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张脸的神话
2003-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晓明
319
无
修订版自序 忍不住要先说说那天的事情：前不久的一个下午，上海一所漂亮的大学的一间明亮的教室里，一位中年社会学家正在演讲。教室里坐满了人，左边的大多来自其他学校，右边的是本校的学生。演讲者知道面对的是非社会学专业的年轻人，所以就尽量讲得浅显，不断地举出生动的例子，逐步抵达演讲的主题：社会学如何认识当代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显然是打动了那些外校来的听者，他们聚精会神，眼光一直牢牢地盯住他；另一边的反应却明显不同，虽也有热切的眼光，有会心的点头，甚至还有一阵哄笑——他们听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但是，在大多数时候，甚至可以说在多数人的脸上，我看到的却是一种漠然甚至是一种有点愁苦的表情：他们实在没有兴趣，却不得不被要求坐在这里，而不能像10年前的学生们那样，听得不如意了，就乒乒乓乓地站起来离开。时代不同了，内外两面的种种情形，都不允许他们如此放肆，他们只能干坐着，最多最多，也就是仰面打一个哈欠了。 说实在的，这情景令我诧异。演讲是相当精彩的，不但表达生动，内容更是实在，演讲者细细地分析当代生活，竭力向听者显示，他，一个认真的社会学家，是怎样和同道们一起，尽力逼近那社会巨变的秘密。可是，为什么那些学生不感兴趣？他们并非来自天外，而就活在这演讲指向的现实当中，正承受着它的全部蛊惑和重压；就算对现实之外的其他东西一概不关心，听到别人分析你置身的现实，而且还是用你不熟悉的思路，你总会打起精神、认真去听一听吧？社会学家举的例子，大多取自农村，这些苦着脸的学生，却几乎都在城市长大，莫非就因为这城乡之别，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别人的现实，与自己没什么相干？可是，怎么会不相干呢？且不说今日的每一座稍大的城市里，都有成千上万农村来的民工；也不说城市里的所谓“白领”，面对决定自己生活的种种权利的时候，其实是和农村的广大人群，站在相似的位置上的；单是从经济来讲，今日都市繁华区域的夜夜笙歌，不正是与无数乡村的寂静的夜晚和黯淡的灯火，互为因果、密切相关吗？为什么明明是唇齿相依、福祸与共，却会觉得彼此远隔，连探过身去看一下的兴致都很弱呢？这种奇怪的错觉和冷漠，又是怎么形成的？ 我还想到了另一个可能：这些学生并不是真的不感兴趣，社会学家举出那个有趣的例子的时候，他们不也报以热烈的笑声了吗？可他接着总要回到抽象的概念和分析上面去。在今天，谁还愿意听这些东西？身为大学的教师，我能够想像学生的这种心态。最近10多年来，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好像除了哲学、法律或数学之类的专业，大学生对于抽象思维的兴趣都明显在减弱。你一讲有趣的例子，大家都抬起头来，再说两个笑话，气氛就更加活跃，可你一旦进入抽象的分析，对不起，许多眼神很快就黯淡下去，逼得你赶紧去搜索新的有趣的故事……不用说，如此反复训练，不少大学的课堂，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场故事会，对富于趣味的细节的渲染，逐渐取代细致紧张、步步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占据授课的中心位置。青年人本是处在最敏感的阶段，即便满世界的媒体都粗陋不堪，只要获得一定的理论修养，他也完全能建立起认识生活所必需的思维能力。社会之所以需要大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向青年提供这样的修养。可是，如果这青年坐进大学的课堂，注意力却总是被引向琐碎的细节，东停一处、西游一地，老在低处平移跑动，不能升高鸟瞰，建立起整体的观感；他的思考也因此总是浅尝辄止，故事一讲完，思路就关闭，既不能步步推进，深入对象的内部，更无力将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摸索它们背后的隐秘关联。那么，他毕业的时候，多半就会成为一个只习惯接受“精神快餐”的人。视野一天比一天窄，因为他不知道别的事情也和自己有关；脑子一天比一天钝，因为他不耐烦聚精会神的持续的思考，甚至不耐烦阅读没有图示的文字。那一天下午，社会学家虽然尽量往浅显处讲，但他的整个演讲毕竟不是一块“麦当劳”。倘若那些学生真是被自己单一的精神味蕾限制住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演讲，也应有心仔细领略，却终于还是望而却步，打起哈欠来，那就实在太可怜了！
