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峙三日记
2011-7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峙三
528
胡香生,嚴昌洪 （整理）
无
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代序) 章开沅 朱峙三先生是与我交往较多的辛亥老人之一，擅长书画，勤于治学，日记终身不辍。1955年自行整理汇集，日记已有一百零四册之多。朱老热心近代史事研讨，曾多次邀我前往阅览，颇有选编付梓之意。但限于客观条件，岁月荏苒，直至老人病逝，这部日记一直未能问世。幸好其子胡香生同志珍惜先人手泽，历经“十年动乱”，保存完好无缺。现由香生先将癸巳(1893)至己未(1919)27年日记择要辑录，以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参考。朱老地下有知，当亦深感欣慰。 朱老自幼热爱祖国，关心时事，举凡近代重大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赣宁之役、讨袁战争等等，在日记中均有所记述。诚如他自己所言：“予日记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抄文告，凡可记者，即民间轶闻亦悉载之。” 但是恕我直言，读者不可指望在日记中能看到诸如宫廷秘闻、政党内幕之类的奇特记载。在上述那些重大事件中，朱老并非什么核心人物，甚至大多也并非亲身参与者。他从来不是风云际会的英雄，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忠实地记录下身边的所见所闻，包括自己当时的思想活动。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日记便区别于一般的史事记载，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历次重大事件在民间的反应，保存了不少普通老百姓当年的原始议论，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回忆录中所难以见到的。 作者曾担任过《中西日报》、《公论新报》的主笔(即社论撰稿人)和编辑，他具有新闻记者的社会视野和采访的经验，因而日记的许多内容颇有助于我们对清末民初社会环境的了解。迄至己未年(1919年)为止，作者长期僻处鄂城(清末原称武昌，民初曾一度改为寿昌)家乡，行踪所至无非是武汉、黄安(今红安)、大冶数地，至于开封、南京、九江、南昌、北京等省外城市均属短暂逗留。可以说，他的亲身见闻主要限于湖北，但其观察社会的细致深入则又多少弥补了地区局限之不足。旧中国基本上属于农业宗法社会范畴，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虽多，社会内部结构的演变却非常滞缓。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朱老日记的侧重点恰好在于后者，这自然将引起读者的浓厚兴味。比如湖北县城的风土人情、礼俗习惯，私塾、书院、学堂的学生生活，科举考试的繁琐过程与夹带舞弊，穷酸秀才如何到各地打“抽丰”，古董商人如何制作赝品，革命党人在学堂如何秘密活动，县书记官(相当于主任秘书)如何周旋于县衙内外，禁烟委员如何巡阅各乡，虚应故事，以至南洋劝业会的盛况空前，武昌首义之夜的风声鹤唳，鄂城中元、端午两节的灯火、龙舟等等……无不历历如绘，并且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作者自幼读书，成年后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日记的选编，有意识地较多保留了这方面的记载。例如，以准备科举应试为宗旨的私塾教育，入塾有哪些礼节，对不同年龄、水平学生的教学如何组织，课程内容、进展程序与教学方法，学费的数额与交纳方式，以及塾师、学生的课余生活等等，均有详尽的叙述。更为难得的是在武昌县师范和两湖总师范学堂期间的日记，对学习期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状况、学生来源、课外活动诸方面，保存了许多相当具体的记述。这些对于研究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于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癸卯学制”，无疑很有裨益。民国初年，作者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鄂城寒溪中学、大冶中学、武昌三一中学、汉阳晴川中学等校任教，日记内容虽然颇多重复且平淡之处，但经过删节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早期中等教育的原始资料。我相信，这方面的内容将会引起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由于作者生长于清寒之家，成年后又常为家庭经济困难所苦，所以日记比较注意银钱数字的记录，诸如银钱比值、借债利率、薪俸工资、文章稿酬、书画行情、车船票价、食宿费用，乃至年节和婚丧开销，一笔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数字诚然没有企业账目那么重要，但却有助于了解各个时期的货币、工资、物价。特别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以此作为普通医生(朱老的父亲是中医)和教员家庭经济的一个个例来分析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此外，细心的作者还详细地记录了火车、轮船、木船、轿子、独轮车的行程、路线、速度，也记录了县与县之间的邮路和传递方式，这些内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内地交通状况的变化，应该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细心人的日记，需要以同样的细心来阅读，才能充分发掘那些细微之处蕴含的社会意义。即以家庭和学校的照明用具而言，作者长期习惯于清油灯柔和而又暗淡的光线，所以开始用煤油灯便觉得非常刺眼，熄灭时气味又很难闻，而及至到教会办的三一中学教书时，则已经习惯于电灯的亮光了。这种个人生活习惯的变异，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外国石油的倾销和近代市政建设的兴起，都是密切相关连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迁，某些传统思想的隐退，某些近代意识的萌发，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通过狂风暴雨式的变革表现出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决定使用公元纪年和阳历，作者对此持冷漠态度，仍然在日记上沿袭干支纪年和阴历月日，所不同的无非是用公元和阳历给予注释而已。可是当中学生兴高采烈地演戏庆祝新年元旦，并且理直气壮地以演戏疲劳过甚为由要求添假一天时，作者这才意识到世事的变化，并且感慨，千百年来清高的“士”是羞于与“倡优”为伍的，可是现在的“士”却以行“倡优”之事为乐了。当然，旧中国的社会进展是相当迂缓的，内地的前进步伐更显得缓慢，日记中那些灰暗的色彩，感伤的情调，松弛的节拍，可说是一个古老民族落后的影子。 我对作者的真率感到由衷的敬佩。他整理自已五十多年的日记，分明是企盼“当道采集”、“代为印行”，但却努力保持当年日记的原来风貌。除了对自己的学业成绩、书画作品和在黄安(今红安)的政绩稍有自炫之意(这也是原始思想)以外，他并未打算把自己写成思想多么高超、功业多么伟烈的英雄。恰恰相反，倒是如实地记录下自己头脑中那些落后思想以至“不洁之念”，譬如名教观念、迷信思想、迷恋科举、重男轻女、制作前人书法赝品、邀妓女陪同宴饮等等。当然，日记更多的内容是叙述个人和家庭的苦楚，如失业、负债、贫病交加、丧父失子等等，虽有自我怜悯的弱点，但却是旧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境遇的真实记录。