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日历
2005-12
长江文艺出版社
（俄）米·普里什文
415
430000
潘安荣
无
鸟儿、大地和星星的歌手 “列米佐夫第一个发现普里什文是‘鸟儿、大地和星星的歌唱者’。”①在列米佐夫之后，人们纷纷意识到了普里什文的创作与大自然之间超乎寻常的紧密联系，帕乌斯托夫斯基更是直接地将普里什文称为“大自然的歌手”，并充满感情地写道：“大自然对于悉心洞察它的生活并歌颂它的瑰丽的人，倘若能生感激之情的话，那么这番情意首先应该归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② 在这个集中收入普里什文自然体裁散文的作品集中，首先选译了普里什文三篇谈论创作的作品。 《猎取幸福》(1926)是一篇自传随笔，作者从自己童年时的“逃往亚洲”写起，一直写到他文学创作上的成功。童年时的种种幻想都没有带来幸福，但文学却最终给了他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不仅表现为名声和可以用来改善生活的稿费等“实在的幸福”，而且还是一种“无形的幸福”，即自己在生活和写作过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愉悦和满足：“我的劳动将成为一种游戏”，“我可以一边游戏一边生活了”。(3；18)普里什文是一位富有经验的猎人，他终生都对打猎枪持有难以割舍的感情，在十月革命时期要求上缴猎枪时，普里什文感到“这简直是在要我的命：我把自己整个的幸福都与拥有猎枪联系在一起”。(3；19)当他学会了摄影时，他兴奋地将相机比喻为“另一杆猎枪”，将摄影称为“用相机打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他写有大量的“猎人故事”，是俄国文学中著名的“猎人作家”。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更能理解普里什文为何将自己的这篇自传随笔题名为《猎取幸福》了，他有意在标题中使用了“猎取”(oxota，即“打猎”)一词，将自己一生追寻幸福的历程比喻成一次漫长的打猎过程。他在文中还写道：“我抓住了自己的幸福，如同一枪准确地射中了一只飞鸟。”(3；17)“对于我来说，打猎是一种回归自我的手段”。(3；26)当然，“狩猎”在普里什文那里又绝对不仅仅表现为打猎，在《林中水滴》中的《我的狩猎》一节中，他曾将“我的内心狩猎”与“普通的外在狩猎”相比较，并称自己为“一位追踪自己心灵的猎人”。(5；121) 在《猎取幸福》中，相对于作者所描述的猎取幸福的过程，作家关于自己创作的四点归纳似乎更让我们感兴趣：第一，他将自己后来的创作视为童年幻想的延续；第二，他认为自己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与民族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知识的结合；第三，他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面对自然和一切描写对象的；最后，他认为“天生不是文学家，而是一位风景画家”，他笔下的“词语和句子”，就等于是“颜色和线条”(3；16)，“后来其他人也曾写道，我的书是建立在视觉感受的基础上的”。(3；17) 和《猎取幸福》一样，《我的随笔》(1933)也是作家普里什文关于自己创作的思考和概括，所不同的是，在《我的随笔》中，作家更主要地是从体裁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创作的。《我的随笔》原系普里什文1933年2月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后经整理，发表在同年4月11日的《文学报》(第17期)上。这篇篇幅很短的文章，在普里什文的作品中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被人提及或gl用也较多，因为普里什文在这篇文章中比较系统地谈到了自己创作的特性。普里什文在这篇文章中以第三人称的口吻、似乎是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谈论自己的创作，作家写道：“我，就如作家本人的亲朋好友，未必能从一个博学评论者的视角来公正地阐释他的创作，然而，如果不是犹如他父亲的我本人，还有谁能够从自传的角度来谈论他呢?这就是为何，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以传略分析其作品的形式来谈谈普里什文的随笔，我的目的是为米哈伊尔·普里什文作品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素材。” 