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年度随笔
2010-3
漓江
杜渐坤//陈寿英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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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年度随笔》收录了贾平凹、舒乙、李国文、李元洛等30多位作者的随笔佳作，供读者朋友们欣赏。《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文化现象杂说》、《兰畦之路》、《“道”是什么？》、《文学的极致境地》、《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年画的发现》、《传媒·幽默·历史》、《不能忘记老朋友》、《杨刚之死》。
1919：一个人和他的国家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中国人是如何由白变黄的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兼论我们怎样对待外国经验皇权——中国的逆现代性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何处可以安然居住？——鲁迅和他生活的城市“五四”与问责“五四”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文化现象杂说杨刚之死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也说汪曾祺当下社会的文学立场——在成阳的一次文学讲座兰畦之路年画的发现我为戴厚英编辑《人啊，人！》“道”是什么？诗经别意玉屑集杂感八则传媒·幽默·历史一言难尽陈子龙文学的极致境地少年英雄与文雄悲哉，上将军不能忘记老朋友两汉鬻爵考略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
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罗志田 近代中国是个全方位的“过渡时代”，出现了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几千年才有的巨变。这一转变是个发展的进程，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基本上贯穿了包括19—20世纪的整个近代，到现在恐怕仍在延续之中。辛亥前的废科举是后来政权鼎革的铺垫，与此密切关联的，就是一些趋新士人开始推动的“去经典化”努力。社会上四民之首的士不复能产生，思想上规范人伦的经典开始失范，演化成一个失去重心的时代，最终导致既存政治秩序的颠覆。 近代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竞争有力地支持了读书人的“去经典化”努力。问题是任何“经典”都不仅局限在象牙塔里，也存在于老百姓的人生日用之中。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学问”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怎样治学，都成为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甚至“读书”这一带有象征性的行为，也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不论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以及新兴的学科体制层面，与“读书”行为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都面临着重新规整的需要。 这样，“读书人”自身也不能不经历着从身份认同到行为取向等方面的波动。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都面临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的需要，而其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不论是精英还是边缘读书人，都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往往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学人两种身份认同，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 过渡时代的读书人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技能性学习相关的行为。它更多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师爷)，是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改变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参见孟子所说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 我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是相对于“学”而言，也包含从政议政。以前这类责任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传统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作着准备。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或许受到近代西方出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的影响，民初人开始提倡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但西方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上述中国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 type)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怀。与之相比，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不过，传统的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很多读书人的确希望做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而近代又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国家一旦有事，他们大多还是感觉到不得不出的责任：少数人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或反向的政治革命，多数人则不时参与议论“天下事”。 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此即最能体现。但这种恢复性的再现又是处于典范淡出之后的语境之中，因而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如麦金太尔所说，由于赋予其意义的语境已经不再，许多被继续使用的关键性词语仅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不仅术语，行为亦然。时代背景既然与前不同，那些参政或“议政”的读书人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仿佛离了本行，往往不免带点欲语还休的意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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