当“成功人士”的形象铺天盖地，几乎遮没你全部视野的时候，当你漫步在这形象最为集中的淮海中路上，沉浸在由橱窗、霓虹灯和大理石墙面共同酿造的成功气氛中的时候，你会不会对现实和生活前景发生错觉呢？ 你看不见社会底层的痛苦，你也会能忽略白领阶层的艰辛，你可能因此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在这些幻想的尽头，正有失望、不平和沮丧在静静地等着你。
王晓明，1955年生。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兼及文学理论和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著作有《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潜流与旋涡》、《无法直面的人生》、《追问录》等。
19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半张脸的肖像在制度变革之外在低调与高调之间——读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横站”的命运鲁迅式的眼光现代化想像和知识分子——答应红问当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答张曦问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期的小说谈起在“无聊”的逼视下——从朱文笔下的小丁说起创伤性记忆的环抱回望20世纪中国文学——答陈志红问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现代文学研究的精魂文学与精神认同——答摩罗问科索沃战争的警示当代政治的失败他们会白死吗？反战的理由恶兆从研究生教育看大学的“跟班化”“语文”究竟是什么？——1996至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读后在研究生教育的危机背后——答叶军问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答罗岗问附录 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从奏章到小说——试论近代的一种前景想像 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1980年代的翻译运动
书摘 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没有想到，70多年过去了，我要选一个词来概括对于当代生活的感受，竟还是觉得这个“大时代”最为贴切。自鲁迅辞世以来，人们曾经多次相信，中国已经踏上新生的坦途，可以永远告别动荡、崩溃、前途莫测的惶恐感觉了。即如我自己，在1970年代末，就曾经一头扎进过这样乐观的情绪。可是，经过20年曲折多变的改革的冲荡，中国人过去曾非常熟悉的那一种对普遍的社会腐烂的强烈感受，那种被互相矛盾的生活现象搅得越来越严重的困惑情绪，那种难以把握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茫然的神态，甚至那种不远处正有巨大的动荡向我们逼来的不祥的预感，竟然都再度弥漫开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在1980年代似乎已经远去了的疑问，又赫然重现在人们眼前。不仅如此，它还激发和聚拢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疑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它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谁是这个过程的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是最大的牺牲者?”“社会是否正处在危机之中?如果是，那是什么样的危机?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社会中还有哪些良性因素，可以被激发起来削弱这危机?又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加剧和促成危机的爆发?”“倘若危机竟然爆发了，接着出现的会是什么局面?风暴过后一定会是阳光遍野吗?还是也可能继续长久的阴霾?”……在今天，任何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现实睁着眼睛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甚至感觉到它们的迫人的分量吧。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有责任给出对这些疑问的清楚的回答。 深秋时节，天高气清，碧蓝的天色将红黄相间的树叶映衬得格外鲜艳，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四周寂静无声。