在《我的随笔》中，一方面，普里什文对随笔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存在提出了疑问：“我们要先约定好，不把随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来理解，我们甚至还可以存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存在不存在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随笔。”另一方面，普里什文又倾向于把自己的所有作品都称为“随笔”：“创作出了精彩随笔的作家毕竟不少，但是我还是很难点出任何一-个像普里什文这样的作家，他把28年的写作生涯都献给了他圈来并精心培育的土地，这块土地也就是随笔文化。从自己的第一部随笔《鸟儿不惊的地方》，到叙述其一生的随笔《恶老头的锁链》以及《鹤乡》一书，普里什文专门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力在每一篇随笔中抚平那种困难的什么东西。”这是因为，普里什文将“随笔”理解成了一种超体裁，理解成了一种创作态度：“我们将这样理解随笔，即作者对素材所持有的一种独特的、专门的态度，服从于这种素材或是支配它。”“他把随笔当作一种与素材的特殊的自我接近，仰仗自己对这一意义上的随笔的努力写作，他变得近似于一位视万物皆似人的泛灵论者。” 《我的随笔》一文在苏联《文学报》上刊出时，还配发了高尔基一封专门推荐此文的书信，高尔基在信中5道：“我将《我的随笔》视为一次非常罕见的自我认识的尝试，这个自我认知的尝试是近乎成功的，这是一个近乎准确的自我评价的幸福时刻。我说‘近乎’是因为，尽管其作者非常坦诚，但在我看来，却对其工作的意义估计不足……对于我来说，普里什文的工作之最有价值的意义，就正在于他那种惊人的能力，即用语言塑造出他的大地的面孔，他的国度的鲜活形象。这里所谈的，当然不是风景，对于普里什文来说，风景只是他的诗篇的诸多细节之一，他将自己的诗篇称作‘艺术随笔’。他自己也承认，在他的书中有着‘某种非诗的东西’，有着某种‘比艺术更复杂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最宝贵的东西，因为我将此视为诗歌和知识完美的和谐统一，只有一个热爱知识、充满无限爱意的人才能赢得这样的和谐统一。这是一种罕见的、令人羡慕的统一；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位文学家，他能够如此出色地、充满爱意地、敏锐地理解他所表现的一切。”(3；515) 《猎取幸福》和《我的随笔》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们加深对普里什文创作的理解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俄文版普里什文文集的编者这样写道：“正如批评界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我的随笔》和《猎取幸福》是一个独特的导论，不仅可以引导我们步入普里什文20-30年代的创作，而且还可以引导我们走进他整个创作。”(3；515) 《鹤乡》于1929年在《新世界》杂志上首次发表，这本谈论创作的书，其创作的历史也很复杂。《鹤乡》原来是打算作为自传长篇《恶老头的锁链》的第三部来写的，但是，关于自己作家身份和责任的思考，亦即关于创作自身的思考，却渐渐地占据了首要地位，于是，《鹤乡》也就成了一部近似“文论集”的作品。普里什文原想把这本书作为生日礼物献给高尔基，其中拟收入一些经过改写的儿童体裁和猎人体裁的短篇小说；后来，普里什文又决定按照一年四季的时间顺序来写作此书，从保留下来的写作计划来看，很近似后来的《大自然的日历》。普里什文打算从春天里第一只鸟的飞来写起，将它当作“自然界中最初的创作冲动”，然后是春夏秋冬的“口授”，但不巧的是，在普里什文动笔写这部作品的那个春天，冰雪一直没有消融，春天迟迟不到，无法与自然构成和谐对话的普里什文，只好转向书房之内，转而关注起自己的创作来。(由此也不难感觉到普里什文的创作与自然之间的血肉联系。)于是，《鹤乡》就成了一部关于创作的书：“我开始写作《鹤乡》，一个关于阿尔帕托夫的创作的故事，它也许会成为一整部关于创作的书中的一环。”(3；516) 《鹤乡》的结构比较复杂，其中有日记片断、哲理抒情笔记，也有特写、批评文章，甚至独立的短篇故事。作品由前后两大部分构成。前一部分近似创作笔记，记录下了关于阿尔帕托夫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三个不同开头：第一个开头《泥炭》是一段抒情插笔，是对整部长篇小说内容的大致交代；第二个开头欲将新写的部分与已经写就的文字结合起来，但传统的形式却难以使普里什文感到满意；第三个开头《冰碛》想写作为一名工程师的阿尔帕托夫的过去，但又觉得这一构思“多余”。在尝试了三种开头之后，普里什文意识到，这部长篇小说难以写下去了，于是，《鹤乡》才有了这么一个副标题：《关于一部未写成的长篇小说的故事》。《鹤乡》的第二部分．由关于创作的思考转向对“鹤乡”的描写，所谓“鹤乡”就是一片大沼泽，围绕着是排干沼泽发展生产，改善沼泽地居民的生活，还是保持沼泽的生态原貌，不去惊扰鸟类的生活，不让远古生物克劳多佛拉球形藻灭绝，这在普里什文那里似乎也成了一个难题。