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诗意
2002-10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庆邦
无
我第一次上北京是1966年冬天，那年我还不满15岁，正读初中三年级。我们学校的门楣上用水泥雕出几个大字：沈丘四中。沈丘是县名，学校不在县城，而是在离县城几十里的一个公社所在地。在上北京之前，我的腿很短，最远只到过我表哥家。我家离表哥家有十三四里。那是一个春节过后，表哥带我到他家去的，当时我还没有上学。母亲把事情搞得很隆重，我和表哥临行时，母亲在院子里放了三声炮，祝我这次远行一路顺利。……
无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远方诗意》①可以看成是他当煤矿工人之前的个人自传。当然，他不是从他出生后有记忆就开始写起，而是从他初中三年级的生活落笔。那一年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此之前，他连县城还没有上过，更不用说上北京。
这一年，毛泽东开始在天安门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红卫兵对毛的崇拜和热情极大地巩固了这位政治老人在党内的地位。因此，这种检阅就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第八次，刘庆邦他们赶上的就是第八次。
刘庆邦未上北京之前，文革之风也波及到他所在的初级中学校园，戴红袖章成为红卫兵是一代少年人的无上光荣。烧书，写大字报，尤其是用大字报来斗争老师和校长等人成了校园最亮丽的风景。这些行动自然打乱了平静校园的教学秩序，但与上北京见毛主席的激动人心的事情相比，还算不上最革命的行动或者说文革的典型记忆。
起先，到北京的红卫兵名额是受限制的，分到刘庆邦班只有五人，选举上的人都为造反派和班干部，像刘庆邦这种爱学习的人只能靠边，徒有眼红那几个同学的荣耀。后来，文件精神变了，只要是红卫兵，人人都能上北京，刘庆邦高兴死了，背上被子，揣上母亲卖一篮子红薯凑上的两块钱，就和同村的四个同学踏上了上北京的征程。
这趟北京的旅程对刘庆邦而言，意义极大。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这是一种当时学生和人民群众都有的集体情感。北京之行于刘庆邦，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开发了刘庆邦对远方的一种诗意感，一种向往。
人之落草，随着年龄的增加，不免渴望到家乡以外的世界走一走，没有文化的人可能也有这种欲望，但不会太强烈，有文化的人尤其是那些热爱文学的人，走遍天下的意识会更持久，更热烈。刘庆邦在少年时期，“远方”对他便是充满魅力的字眼，他想插上翅膀，飞到北京，飞到那些大城市，文革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少年的刘庆邦到北京，一路上人累得要死。可吃饭不要钱，这是比家里平时好得多的饭食——白馒头、大米饭，弄得好还有点肉。每到一个地方，还有不同的风景，接触到不同的人。这一路，留给刘庆邦很多印象，发生了很多故事，到了天命之年的刘庆邦，将这一切酿成一坛文学之酒，让我们回味无穷。平常的细节，也是那样妙趣横生。如他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个人卫生状况十分糟糕。整个冬天都不洗一次澡，不洗一次头，脖子下面和耳朵后面结了一层污垢，这些污垢要到来年夏天第一回出汗才脱落。他们的头发什么味都有，柴草的烟火味，厕所里的尿骚味，学生宿舍的脚臭味，头发里还有虱子和等待孵化的虮子。他们就是带着这样落后乡村文明的身体形态，穿着家织的土布做的棉袄棉裤，汇入了北京滚滚的革命洪流。
到了北京，刘庆邦的目光所及，也有意思。北京人冬天吃冰棍儿，在他看来，是反常的事情，他就记下来，回家可以炫耀地讲给村里人听，他们在北京是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接待站，这地方是郊区，有稻田，也有长有包头大白菜的农田，他很失望。他认为到了北京就应该住在天安门附近。接待他们的人把洗澡说成是打扫个人卫生，也使他惊讶无比，他由此得出结论，北京话是放着明说不明说，有着自己的语言传统和语言系统。
