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2006-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
215
无
本书所收各文中，最早发表的是《（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时在一九五四年。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袭钱先生著作的事实，是现代学术史上一桩极有趣的公案。由于此文未经重印，故流传不广。此次收入集中，校勘和考证的部分一仍旧贯，但在行文方面则作了较大的修改。大陆曾间接反击此文，采取变被告为原告的策略，反过来诬指《先秦诸子系年》由抄袭而成，更为学术史添一趣闻。因此我又补写了一篇跋文，供读者参考。 《钱穆与新儒家》一文近四万言，最近才写成，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此文较去年所写的两篇悼念文字为详实，咽之也许可以更进一步说明钱先生的治学精神。但是为了避免引起无谓的争端，我没有让它先在报章杂志上露面。所以这是第一次刊布的文字。 本书《附录》收入钱先生论学论文的书简三通，这是从我手头尚保存着的信中挑选出来的。我因为屡次迁居，师友书简损失最多。钱先生给我的信也颇多遗失和残阙，现存的几十封信是我在钱先生逝世后，翻箱倒箧找到的。《附录》第一、第二通写于一九六○年，那时钱先生正在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这两封信都是对我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初稿的批评和讨论。
余英时，1930年生。美国哈佛学史学博士。历任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2001年，自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荣退。
序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新儒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附《跋语》《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一九八八年九月）《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弁言寿钱宾四师九十附录一：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附录二：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手迹
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时，入睡以后突得台北长途电话，惊悉钱宾四师逝世。悲痛之余，心潮汹涌，我立刻打电话到钱府，但钱师母不在家中，电话没有人接。所以我至今还不十分清楚钱先生（我一直是这样称呼他的，现在仍然只有用这三个字才能表达我对他的真实情感）逝世的详情。不过我先后得到台北记者的电话已不下四五起，都说他是在很安详的状态下突然去的，这正是中国人一向所说的“无疾而终”。这一点至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会后曾第一次到钱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问安。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走笔至此禁不住眼泪落在纸上。最近十几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多数是专程，但有时是路过。每次到台北，无论行程怎么匆促，钱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谒的。这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礼貌，而是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所驱使。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别的，因为它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这种情感已很难再用“师生”两个字说明它的内容了。但最近两三年来，我确实感到钱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经不敢说他是否还认识我了。但是他的身体状态至少表面上还没大变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对我还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我对于钱先生的怀念，绝不是短短一两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纪念”那种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达得出来的，而且我也绝不能写那样的文字来亵渎我对他老人家的敬爱之情。所以我现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认识他的几个片断，为我们之间四十年的师生情谊留下一点最真实的见证，同时也稍稍发抒一下我此时的哀痛。以后我希望有机会写一系列文字来介绍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须在我的情绪完全平复以后才能下笔。钱穆草创新亚书院时，校舍简陋，学生不超过二十人。我在前面所引的诗是我五年以前祝贺钱先生九十岁生日的四首律诗的最后一首，说的正是我们在香港的那一段岁月。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一九五○年的春天，我刚刚从北京到香港，那时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我最初从北京到香港，自以为只是短期探亲，很快就会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后，父亲告诉我钱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要我去跟钱先生念书。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去新亚的情形。钱先生虽然在中国是望重一时的学者，而且我早就读过他的《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曾在燕大图书馆中参考过《先秦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却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当时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我们在长桌的一边坐定不久，钱先生便出来了。我父亲和他已见过面。他们开始寒喧了几句。钱先生知道我愿意从燕京转来新亚，便问问我以前的读书情况。他说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我转学便算从二年级的下学期开始，但必须经过一次考试，要我第二天来考。我去考试时，钱先生亲自出来主持，但并没有给我考题，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先生不但当场看了我的中文试卷，而且接着又看我的英文试卷。