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生态
2008-5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
杜维明,成中英,狄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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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生态的恶化导致人类的毁灭，也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而已然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利剑。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人类是生态危机的制造者，也只有人类才能真正解决生态的问题。生态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环境保护的问题，更涉及人的世界观和存在方式。因此，解决生态问题除了需要不断发展的科技条件之外，更需要价值与观念的资源。没有充分的价值与观念自觉，科技的发展对于生态只能是徒增其害而已。
安乐哲（Roger T．Ames），夏威夷大学中国哲学教授。他翻译过《孙子兵法》（Sun-Tzu．TheArt of Warfare，Ballantine Books，1993），与刘殿爵一起合译《孙膑兵法》（SunPin：TheArt of Warfare，Ballantine Books。1996），与罗思文（H．Rosemont，Jr．）合译了《论语》（The Analects ofConf~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Ballantine Books，1998），与郝大维合译《中庸》（Focusing the Familiar：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2001）。他也是包括《透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1987）、《期待中国：透过中西文化而思》（Anticipating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Truth and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State Universitv of NewYork Press）等对中国哲学进行阐释性研究的著作的作者之一。
导论：设定语境批判的性质超越启蒙心态“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及其间的竞争性阵地回应的语境民胞物与：儒家生态学的源与流早期儒学与环境伦理学拓展新儒学传统：21世纪的问题与观念重构中国、韩国、日本的观念资源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杜维明感应与责任：周敦颐与环境伦理的儒家资源艾周思朱熹的环境关联性哲学桑子敏雄李栗谷宇宙论的生态含义卢蓉灿气的哲学：一种生态宇宙论塔克尔哲学的反思儒家人格中宇宙论、生态学和伦理学的三位一体成中英现代新儒家生态观的主题白诗朗取向、自我与生态观南乐山从理论到实践儒学与园林设计：小石川后乐园和沃里兹公园的比较沙绘圣子秦家懿儒家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李惠莉从天地到自然：中国的环境观及其对政策实施的影响罗维勒包弼德附录当代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杜维明译后记
对于这种精神性的共业来说，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启蒙运动中社群理念的明显缺失，更不必说全球社群的理念了。在法国大革命的三种核心德行之中，博爱是社群观念的功能对等物。但是，在现代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博爱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情愿忍受不平等，相信私利的拯救力量，极度认可具有侵略性的私我（aggressiveegoism），已经极大地玷污了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理想。越来越多的具有关怀的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为“地球村”的建构制定一个全球计划，在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与理想的人类整体之间指出可能的联系。至少，这要求用一种新的金律（G01den Rule），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来替换自私自利的原则（不管其定义多么广泛）。由于这种新的金律是以消极的方式来表述的，它还不得不需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加以论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基于反思性心灵的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一种社群性的包容感是一种伦理一宗教的目标，同时也是一种哲学的理想。 为了确保包容性的社群观植根于塑造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文化复杂性的历史性之中，至少有三种精神资源的调动是必要的。第一种包括现代西方的各种伦理一宗教传统，突出的有希腊哲学、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于启蒙心态的产生来说，这些传统至关重要。这一确凿的事实迫使它们重新考虑自己与现代西方崛起的关系，为重新评估典型的西方价值观创造一个新的公共领域。物质与精神、身与心、神圣与凡俗、人类与自然、造物主与创造物，这些排斥性的二分法必须被超越。最高的价值观，比如地球的神圣、存有的连续性、人类社群与自然之间互惠互利的互动、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都要被容纳进来，并得到它们在哲学、宗教和神学中应有的显著地位。 希腊哲学强调理性，《圣经》中人的形象拥有对地球的“统治”权，新教的工作伦理为启蒙心态提供了必要的（如果不是充分的）资源。 如今，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生态的恶化导致人类的毁灭，也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而已然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利剑。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人类是生态危机的制造者，也只有人类才能真正解决生态的问题。生态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环境保护的问题，更涉及人的世界观和存在方式。因此，解决生态问题除了需要不断发展的科技条件之外，更需要价值与观念的资源。没有充分的价值与观念自觉，科技的发展对于生态只能是徒增其害而已。如果近代启蒙心态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无法获得根本的扭转，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相处之道不能由“客体的集合”（a collection of objects）转化为“主体的团聚”（acommunion of subjects），那么，生态危机的问题就势必无法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值得庆幸的是，如何从世界各大精神性的传统中汲取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价值与观念资源，业已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有识之士的充分关注。1996至1998年之间，在众多基金会和有关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之下，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连续召开了“世界宗教与生态”系列研讨会。众多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分别从世界上各种精神性的传统出发，包括佛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儒家、道家道教、印度教以及各种本土的民间宗教，对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和响应。最终的成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世界宗教与生态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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