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传
2013-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范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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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二十多年前，李敖的某一篇杂文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意是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经进入过国民党权力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自那以后，我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一直要等到2004年5月《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问世之后。相隔多年，此书重出修订本，易名为《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范泓兄要以我当年写下的一点感想为序。修改旧作之时，遥想海峡对岸，物是人非，早已换了人间，雷震若在，不知会有如何的感想。面对十年牢狱，他在铁窗之中写给儿女的信里，傲然说出了这番话：“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是的，历史已给他做了证明。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读到的第一部雷震传，也是唯一的一本。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范泓兄是新闻记者出身，年轻时当过诗人，却偏好文史，对1949年以后海峡对岸的历史曲折和政治变迁尤有特别的兴趣，所以首先选择了这个题目。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大陆读者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即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读罢此书，我老是在想，他早年深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国民党大厦将倾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1949年风云激荡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惣一等，接受了宪政主义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各种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政治生命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雷震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 雷震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自由中国》杂志。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长达十年多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举起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销“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 1960年，在岛上存在了十年之久的《自由中国》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雷震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加快了筹建反对党的步伐，超越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他的悲剧命运也因此注定，罗网迅速张开，情治机构最初想找马之骕，这位与雷震并无深交、“对政治向无兴趣、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的普通人不肯出卖人格，拒绝和当局合作，而另一个与雷震关系更深、多次受过其恩惠的原《自由中国》杂志社会计刘子英在威逼利诱面前，很快就软了下来，“自白”是邵力子之妻傅学文派到台湾的“匪谍”，而且早就向雷震说明。这让国民党黑暗势力情治部门大喜过望，一场以“知匪不报”罪名将雷震构陷入狱、掩天下人耳目的独角戏就此完成。雷震为此付出了十年牢狱代价。 在这出历史剧中，让我感到吃惊的不是刘子英的出卖，在人权根本没有保障的时代，漂浮在黑暗的孤岛上，刘子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强大到几乎无所不能的暴力机器面前，确实连一只蝼蚁都不如，他选择出卖雷震以求自保显得那么正常。在构陷了雷震之后，刘子英照样被判了十二年，当局给他的回报是“养其终生”，即在狱中享有零花钱之类的特殊待遇。 而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叛卖他的刘子英，以他阅世之深，岂能不明白，就算没有刘子英扮演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他的牢狱之灾同样无法幸免，刘子英不过是一个工具罢了。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特别是后来他了解到，刘子英被捕后关押在台北警备总部保安处的黑屋子里，“四周无窗户，不透空气，不见天日，地上是泥土，其黑暗阴森可怕，被囚于此者无不肉跳心惊，以为个人的末日将至也”。他明白，“关在这里的人，都是为着逼供的，和过去的屈打成招则毫无二致……这里的方法，是精神压迫而使囚者精神崩溃”，何况“有时也兼用酷刑”。所以，1970年代有人告诉他刘已获释时，他当场就问：“刘子英已经出狱，为什么不来见我？”语气平静。1988年8月，雷震的遗孀宋英终于等到了刘子英的忏悔信，其中说：“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此时，距离震惊台湾及国际社会的“雷震案”已相隔二十八年，雷震谢世已近十年，这是一份迟到的忏悔。 这一切，在这部传记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在国民党体制内浮沉，《自由中国》创刊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却是他在风雨中前行、跋涉的开始。