他们见毛主席之前还要接受训练，怎么排队，怎么挺胸，怎么有节奏地喊毛主席万岁，还要写保证书，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时，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不许放慢行进的速度，更不许停留。这些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刘庆邦以过来人的身份叙述出来，让我们这些没有经过这一历史事件的人有了形象具体的认识。
刘庆邦这批红卫兵是在北京西郊机场见到毛主席的，见到毛主席后，他们就被要求离开北京。他打起被子，把没有用完的饭票换成七、八个馒头，包进那充满尿骚味的被子里，就这点东西，回家后，他母亲、姐姐、妹妹和弟弟见到，还眼睛一亮。
上了回北京，刘庆邦的心野了，看不起家乡和学校了，用刘庆邦的话说，以前他认为他们村的狗是很高大，很厉害的，现在看来，每一条狗都显得可笑，和北京的动物园的老虎和狮子相比，它们一点意思也没有。本来，他们在1967年暑期就应该毕业的，但现在学校也不宣布学生毕业，把学生留在学校搞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也贴了，老师也斗了，做什么呢？有的学生干脆回家背起粪筐拾粪，还能变成工分。刘庆邦自然希望继续上学，母亲也支持他这样做。那时的学校，老师不怎么教，学生也不怎么学，后来干脆停课闹革命。知道外面世界精彩的刘庆邦，等到了又一次出行的机会。上面来了通知，不允许学生上北京。但学生可以向当年参加两万五千里的红军学习，红军的两万五千里是用腿走出来的，现在的革命小将可以步行搞串联。刘庆邦因为有过上北京的经验，被推举为六人组成的长征小分队的队长，组员比他的年龄都大。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南行，走武汉，过长江，最后奔赴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
他们用双脚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一个又一个村镇，一座又一座山峰。脚走起泡了，挨饿、雨雪冰冻也难免，再苦再累，想想红军的两万五千里，就坚持下来了。
当然，他们沿途看不少红卫兵，坐着汽车从他们身边奔腾而过，自然心动，后来他们也改乘汽车。在这一变动之前，刘庆邦放弃了队长的责任，脱离了这支队伍，单独行动。人多不自由，人多能办很多事，也有很多事情办不成，一个人走，想到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这符合刘庆邦的个性。
刘庆邦拦了一辆汽车，一个人到了武汉。看了武汉大桥，体会了伟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意境，他又偷偷爬上了到长沙的火车。到了长沙，因为当时韶山不通火车，又坐上汽车，刘庆邦硬是迈开双脚，在奔赴湘潭的路上，度过了1967的元旦。
在韶山，刘庆邦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排队买了韶山纪念章。再要步行走出韶山，走出湖南，太难了！他们一帮人在一个接待站食堂后院发现来了一辆装满大白菜的汽车，没等车子停稳，他们就爬上车，把大白菜卸了，再也不下来，司机只好把车子开走，中途，司机下车不走，想逼他们下来，红卫兵小将天不怕，地不怕，一个红卫兵说他会开车，说着就要钻进驾驶室，司机急了，赶忙发动车子，把他们送到了株洲。
在湖南株洲上火车，刘庆邦到了南昌。看八一大桥，看一个人用新办法钓鱼。本来，他还想看南昌起义八一纪念馆的，估计是那时的八一起义的领导者贺龙也被批判了，纪念馆里有不少贺龙的资料不好处理，因此，八一纪念馆就关闭了，刘庆邦也就没有看成这个著名的红色景点，他一个人到了杭州。
在杭州，在一个小型接待站，刘庆邦见到了终生难忘的美女。她是接待员，这个美女不是青春美少女，从刘的叙述上看，很可能是少妇，或者是少妇的年龄。她不高不矮，不肥不瘦，刘庆邦迷上了，连她在门后木制红漆马桶上撒尿的声音，他也觉美妙无比，那新鲜的尿液似乎有一种特别的香气，他甚至想替她把马桶里面的尿倒掉，趁便看一下尿的颜色。但这只能想，他又不敢实施，只盼望着她再去撒一泡尿。刘庆邦的小说里，有很多写性的文字，在过去是目为黄色，在当今文坛，也有人说是低级趣味。我以为，这些文字，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意识和笔法，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可以见仁见智。