但普里什文所着重思考的，还是如何将人的创作和自然的创造这“两种创造”和谐地结合起来的问题。 本卷中收入的《大自然的日历》和《林中水滴》两部作品，是普里什文所有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也是普里什文创作风格最典型的体现。 20世纪20年代中期，普里什文写了一些关于自然和狩猎的短篇故事，在这个期间，与物候学家们的一次偶然相遇给了他启发，他决定把自己积累下来的素材也作一次“物候学的排列”，即根据一年四季的时间顺序来组织自己的笔记。1925年，他的《别连捷伊泉水》出版，这部作品还有一个副标题：《摘自一位物候学家在“波季克”①生物观察站的笔记》，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大自然的日历》一书的第一部分《春天》。从副标题中可以看出，普里什文是把自己看成一位物候学家的，他还在作品的一开头就写道：“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物候学、观察自然现象一天天变化的人说来，春天是从光的增强开始的。”但是，这里的作者更是一位艺术家，因为，物候学家们只观察并记录自然中的变化，而艺术家却更着重描写这些变化对人的生活和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在作品中，我们能感觉到，伴随着自然中的种种变化，叙述主人公身上似乎也在发生着某种变化，自然于是就成了“人的镜子”，正像普里什文自己所说的那样：“要想理解自然，就必须对人非常亲近，这样的话自然才会成为一面镜子，因为人的内心包含着一个完整的自然。”(3；518)他在作品中还写道：“我的笔记不是一种假定的、我所喜爱的文学形式，而的确是春天口授的笔记，——几乎没有任何后来进行的修改，将其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只有自然中的运动力，这种力量能在人的心灵中激起相应的运动。”也就是说，写自然的律动和变化，其目的还是在于折射人的心理变化和情感起伏，这样一来，正如普里什文创作的研究者赫梅尔尼茨卡娅所说的那样，“大自然的日历也就成了心灵的日历，”于是，“别连捷伊的泉水也就成了创作的泉水”。(3：519) “物候学的排列”也好，“春天的口授”也好，普里什文都是在强调自己的作品对自然运动节奏的呼应，强调他与大自然的“共同创作”过程。《大自然的日历》中的“日历”两字，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这层意思。但是，普里什文在这里给出的，又绝对不是一份枯燥的、供人按部就班地一天天查看的“日历”，这篇“日历”中有人物有对话，有场景有情节，也有心理描写等等，无怪乎普里什文和他的研究者都把书中的这些小段落称为“故事”。 如果说《大自然的日历》的第一部分《春天》是一份“物候学笔记”，那么，其余的《夏天》、《秋天》和《冬天》三个部分则大体上可以称之为“狩猎故事”。一个酷爱自然的人，却热衷于狩猎，热衷于描写狩猎，普里什文的这一态度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解，甚至反感。对此，普里什文有过他的解释：狩猎的确有其残忍的一面，但它却是一种“无辜的激情”，如果它仅仅出于两个目的：维持生存；为博物馆提供标本。在前一种情况下，猎人不是凶手，而是一位顾家的男主人；后一种情形中的猎人则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在《人参》中，作者还有过这样的“狡辩”：最凶狠的猎人在见到濒死的动物时也会心软，而最温柔的诗人也可能想把花、鹿、鸟据为已有。在《灰猫头鹰》的开篇，普里什文更是写下了这样一段关于狩猎的话：“在我们的作家们的笔下，我们俄国的狩猎总是很少只被当成一种运动，不像国外的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在某些场合，比如说在普尔热瓦利斯基①那里，狩猎就被视为一种认识自然的方式，而在民间，这就是一种对自然的爱，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众人皆有可能读懂的生活欢乐的诗篇。我非常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我们的狩猎中会发展起我们不可或缺的自然保护事业。”(4；80)在《大自然的日历》中，普里什文还曾颇为激动地为猎人们做过这样的辩护：“他们这样打猎，比那些口头上反对杀生、自己却又到铺子里去买肉吃的人实在。”(3；164)“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野生动物的加速灭绝，“自然保护事业”倒是发展起来了，但我们似乎仍然有些难以理解普里什文这段话中的内在逻辑，仍然难以赞同普里什文对狩猎行为(即便是“俄国的狩猎”)的开脱，不过，我们在普里什文的这些“狩猎故事”中看到的的确不是残酷和血性，而是对自然和动物的挚爱和亲情。 