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钱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并没有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他怎么也会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问。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写完《国史大纲》以后，曾自修过一年多的英文，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阅卷之后，钱先生面带微笑，这样我便被录取了，成为新亚书院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这是我成为他的学生的全部过程。现在回想起，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十分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但是这个感觉是完全错误的，不过等到我发现这个错误，那已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新亚学生很少，而程度则参差不齐。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比我还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我个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课堂之外。他给我的严肃印象，最初使我有点敬而远之。后来由于新亚师生人数很少，常常有同乐集会，像个大家庭一样，慢慢地师生之间便熟起来了。熟了以后，我偶尔也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请教他一些问题，这样我才发现他真是“即之也温”的典型。后来我父亲也在新亚兼任一门西洋史，他常常和我们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顶或去石澳海边坐茶馆，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这便是上面所引诗中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了。钱先生那时偶尔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尔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一年暑假，钱穆患严重胃溃疡，孤零零躺在教室地上养病，内心却渴望读王阳明文集。这样打成一片以后，我对钱先生的认识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毕竟有儒学的素养，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以理驭情，恰到好处。我只记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没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们一家人请他同去看一场电影，是关于亲子之情的片子。散场以后，我们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湿润的。不用说，他不但受了剧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怀念着留在大陆的子女。但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爱。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我跟钱先生熟了以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彼此偶尔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这种尊严使你在他面前永远会守着言行上的某种分寸，然而又不觉得受到什么权威的拘束。说老实话，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钱先生不但无权无势，连吃饭都有困难，从世俗的标准看，哪里谈得上“权威”两个字?这和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帮助以后，特别是新亚加入中文大学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早期的新亚学生和钱先生都是患难之交。以后，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亚了，香港大学又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钱先生在香港社会上的地位当然遽速上升。但是就个人的亲身体验而言，钱先生则依然故我，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发展以后的新亚迁到了嘉林边道。我仍然不时到他的房间里聊天，不过常不免遇到许多形形色色的访客。有一次，一位刚刚追随他的文史界前辈也恰好在座，忽然这位先生长篇大段地背诵起文章来了。我没有听清楚是什么，钱先生有点尴尬地笑，原来他背诵的是钱先生几十年前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所发表的一篇文字。这一切都和钱先生本人毫不相干。一九六。年春季，钱先生到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我曾两度去奉谒，他和钱师母也两度到康桥来作客。他们临行前，还和我们全家同去一个湖边木屋住了几天。我们白天划船，晚上打麻将，这才恢复到我们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种交游。钱先生还是那么自然、那么率真、那么充满了感情，但也依然带着那股令人起敬的尊严。上面描写的钱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较完整地看到这一面也是出于特殊机缘造成的。钱先生从来不懂得哗众取宠，对于世俗之名也毫无兴趣，更不知道什么叫作“制造社会形象”或“打知名度”。这些“新文化”是向来和他绝缘的。因此他不会在和人初相识时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对青年人说过分称誉的话。除非有五十年代香港的那种机缘，钱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为人发现的。他对《论语》“人不知而不愠”那句话，深信不疑，而近于执著。五十年代初他和我闲谈时也不知提到了多少次，但他并不是向我说教，不过触机及此罢了。上面说到我得到钱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课堂以外，这也有外缘的关系。我在新亚先后只读了两年半，正值新亚书院最艰困的时期，钱先生常常要奔走于香港与台北之间，筹募经费。一九五○年年底，他第一次去台北，大约停留了两三个月，好像五一年的春季，他没有开课。五一年冬他又去了台北，不久便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钱先生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所以整个五二年春季他都在台湾疗养。