不过日记的主要价值并不在这里，它的好处是比较具体地叙述了作者和他的同辈人(如张肖鹊、刘菊坡等)，如何经历了科举生涯转入新式学堂，如何逐步改变传统观念接受“排满”革命思想，又如何在武昌首义以后从兴奋转入消沉并出现新的分化……或许可以说，日记粗略然而颇为生动地勾画出辛亥前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内容将可丰富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而从真实性来说又要超过若干堂而皇之的所谓回忆录。 年轻的读者也不妨看看这部日记，即令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从中亦可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看看那一代青年走过的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经历的生活是多么惨淡艰难，这样才可以了然于他们何以那样欢欣鼓舞地迎接全国的解放，何以历尽磨难挫折而仍然那样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朱老的日记又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助读物。峙三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由于封建文化习染较深，为人过于谨小慎微，而且受到家庭困难的拖累，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未能跻入先进的行列。辛亥革命前夜，刚接受“排满”思想不久，突然呕血不止，卧病在床，以至未能投身武昌首义，也未能在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当友人董必武等继续抗争并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时候，他仍然困于贫病，为一家老小衣食奔忙。直至解放以后，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担任参事室参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委员，生活和医疗有了可靠的保障，他才得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充分发挥余热，勤奋地工作和学习，直到享有81岁的高龄。 朱峙三先生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善良愿望，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化为现实。他非常珍惜革命胜利的成果，并且真诚地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关于这部卷帙浩繁的日记，他也想尽可能使之为社会所利用。他生前曾说：“倘蒙当道采集，认为予此记具有历史意义，列为稗官野乘而代为印行，则朝章国故，民问文艺，或赖以知；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真相，于各学校授近代史者与社会文艺作家，无不小补也。”我想，日记的选辑出版，正是尊重这样一位爱国老人的遗愿。 日记由于作者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文字未经修饰，错字、重复以至语句不够通顺之处常有出现。编选过程中，除作必要的不损害原意的删节以外，一般保持原貌。少数明显的错字、漏字，则在[ ]号内加以改正增补。日记各页脚注均系作者自己所加，其中有些对今天的读者已无必要者则加以删除。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来收文库，丽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丽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朱峙三（1886-1967），辛亥革命志士。一生日记颇丰，严昌洪编录的《朱峙三日记(1893-1919)》选录其辛亥革命前后日记，反映作者从旧式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革命志士的历程，并有关于当时社会生活之记载，颇具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
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代序)
日记自序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日记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日记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日记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日记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日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日记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日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日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日记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日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日记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日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日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日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日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日记
清宣统元年(1909年)己酉日记
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日记
清末宣统三年(1911)辛亥日记
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日记
民国二年(1913年)癸丑日记
……
辑录者的话