此书初版时，我曾以为，从篇幅上说，他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写得简略一些，《自由中国》十年、狱中十年还可以写得更详细、更丰满一些，因为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这已经在修订本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 这些年来，相关的新史料不断浮现，当年台湾的许多档案都已陆续解密，修订本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在这方面还有进一步可拓展的空间，比如雷震日记中留下的大量有价值的线索，都可以好好利用。当时驻美“大使”叶公超的“使美外交文件”中涉及“雷震案”的内容，1960年11月28日，雷震案判决几个月后，叶公超致电“外交部”并请转陈诚，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Merchant当天下午约谈，对雷震案表示“至为遗憾”，美国一般人士指责蒋政府压制自由及阻止组织新党，国务院受到国会方面强大压力，要求发表声明。约谈一个多小时，就是希望蒋介石能考虑减刑一途。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局马丁局长向叶公超透露，有国会议员列举韩国李承晚封闭反对党报纸时，国务院曾发表声明，此次如不采取行动，实有偏颇，为此提出警告。叶公超的电报转到蒋介石那里，蒋不为所动，亲批：“雷案为‘反共运动政策’与‘共产颠覆阴谋’之争。且为维持‘国法’与破坏反共法律之争，乃为国家生死存亡之关键，不能再作其他如减刑等之考虑。否则我政府无法再言反共，即使其存在亦无意义。最后结果台湾只有坐待‘共匪’和平解放而已。”12月4日，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复电，除了转达此意，并说台湾为西太平洋防卫之要冲，其安危得失，与美国利害有不可分之关系，要叶公超将这个意思相机恳切陈说，获得美国的谅解。 如果要说初版时留下一些什么遗憾的话，我想到的是雷震的心路历程，1949年前后，他目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仓皇撤到孤岛，惊魂未定，雷震和一班受过良好教育、心怀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起开始了重新的思考，穿越《自由中国》和漫长的囚禁生涯，直到出狱后的最后时光，从他的思想转型到最后以如此决绝的姿态，与他大半生栖身的这个政治集团决裂，他的内心轨迹、精神脉络还可以进一步展开；此外，对雷震的个性、精神 气质可以做更深入的探索。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些气质。这不过是一管之见、一家之言，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不相信只有那样的气质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假如没有雷震，海峡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1960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说过：“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在雷震告别人间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范泓兄的这本《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傅国涌2011年11月7日于杭州
雷震（1897-1979），浙江和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就帝国大学。回国后投身政治，历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 国民大会代表兼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要职，与帮适等人创办并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因其政治理念与国民党威权体制南辕北辙、迥不相侔，成为统治当局的政治上最大的敌手，而遭致政治构陷，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雷震一生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写下战后台湾民主宪 政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本书作者以第一手资料，透过雷震的风雨一生，叙述一代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并 以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及历史背景为考量，着力表述这位骨鲠之士从坚守理念到付诸实践的精神风貌，从而显现出 那个时代的变局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真实的艰难处境……
范泓，广东潮州人。1955年生于南京。少年时随父母下放，返城后做工，读大学，从事文学创作，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南京某新闻单位。
第一部分 少年时代 第一章 浙江豫籍移民之子 第二章 父亲之死 第三章 《我的母亲》 第四章 “莼菜汤事件”与“反袁运动”第二部分 求学日本 第五章 加入国民党 第六章 罢学归国 第七章 东京“明寮”一年 第八章 名古屋“八高”三年 第九章 京都帝国大学三年半第三部分 投身政治 第十章 走进权力核心 第十一章 与蒋介石结缘 第十二章 “旧政协”秘书长 第十三章 “制宪 国大”真相 第十四章 渐进的民主宪 政观 第十五章 沪上“三剑客”第四部分 骨鲠之士 第十六章 《自由中国》半月刊 第十七章 国策顾问·香港归来后 第十八章 与国民党渐行渐远 第十九章 超越“清议”第五部分 政治构陷 第二十章 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 第二十一章 判决之后引震撼 第二十二章 在狱中第六部分 最的岁月 第二十三章 出狱后受监视 第二十四章 唐德刚：铜像迟早会出现的 第二十五章 聂华苓：再见雷震 第二十六章 “雷震案”平反运动 第二十七章不容青史尽成灰 雷震先生大事年表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版权页： 此时有人正在酝酿罢学之事。校方意气用事，意欲开除雷震。雷震觉得受到莫大委屈，心想索性跟着罢学风潮而动，卷起铺盖，打起箱笼，一走了之。就这样，雷震离开了学校，尽管走在路上编了一大堆理由，又觉得“总不能自圆其说”，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当他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时，陈氏大吃一惊，不知道儿子“在学校里闯下了什么滔天大祸”，以至于非要回家不可。不过，陈氏是一位精明、沉稳的女人，以她对儿子的了解，雷震在学校是不会无端惹祸的，此次离校归来，其中必有内因，只是一时无法明说而已。 发生这样的事情，陈氏当然不便去校方直接查询，免得伤及雷震的自尊。于是，静观其变，她相信一定能够等来校方的说法。果不其然，校方不久来一公函，声称已开除“罢学闹事”的学生，共十七人，雷震不在其中，校方希望各位家长敦促未被开除的学生立即能够返校。