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
安徽文艺出版社
金科
金科是我的学生，1978年秋他考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时候，我刚毕业不久，教他的写作课。说是说老师，其实我们的年龄相差并不是很大，从学业上说。也很难为他释疑解惑，只是担个老师的虚名罢了。不知那时的金科，真正创作意义上的写作是否已经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我那时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更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会以文学为职业。大学里的写作课，除了一些死记硬背的概念，就是把一篇好好的文章拆得七零八落，把懂的讲不懂，所以被学生们打入最不受欢迎的课程。我又是刚刚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怎么讲的，已经记不清了，对金科，也没有太深的印象。 和金科再次相遇，是过了大约二十年后的一次师生聚会。我的一个学生突然和我说：“潘老师，78级的金科，分到四川的那个，也喜欢写作，已经发了不少东西了，你还记不记得？”我紧张地回忆，大脑一片空白。不多一会儿，金科就进来了，一进来，我就认出了他——还是读书时的模样。 这是分别二十年后，我们师生的第一次见面，在座的都是淮北煤师院毕业的学生，早几届晚几届的都有，大家“潘老师”、“潘老师”地喊，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坐在了老师的位子上。席间，金科递上了他新出版的散文集《人在他乡》。翻开来看看，有些吃惊，也有些感动。我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现在写作的人可是不多了。”他略有些不好意思，说一直坚持在写，就是写得不多，也写得不好。 金科读书的年代，是文学左右社会情绪的年代。很多人“一文成名天下闻”，无数人热爱文学，向往文学。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钟情于文学了，就连我们这些以文学为饭碗的人，当着别人的面，也轻易不提文学了。所以金科的坚持，对我触动不小。金科分到成都去的时候，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是文学支撑了他青年的梦想？支撑了他“人在他乡”的漫漫长夜吗？灯下翻看金科的散文，久久不能平静，看着看着，不知什么时候，就有眼泪流下来了。 金科的父亲，后来也随他去了成都，每趟回合肥来，都要和我见面，对儿子的创作，稀罕得不得了。是的，是稀罕，看得出，他是很以儿子的写作为骄傲的。尤其是当金科被他的母校合肥六中以唯一的作家身份，誉为建校五十年来二十位“优秀”和“知名”校友之一，金科的照片上了《合肥晚报》，上了《合肥六中校志》后，金科的父亲更是欣喜异常，逢人便讲。老人清癯、整洁、乐观，说话仍有些无为口音，我有时会听不明白，但他那满心的喜悦，却让人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父亲拿出刊登我文章的报纸时，也是像他那样，稀罕得不得了。我父亲逝世于1994年的春天，其时我刚刚开始在《合肥晚报》上发表作品，不过是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就那，他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兴了。 在父亲的注视下，金科的写作愈发勤勉，以业余写作者的身份，已经有几十万字的散文随笔发表，并且出版了《微风斜雨》和《人在他乡》两本散文集。现在，他的散文新著《乡贤》又要问世了。《乡贤》中以他祖父金笑侬先生风雨人生为题材的大散文《改造存心赶向前——关于祖父的随感》，在《江淮文史》杂志上连载的时候，我曾读过。说实话，我没有想到，金科会写得这么好。金笑侬先生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驳杂，情感丰富，经历坎坷，生命跌宕，准确地把握并真实完整地呈现他的一生，有很大难度。而况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祖辈，这个“度”就更加难以把握了。但是金科却把握得很好，有真情，有分寸，有思想，有智慧，有历史眼光，有悲悯情怀，有温热心肠。更难得的是，这本集子中所收的四篇散文，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人物传记的范畴，所写之人或尊、或长、或师，最易写成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歌功颂德之作。