后记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日记 小引 此为予初期日记，系检旧藏童年所读《三字经》、《论语》、《孝经》，父亲所书方块字六百余枚(原有一千四百余字，壬子迁居失去)，查看程师于字旁所列月日，推想癸巳年情况，回忆祖父冠群公与同屋洪、朱二叟所谈朝野掌故，触类旁通而成者也。 民国丙辰，予年三十一，记忆力尚强，故能于童稚事得十之六七。今夕阅竣，恍若垂髫受业时。以干支推计，则已六十五年矣。 戊戌花朝，寿昌老人朱峙三，时年七十有三。 正月朔雪小建 鄂城旧名武昌。钟极为朱姓谱名，重录仍之，此有历史性者也。 武昌朱钟权记，民国丙辰年追录起。 三更时，约丑初刻，父亲进香行紧门礼。今夕，南门当铺更楼上不报更点，记时未能准确也。四更时，祖父、父亲带同予及大姊持灯出方毕，祖父率父亲及予依次向家中祖宗位前拜年。予依次向祖父、父母、大姊拜年毕，母亲具茶点，说吉语，祝一年顺利。小憩片刻。 父亲呼后宅姚三叔、王大伯，同往大南门岳王庙进香，此予家元旦常例。父亲云：本城岳王最灵验。王在南宋时，为秦桧贼所害。卒时系宋代某年腊月二十九日，即该年代除夕也，后人永远不忘。王冤白后，受敕封为武昌县主，血食已久。故邑中每值除夕，天未明时，城内住户及距城三四里人家，均于三更时即到庙进香，向王祝福，烛光如画。大约祀至天明止，人数总在数万计也。予随祖父、父亲敬谨行礼毕，出庙；随祖父、父亲至太平桥仁寿宫祀药王。王即孙真人思邈，父亲行医久，例须进香也。 出宫后，父亲时时目注地下，并命予留意，寻地有收账所遗零钱，盖藉以上一年财运耳。父亲拾得三文，予亦得其一，喜甚。归家后，天渐明，予倦欲寝。 辰刻，父亲出门拜年，命予起，在前座应门。来宾均系到予家者，前重朱益舟、皖人，洪大爹、周必元、鲁大叔，均系下等人家，与外人交情少。予与洪元恺、周大生戏于庭中，兼放炮竹。午后，叔父自鱼行回家，与祖父、父亲拜年。叔父为予及大姊买玩具后方去。叔父与婶母王夫人向不睦，归时并不交一言也。表兄刘朝兴、朝金先后来拜年。 初二日 今日雨水 拜年客较昨日少来，祖父带同予，时时在前重应门。 初三日 大舅父吴瑞松公来拜年。傍晚五时方开门。今夕为祖母忌日，亥初具酒肴祀之。 初四日 今日来客多，有系初一拜年未开门之至友也。各家均开门，街上卖玩具者多。 初五日 今日，祖父与姚三叔带同予由小西门上城，城上游人极多，约一时许归。 初八日 今日父亲请年客，系女宾，俗谓之亲家过路。程、邓二家，父亲因诊其子病愈，均结拜为义亲者也。午刻，程亲娘带其子名贤智来，文雅秀气，父亲母亲均爱之，谓此子将来必出人头地者。邓亲娘带其子名爹送者来，年六岁，烦扰不堪，手足不停，父亲谓此儿必无成。 十一日 邓大亲爷送来一精巧龙头灯，赠予玩者。邓森发纸马店为本县有名第一家，四亲爷人极聪明，号心田，喜交游，即与父亲订为亲家者也。午后，祖父带予持龙灯立楼门外，街上观者甚众。 十三日 今夕县中八街均有灯，热闹异常，祖父时抱予往四眼井古楼看灯。 十四日 今夕父亲引予至东门看灯，见王宅灯烛辉煌，父亲谓此东门巨室，曾做奉天学台者也。 十五日 予今已识字渐多。戌初，予随父亲至东门看灯。父抱予至肩，命认字。万、长、庆、花、行五字，仅庚字不甚了了。 十七日 今日惊蛰 元宵已过，看灯者犹未止，四门灯更热闹，县官亦不禁止。祖父抱予看灯曰：此夕为亚元宵也。 二十五日 去年二月，同屋周大生入塾读书，予心羡焉，屡请于父亲要上学。父谓年尚稚，许以今正上学。今夕亥初于堂中教予学习三跪九叩谒圣礼，并购得《三字经》。为予命名日钟权，因予小字汝衡也。用钟字派，故从朱姓；在胡姓，予则邦字派也。 二十六日 父亲准备香烛，午初带予至古楼王福堂世伯家上学。予穿马褂，父亲着公服。予先行三跪九叩礼无误，程师松年大喜，含笑曰：“昨夕在家所教耶？”向师行礼毕，父亲又向程师行拜跪礼。隆师重道，读书人家应该如此。父亲引予见王福堂阖家，作揖。此次程师系就王宅停馆。 P1-3
1911年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100周年了。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尽管距今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不仅未因此而被人们忽略，相反还越来越受到重视。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演变，乃至在亚洲与整个世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百年之后，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和探讨，当会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获取许多新的认识，取得更多新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名历史研究所)，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首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多年以来，研究所在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现为本所名誉所长)的率领下，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荣获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由此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之一。2009年，研究所又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和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重大项目“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的研究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多项有关辛亥革命的省部级课题。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决定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文库所收之书籍主要分为两大系列，一为学术研究系列，包括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和部分以前出版经修订的专著，还有曾任研究所所长的刘望龄教授的80万字遗稿《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二为人物文集系列，包括新编和原已出版的两类。由于操作方面的困难，本研究所研究人员主持编写的近50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章开沅先生主持修订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及另外几本相关学术著作，均未收录在本文库之内，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因此，这套文库虽然已达30余册，但仍不能体现近30年来研究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全部成果。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仍十分不易，除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以及特邀之校外学者全力以赴的共同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否则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将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能够得以出版，应该感谢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鼎力支持与鼓励。2009年，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经数次开会讨论之后，确定以“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为题，撰写一部多卷本学术著作，作为向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献礼。当年11月，我赴京参加社会科学司组织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专门向张东刚副司长介绍这一研究计划，希望得到社会科学司的支持，张东刚副司长对该选题当即给予充分肯定。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被列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除此之外，张东刚副司长当时还建议我们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将正在编撰的系列新著与资料，与先前已出版但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著作与史料书籍修订之后，汇集在一起共同出版，此乃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最早动议。 