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莺乱飞
2010-1
上海书店出版社
叶兆言
259
无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杂花生树》的续篇，因为前一本书，断断续续又写了些文字，一直没有结集。内容自然也是一个杂，或许更乱。不敢说形散神不散，虽然杂乱，还是有些差不多的玩意。 写作之道本来没有一定，虚构的小说，纪实的随笔，其实都是在尝试各种可能性。应该怎么写，还能怎么写，这些命题注定要折磨我们一辈子。有人问我，究竟喜欢小说，还是喜欢随笔，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取精用弘，喜欢什么，也许还得看当时的心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喜欢，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不是自己想写，我绝不会写这些文字。 仍然还要感谢朋友们的督促，仍然是那句话，没有他们的鼓励，没有他们的夸奖，很可能半途而废。写作是一桩很寂寞的买卖，“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那不过是古代诗人的想像和狂妄。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够把想写的文章写出来，还能有几个读者愿意读，知之，好之，乐之，就已经是很幸运了。 二00九年十月十八日 南山
为数已经不是太多的文学守土者，叶兆言以无所不在的世俗日常的演绎，给读者带来固有的而又久违了的文学温馨，以几分微笑、几分苦涩、几多平缓、几多沉闷，提醒人们通常视而不见抑或忽略不计的常识。 本书是一本文化散文集，收录作品十九篇。作者以旁观者身份讲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文化人物、文化现象，包括他所亲历的一些人和事。文风平实冲淡，富于谐趣，文章写得非常放松、舒卷自如、纵横捭阖。这是一本有趣的书，没有呆板的学问，它是随性随心但又考证有据的文字，读起来令人击节，长了知识，也受了教益，尤其是写近现代文史人物的掌故随笔，同样很见性情，因此阅读本书也是和作者的一次愉快交流。叶兆言的散文内容丰富，语言畅达，文风清新，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散发出儒雅气息而富有功力，反映出一个作家的深厚学养及其浓厚的现实与人文情怀。
叶兆言，一九五七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三种，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苏珊的微笑》等，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等。
自序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欲采萍花不自由白马湖之冬为巴金最后三部长篇写的序纪念父亲和方之的友谊郴江幸自绕郴山万事翻覆如浮云记忆中的“文革“开始恨血千年土中碧塞万提斯先生或堂吉诃德骑士重读莎士比亚《少年维持之烦恼》导言难忘雨果想起了老巴尔扎克永远的阿赫玛托娃横看成岭侧成峰
有个河南人去美国研究哲学好多年，突然看破红尘，起程回国，去少林寺当了和尚。大家觉得奇怪，既然是出家，何必远涉重洋，绕道美利坚，直接在老家上山不就行了。做学问犹如出家当和尚，有时候非得绕道走点弯路才行。顿悟的境界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达到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六十年代末，中国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在炼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表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这个观点我们真是不太乐意接受，就是中国科学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实用”。无论是在过去，还在今天，中国人都天真地相信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君子养浩然之气”。天知道中国的科学实用在什么地方，恰如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做爆竹敬鬼神，发明了指南针也不过是用来看风水，而火药和指南针只有到了洋人手里，才能成为征服殖民地掠夺宝藏的利器，应该说洋人讲究实用才对。 联系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著名的口号，就会意识到李约瑟并没有完全说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实用”这个词早就扎根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是不知不觉。越是到近代，实用的观点越是甚嚣尘上。譬如郭沫若对闻一多先生有个很新奇的比喻，说闻先生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不是作为一条鱼，而是作为一枚鱼雷，目的是为了批判古代，是为了钻进古代的肚子，将古代炸个稀巴烂。闻一多生前也曾对臧克家说过：咻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毒的芸香。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他声称自己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的人里应外合，把传统杀个人仰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 我一向怀疑这话中间多少有些做秀成分，按照我的傻想法，闻先生如果不是对中国古典的东西情有独钟，有着特殊的兴趣，绝不可能成为一名纯粹的书虫。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落脚蒙自，闻先生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埋头做学问，除了上课、吃饭，几乎不下楼，同事因此给他取名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如果仅仅是为了和古代文化作对，给传统添些麻烦，这种信念支撑不了多少时间，因此，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在习惯中，大家共同关心的兴奋点，常常是我们的行为有什么“用”，对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有什么样的思想教育意义。以成败论英雄，以有用没用来衡量价值，这种学理定势并不是随便就能改变。做学问和做生意并不一样，可是在谈论别人的学问时，我们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是自己也忍不住变成了生意人。 正如把清朝乾嘉学派的考证说成是只会做死学问，简单地归结为一代知识分子怕掉脑袋，这种貌似深刻、似是而非的简单结论，多少有点投机取巧。乾嘉学者在考据上找到的乐趣是后人无法想像的，学问无所谓死活，书呆子往往比那些读书的机灵鬼更可爱。回顾已经过去的上一个世纪的学术史，我对闻一多先生学术研究的中断觉得最痛心，因为他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独到匠心，空前绝后无人匹敌。与严谨认真的朱先生相比，闻先生的才学识各方面都更胜一筹。虽然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美术，但是因为早年就打下的良好西方教育基础，就如种过牛痘已有免疫能力一样，他不会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想面前无所适从。他全身心投入自己所做学问的那股疯狂劲儿，为了一个词汇一个神话下的刻苦钻研功夫，令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学人望尘莫及。 更难能可贵的，是闻先生拥有诗人的敏感与丰富想像。良好的基础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做学问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得，毕竟还不是凤毛麟角，无迹可寻。就像是否“有用”不是最重要一样，基础与刻苦只是鸟的一对翅膀，没有翅膀飞不起来，也飞不高，但是，仅仅有翅膀仍然远远不够。诗人的敏感和想像能够创造一切，纵观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学问恰恰都是有诗人气质的人完成的，诗人不计成败利钝，无所谓后果，不在乎起因。放大了说，诗人气质绝非只有诗人才有，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声无臭，来无影去无踪，它创造了世界上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 诗人气质不仅造就了第一流的诗人，还可以产生第一流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产生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商人，产生第一流的军人和运动员。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诗歌精神上可以对话，大科学家本身就是一首诗，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他们的发明创造离开不了诗歌精神。乾嘉学者致力于训诂，达尔文研究人类进化，牛顿和爱因斯坦投身于物理学，都是异曲同工，因此，不要以是否实用来判断是非，不要以是否产生经济利益评估价值高低，这种并不很新的老调还得重弹。
为数已经不是太多的文学守土者，叶兆言以无所不在的世俗日常的演绎，给读者带来固有的而又久违了的文学温馨，以几分微笑、几分苦涩、几多平缓、几多沉闷，提醒人们通常视而不见抑或忽略不计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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