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纪律
2009-7
江苏文艺出版社
李建军
223
无
不管一个作家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承认，他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与他人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的精神形象。而一个作家如果想使他的作品获得别人的欢迎，想使自己的作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他就必须把自己的写作提高到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或者，换句话说，必须赋予自己的创作以光明与美好的性质，从而有助于人们成为有教养的优秀的人。本书为“当代批评家丛书”之一，对小说的纪律作了深入的论述。
李建军，陕西延安郫州人，文学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著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等数种；另有编著《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百年经典文学论》、《路遥评论集》和《路遥十五年祭》等。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其中《宁静的丰收》和《必要的反对》分获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小说修辞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一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
第一章 基本理念 第一节 作者的态度 一 态度的意义与零度写作 二 冷语冰人的反讽 第二节 小说的德性 一 道德冷淡症 二 道德狂热症 第三节 趣味的理念 一 何谓趣味 二 趣味的危机 第四节 自由的边界 一 现代主义对自由的误读 二 极端形态的反规范写作 第五节 必要的客观 一 客观性规定着想象的方向 二 外在的关注与小说的力量 第六节 纪律的意义 一 武断的限定与人物之死 二 技术统治与机器人小说第二章 问题考察 第一节 消极写作的性质与病象 一 何谓消极写作 二 以《怀念狼》为例 三 一个支离破碎的象征形象 四 性景恋与性歧变事象 第二节 私有形态与反文化写作 一 私有形态的写作与世界感受 二 《废都》的私有形态性质 三 《废都》的反文化事象 第三节 叙事的瓦解与意义的危机 一 靠不住的阐释与被取消的“叙事” 二 意义的沉沦与自然主义描写的泛滥 三 缺乏朴素与诚恳 四 被物化与被损害的叙述者 五 恋污癖与性景恋依然如故 第四节 单向度的幽暗叙事 一 何谓单向度 二 善良与爱使世界完美 三 非理性的幽暗叙事 第五节 价值混乱与伦理危机 一 生存焦虑与丛林道德 二 颠覆常识与自我拆解 三 假言叙事与修辞病象 第六节 拔根状态下的文学景观 一 活着，并且记住 二 在“成功”中失败的一代作家 三 可怕的冷漠与严重的隔膜 四 被误用的“启蒙”和无因由的“所以”第三章 经验描述 第一节 四个问题与路遥的启示 一 为谁写 二 为何写 三 写什么 四 如何写 第二节 优秀作家与优秀作品 一 关于文学的几种理念 二 优秀作家路遥及其作品 第三节 何谓好小说——以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为例 一 关于获奖的作品 二 关于入围的作品 三 结论 四 余论 第四节 第三代小说家的经验——以西部小说家为例 一 代际划分与代际传承 二 温暖的写作者 三 记忆与反讽 四 底层意识与理性审视 五 在宁夏那边 六 局限与超越 第五节 小说的魅力从哪里来——《白鹿原》的启示 一 会讲故事的魔法师 二 不敢轻视人物 第六节 小说伦理与中国经验——以2005年第一季度《小说选刊》为例 一 小说是一种伦理现象 二 女性叙事的经验 三 智性叙事的伦理姿态 四 艰难的反讽 五 几个精致的短篇后记
第一章 基本理念 小说写作离不开想象和虚构，但是，更离不开经验和事实；就前者说，它是自由的，就后者说，它是受限制的。而经验和事实是复杂的，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道德意味，因此，无论一个小说家多么渴望成为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多么想写出属于“纯文学”的小说，他都注定无法如愿以偿。不仅如此，小说的世界还必须通过作家的人格镜像映现出来，所以，无论作家多么想绝对客观地展开描写，他都会无可避免地显示着自己的道德态度和趣味倾向。质言之，一切与人的愿望和行为有关的作品，都必然具有主观的评价性，只不过，这种评价性必须与人物的真实性维持着逻辑上的自治，必须与生活的客观性状维持着事理上的契合，从而在真理的意义上达到主观与客观的高度一致。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写作，是服从纪律制约的：既不故意“悬置”作家的主观态度，也不放弃他应该承担的责任；既不恣睢地奴役人物，也不堕入低级趣味的烂泥塘。只有信持小说写作的这些基本理念，一个小说家才能写出有价值的小说，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人物、读者和作者共同栖居的美好世界。 第一节 作者的态度 作者在小说中的形象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作者在小说中的态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至今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观点是，小说是虚构、想象出来的，是关于他性世界的叙述，因此从小说中寻找作者的真实形象和明确态度，是一种不明智的努力。