随后，我将这一计划向章开沅先生作了汇报，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于是即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先生商议出版事宜。我校出版社的范军社长和段维总编辑都是颇具学术眼光的出版人，多年来一直十分支持研究所辛亥革命研究著述的出版。此次虽在出版社进行改制面临较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两位出版社领导仍是一拍即合，决定克服重重困难承担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任务。在确定出版这套文库而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之后，其间还曾出现过一些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故，几乎使早先设想的计划难以按时全部完成。此时，依然是范军社长与段维总编辑勇于担当，严定友副总编辑、冯会平主任以及出版社全体编辑共同努力，才使原定计划得以继续实施。因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于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首义之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也一直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省市领导当然会更加重视。尤其是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先生，对我们研究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计划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尤其关注。研究所向湖北省政府专题报告研究设想与文库的出版计划，得到了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经费上的宝贵资助。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对这套文库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2010年，经过专家评审通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列入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此不仅提高了文库的出版档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版社面临的经济压力。 这套文库最终能够顺利出版，使我近两年始终处于不安状态的一颗心得以平安踏实下来。两年来，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有的问题甚至非常棘手，一度使人丧失了信心，所以我一直都担心这套文库不能如期顺利出版。个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尚不足道，更为担心的是有负于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对不起我所在的研究所多年来在国内外享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的声誉。现在，这套文库虽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终于顺利出版了，值得庆贺。在此需要感谢的单位与个人太多，难以～一列举，只能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收入该文库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现虽经修订补充，但由于当时在注释的完整性要求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不完全合乎学术规范。对于这种情况，各书作者尽量进行了补充，力图按照现在的规范要求，使注释达到完整的程度，但因客观条件所限，仍有少数注释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敬请读者谅解。 第二，现在重新修订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些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已有所变化，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大多对此并没有作明显的改动。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张来不及作更多的修改，另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从事相关学术探索的发展历程，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具体地体现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进步。 第三，各书所收录的时人文章、演说词、诗词等各类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质与价值，其中也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痕迹，用字用词习惯、数字用法与现今的著录和编校规范(如2010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995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至存在某些“政治性”的问题，但为了尊重历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学术研究，一般都未予以删改，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时注意鉴别。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范围。对于那些中间流派的甚至是旧营垒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者对于史事与社会情况记载较为翔实而确有参考价值者，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与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朱英 2011年5月16日于武昌
朱峙三（1886-1967），辛亥革命志士。一生日记颇丰，严昌洪编录的《朱峙三日记(1893-1919)》选录其辛亥革命前后日记，反映作者从旧式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革命志士的历程，并有关于当时社会生活之记载，颇具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
无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还是较好地清理出来了一批文献。
印数2000，现在很多书都不写印数，为什么
朱峙三是个近代的小人物，但小人物自有其小人物独特的视域，他的日记包含的只是他认识的日常生活，对于了解近代普通人的世界十分有用
小16开硬皮精装，装帧印刷都不错，字体疏朗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