雷震事后获悉，此次参与打碗的人，并未被全部开除，相反，平时敢于直言批评校方的同学，却被藉机除名了，“安吉的章廷坤已被开除了，但他已有二十多岁，办过学校，有经验，对校务讲过几次话，都是一针见血之谈，今竟被开除了，我深感不平”。雷震从此对潘校长心存芥蒂，认为校方此举是“杀鸡给猴看”，只求“校内安定”而不思改进。若干年后，即1927年，当雷震从日本归国治病，被浙江省教育厅突然任命为母校“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一职，为教学之事，雷震还去过潘校长家中请益，老校长早忘记十几年前的“莼菜汤事件”，只知道自己的学生现在出人头地，乐不可支。 当时，雷震并没有打算立即返校。正近年关，家中一些琐事需要分劳，加上他向省内各私立学校提出的转学申请，尚未有最后的结果，须在家中等待一段时间。母亲陈氏表示不妥，坚持让雷震返回湖州城，不许他转至别处就读，态度十分坚决。寒假过后，在母亲一再催促下，雷震才怏怏地回到了学校。经过此次“莼菜汤事件”，雷震对校方有了自己的看法，变得成熟了许多，很少再过问校方与学生之间的矛盾。然而，此时他却发现自己对政治的兴趣开始渐浓，其视线从校内已转到了校外。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时代，尽管清廷被推翻，但各种政治矛盾仍层出不穷，新与旧、专制与共和、革命党与立宪派仍处于对立和交锋之中。不久，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国人指责袁世凯与日本签下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凡稍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者，谁也不能忍气吞声、茹辱含垢了。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这本雷震传记，2004年出版以来，已有八年过去。此次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原书名《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使我有了一次全面修订、增补的机会。这自然要感谢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感谢冯克力、曹凌志二位。我与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也许不该说这样的“客套话”，但这些年来，他们的出版境界与眼光，以及对出版事业的执著和敬业态度，一直为我由衷敬佩，有这样的朋友，也是我个人的荣幸。 雷震在台湾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对台湾民主宪政运动来说，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台湾自由主义之发轫，实际上，是从雷震及《自由中国》那一代人开始的，而他们的传承，则来自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今天台湾知识界，仍十分推崇已故的雷震先生，就因为知道在当年形格势禁下，坚持发出正义与理性的声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只是这些清醒的声音，在威权时代，非但没有对执政当局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反而引发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言论冲突，及至雷震被捕，《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台湾自由主义运动出现过一段“沉寂期”，即便有过零星的抗争，却未能形成较大的影响和实际作用。说起来，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不局限于某个年代，雷震与《自由中国》的历史意义和内涵或许就在这里。鉴往知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或信心，“这几百年来(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这是胡适早年说的。 2003年秋，我撰写了这本雷震传记，当然主要是因为“雷震案”前一年在台湾得到平反，大陆一般读者对雷震与《自由中国》所知甚少；在台湾，尽管有多本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却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具体说来，与几位师友促成此书的完成，有很大关系。一位是邵建兄，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了对雷震与《自由中国》的初步研究；一位是冯克力兄，他作为《老照片》执行主编，多次向我约写有关雷震的稿件，成书之后，几经辗转，最后是经他推荐，交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还有一位，是袁伟时老师，最早是他老人家约写此书，当时笑蜀兄拟编一套历史人物丛书，袁先生作为丛书主编，将雷震列入选题，使我写了这本“雷震传”(丛书后未能运作成功)。这些都为外界有所不知，旧事重提，或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于我个人来讲，是在“雷震传”之后，对民国人物尤其是“从政学人”产生了较大的兴趣，陆陆续续写来，一晃也有七八年了。 “雷震传”(初版)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叙述，还是观点，以及史料运用，都存在许多问题。坦率地说，这是我在当年无法克服的困难，有此心，而无此能力。这样说，并不等于此次修订本一定尽善尽美，但至少我已能发现其中的若干问题，当然，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此次再版，全书结构，整体未动，加大了后半部分的比重，即雷震赴台后创办与主持《自由中国》至被捕入狱、出狱后九年的新资料，同时删去一部分在今天看来是可有可无的内容。这一调整应当说是必要的，正如老友傅国涌兄所言，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 “雷震传”初版之后，又先后得到来自台湾友人不断提供的新资料，为此次修订提供了条件。除一些熟识的朋友外，特别要感谢未曾谋面的蒋茉春女士，我已记不清与她是怎样认识的了，好像给我写过信。当时她是台湾某校的一位老师，在职研究生，后来又去读博士，做过“三位外省人”——雷震、柏杨、李敖的专题研究，将自己搜集的所有资料都寄给了我，现在已联系不上她了。另外，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卓恩先生的专著《
书评一生大起大伏，从国民党商层核心人士，到蒋介石的阶下雨。 十年牢狱之灾，输了半个人生：《自由中国》十年，赢了一个时代，唐德刚忆别时言语“悬 剑空垅，有恨如何”！聂华苓向恩师行礼，热泪涔涔…… 他自信地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 胡适说P——台湾的人应该给他造一座铜像。