在这样的时刻修订《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一行一行地重读8年前写下的字句，我的确有一点惊讶：那时候的笔触怎么会这样放肆，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阴郁和愤懑？回想起来，就在结束这本鲁迅的思想传记、将书稿送交出版社的时候，那流溢在字里行间的激愤之情，已经使我感到不安。第二年重印此书，我特地在后记里写道：“置身今天这样的现实，一个人要始终平和，怕也很难做到。但是，你却不能让愤激占满你的心胸。”“愤激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却也容易败坏人的幽默感，使人丧失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我甚至相信，这是严酷的生活给人造成的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因为它正是来自于绝望，而且和疯狂、和丧失理性相距不远。”但是，一面这样反省着，一面却也很明白，那愤激依然在我的身内持续滋长，我所以把话说得那么重，就是因为强烈感觉到了它那种仿佛不可遏制的力量。七八年过去了，眼前又新添了许多大起大落、悲欢交杂的景象，或许它们能令若干昔日的愤懑者转涕为笑，欢欣鼓舞，但在我，新的景象却似乎总是会唤起旧时的记忆，互相映照，而使原有的种种心情更为牢固。不过，和七八年前不同，我现在不大愿意再那样放纵阴郁的心绪，更不愿意再那样放肆地宣泄这心绪了。 为什么呢？自这本书问世以来，我陆续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有特意提供资料、供我用来增强某一处论述的力量的，也有排列证据、要我相信某一个论断并不正确的，当然，我也能想像，还会有非常不满意、以至不愿意当面来指摘的。所有这些不同的反应，都使我感到高兴，一个人辛辛苦苦写一本书，不就是想要引人阅读，彼此交换，至少也是激发读者的新的感想吗？即便某位读者忿而将书扔出窗外，也是因为他至少认真读了其中的一部分，还为此重温或者更坚定了他自己原有的看法。但是，拆阅了若干年轻读者的来信以后，我却高兴不起来，甚至还感到了某种担心。这是一些非常年轻的读者，有的刚进大学，有些还是高中生，他们以各不相同的词句，表示对这本书的欣赏，而理由却大致相似：你剥掉了鲁迅的“神”的外衣，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真实，尤其是人的软弱、渺小和卑劣……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广州的高中生用了“卑劣”这样严重的断语之后，特地在信中解释说，他这是指人的本质性的卑劣，而非指鲁迅个人的品质。尽管如此，这些年轻读者的热烈的激赏，还是令我暗暗不安。我不禁想起鲁迅当年的犹豫，他一面忍不住在笔下袒露“内心的黑暗”，一面却又担心这袒露会误导青年，在一封私人通信当中，他甚至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反会觉得悲哀。在这本鲁迅传记的初版序言里，我曾经郑重地录下他这些话，而以偏还要以他为是的后辈自居。哪里想得到，一旦书出版了，我的位置即刻就转到了另一面：现在是我来为自己的放肆不安了！记得最初读到鲁迅那封信的时候，大概是20年前吧，我并不理解，甚至还隐隐地觉得他有点矫情；以后年岁日长，阅历渐多，似乎有一点懂了，但也还是未能深悟。就是现在罢，我也不敢说已经全懂了，但毕竟因了现实的教训，也因了位置的变换，我对鲁迅当年的犹豫，是自觉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了。我所以会有上面所说的那些“不愿赏”，就正和这个认识有关，在这篇新的序言里，我也就想来说说它。 目前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军队对伊拉克的进攻，似乎已经不可阻挡。几个月来，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无数的人互相询问、激烈争辩：“你支持这场战争吗？”不用说，我是反对的。但我没有在上个月北京一些文化人发起的反战宣言上签名。那宣言不但表示了对于战争的反对，而且给出了若干反对的理由，恰恰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我很难完全赞同。现在就借这个网上讨论的机会，简略地说一说我反战的理由。 在今天的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一批原始的专制政权。它们依靠暴力和秘密警察控制社会，虽然有时候也改善一点人民的物质生活，却要人民交出各种自由作为代价，萨达姆政权正是其中的一个。这种政权的控制和剥夺能力常常如此强大，以至社会很难从自身形成真正有力的反抗。