五二年夏初，新亚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我是三个毕业生之一。但钱先生还没有康复，以致竞未能赶回香港参加。所以我上钱先生的课，一共不过一个半学年而已。事实上，我有机会多向钱先生私下请益是在他伤愈回港以后，也就是我毕业以后。钱穆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大概在一九五○年秋季开学不久，我为了想比较深入地读《国史大纲》，曾发愤作一种钩玄提要的工夫，把书中的精要之处摘录下来，以备自己参考。我写成了几条之后，曾送呈钱先生过目，希望得到他的指示。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课外向他请教。钱先生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他的闲闲一语对我有很深的启示，而且他透露出他自己对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对一部中国史的系统见解。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认别人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论点。初学的人则应该在这些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话说，钱先生的系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个意思，他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和“书成自序”中也隐约地表示过，但是对我而言，究竟不及当面指点，直凑单微，来得亲切。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这次以后，我曾不断提出《国史大纲》中的具体论断，请他说明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不那样说。每一次都是我“小扣”，而他“大鸣”。我渐渐明白原来他多年在北大等校讲授中国通史的过程中，读遍了同时史学专家在一切重大关键问题上的研究文字，然后根据他自己的通史观点而判定其异同取舍。有一次我们讨论到西魏府兵制，他便向我说明他和陈寅恪的看法有何异同之处。他认为陈寅恪过分强调了宇文泰个人私心在府兵制成立上的作用，而他则宁可从胡汉势力的消长上去着眼。他很推崇陈寅恪的贡献，但认为专题考证的具体结论和通史所需要的综合论断未必能完全融合无间。我举此一例，以见《国史大纲》并不易读。因为钱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涵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我们讨论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但重点总是在现代史学的演变方面。我从他的谈论中，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自有其分类和流变，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整体的观点。这是“专”与“通”的大问题。但是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势接触以后，引起了许多有关如何沟通和融化的困难，一时无法解决。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的分类，各人选一专门的范围去进行窄而深的断代研究，当然也会有成绩。但在熟谙中国传统的人看来，总不免有牵强和单薄之感。如果过分注重“通”的传统，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的道路，事实上又是研究者的时间、精力、聪明都不能允许的。钱先生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现在大家都把他当作学术思想史家，其实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史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国史大纲》中“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三章尤其有绝大的见识，显示了多方面的史学修养和现代眼光。在钱先生门下，以我所认识的人而言，严耕望先治政治制度史后治人文地理，都是受到钱先生的启发和指导。一九五三年钱先生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三四个研究生，我也在其中。但我当时的兴趣是研究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由钱先生任导师。钱先生仍一再叮咛，希望我不要过分注意断代而忽略贯通，更不可把社会经济史弄得太狭隘，以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配合不起来。这仍然是“通”与“专”之问的问题，不过钱先生的道路并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的，所以这个大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他也承认这个问题恐怕无法统一解决，只有凭各人性之所近，分途摸索。
《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推荐：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无论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国的知识气候都和五四时代大不相同了。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他曾说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灵魂与心》页一一五）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之于钱先生个人，但是也未尝不能适用于中国这一集体。在这意义上，我们应该承当起钱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为中国招魂。——余英说《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在近代的中国，我们则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前面已说到，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之间尽管也有极大的分歧，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把“传统”和“现代”这样一切为二，好像是黑夜和白昼的分别，在思想上当然是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无
钱先生是中华民族思想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其潜心中国学术研究的学风不仅值得我们学习，更重要的是“为故国招魂”，其人格及其学术研究所体现的精神将永远印刻于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也必将对世界民族史研究产生重要启迪。钱先生、杨先生、余先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钱先生是真正的国学大师。他的著作值得学习、研究和珍藏。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对钱先生又多了一些了解,敬重之作.