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常识。而现代西方一些有影响的小说理论，也都倾向于否定真实作者在小说中的存在，弱化作者在小说中的作用，它们用“叙述者”、“隐含作者”等概念将真实的作者取而代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谈过“隐含作者”问题。我认同热奈特的观点：“隐含作者”是一个空洞而无意义的概念；真实的作者形象在小说中是存在的，他的态度、价值观不仅影响着他对小说情节、人物和主题问题的处理，而且还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一、态度的意义与零度写作 如果不想固执地把小说仅仅当做游戏的产物，或者不想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结构”和“语言”，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小说中不仅存在一个真实的作者形象，而且这个真实作者的趣味、情调、人格、气质、价值观念等，还必然以一种可以感受到的方式表现于小说的叙述语调与具体事象中。我们面对一部小说，几乎就等于面对它的作者。即使像《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作者的态度和趣味，都不是不可以探察的。对一个细心的读者来讲，在小说里沿波讨源，以文证人，并不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读小说，既是在读情节和人物，在了解一个新奇的世界，也是在接近和读解作者这个人：如果他是有趣的，诚实的，值得尊敬的，那么他在小说中所叙述的一切就会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感觉。反之，如果小说中的作者形象虚伪、粗俗、缺乏教养，那么读者就很难对小说中所表现的一切抱一种信任与欣赏的态度。总之，一句话，作者的形象不仅是小说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作者对世界的态度还直接影响着小说的价值实现和修辞效果。 然而，小说艺术是否需要作者在小说中表现自己的态度。一直是小说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说，从19世纪以来关于小说的争论大多都与作者是否必要以及如何在小说中表现自己的态度、显示自己的存在这一问题有关。 围绕这一问题，甚至形成了两类具有对抗性质的小说观念体系。冷眼观世的人，偏重于追求小说艺术的形式之美或客观效果的人，大都倾向于否定作者在小说中表现自己态度的必要性，对他们来讲，“写好”意味着一切。为了客观描写人物或环境的特征而选择一个词、一句话或一种叙述角度的重要性，远远胜过作者的情感态度的表现或道德立场的显示。而对于外倾性格类型的人来讲，对于具有强烈的介入社会冲动和道德批评倾向的人来讲，作者在小说中同人物一样重要，他的态度和声音是作品价值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部分，作者有责任以恰当的方式向读者显示他的态度和立场。福楼拜与乔治·桑的争论，亨利·詹姆斯（包括他的小说观念的继承者和鼓吹者卢伯克）与贝桑特的小说观的冲突，都与作者在小说中的态度问题有关。瓦特试图用客观型“描述现实主义”与主观型“评价现实主义”的类型划分来息事宁人；热奈特以“talk”来弥合主观“讲述”与客观“展示”的对立和分离；乔治·卢卡契通过总结19世纪小说大师的成功经验，极力强调作者的介入姿态和分析态度在小说中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对托尔斯泰和左拉小说中对赛马场面的不同描写技巧的分析，极精彩地揭示了批判性的评价态度对于隋节叙述和人物描写的意义；罗兰·巴特则对传统经验充满敌意，他试图解构已有的小说成规，倡扬中止价值判断的物性化写作，要求作者从作品中销声匿迹，进入一种“零度写作”状态。这种理论对现代小说创作影响相当大，法国的“新小说”就是这种理论最具典型意义的实践形态。 罗兰·巴特的理论，还得到了中国并不成熟的“先锋”作家的响应。同时，“零度写作”也被当做一个无须检验的真理性范畴和时髦术语，频繁而风光地出现在许多中国评论家的文章里。这样一个具有数理色彩的概念，给人一种科学、精确的错觉，正好可以用来描述相当一部分中国小说家的疲软无力的精神状态和暧昧不明的写作态度。他们没有热情，没有深度，没有力量，其心灵刻度正好处于近乎死寂的“零度”状态。 然而，“零度写作”是一种异化的反人性的小说写作理念，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它贬低人的主体性地位，否定理性的价值，切断现代与传统的联系，鼓励一种形式主义和游戏性质的文学态度。正像英国哲学家乔治·弗兰克尔批评罗兰·巴特时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否定作者、上帝的子民或理性之人，新哲学家们向知性的超我宣战了；他们宣布我们文化世系的父亲们没有对我们说过一点有用或独创的东西，这样他们便成为知性之父的谋杀者。然而很有趣的是，这使得儿子们从理性束缚中解放出来，容许他们胡说八道，鼓励语无伦次和莫名其妙的语言成为一种美德。他们发明出陌生和毫无意义的词汇。” 本质上讲，罗兰·巴特及其理论影响下的“新小说”乃是一种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现象。法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冢让·路易·居尔蒂斯对此有极其深刻的批评。他于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机器人小说》的评论文章，风趣幽默而又犀利尖锐地指出：“新小说是反人道主义的：人在宇宙中不再有特殊的位置了，他在那儿，人能说的，仅此而已；一个众多的物中的一个物”；它“抛弃人类共有的经验，即人是万物的中心。