1940年初，普里什文开始在日记的基础上加工《林中水滴》一书。构成该书第一部分的《叶芹草》，是他最富有诗意的作品，作者还在标题下面标上了“长诗”的字样，这部追忆失落爱情的缠绵作品被普里什文称为自己的“雅歌”，“歌中之歌”；第二部分最初被冠以《我的家》的标题，后来改为《林中水滴》，这个题目后来又被用作全书的总题。从1943年秋天开始，作品陆续在《接班人》和《新世界》杂志上连载．但未等作品连载完毕，《新世界》杂志上却突然刊出一篇批判文章，称普里什文的这部作品具有“非政治化”倾向，指责其作者“不合时宜地描写小花小叶”，与献身于斗争和建设生活的人比较，他的世界观显得“格格不入”②。这是继“拉普”的围攻之后，普里什文遭到的又一次打击，但普里什文没有像上一次那样消沉和被动，在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的信中，他理直气壮地写道：“捍卫《林中水滴》的斗争，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捍卫祖国的斗争，如同……在前线捍卫共同祖国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文学家们有意不愿意看到，在我的那些小花和小兽的后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祖国的人。”(4；449)《林中水滴》出版后的反响，也印证了普里什文的这些话。《林中水滴》的写作(1940年起)和出版(1940年秋开始在杂志上发表，1943年11月出单行本)，都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进行的，很难想象，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普里什文还能写作如此抒情的美文，苏联的出版社还能出版如此“闲情”的作品，但是，这却正是俄罗斯人的乐观、自信和必胜信念的体现，是俄罗斯人独特的艺术精神的体现，就如同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的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一样。据说，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中，苏联的囚徒们曾相互传阅《林中水滴》的手抄本，以激起自己对祖国的怀念和对生活的信心。《林中水滴》在当时就被称为“散文交响乐”和“生活欢乐和爱情的颂歌”。 《大自然的日历》和《林中水滴》的发表，使普里什文的创作风格最终得以确立。早在此前，高尔基在1926年9月22日的一封信中对普里什文说，“您……确立了完全合理的、为您所充分论证了的大地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迟早要被人类所接受”，并认为普里什文是“新的世界观的创造者”。①而普里什文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则称自己的创作为“生命主义”。斯洛尼姆在谈到普里什文时说：“像屠格涅夫或蒲宁这样的作家，他们不是把大自然作为一种背景，便是把它作为一个结构，并且把它看成是一种与人类敌对的力量。但对普利什文来说，大自然就是主题，人与自然交流给人带来了智慧和幸福。在他看来，‘会思想的芦苇’和世界上其他事物是一致的。……使这位诗人科学家的作品如此g1人入胜的，正是由于他真挚的热爱一切存在的事物。他永远有所发现，而且他在视、听、嗅、尝、触、想中所得到的感受，是颇有感染力的——它使读者因为感到生气勃勃和时刻探获心的事物而欢欣鼓舞。”②普里什文在自己的《我的随笔》一文中说：“普里什文在文学的领域里耕耘了四分之一世纪，凭借自己对素材十分亲近的态度，或者就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凭借那种亲人般的关切，他在这种神圣的材料中为我们展现出了生活自身的面貌，哪怕这只是一朵小花、一只小狗、一棵树木、一块岩石，或者是整个一个地区的面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拟人化，就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将一匹名叫霍尔斯托米尔的马拟人化，赋予它全部的人的特征。③普里什文向我们展现大自然，是因为在大自然中确实包含着让人感到亲近的层面，我们可以说是文化的层面。”“大地乐观主义”，“生命主义”，“大自然就是主题”，“诗人科学家”，“散文交响乐”，“生活欢乐和爱情的颂歌”，大自然中的“文化的层面”…