对钱先生的学术成就介绍的很全面详细。
这本书是作者纪念老师钱宾四先生的，自然学术性较重较深。书中也会有不需要很高学术、专业水平可以“接近”的地方。例如《国史大纲》书上说“《国史大纲》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对一部中国史的系统见解。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认别人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论点。初学的人则应改在这些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答案……这个意思，他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和书成自序中也隐约地表示过……”（11页）谈《十批判书》和《先秦诸子系年》时说“如果没有十分证据足以使人信服，这种学术的讨论边很可能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政治的宣传。而一切带着学术面貌的政治宣传则都不会有丝毫价值。”（83页）等等都是。值得读的好书。
书末的钱宾四论学书简极有价值。书中所收乃余英时先生的几篇文章，多与钱穆先生有关
余英时先生可以算是极有资格写这样的书的人了。里面两篇悼念性的文字感人至深，宾四先生音容行止宛如再现。校读记的考据细致清晰。
最为钱穆弟子，这本书很好的评价了钱宾四先生以及钱宾四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书的纸质质量很好。比三联书店之前上下两册（平装版）的那种版本字体要小，但是优质的精装也便于长期翻阅。书的内容本身也是很值得学习的。要是仔细研究，还是要通读余英时先生的其他著作或是了解余他的思想最妙。感叹的是余英时先生的这本著作在大陆已不再版多年。几年前欲从淘宝、孔夫子网购买三联平装版，但是要价太多，应该就是因为鉴于绝版以及余英时先生大名的缘故吧
余英时写老师钱穆的书，非常好
余英时可以是大师级的人物了，而钱穆先生就是“大圣”级的了，这样的书值得去读！
看来一些，需要慢慢消化啊，对中国现代学术阐述的很到位啊
我一直觉得钱穆的书都是很有价值。
余英时先生的书值得一看
书值得一读，主要是想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下钱穆。有所得。
内容都是关涉钱穆先生的学术活动的，值得一读
钱穆，一代泰斗，其高足所编之书。
从钱穆学生的角度来了解钱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启发。
文化传承
书质量不错 关键是内容更好
看了立,有重复内容,母爱之情
真正的好书
余先生是钱老的学生。
收到书后，我几乎匆匆就翻完，但印象还是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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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晦涩
有了
《钱穆与新儒家》一文近四万言，是余英时最近才写成，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此文较去年所写的两篇悼念又字为详实，因之也许可以更进一步说明钱先生的治学精神但是为了避免引起无谓的争端，
钱先生治学的精神真是让后生们敬佩，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感觉特别棒，便把这把书送给别友，供他阅览。
余英时写的文章是细致入微，绵长悠远。
第一本余大师书，还是写钱大师的书
书包装质量不大好，内容不必多说
师生情深啊
看了之后，收获还不少。
版本很好，是正版书
有深度，不错！
余英时，钱穆，冲着这两个名字。
不建议普通群众买，有点专业，趣味性差。
知人论世
购买方便，送货上门，有优惠活动，比较值
钱老先生的书
帮别人买的，挺不错的书
很好啊 啊 钱穆
正版送货快便宜下次再来
书薄而长
历史学专业必读书
用温情与敬意研究历史
在书中，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他曾说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灵魂与心》页一一五）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之于钱先生个人，但是也未尝不能适用于中国这一集体。在这意义上，我们应该承当其钱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为中国招魂。”。若在广州的话，此书可以去希圣书馆借阅，希圣书馆是文史哲共享型书馆。书馆及借阅详情见：http://www.douban.com/note/301941935/
1、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了吸尘器中的灰尘。
2、（余英时），如果我没有遇见钱先生，那我以后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
3、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魂”。
4、中国的危险已不在“亡国”，而是会不会“亡天下”。
5、社会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方能有大成就。
6、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
【读品】有容乃大/文
钱穆在我印象中一直是繁华的，几乎繁华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他不过中学毕业，却自修成为国学大师，从容执教北大；他的著作几乎部部为经典，不唯畅销而且常销；甚至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对他的勃然大骂，也不过是从反向维度对其成就的肯定。在钱穆逝世一周年之际，其得意门生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系统阐述乃师毕生之学问风骨、道德文章以及对于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亦算是对其毕生繁华的盖棺论定。然而在阅毕《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我心目中繁华的钱穆印象，竟悄然生出重重落寞来，细细品味，至少有三重。
第一重落寞是家庭生活之落寞。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据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禁不住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中国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而此时已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落寞可想而知。又有一次暑假，钱穆犯胃病，余英时前去探望，发现“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而此时想读《王阳明文集》，也只有靠学生代买。一个人，孤零零，空教室，地上，我读到这些词汇不禁唏嘘。所幸的是，随着新亚的崛起，钱穆在香港社会的地位也遽然上升，物质环境不再窘迫，生活亦因觅得胡美琪为伴侣而得到照料，然而这一切，真能弥补远离故土、儿女的落寞？
