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楼集
1995-10
辽宁教育出版社
王佐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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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英国诗史》，再来读王佐良先生的《中楼集》，未免感到些许落差。
但这种落差也许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先生决无将此书写成巨著的雄心想法。于他而言，这本小书只是学问研究之暇写下的随想所感。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边角料。然而即使是边角料，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更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深思。
比如《读小说札记》这篇文章里，先生谈到：
“大凡小说可分两种：一种写小家庭，小地方，小社会，总之一个封闭的社会，这当中自有无数细节等待安排和描绘，作品的结构往往是紧密的，有形体比例之美的。”
“也有另一种是漫笔所之，铺得很开，人生万象都可装下。这里的世界也就广大。”
“两者当然是想通的，往往是大世界侵入了小世界，而从造成矛盾和戏剧性的冲突。仔细一看，几乎没有一个有为的小说家不发掘这两者遇合的意义的。特别是由小往大的运动，总是能给我们上一种扩大，一种解脱。……而总是在这种时候，小说也变得更值得写也更值得看了。”
虽然这里谈的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推及二十世纪的各种小说也未尝不可。因为无论新小说家如何在碎片中继续小说的写作，他们都不可能逃离这个外在的大世界。小世界与大世界的对应颇有点“小大之辩”的味道。让人想起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扉页所引用的《奥义书》的一段话：
“孩子，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孩子，通过一块铜可以了解所有铜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铜”是真实的；同样，通过一个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铁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而人们所称的“铁”才是真实的，这便是我对你说的……”
在谈论文学史研究的时候，先生也往往能引申开来，发出令人意外的感言：
“（为何古代中国没有文学史？）在欧洲经历着文艺复兴的空前变化的时候，中国最好的头脑不是用在过去曾使他们骄傲的工艺发明上，而是转到八股上去了，而不屑于八股的真正的天才们则又潜心于经学、文字学、版本学了，他们似乎缺乏一个广阔的思想天地。但也许这话根本错误：也许他们心里有远比我们所想到的更大更根本的东西呢？谁敢说持有非历史观点的元好问就一定不比我们这些还在同早已落伍了的进化论打交道的人聪明？”
前半段话平常俗套，后半段话奇峰突起。就像先生欣赏的拜伦所擅长的倒笔一样，充满冷嘲的味道。（所谓“更大更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先生没有说。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里倒说了不少。）
虽然有客观环境的制约，但先生的思想并未闭锁，反而乐于接受新理论。这一点恐怕要让现在的学者汗颜。比如在讲到如何写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时，先生便引用了持中国中心论的柯亨的观点来批评西方中心论。他也尝试理解新批评、解构主义等新理论：
“（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新文论与以雷蒙•比卡为代表的朗松主义传统学问之间的争论）在人文学问的历史上是常常发生的。归结起来，这是法国两大学派之间对立的重复，即本笃会与耶稣会的对立。前者着重个别，表现于考据说、版本学、文学史；后者着重整体，表现于修辞学、雄辩术、文论系统。”
虽然是源自外国学者的观点，但总结到位。
其他并无特异之处。论诗的文章后来发展成英国诗史的一部分，还有些序跋，甚为平淡。另，评穆旦的文章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