。
最后将此书扔进了垃圾箱，因为我不愿意它在污染了人的心灵之后再污染环境。
是归在了不可回收不可再生的那类，因为实在不想这样的东西再出现在这世间了。
几个月以前的文章，写好就丢一边了。因为听说浙江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翻出来发在这里，打个反广告。
for 上海壹周 “文化观察”
“对于英文小说而言，还有更萧条的年份吗？很难记得其中任何一本。”近日出版的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大卫·罗宾逊这样评论过去一年的英文小说世界。文中，他颇具争议性地对诺贝尔奖得主库切的新作《流年日记》(Diary of a Bad Year)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嘲讽：“南非重量级小说家库切的新作令人费解地糟糕，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转弯抹角。这就像看泰格·伍兹用165杆打完65杆就能解决的一局。两次获得布克奖的库切的确曾经鹤立鸡群，但如今同别人一样，他迷失了方向。” “文学沙龙”迅速回应，反问道：“《流年日记》即使不如《慢人》，但它怎会令人费解地糟糕？”
三层“叙事脚手架”
对于所谓“难以忍受的转弯抹角”，文学沙龙的评论文章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流年日记》是对小说形式的一次挑战。小说的每一页均以分割线分为两到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独立的叙事。但实际上，它又相当直白。最顶端的部分是若干篇散文，由本书的主人公——同为作家的“C先生”所作，他受邀为一本德国出版的书发表一些“强烈观点”。小说的第一部分主要就由这31篇思索性的篇章组成，从禽流感到智能设计，从关塔那摩湾到恋童癖，几乎无所不论。随后，较短的第二部分“第二日记”与前一部分一脉相承，只是较私人化，就像在项目结束之后他依然想继续这种思维训练似的。
在每一页非小说段落下的第二部分，是作者的第一人称叙事，与上面的散文同时发生，但在一条全然不同的“音轨”上。作者在公寓洗衣房遇见了邻居安雅，一位年轻的、具有异国风情的菲裔澳洲女子。受欲望驱使，他迅速地招聘她做打字员。然而安雅不仅记录了作者的思想，还自作主张地“在力所能及的这儿或那儿将它们改正”，由此生成了一出由对立视角和生涩的文字误用带来的微妙而持续的喜剧。安雅的声音由此成为了第三条叙事线索。 艾伦是安雅在咨询公司工作的男友，库切巧妙地将他的声音通过安雅之口过滤，纳入到第三条叙事线索里。
由此，三个层次的文本如同一个三层的叙事脚手架，塑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形式。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亦以“折褶之镜”为题对库切的叙事创新大加赞赏：“库切总是避开现实主义的平面镜，他更喜欢元小说多层次、迷宫式的叙事。他喜欢那种能发展自身范式及迷思的小说。他的早期作品经常是寓言式的，自由运用梦厣般的符号和突然的断裂，显示出对叙事形式的基本兴趣。而自《耻》之后，他的近作有着自然主义的表面，但其流畅的特质是有欺骗性的。他的行文经常被描述为‘剥光的’或‘漂白过的’：他是文学界的‘宜家家具’——还和宜家一样令人不适。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述：如今他以一种更老练的方式展示他的传统，其‘叙事脚手架’从未像现在这样呈现。”
智性是小说的叙事动力
《流年日记》除了结构新颖外，其充满智性的、对当下世界的独特见解成为了小说最主要的叙事动力。著名书评人詹姆斯·伍德在最新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詹姆斯·伍德写道：“这本书的动力是智性，真正的戏都在书页的上半部分。”
詹姆斯·伍德评论道：总体上，C先生的智性人格是左倾的、颠覆性的、愤世嫉俗的、无政府主义的、超自然敏感的。他并不钟爱民主：他问假如选举由掷硬币而非多数票决定，历史会有什么不同么？他不喜欢亲布什的霍华德政府。他为关塔那摩、为苦刑感到羞耻。他为成人演员演出的恋童癖电影辩护。和前一本小说里的角色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一样，他也反对肉食，他写道：“对那些未习惯肉食的眼睛而言，桌上的那一堆肉和人肉没什么两样。”
C先生的这些散文都相当有趣，其中一些令人目眩。比如“强烈观点”的最后一篇“论来生”，是关于基督教的天堂和地狱观的审视。他写道，假如人间的自我和天堂里的自我之间不存在某种连续性的话，便很难断言，人间的良好行为会在天堂获得回报；但假如两个自我之间确有联系，那么如何防止天堂复制人间呢？在地狱里，问题会变得更尖锐。假如地狱里的灵魂对前世没有记忆，那么永恒的炼狱在那个自我看来将是最专断的不公正。
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库切
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节中，C先生写道：“昨天晚上，我重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分的第五章，在那章里伊万把他去神创造的世界的门票送了回去，我发现自己难以自控地啜泣。”他说并非伊万理性的力量令他感动，而是那种无法忍受世间恐惧的、灵魂的剧痛。詹姆斯·伍德认为，在库切的小说里存在着同样的个人精神痛苦；尽管小说强调它不是告白，而只是告白的书写和演练。库切的小说有着后现代声音，但其能量却在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联系之中。不管如何晦涩，无论披着怎样的面纱，我们依然能在库切的小说里感觉到那种令人绝望的告白的力量。
有趣的是，《流年日记》有一节名为“论哈罗德·品特”。C先生认为品特大肆攻击托尼·布莱尔和伊拉克战争的诺贝尔演讲词虽然是个错误，但依旧勇气可嘉。“总有一些时候，勇气和耻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所有的算计、所有的谨慎都湮没了，人们必须行动，也就是说，比如开口说话。”
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在小说里谈论另一个总是件有趣的事，但显然，即使库切表扬了品特，他自己并未抛弃所有的算计。他没有开口说话，他只是写关于开口说话的故事。库切自己的诺贝尔奖演讲是一个故事、一个寓言。但无论如何，小说里总有一些“不谨慎”的激情在，有时候，即使写作也是一种行动。
部分内容编译自《纽约客》、《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每日电讯报》、《文学沙龙》
http://btr.blogbus.com/logs/14010003.html
阅~~
其实我看不懂他的书...