新小说乃是技术统治在文学中的反映”；小说作者永远不明确显示自己的态度，“一切都消融在一种根本的模棱两可之中，现在和过去，感觉和回忆，外部和内部，我和他人，都混为一团”，于是，解读这样的小说就“不是必须有直觉，敏感，有感知力，认同于作者及其潜在的活动；只需拆散一架机器”而已。“新小说”里的人成了“机器人”，冷漠，怪异，没有行动的热情，没有追求的目标，完全成了作者的心灵世界的象征，是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写作态度的物化形态。许多现代小说家写作态度上的一个突出点就是把冷漠和对于善和爱的怀疑当做一种时髦。他们通过丧失目标的反讽、失去分寸感的夸张和违情悖理的变形来嘲弄、蔑视和挖苦人和世界。莫里亚克在谈到现代小说危机的时候这样说道：“小说的崩溃是因为这种基本观念给毁了：即对于善与恶的认识。由于对于道德良心的这种攻击，语言本身已经贬值，并失去了其意思（义）。”很明显，在莫里亚克看来，导致小说毁灭的原因是小说家丧失了对待善与恶的正确态度，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关于人和小说写作的“基本观念”。 从“新小说”的失败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一部真正的小说不仅描写现实，而且解释现实，即以恰当的方式显示作者的理性认识、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它从不把客观的情节事象与作者的主观心象分离开来或对立起来。特罗洛普在《论小说和小说的写作艺术》一文中反对把小说家分为“激情的和非激情的小说家”，因为对于“情节”和“激情”而言，“一部好小说应该具备这两者，并且在这两方面造诣较深。如果一部小说在这两方面有一方面失败了，就是艺术上的失败”。老舍先生也认为，在一部小说中，“客观的事实”依存于“主观的判断”。因为“客观的事实只是事实，其本身并不是小说，详密地观察了那些事实，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才是我们对人生的解释，才是我们对社会的指导，才是小说”。夏志清先生在分析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的时候，一方面肯定她能用“具体的意象，在读者眼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张爱玲的成功“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她同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恳，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夏先生的结论很明白，张爱玲的成功，正在于她能把客观的物象与主观的心象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完整的小说形象：她的“态度”是“诚恳”的，“情感”是“强烈”的，由于有了这样的主观心象，她笔下的扭曲的、病态的人生场景，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同时，还给人带来丰富而美好的内在体验。我们时代的许多小说作品之所以缺乏内在价值，缺乏从精神上影响人的力量，不是因为我们的作家写不出生动的情节、场面，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叙述，如何反讽，如何描写，如何结构，如何运用象征技巧，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强烈的情感和诚恳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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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的几本书里有一些重复的内容，但还不算多。支持真正的评论家，希望能多出一些书，对中国的文坛最好能定期出一些评论。
不错的小说理论！
很好，非常值得购买一读。
了解李建军，是从他的《小说修辞研究》开始，该书是在批判性解读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基础上写就的。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隐含作者”的批判以及对于小说修辞的辞格研究。为了强化作者在小说中的显现，李建军直接驳斥“隐含作者”一说，并将布斯的修辞概念重新纳入辞格进行探讨。笔者不敢苟同。《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一书，延续了李道德卫士的风格，开篇便是对“隐含作者”的批判，强调作者在小说中直接出现，强化自己的立场、情感、态度，发表自己的议论。似乎，在李的行文中再次看到小说道德教化功能的复兴，这与布斯的立场遥相呼应，也对当下的创作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有一点，笔者尚且存疑，那就是布斯借“隐含作者”过滤掉作者本人在生活中不够光明的阴暗面，也就是作者在作品中必须表达正面、健康的情愫和立场，以期塑造读者。一旦去掉这个过滤层面，作者还有多少对于塑造积极的读者是有益的。何况，还有小说的艺术性是必需要考虑的，毕竟，小说仍有作为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魅力，而不是简单的宣教工具。该书值得一读，可以引发同通的思考。
这是部非常经典的评论书 ，给我国评论界刮起一股逆风，他没有像中国评论界那样见风使舵，说尽作品的好处，这部作品更多的侧重于批评，李建军先生是当代文坛评论界的斗士，此书有独到之处，值得一看。
批评性有余，建设性不足……
作者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这似乎不是一个以客观标准来批评文学作品的评论家所具有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