那晚，这个美女和一个红卫兵睡，她说这是她干儿子。刘庆邦太嫉妒了，怎么自己不是美女的干儿子呢？那一晚，少年刘庆邦想着美女的样子，自慰起来。
少年刘庆邦搞串联，有着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文人趣味，到了杭州，他就想起了绍兴，想起鲁迅。杭州到绍兴120里，不通车，刘庆邦步行直奔鲁迅故乡。绍兴是水乡，水里有船，船走得比岸上人还快。水乡特点是水网纵横，小桥密布，一般城市用汽车等陆路工具进行的事情，绍兴人用船多半能做掉。多年生活在中原的刘庆邦感到鲁迅的故乡比毛主席的故乡还可爱，但鲁迅故居的百草园令刘庆邦有些失望，可能是冬季的缘故吧，没有一片绿叶，只有一些杂乱枯藤，看不到先生笔下描写的百草园的一点影子，自然破坏了刘庆邦的心境。
离开绍兴，刘庆邦从杭州到了上海。上海当时在闹人民公社，和历史上的巴黎公社的先进性看齐，所以政治气氛极浓，但上海也是一座中国工业化、技术化极高的城市，在北京也看不到电视，但在上海的串联接待站就可以看到电视的实况转播。上海的浪漫也是全国其他地方比不上的，当时传闻上海外滩是谈情场，恋爱场。刘庆邦在外滩虽然没有看到遍地风流，但也看到几对男女牵手散步，有的还在暗处相拥。这都极大刺激刘庆邦想看新鲜的劲头。
这时，春节到了。上海的春节味几乎看不出，或许是那时到处都在提倡过革命化春节吧！据说，农村有的地方大年初一还出工，何况高度政治化的上海呢！
到了上海，再到南京，我们不得不佩服少年刘庆邦的胆量。似乎没有他不敢到的中国城市啊！在南京，他见到了在家乡被传言是大人物的一位老乡，可真的走进他家里，刘庆邦才发现他太平常了，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城市市民，住的是平房，过的是平民日子。乡村的舆论和现实有这样巨大的反差，刘庆邦诧异极了。他出道后写农村、煤矿、城市生活的作品揭示出惊人的真实，我以为和这段游历有一定的关系。真实居然是这样，刘庆邦这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有了追问和反思的意识。
周游一番后，刘庆邦回到了学校。学校的柳树和往年一样照常发芽，桃花依旧盛开。但刘庆邦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捉知了，在苗圃瞎逛，日子过得寡淡。学校停课闹革命也不是天天在搞，有时也还上上课，只是不用原来课本了，要上新课，比如上俄语课，就得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翻成俄语，教学生读写，但这课可以上，也可以不上，老师不点名，课后也不留作业，尽心的同学自然少。就是好学的刘庆邦，大概也提不起精神。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附近的农民要把死人埋在校园，农民说，校园是他们先人祖坟的所在地，好多祖先都葬在这儿，埋死者是理所当然。校长带领老师和学生阻拦，不想和农民动起手来，这些书生和半大小伙子根本不是对手，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农民举行的葬礼方式完全是当时所反对的封建迷信的那一套，大约和《孤独者》中魏连殳所遇到的情形差不多，但农民依然获得了胜利。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热火朝天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文革运动的反讽。
滞留在学校的刘庆邦用自己的韧劲感动了老师，他获准加入了学校的宣传队。起初，宣传队是没有刘庆邦的，可刘庆邦天天看宣传队排练，老师看出他的心思，就让他参加跳集体舞。刘庆邦心仪的同学马连芳也在宣传队，他们是有谈情说爱的机会，但胆子小的刘庆邦就是冲不破那一关，不敢主动向马连芳示爱。