本卷为普里什文自然体裁的散文集。 前三篇谈创作。 《猎取幸福》（1926）系自传随笔，从童年时“逃往亚洲”写作他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他认为自己“天生不是文学家，而一位风景画家”。 《我的随笔》（1933），着重从体裁上审视自己的创作，对“随笔”作了独到探索，受到高尔基的专门推荐。 《鹤乡》（1929）近似文论集，其中有日记片断、哲理抒情笔记，也有特写、批评文章和独立的短篇故事。 后两篇《大自然的日历》和《林中水滴》是普里什文所有作品中知名度最高，也最能体其风格的作品。 《大自然的日历》（1953）的第一部分《春天》宛如一份“物候学笔记”，《夏天》、《秋天》、《冬天》则大体上可称为“狩猎故事”，体现作者对自然和动物的挚爱和亲情。 《林中水滴》（1943）在日记基础上加工而成，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交响曲。通篇洋溢着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人必胜的乐观和自信。其手抄本曾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苏联囚徒中相互传阅，起到鼓舞人们斗志的作用。
普里什文（1873－1954）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人物。世纪之初，他是作为怀有强烈宇宙感的诗人，具有倾听鸟兽之语、草虫之音异能的学者，步入俄罗斯文坛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虽历经俄罗斯文学发展历程中批判现实主义的衰落、现代主义的崛起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繁盛，却始终保持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不仅拓宽了俄罗斯现代散文的主题范围，而且为其奠定了一种原初意义上的风貌。
他写了《跟随神奇的小圆面包》（1908）、《在隐没之城的墙边》（1909）、《黑阿拉伯人》（1910）等随笔集，分别记述自己的几次旅行经历。在二三十年代，普里什文相继推出自传体长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1923－1954）、随笔集《别列捷伊之泉》（1925－1926）、《大自然的日历》（1925－1935）、《仙鹤的故乡》（1929）、中篇小说《人参》（1933）等，这些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普里什文创作风格日臻成熟，尤其是《别列捷伊之泉》，更具转折意义。20世纪俄罗斯和世界文坛做出了独特的卓越的贡献。他的一些提出环保理念的超前之作，比公认的现代生态文学经典《寂静的春天》早出现10年。四、五十年代是普里什文创作的全盛时期，《没有披上绿装的春天》（1940）、《叶芹草》（1940）、《林中水滴》（1943）、《太阳宝库》（1945）、《大地的眼睛》（1946－1950）、《船木松林》（1954）和未完成的《国家大道》都为作家带来更广泛的声誉。1954年，普里什文卒于莫斯科近郊的林中别墅。
总序 普里什文：伟大的牧神本卷序 鸟儿、大地和星星的歌手猎取幸福我的随笔鹤张有 一、独为人知的鸟儿 二、共同保持缄默以示抗议 三、万卡和普希卡 四、多余的想法 五、创作的艰辛 六、珍稀物种 七、康斯坦丁诺沃峡谷 八、毛脚狂 九、手法的显露 十、鹤的乐趣 十一、扎莫希耶村 十二、老杜布纳 十三、新杜布纳 十四、克劳多佛拉 十五、马拉洛沃 十六、老太婆小道 十七、水文学博士 十八、永过的玩具大自然的日历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林中水滴（选译） 叶芹草 荒野 岔路口 欢乐 林中水滴 树 水 林中客人 一年四季 人的踪迹 啄木鸟的作坊
猎人有各种各样，有职业猎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打猎是一种生存手段，有偷猎者，有运动员猎人，有喜欢在空闲时间背着枪到处游荡的所谓心灵诗人，与自然的这种交往方式还有很多种类型。深受这种激情感染、至死都受制于这种激情的猎人，往往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应该是天生如此，从小就献身于这项事业。也许，往往会有某些例外，但大概不多，我本人不曾遇到过这种例外。所有有经验的猎人，艺术家，自然主义者，普尔热瓦利斯基①型的旅行家们，他们的打猎生涯都是始于童年，如果好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学者和艺术家们所从事的打猎活动都成了他们童年的感受。 我老早就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由亲身体验所获得的素材。慢慢地，我的脑海中逐渐产生了有关至今仍存留在文明人心灵中的野人天性的一些模糊的思考。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打猎与童年密不可分。