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 中国1977-1978
2009-1
湖南人民出版社
张树军 主编
487
历史在这里拐弯 1977年，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年，也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重要一年。当时全国正面临着一种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文化教育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 1978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转折之年。某种抉择——摆脱“左”的梦魇的纠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悄悄向发达国家靠拢的发展主导型战略——已经开始发端。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一种行为首先是在思想中酝酿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也不例外。本书通过收录于光远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沈宝祥的《耀邦指导我们办》、吴兴唐的《“三个世界”写作班子的回顾》、胡福明的《一文产生经过》、孙长江的《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孟凡的《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雷声宏的《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等当事人的回忆，详细记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摆脱精神枷锁，以及由此带来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深刻变革，从而为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折奠定思想基础的情况。 思想上的解放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促动因素，但作为一个国家，仅有思想变化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把这种新的思想转化为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党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把思想上的解放转化为国家的方针政策。本书选编了陈大斌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报道》、沈宝祥的《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始末》、傅颐的《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于光远的《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陈鹤桥的《我所亲历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等，为读者深入了解和认识转折时期党的会议的基本情况、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意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非凡勇气的党。“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两年，我们党进行了大规模、有秩序的拨乱反正。本书选辑了刘道玉的《拨乱反正当为先》、张瑞芳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沈容的《钓鱼台杂忆》、武建华的《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于光远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汪东林的《政协委员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陈丕显的《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温济泽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刘回年的《“西单墙”面面观》等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决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成堆，旧有的规章制度被打破了，新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如何对待“四人帮”打着毛泽东教育思想旗号推出的所谓教育改革措施？中国教育何去何从？本书选辑了吉伟青的《发表的前前后后》、李琦的《1977：570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沈宝祥的《中央党校的新生》等，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有人将中国的农村改革比喻为“蛹破茧化蝶”——蛹从里面将茧咬破（其所选择的突破口恰恰就是橄榄形茧的最薄弱部分）。1977—1978年，因为具备了社会和思想环境，中国农村的改革成为一种必然和有延续性的动力。本书选辑了陈大斌的《“穷过渡”的最后挣扎》、周日礼的《1977年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前后》、张冠生采写的《包产到户第一村——小岗村风云》、陈大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报道琐忆》、张广友的《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等，展示了中国农村改革初掀波澜的景象。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改革也迈出了第一步，陈锦华的《新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上海宝钢的决策、建设历程》反映了我国在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严重的工业领域所取得的光辉业绩。 统一思想是统一行动的前提，是凝聚人心、凝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重要保证。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拨乱反正方针，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主的宣传部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沈宝祥的《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李庄的《徘徊中前进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新生》等为我们展示了这一阶段宣传战线的波澜风云。 1977—1978年，中国的外交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缅关系获得了恢复和发展，中美开始建交谈判，邓小平访问日本，中国加强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问的友好交往等等。本书主要选辑了陈瑞声的《礼遇与怀念——记邓大姐1977年出访缅甸及阴次接待吴奈温》、王立的《美国驻华大使在1977》、叶飞的《揭开“阿波丸”之谜》、曾建徽的《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散记》、柴泽民的《中美建交亲历记》、江培柱的《记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出访周边邻国》等，展示了中国外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并不认为亲历者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观点是某个事件的唯一解释，而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别的亲历者的证言、证词，最大限度把某个历史事件的全貌展示给读者。
这是思想解放的春天，是中国拨乱反正、走出困境之年，是转折之年，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对一两个凡是一的有力回击，揭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打破了精神枷锁，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方针，及时解决了全党自1957年以来未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本书选编了陈大斌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报道》、沈宝祥的《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始末》、傅颐的《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于光远的《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陈鹤桥的《我所亲历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等，为读者深入了解和认识转折时期党的会议的基本情况、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意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本书选辑了刘道玉的《拨乱反正当为先》、张瑞芳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沈容的《钓鱼台杂忆》、武建华的《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于光远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汪东林的《政协委员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陈丕显的《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温济泽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刘回年的《“西单墙”面面观》等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决心。 本书选辑了吉伟青的《发表的前前后后》、李琦的《1977：570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沈宝祥的《中央党校的新生》等，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思想解放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 于光远 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 沈宝祥 “三个世界”写作班子的回顾 吴兴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产生经过 胡福明 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 孙长江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孟凡 《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 雷声宏转折会议 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报道 陈大斌 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始末 沈宝祥 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 傅颐 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 于光远 我所亲历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 陈鹤桥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当为先 刘道玉 “而今迈步从头越” 张瑞芳 钓鱼台杂忆 沈容 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 武健华 “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于光远 政协委员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 汪东林 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陈丕显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 温济泽 “西单墙”面面观 刘回年教育改革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 吉伟青 1977：570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 李琦 中央党校的新生 沈宝祥经济改革 “穷过渡”的最后挣扎 陈大斌 1977年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前后 周日礼 包产到户第一村——小岗村风云 张冠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报道琐忆 陈大斌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 张广友 新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上海宝钢的决策、建设历程 陈锦华宣传动态 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 沈宝祥 徘徊中前进的人民日报 李庄 《光明日报》的新生 苏双碧 我对《未定稿》创刊的一点回忆 李凌对外交流 礼遇与怀念——记邓大姐1977年出访缅甸及两次接待吴奈温 程瑞声 美国驻华大使在1977 王立 揭开“阿波丸”之谜 叶飞 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散记 曾建徽 中美建交亲历记 柴泽民 记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出访周边邻国 江培柱 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杨波
思想解放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 于光远 同政研室的建立一样，政研室的更名也同邓小平直接相关。如果说政研室的建立是他第一次复出的结果。那么。政研室的更名就是他第二次复出的结果。政研室的更名实际上远不止是一个机构名称的改变问题，而是一场关于这个机构的存废之争。“四人帮”被粉碎于。遭“四人帮”围攻的政研室本该从政治上翻身，怎么还会面临存废的问题呢？事情还得从粉碎“四人帮”讲起。 1976年10月6日晚，身居党和国家领导层高位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隔离审查。史称粉碎“四人帮”。隔离审查“四人帮”的行动两个小时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我是第二天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那天。司机借来一辆吉普车，我去了唐山。唐山大地震后，我一直很想去看看这座城市灾后的情况，这时正好没有人管我，找到了机会。从唐山回到北京已经是晚上，一到家，老伴就告诉我那四个人被抓起来了，真是天大的好事。 ……
《历史转折：中国1977-1978》通过收录于光远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沈宝祥的《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吴兴唐的《“三个世界”写作班子的回顾》、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产生经过》、孙长江的《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孟凡的《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雷声宏的《〈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等当事人的回忆，详细记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摆脱精神枷锁，以及由此带来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深刻变革，从而为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折奠定思想基础的情况。1975—1978这四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和国由此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