在这样的时候，国际社会的正义的声援就很重要了。人类毕竟是一个整体，地球各部分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果国际社会能建立一种大体秉持公道的协商、制裁和救援机制，以此对那些专制政权形成道义甚至实质性的压力，那是非常好的事情。一个人在家里虐待妻儿，邻居难道不应该谴责他、让他觉得不舒服么？在某些非常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甚至应该进行实质性的干预。那人已经在家里挥刀杀人了，邻居们理当破门而入。 但是，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1.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可以干预；2.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判定，情况是否已经糟到了必须干预的地步，又该如何实施这种干预。如果缺了这两条限定，谁力气大、胳膊粗，谁就可以自行判断，打上门去，那就非但容易陷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搅乱那赋予干预正当性的善恶准则，而且很可能被人利用，打着惩罚恶行的旗号，实际却攫取一己的私利。以今日世界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坚持这两条限定，当然有许多困难，但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如果撇开一国、一族或一个地区集团的利益，在什么是“非常情况”的基本判断上，国际社会还是能形成一定的共识的。某国大举入侵邻邦了，某个强权大规模屠戮人民了，遇到这一类的事情，公众还是能大体明确，这超出了人类容忍的限度。至于实际的协商和行动机制，现在有联合国，有联合国组织的各种“维和”行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维和”行动都令人赞赏），更有大量国际性的非政府救援组织，在跨越国境的道义和实际干预方面，人类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如果那些有钱有势的政府愿意遵守上述限定，国际社会是能够找到公正合适的办法，对付萨达姆这样的专制政权的。 如果上面这样的说法大致不错，我就觉得，布什和布莱尔政府这一次急切想要发动的战争，明显缺乏足够的理由。和12年前入侵科威特不同，目前萨达姆政权并没有采取特别骇人听闻的行动；伊拉克人民遭受的苦难，也大体如前，并没有特别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北部库尔德人的境遇，还比从前稍好一些（当年萨达姆的军队用化学武器残害他们的时候，并没有哪个政府提议干预）。到目前为止，美国也没有提供真正令人信服的材料，证明萨达姆应该对“9·11”事件负责。你总不能因为怀疑某人可能作恶（因为他曾有过作恶的记录），就先将他的卧室一炮轰平吧？武器核查人员正在大规模展开检查，联合国也已经多次讨论伊拉克的问题，更不用说对伊拉克长达12年的武器和经济制裁了，所有这些压力都正在产生作用，为什么现在突然等不及了，即使联合国安理会不授权，也要单独进攻伊拉克呢？ 其实，布什政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能让美国人民再冒风险！”言下之意，就是美国决不能再被动挨炸，一定要四下搜寻，将一切可能的威胁都清除干净。我虽非美国人，也能大致想像“9·11”惨案对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个向来养尊处优的人，忽然被狠咬了一口（这里且不论他为什么会被咬），于是情不自禁生出强烈的报复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当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将10万日侨关进集中营，就是前例。要是换了有些别的国家，如果也有今日美国的这般力量，那报复很可能更为凶狠。今日的世界上，通行的常常还是丛林法则，某个强汉不肯理性从事，一意要结果他的仇敌，旁人多半也奈何他不得。但是，明明是报复，是遭了暗算之后的怒气冲冲的寻仇，却另外挂出大旗，说我是在替天行道，大家都得出人出钱，那就未免欺人太甚；倘若借了举国上下的报复之情，暗行一党甚至一群财团的私利，那就更是该遭严厉的谴责了。 ……