一个老猎人——这是一个至死都保存着孩童时期初次与自然相逢时所感受到的自然魅力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手中拿着弓往往一连几个小时，躲在灌木丛中窥伺最小的鸟儿鹪鹩。我打它们时候，毫不怜惜，而当我看到被其他人打伤的鸟儿或者是受鹰折磨的小穴乌时候，我一定会把它捡起来，并且照顾它。现在，每每思考这种矛盾心情时，我有时会想，我们身上另外的一些高尚的感情也是由鲜血滋养出来的。 自弓之后我有了夹子，接着是带橡皮的弹弓，我把弹弓装上霰弹，打麻雀几乎百发百中。当然，我的第一支火器是我自己用锡制手枪做成的。当我成为叶列茨中学一年级学生时，才拿到一支真正的枪。给我弄到枪的是我那三位朋友中的一位，我曾经尝试同他们一起乘小船沿着索斯纳河去到一个当时我尚不甚清楚的名叫亚洲的国度。我认为，这次出走在较小程度上是由杰利亚诺夫中学的生活制度决定的，而不是由我对旅行的特殊爱好决定的。如果在少年时代我的生活过得比较正确的话，那么我一定会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旅行家。 我们漫游了几天，打了许多猎物，逮住我们的是当时叶列茨著名的偷马贼克星——县警察分局局长克鲁波京，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碰到我们之后，局长请我们喝伏特加酒，亲自同我们一起打猎，夸赞我们的射技。顺便说一下，他证明说，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返回：因为在冬天到来之前反正我们到不了亚洲，他向我们开玩笑说：“要去亚洲，却回了中学。”童年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在我童年时期已经以这种尖锐的形式摆在了我的面前。后来它转化为叛逆行为，这种叛逆行为把我从一所学校抛到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国家抛到另一个国家。这就是浪漫主义起源的研究者们所应该看的地方——童话般的大自然，而不是哥特式的窗户。 最后我到了德国。由于种种反叛行为，实质上，我成了一个教养不足的人。当我近乎病态地感觉到这一点时，在德国，我贪婪地学习各种学问。但是，这种想要借助于学问使自己变成好人的渴望本身使我逐渐远离正确的活动，注定要永远地寻觅，内心的慌乱不安使我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学者。但是我毕竟明白了，学者的学校就是小心翼翼地与事实打交道，当我领会到这一点时，我不再因自己没有教养而受折磨了，相反我成了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人”，甚至还以不低的分数获得了相应的证书。 回到俄国后，我碰上禁止进入首都的禁令，被安排到地方自治局当农艺师。当时很有学问的农艺师在地方自治局是不容易干好的，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为组织信用合作社，宣传牧草栽培技术，负责自治局仓库内各种农具和种子的贸易。这项T作我干了总共一年。一次，偶然碰到普里亚尼什尼科夫①教授，我开始准备到农业研究所实验站，在他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这时我开始在各种农艺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开始编书，其中《土豆》一书，作为种植该作物的最完整指南，很长时间被认为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④，我的农艺学研究活动持续了20年左右。我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实验室调到实验站，在实验站工作了不到一年。当时我彻底确信，实用科学将永远不会使我满足。
普里什文是鸟儿、大地和星星的歌唱者。 ——符·阿格诺索夫 大自然的日历也就是心灵的日历，别连捷伊泉水也就成了创作的泉水。 ——赫梅尔尼茨卡亚 我将《我的随笔》视为一次非常罕见的自我认识的尝试，过去和现在我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位文学家，能够如此出色地、充满爱意地、敏锐地理解他所表现的一切。 ——高尔基 普十什文那种善待自然、将人生艺术化为“行为方式”在今天更加凸现了它的价值。我们译价普里什文，不仅仅是在介绍他的文学文本，更是在推荐他的人生态度。 ——刘文飞
无
本书不向三种人推荐：一、对优美语言缺乏感受能力的人；二、不热爱大自然的人；三，不相信《大自然的日历》能够给自己的心灵供氧的人。
这本书我买重了３本，我能退2本吗？
这书找了很久，终于买到了，开心。还是要说一句，这家快递真的很差，我这次订的几本书都被弄脏弄皱了，本来收到心爱的书是种喜悦的心情，现在却因书被搞成这个样子而打了许多折扣，心里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