我还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的，中文本都收了……
同意，正好是我想写的一个思路。慢人也是这样的主题，他从耻开始，就越发地从家国社会历史转向自我 个人和人性
文字很好，观点精辟！
不过，从一位女性角度来看，我还是认为他对女性还是客体简单对象化了。从SUSAN， Lucy 到安雅
赞，喜欢这种直言的风格，简直一针溅血，辛辣到极点，高超的评论范本，鼓掌。
买的时候头晕 同一天在99和卓越下的单力买了这本书 隔了几天上网查看有没有发货时才发现的 悲剧了
顶起！不看前言后记之类。一些把持评介别人权力的人，总是罔顾基本常识。
无法忍受中科院的这些文人墨客。
语言不是按部就班，要的是流溢，因人不是机器。
赞，你的文字很到点。
我倒觉得这书很不错。
序言譯後自動跳過。其實作為書不算貴了。。。這個價格說真的只是賣白紙的價格，要真覺得貴，只能說這年頭中國出版業的書價定價集體畸形了。國外哪有書賣這麼便宜的。。。至於書本身的問題，我倒覺得比昆德拉的不朽好多了。不朽我看到後來只想吐槽了。。。
序言译后都自动跳过
文敏其实还行的，译后记没什么问题，序言实在看不下去，干脆不看。
楼上，其实文的翻译大成问题，完全毁了库彻，万幸的是，作者没有找上门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631997/
捅先生...
三联里的评？
我也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归隐了，而肉身还要在混沌现实里搏击好多年。
直接地运用复调结构
这不叫复调，ls。这结构也没啥新意，实际上倒显得有些幼稚。
看完以后心情很复杂。
复杂……
好吧..我承认,又被你说中了..
一本难得的好书。。
思郁的这篇书评进步了，恭喜
能得到赛宁兄的夸奖，十分不易：）
呵呵，赛宁兄的书评也进步了。
一直困惑，一直坚持。
看到您说“如安雅代表了一个普通人对作家写下的那些随笔的看法，她认为只要不是你的错，就不需要为此负责，没有必要对其他人的暴行感到罪欠和耻辱。但是小说的结尾部分中安雅因为男友羞辱老作家，愤而与其分手已经无声地证明了我们不可能对别人的暴行视而不见”这一句的时候，终于明白了三部分文章的呼应在哪里。
开始阅读《耻》的时候没有读懂，现在看来似乎明白了一点。
每个作家思考的道德问题不同，如果读者没有这种感情思维的话是难以明白作者的意图的。对于库切“耻辱感”这个想法是我以前都未曾接触的，看来还要多看看，多想想。
在这里谢谢您的书评，还是给了我不少启发~
写得很好,还过"《凶年纪事》是一本爱情小说"似乎是误读,C先生与安雅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慢人》里找到对应,都是提供了一个感受耻辱的环境.
火气太大啊。请“多一点技术理性”，再“多一点常识”——怎么说这书也是当“小说”来出版的，其中的政论是一种小说的“技术形式”，甚至是一种“情节”而已，未必可视为库切的真观点。是一种复调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库切的影响这样大。
为人肉炸弹叫好为什么是悖谬？难道为假借打击恐怖组织发动叫好不是悖谬？一边质疑库切的普世道德价值论却又一边希望诺贝尔奖得主具有超世的道德观念。你这是评判小说还是评价某个人呢？
不说库切在这部小说中的种种“怪异”质疑，你这个评论就写的很邪乎。
没想到库切也去趟浑水，政治幼稚病。以前看他小说，感觉他是古典主义倾向比较重的，不至于发左疯。没想到啊，以后他的书不看了
你给的分数这么低，是不是文敏老师的翻译所致？
读过这满纸荒唐言，我更坚信自己一贯的一个看法，具有浪漫主义的文艺气质的家伙，应当尽可能亲近艺术，而离政治经济领域远远的，这样于人于己都是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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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想想当年要是希特勒安心画他的画，毛泽东安心当他的图书馆管理员，写他的诗，这个世界要少多少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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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直言，这个想法可能才是政治浪漫主义。
看到这样的评论，感觉有点悲哀：左翼政治上落在下乘，手法上却经常高过他们的反对者。
说实话，我觉得，您没读懂，至少没读懂C先生的意思，您的见解有些肤浅
妈的，估计你连书都没看就敢评论
看了楼主ID才知道，美国五毛党啊
你以为你有资格评论库切吗？
我认为还差点。好好读读他的书，对你原本是有教益的，甚至比对别人还更大些。
我只对杂文部分感兴趣
楼主文字剽悍，颇有文革遗风，学习了！
《书城》10月期上第一篇就是关于它的。
好尽职的美国5毛……
我没看过书，但是想看，同时想看桑塔格的《同时》，就让他们在想看一栏暂时呆在吧。
这篇评论就当作反方意见收藏一下吧。
楼主讲的不错，不过，那是C先生的观点，不是库切的。
库切通过夹带里面的叙事把这个其实撇得挺干净的，因为反差是在太大。我看C先生的政论无论讲国家还是讲概率，也是脑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