修订版自序 忍不住要先说说那天的事情：前不久的一个下午，上海一所漂亮的大学的一间明亮的教室里，一位中年社会学家正在演讲。教室里坐满了人，左边的大多来自其他学校，右边的是本校的学生。演讲者知道面对的是非社会学专业的年轻人，所以就尽量讲得浅显，不断地举出生动的例子，逐步抵达演讲的主题：社会学如何认识当代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显然是打动了那些外校来的听者，他们聚精会神，眼光一直牢牢地盯住他；另一边的反应却明显不同，虽也有热切的眼光，有会心的点头，甚至还有一阵哄笑——他们听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但是，在大多数时候，甚至可以说在多数人的脸上，我看到的却是一种漠然甚至是一种有点愁苦的表情：他们实在没有兴趣，却不得不被要求坐在这里，而不能像10年前的学生们那样，听得不如意了，就乒乒乓乓地站起来离开。时代不同了，内外两面的种种情形，都不允许他们如此放肆，他们只能干坐着，最多最多，也就是仰面打一个哈欠了。 说实在的，这情景令我诧异。演讲是相当精彩的，不但表达生动，内容更是实在，演讲者细细地分析当代生活，竭力向听者显示，他，一个认真的社会学家，是怎样和同道们一起，尽力逼近那社会巨变的秘密。可是，为什么那些学生不感兴趣?他们并非来自天外，而就活在这演讲指向的现实当中，正承受着它的全部蛊惑和重压；就算对现实之外的其他东西一概不关心，听到别人分析你置身的现实，而且还是用你不熟悉的思路，你总会打起精神、认真去听一听吧?社会学家举的例子，大多取自农村，这些苦着脸的学生，却几乎都在城市长大，莫非就因为这城乡之别，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别人的现实，与自己没什么相干?可是，怎么会不相干呢?且不说今日的每一座稍大的城市里，都有成千上万农村来的民工；也不说城市里的所谓“白领”，面对决定自己生活的种种权利的时候，其实是和农村的广大人群，站在相似的位置上的；单是从经济来讲，今日都市繁华区域的夜夜笙歌，不正是与无数乡村的寂静的夜晚和黯淡的灯火，互为因果、密切相关吗?为什么明明是唇齿相依、福祸与共，却会觉得彼此远隔，连探过身去看一下的兴致都很弱呢?这种奇怪的错觉和冷漠，又是怎么形成的? 我还想到了另一个可能：这些学生并不是真的不感兴趣，社会学家举出那个有趣的例子的时候，他们不也报以热烈的笑声了吗?可他接着总要回到抽象的概念和分析上面去。在今天，谁还愿意听这些东西?身为大学的教师，我能够想像学生的这种心态。最近10多年来，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好像除了哲学、法律或数学之类的专业，大学生对于抽象思维的兴趣都明显在减弱。你一讲有趣的例子，大家都抬起头来，再说两个笑话，气氛就更加活跃，可你一旦进入抽象的分析，对不起，许多眼神很快就黯淡下去，逼得你赶紧去搜索新的有趣的故事……不用说，如此反复训练，不少大学的课堂，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场故事会，对富于趣味的细节的渲染，逐渐取代细致紧张、步步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占据授课的中心位置。青年人本是处在最敏感的阶段，即便满世界的媒体都粗陋不堪，只要获得一定的理论修养，他也完全能建立起认识生活所必需的思维能力。社会之所以需要大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向青年提供这样的修养。可是，如果这青年坐进大学的课堂，注意力却总是被引向琐碎的细节，东停一处、西游一地，老在低处平移跑动，不能升高鸟瞰，建立起整体的观感；他的思考也因此总是浅尝辄止，故事一讲完，思路就关闭，既不能步步推进，深入对象的内部，更无力将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摸索它们背后的隐秘关联。那么，他毕业的时候，多半就会成为一个只习惯接受“精神快餐”的人。视野一天比一天窄，因为他不知道别的事情也和自己有关；脑子一天比一天钝，因为他不耐烦聚精会神的持续的思考，甚至不耐烦阅读没有图示的文字。那一天下午，社会学家虽然尽量往浅显处讲，但他的整个演讲毕竟不是一块“麦当劳”。倘若那些学生真是被自己单一的精神味蕾限制住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演讲，也应有心仔细领略，却终于还是望而却步，打起哈欠来，那就实在太可怜了! ……
无
一直喜欢王晓明老师，值得拜读
王晓明的书值得一读。
王晓明的著述总让人心澎湃难抑，当代人文精神的旗帜之一
王晓明——在刺从中求索
作者的思考！
这个书说的是鲁迅，一本很好的书。
开篇的修订序言就把人心抓住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担当深深地打动了我。
让人受益匪浅的好书
这书是花了很长时间看完的 但是受益匪浅啊 强力推荐哦
挺不错很多高校博士荐丛之一
冲着作者的名声购买的，似乎很杂，不是系统分析问题，很多已经不具有时效性的文章
很好的书，讨论和我们有关的话题，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良苦，启发很大。淘趣su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