后来，宣传队解散了，他们有十分之一的同学可以升入高中，其余的同学就要毕业回家。继续学业是刘庆邦也是他那个家庭最大的期望，为了能够被推荐升学，刘庆邦连马连芳也顾不上了，平时，他极少找老师，更不用说到老师房间。这次，为了前途，他鼓足勇气，到老师房间，和老师说，他和马连芳没有同学们所说的那回事，他给老师表白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之间真有那种迹象和苗头，也是马连芳的责任。
那是一个政治时代，政治好的人才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升学也是如此。像刘庆邦这种学习聪明可父亲历史有问题的人，是争取不到升学这等大好事的。
刘庆邦灰溜溜地回家了，到了家才哭出声，哭得一塌糊涂。对这种事情，我是深有体会的。1974年寒假，我小学升初中，我在班上推荐时，得票没有超过半数。会后，老师找我谈话，说我劳动不好，平时学习可以，这次毕业考成绩在班上也不靠前，现在是推荐升学，你是不行了，老师建议我留级。在老师房间里，我强忍着泪水，出了老师门，到了大队部戏台，想想班上许多同学都可以进初中，我进不了，热泪盈眶，人生的艰难，不到11岁的我是真的意识到了。
回家的刘庆邦成了农民，不是全劳力，是个大半劳力。以弱者的姿态出现，社员对他还算照顾。派点轻活，允许他看秋，分享看秋时放开肚子吃西瓜这点明摆的好处。不久，刘庆邦就靠给县广播站写稿成了公社的名人，这还没有引起村人的眼热。但刘庆邦一家被评上“全家红”，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什么是“全家红”呢？“……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批私斗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每个家庭一个人红了还不算，还要全家都红起来。全家人人都红的，就是全家红。……”②全家红可以全家都住到公社，每人每天发五毛钱生活费，吃好饭，做工的记工分，连不出工的阴天也记工分。那个时候猪肉是七毛三或者七毛二一斤，刘庆邦一家有大有小，一个人五毛，加在一起就很可观，工分也呼啦啦地往上长，眼红的人自然多。全家红活轻松，单凭自己嘴巴皮子，说说自己怎么学习毛主席著作，个人联系实际。刘庆邦的母亲主要说旧社会地主如何剥削，刘庆邦祖父在将要被饿死的情况下，地主把二斗陈高粱换走了他家里二亩好地，地主明明是乘人之危，还把自己说成是救命恩人，这不是剥削有功论吗？还有刘家一个妇女带着五个孩子生活，要是解放前，早饿死了。但新社会队里照顾工分，每人吃不愁，穿不愁，一个个健康成长，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今阶级敌人心不死，还要把我们拉到旧社会，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母亲老来红所要说的就是这些内容，大姐代表青年，属于铁姑娘，二姐是妇女队长，是红色干部，妹妹每天割草拾柴，弟弟在学校表现好。刘庆邦重点讲自己从学校回来，不安心在农村劳动，一心想往外面飞，是毛主席著作启发了我，广大干部和社员帮助了他，他才有了当社会主义农村新社员的觉悟。除了弟弟妹妹不讲，刘庆邦一家人就照着这样思路，打造成“全家红”。这等好事落到刘庆邦家里，一是他母亲家教好，自己和子女行得正，那时盗窃成风，刘庆邦一家无人参加，而且他们家里人能说报纸广播上的话，当然，也是住队干部老唐竭力推荐，才把刘庆邦一家送到了公社。老唐固然是看重刘庆邦一家的政治条件，更与在刘庆邦家吃的派饭好分不开。刘庆邦的母亲认为，好东西自己吃了就吃了，什么都不挡，给别人吃了，怎么也落个人情。所以，家里一点好吃的要么给长子刘庆邦，要么喂了老唐。
因为“全家红”能获得不薄的实际利益，平均主义被打破了，连刘庆邦唯一的亲叔叔也到上面揭发他父亲给冯玉祥部队当兵的事情。或许是这个原因，也可能是“全家红”这种极左路线的产物受到了农民的抵制，公社终止了“全家红”， 刘庆邦一家又回到了家里。这期间，刘庆邦还被抽到水利工地，水利工地实行的是军事体制，全公社是一个团，大队民兵为一个排，刘庆邦是副排长，他不怕流血流汗，还指挥排里人唱歌，鼓舞大家的士气。尽管这样，他还是被人打小报告，说他爱出风头。
没有了“全家红”讲用活动，也不参加兴修水利的刘庆邦情绪低落，心情很坏。母亲让他走亲戚——到姥姥家。没想到姥姥一支人境况也不好，甚至比刘庆邦家还穷，读到这里，我们真要为刘庆邦的命运绝望了。