《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编辑推荐：胡适、唐德刚，及龙应台、傅国涌等人，都十分敬重的自由中国斗士——雷震至今唯一的一部传记，汇集一生影像，我们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先驱，威权时代良知发声的暮鼓晨钟。雷震的风雨一生——就是一部我们台湾言论自由的抗争史，就是一部最生动有力的威权时代民主政治教科书。“十年牢狱之灾，输了半个人生；自由中国十年，赢得一个时代。”——这就是雷震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结果。面对台湾威权制度的白色恐怖，雷震说，我们“不为文置评，则失去办刊物之立场，如批评而拿不出良心主张，一味歌功颂德，不仅对国事无补，亦有失独立之人格”。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是推动台湾社会朝着民主政治方向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设若当年没有胡适的支持，《自由中国》不可能维持十年生命；设若没有雷震本人不计个人毁誉的全力投入，《自由中国》很难冲破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百般禁锢；设若没有《自由中国》十年殊死抗争，为台湾社会开启一扇透光的窗口，播下自由主义的种子，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日后的“党外运动”或许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突破口。“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雷震在铁窗之中曾傲然说出这番话。如今，历史已给他做了证明。该走的路，对岸已经走过……
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胡适胡氏（胡适）鼓吹了一辈子民主，处处碰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谁知道在垂暮之年，却遇到这样了不起的“传人”雷震。雷震所搞的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胡适民主”。——唐德刚今日知识界仍然尊敬雷震，就是因为知道当年发出良知之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龙应台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读到的第一部雷震传，也是唯一的一本。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范泓兄是新闻记者出身，年轻时当过诗人，却偏好文史，对1949年以后海峡对岸的历史曲折和政治变迁尤有特别的兴趣，所以首先选择了这个题目。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大陆读者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即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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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胡适说要给雷震立座铜像，这个愿望在今天的台湾已经实现；可是想在大陆给胡适立座铜像似乎还是一个要遥不可及的梦想。雷震在《自由中国》上就对自己即将付诸行动的政党组建一事提出“五不”原则：不标榜主义，不采用领袖制，不设立特务组织，不以革命口号号召党员，不以特殊待遇为饵和不设党阶。这些主张放在中国近现代史里，丝毫不逊色王芸生经手《大公报》时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雷震还进一步细陈：“党员的行为，只受国家法律的限制，别无所谓党纪，党员的进退，一以对政策的异同为准，不得夹杂其它的作用。”雷震的冤狱，《自由中国》的退场，是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渔舟唱晚，而雷震从书生清议到组党的实际行动，可谓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回光返照。一切公开的对抗暂时消沉寂寞于凄风苦雨中，然这为春暖大地埋下了复苏的种子。胡适在雷震被捕时公开表示要交由司法机关慎重处理，而更多人的声音则坚持雷震无罪，政府理应放人。这不能说是胡适的老来糊涂，而是胡适对程序正义超越实质正义的一向看法，可惜中国的猫腻政治操作往往将程序正义搞得并不真实合法，经不起推敲。但至少，在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特务横行的年代的谴责中，我看到了一丝淡淡的希望，雷震一案尽管有最高权力者蒋介石的手谕钦定，但在司法程序上还是走了一个形式主义的过场，比如找了个被收买了的刘英子来对质取证，允许雷震妻子提出上诉，虽是虚伪应付的，但对于程序的畏惧，但跟对岸的政权比，孰更文明，孰更接近现代政治？所以胡适会在1949年4月在旧金山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坦言：“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现实的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选择极权主义还是威权主义，当然是危害轻者。雷震的日记受检查记录很有意思，从一个鲜为人知的角度打开了观察时代的窗口。雷震指责狱方“对于女受刑人则优厚备至，对于女孩子更是看护周到。”这一点，被人批作“诋毁军监：风气之败。”“军监最近又上政治课，官兵们能逃避就逃避。”则被指“批评狱政”。从这点能证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控制上实在失败无能。
很好的一本书，让你了解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困难和重要，同时也看到国民党是多么的专制和独裁。当然了，国民党也有很多有志之士，并非只是专制和独裁。读了之后，你再对比现实，才发现，我们的今天，就某些方面来说，不如40年前的台湾。我们缺少雷震这样的人。当然了，也缺少老蒋这样的人，虽然他狠毒，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实在法律走不通了，才采取非常手段。反观大陆，直接就办了，管什么其他的呢。
作为大陆第一本雷震的传记，这本书是有价值的。当然我希望以后看到更多的类似传记，能更深入传主内心，把传主的内在思想和外在行动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读者对传主的理解也会更深入。
向自由的灵魂致敬！中国太多顺民，太少斗士了。
父权政治下的文人，如果想保持知识分子的精神，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必然的的。但是，正是这样个体的牺牲累积到最终，使得威权统治走向了终结。先行者，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