而金科竟能一步一步，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人物内心，以真实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把久远尘封的历史照亮。 在安徽，淮北煤师院是一所偏僻的学校，在我们进校的时候，只有一幢四层教学楼和一排小平房。我们三十多人挤在一间大宿舍里。冬天，雪花会从碎了的玻璃窗里，飘洒到我的被子上。到金科他们进校，情况稍稍有些好转，但也还是艰苦。一下雨，学校里就到处泥水汤汤。但是春天的时候，校园后面的山坡上草木葱茏，梨花似雪；到了秋天，满山野菊灿烂，一派金黄。我非常非常怀念我的母校，怀念我遗留在那块贫瘠山地上的青春和梦想。金科说：“潘老师，我一个人在四川，有时会想，这个地方，有人知道我的母校吗？”我看着他，不说话，我想这就是日暮乡关，这就是人在他乡。远在他乡的金科，因为思念拿起了手中的笔，于是潜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一点一点从心里流出，那些闪闪发光的文字，将孤寂的他乡之夜照亮。
《乡贤》收录了:金科的四篇记述故土人物的大散文。这四篇散文，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人物传记的范畴，所写之人或尊、或长、或师，最易写成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歌功颂德之作。而金科竟能一步一步，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人物内心，以真实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把久远尘封的历史照亮。
金科，常用笔名夜思、叶思、昌明、庐人等。1955年10月生于合肥，祖籍安徽无为。系中国写作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四川省散文学会秘书长。著有散文集《微风斜雨》《人在他乡》和杂文集《夜思小言论》，并出版其他各类编著多部。
历史深处的阳光（序一） 自具特色的乡思乡情（序二）改造存心赶向前——关于我的祖父金笑侬先生足矣！恺老——关于原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情深意长颂红旗——走近吕其明复杂坎坷文学路一李良杰素描后记
直到病中，祖父才向父亲透露出他不愿去合肥工作的真面原因：“在省里，知道我根底的人太多了……” 这是否就是他独到的精明之处呢？我们不妨回头看看。 建国初期，阶级斗争之剑，始终是高高悬起的。大小运动，连连未断，政治风云，诡谲多变。不时见一些名声显赫的人物，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舞台上，莫名其妙地就摔跌得鼻青脸肿，突然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远的不说，就连祖父十分了解和友好的张恺帆，只因在盛刮“共产风”、“浮夸风”之时，为家乡的百姓讲了几句真话，做了几件善事，竟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逮捕。如此根正叶红、身居高位的老革命都遭此厄运，岂能不令祖父这种出身的人心有余悸而如履薄冰呢！不难想象，只要稍有闪失，随便给祖父扣上一顶“投机革命”、“别有图谋”的帽子来，不仅大小合适，还会让他有口难言的。阶级斗争为纲。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如此看来，祖父那时身在六安，反而成为一种幸运。 革命刚一胜利，就让祖父去了偏远之地，实质上是对祖父的一种贬谪。这也正是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对于像祖父这样一类经历复杂的革命者，始终难以完全信任的一种普遍而自然的表露。 当年在皖江根据地，曾与祖父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产党人，此时多半留在了大城市里，权高位重。在当年皖江边区最高行政机关的皖江行署行政委员会里，祖父是唯一连续担任过两届行政委员的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从当年屈指可数的皖江行署行政委员中，就走出了好几位共和国的省长和部长来。就是当年与祖父一同被皖江共产党人尊称为“皖江三老”的两位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一位做了省政府的参事室主任，一位做了合肥市副市长的。而早在“北撤之后，各方面均有显著进步”的祖父，这时非但没有任何些微的“进步”，反而去了一处偏远之地，而且只给了他一小顶既无关紧要且有职无权的“乌纱帽”。 对于这种不信任，祖父以他商人的敏觉，在他投身革命以后，据我所知，至少曾经有过两次类似的经历。 一次是在他刚进入革命队伍时。新四军随即为他配备了一个勤务兵。