刘庆邦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也是一个能抓住机会的人。在逆境中，他不放弃笔和书，文化给了他力量，也给了他机会。改变命运的时机到了，上面在农村招工，大队会计向他透露了消息，他买了一包好烟，找到书记和大队长，恳求他们同意让他当工人。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的好朋友劝他到县铁厂，并把他联系好了。可他选择到煤矿，因为煤矿在远方，远方有诗意。
读这篇传记，我们能了解刘庆邦的个性，他要强，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也实际，在恋人和学业之间，他选择学业，为了去工厂，他走后门。我读来读去，一个可爱可亲的刘庆邦占据了我的脑海。
刘庆邦把文革时期的学生写得绘声绘色，似乎过了这么多年，当年的一切还是那没么有意思，那么精彩，似乎给读者产生做文革时期的学生，也很幸福的感觉。如果是这样，是误读。首先，刘庆邦的这部传记不是从否定文革的角度出发，事实上，他也否定了，如学生串联造成的交通混乱，整个社会骇人的物质贫困，还有“全家红”活动和整个社会的脱节，但这些，都不是作品的精魂。刘庆邦是要表达一个乡村知识青年渴望走出家乡的强烈愿望，现代西方或者说现代社会有On the Road（在路上）和Rucksack Revolutiong（背包革命）的哲学意识和实践行为，其精神和《远方诗意》是一致的，远方代表他乡，代表明天，他乡和明天是不明确的。正因为此，它才有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才有浪漫，才有美好。人对远方的体验和游历完全可以不必像文革那样中断社会秩序，而且还只能在初中以上的学生阶层中实现。只要社会富裕，人民生活安定，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人对远方的渴望不仅在中国，还可以在全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地方实现。做一个有诗意的人，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会慢慢地在中国不同民族中扩展开来。
《远方诗意》是刘庆邦的自传体小说，说是长篇随散文也行，可以与他之后出版的《平原上的歌谣》连起来看，《平》一书是近乎纪实的小说，从大跃进写到三年灾害之后，记人是群像，即作者的家庭和村里的人，《远》书从文革初起写到1970年左右，主要围绕的是“我”怎样一再离开土地，又回到土地的过程。
真的如此，每个人的经历完完整整记下来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当然完全实录的话，都会有些枯燥，也不可能全无可观之处，剪裁得好就是好作品。刘庆邦写这部自述作品的着眼点很好，就是讲述一个生在农村的人怎样渴望到达远方和具体的行动，读书时让我想到了《人生》里的高加林和《红与黑》里的于连。到远方去，这是符合人性的冲动，鼓励“扎根”云云，往往是虚假的宣传。
在做这些实录时，刘庆邦一如既往地并不美化自己的动机和手段，时常也将解剖刀对准了自己，也会写到一般人不会写出来的不光彩心理和行为，这种不粉饰自己的真诚态度很是难得。看这部小说，既了解了大时代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经历，又为作者那种充满梦想和顽强精神所打动，所以值得一读。
抄书：
P183 我到过不少地方，有些地方的确很美，但我从来没写过游记。别人写的游记，我也不大看。因为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看到的游记多是浮光掠影的东西，看过之后，知道某某人到过什么地方了，仅此而已。我一直认为，不管什么地方再好，那是大家的，属于我自己的，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是我的故乡，还有我的心。而不管故乡也好，心灵世界也好，我都是在我走出去之后，浪迹过很多地方后，才逐步发现的，才一点一点形成的。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感激外面的世界。我今天写一写外面的生活，是对故乡的回望，是对那一段属于我自己的心灵历史的回望，也是想回顾一下一个少年人孤独的心灵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