第二重落寞是游离于“新儒家”之外的落寞。“新儒家”是近二十年来甚为风行的一个概念，设问钱穆是否属于“新儒家”？则恐怕大多数人会回答“肯定属于”，盖因钱穆一代通儒，岂有不是的道理？但是余英时在本书《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用近四万字力辩钱穆并非传说中的新儒家。余先生首先厘清了“新儒家”在现实中的三种用法，即大陆流行的“二十世纪对于儒家深有研究的中国学人”、“以哲学为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发展的人”和海外流行的本义“熊十力学派中人”。并认为第一种用法空洞而无意义，第二种用法因其哲学家标准而不适用于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第三种用法则更不适用，因为钱穆与熊十力乃是“论学之友”，并非其学派中人。然后更进一步指出，钱穆虽然入学功底深厚且毕生尊奉儒家为人生信仰，但是与当代新儒家存在原则性分歧，即钱穆并不认同由韩愈创立并为新儒家所信奉的哲学家式的道统说，而是坚持“整个中国文化即为道统”的历史学家道统观，这种分歧甚至到了“千古不合之异同”的地步，故钱穆并非新儒家。
我对于余先生的论证没有原则性异议，同时对于新儒家的“先秦儒学，宋明理学，新儒学”三期说是否成立存在怀疑，但对于相关人士打起“新儒家”大旗并努力形成门户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支持。须知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国人认为是“弱国愚民”之根源，信徒日减，元气大伤，由原来的官方主流沦落为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延续儒家一脉，儒教所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应该是组建门户以凝聚人心，如此则进可利用组织的力量摄取生存资源，退可消除成员之孤寂感。事实也证明，“新儒家”的大旗下确实招揽凝聚了一批儒学人才，儒家影响力也得到部分复兴。然而，钱穆恪守的是“学必不可有门户”，毕生致力于破除门户之见，自己不肯建立门户，自然也不会侧身新儒家行列，故他的学问虽高、名声虽大，却无可避免同道知己寥寥的落寞。
第三重落寞乃是根源性落寞，即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落寞。保守主义是一种强调既有（传统）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原本是中性词汇，但在中国近代语境中，“保守”与“传统”“反革命”“右派”等词汇一样，被人为赋予了道德上恶的因素，几乎没有人敢公开承认自己是“保守的”，更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以“保守”命名保守党。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诚如余英时在本书《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所论述的，清末以降的近百年中国政治现实，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军阀体制以及国民党训政，都不是值得维持的现状，因而保守主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激进主义却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迅速激烈化，而各种激进势力都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尖锐的指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有破除一份“传统”，才能换来一份“现代化。”而钱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虽然本意是警告人们不要为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但却无可避免的成为逆乎潮流的行为。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著作被禁直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粉丝，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多数读者，是抱着一种“鉴赏古董”的心态去对待日益衰微的传统文化，离信仰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余先生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桌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当然，落寞的色调并非总是悲凉，钱穆之所以能造就生前身后之繁华而成为一代宗师，是因为他能独立特行、不畏流俗亦不被流俗引诱，故能忍耐消磨了这些落寞，这其间繁华与落寞之关系，对于有志学术者，确实值得琢磨。
所以落寞，因为学问不好。
备忘
拜读过<国史大纲>, 很好
钱穆不过中学毕业...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我的老校友..
文人！风骨！怅惘……
有时挺愤青，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
我读过他的一些书
很 好很好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
窃以为读钱穆一定要把握当时的时代背景
他的偏激可以说是故意的，有所针对的
读钱穆，就是体会五个字：温情与敬意。
我读历史从来不敢忘记这几个字
老东西，你的五个字真好。
呵呵
不是我的
是老钱的。钱老？
用温情与敬意研究历史，全世界历史上独此一家，包括孔子
也不会这样做学问，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之。
再不用多说了。
不过，余英时是不赞同把钱穆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保守主义者的。他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里明确提到过，钱穆尊重现代学术，与此同时，余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的。
此书中，余英时先生似乎并不认为钱穆是一名保守主义者，而且他也没指出“保守主义是一种强调既有（传统）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这恐怕是有容乃大先生的己见吧。
余英时先生指出钱穆先生“对儒家的看法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说。第一是历史事实的层次；第二是信仰的层次。”世人认为钱穆先生“保守”、“古董”等等，恐怕与钱穆先生的“信仰的层次”的“儒学观”有关吧。
有容乃大兄，没想到，搜索余英时查到了你，嘿嘿！
没读钱先生的学术著作，只是读了八卦作品师友杂忆，感觉人很实在上进
温情与敬意。向钱穆先生致敬。
只有等到少年血气过去之后，才回头发现钱穆守着那片土那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