对此，祖父曾对前来看他的一位亲戚悄悄说过这样的话：“这哪里是为了照顾我啊！是派来看着我的，是害怕我跑呢！” 另一次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新四军七师被迫奉命北撤之时，新四军领导找他谈话，让他留守在地方之事。后来祖父曾对父辈们流露过：“那时日本人投降了，‘新四军撤走了，而国民党又来了。你们想想看，这难道是真的让我留下来吗？恐怕未必尽然。我怀疑是共产党对我革命意志的一次考验呢！” 是祖父敏感过度呢，还是事实本来如此，都已无法考证。我倒是很想知道，祖父在被贬谪六安之后：他又曾有过何种感慨？问父辈们，却都说再没有听到过老头子对此发表过什么“高见”了。这期间，他常常对父辈们说起的一句话倒是：“我虽然姓金，也是共产党的干部，但我却并不是‘金字招牌’的共产党干部啊！” 真可谓“人贵有自知之明”。 曾经沧海的他，既不敢奢望革命成功之后，会给他这样的人重新带来多少荣华富贵，更不敢像青年时代那般春风得意，四处抛头露面了。以免他人不快，以防他人妒忌。 父亲说，祖父每来省里开会，就餐时，不是早去，便是晚去。而晚间看戏时，则总是迟到或者早退。除非身不由己，祖父来省城通常都住在并不惹人注目的旅馆里，即便外出，也不走何繁华热闹大街，而去寻些僻静街巷，为避熟人，宁可绕道而行。 有次姑父陪着祖父在合肥幽静的包河之滨散步时，祖父远远看见一位熟识的高官，正前呼后拥地迎面走来，他旋即踅进了路边的厕所。不几日，姑父又陪祖父散步时，未料祖父与一位旧交迎买相遇。这位旧交，邂逅祖父，情绪激动，毫无顾忌地发泄了一通对时政的不满和牢骚。祖父默默听着，声色不动，见机巧妙地将话题一转，敷衍一阵，随即便借故匆匆离去。 写到这里，我的心头不由泛起一缕酸楚。 一位满怀爱国之情。毅然背叛封建家庭，深明大义，诚心执著地追随着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革命者，到头来，还是被那柄高高悬起的阶级斗争之剑，威慑成这样一种心灵扭曲的形象来。这究竟是可喜还是可悲呢？ 早在抗战时期。祖父对于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伟大，与国民党作比，曾经使他写下过不少发自内心的由衷赞赏的文字。在当地解放区的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他发表的这类文章。那么这时的他，耳濡目染共产党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常喜触景生情，爱发感慨的他，一定也会有着某些感叹的吧？细细寻觅，我没有发现这样的文字。转而一想，他又岂敢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呢！ 在祖父留下的文字里，随处可见的是，为了对付种种的清查和连连的运动，祖父自他投身革命之后，似乎就从未间断过地在无情鞭挞着自己的罪恶家庭，检讨批判着自己的剥削思想，反省剖析着自己的错误根源。给我的感觉好像他一直都是在口口声声、规规矩矩地改造着自己。他有意回避着亲人，故意躲避着友人，环顾左右而言他，小心翼翼地于夹缝之中求得生存。而这一切，却都是为了防范着那柄高高悬起的阶级斗争之剑。他大概怎么也未料到，在经历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后，自己还要经受着一种风霜雨雪的红色恐怖的煎熬吧？ 时至今日，我已无法知道，祖父生前是否曾经将这两种恐怖在他的心里作过一番比较？究竟是哪一种恐怖，更让他感到畏惧和难熬？ 我曾经就此疑惑，有意识地请教过一位前辈作家，他与祖父的家庭出身和革命经历都极其相似。 沉思良久，这位前辈作家对我说出了这样一段令人咀嚼的话来：“解放前的那种白色恐怖，尽管也曾使自己常常提心吊胆，但我却从未想到过去死；而在解放后的红色恐怖之中，那做人的良知与现实的反差，这种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却让我多次想到过‘自杀’这个词来……” 尽管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却并不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只要翻开共和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书来，便会看到，许许多多良知未泯的人性，都为一种魔力所致，在痛苦地扭曲着、呻吟着。在许许多多正直勇敢的心灵之上，往往流淌着的是委屈的热泪，滴洒着的是冤屈的鲜血。 每每读着如此沉痛的史书，我常常为自己越过了那段令人心寒和恐惧的历史岁月而深感幸运。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较之前辈们而言，已经有了不少宽松和自由的话，不可否认，正是前辈们用他们的屈辱和苦难作了长长的铺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