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联想
1900-01-01
学习出版社
谢善骁
302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一幕幕群雄逐鹿中原激战的画面，留在了人们不尽的想象中群英已逝.雄姿犹存。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飞扬在中州的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别样的传说。中州的魅力来自它深厚的积淀来自它古朴的情愫。
中原逐鹿遗雄风（代前言）殷墟遗梦独轮车上的哲学南阳“二张”老骥伏枥千古偶像堂前燕归何处千年古刹起雄风一部沉重的“诗史”文起八代之衰夜闻琵琶叹沦落沉舟侧畔看千帆悲情神童空遗恨爱恨情愁的绝唱精忠报国垂青史
在商周嬗代之际，出现了一个残暴不仁的纣王.决不是历史偶尔为之的戏作。在演绎了三千余年的历史作品中，纣王式的暴君何朝没有，何代少闻？在改朝换代的前夕，在农民起义爆发的前夜，作为一个末代帝王，纣王的形象十分典型，而辉煌一时的殷商王朝亡于一旦的史实，更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另一方面，奠定了周朝基业的文王，则又以其诸多“仁政”政绩和一部博大精深的《周易》，成为中国历史上寥若晨星的明君之一。 流光无情，三千多年过去了，但是往事难忘，商亡周兴的这段史事却依然清晰地写在纸面，纣王和文王的许多故事也依然鲜活地留在民间。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最早系统地记述了这段历史，描绘了这两个一正一反的人物形象，让后人读到一个颇为真实的古代人事故事。 鉴于自身的痛苦经历，太史公司马迁对文王自然有更深切的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身受腐刑而在肉体上蒙受痛苦更在精神上蒙受侮辱的司马迁，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一死了之或以死明志呢？而正是在文王及其他先贤的事迹鼓舞和激励下，他坚强地活了下来，发愤继续《史记》的写作。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司马迁感喟地说：“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王和有过文王同样遭遇的那些先贤拯救了司马迁，为古代中国留住了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是这样剖析心迹的：“我虽然怯懦，想苟且偷生，但也还懂得偷生与赴死的界限，何至于自甘陷身牢狱中去受辱呢！奴隶婢妾还能去自杀，何况我这种处于不得已境地的人呢！我之所以要克制忍耐、苟且偷生，囚禁在污秽的监狱之中也在所不辞，是以心中还有未了之事为恨，以身死之后文章不能传世为耻呀！” 司马迁的巨著传世而不朽，文王和其他先贤的形象也因他的巨著而垂范百世。 差不多在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年，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歌德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个远大的目标，并借助才能与坚毅来完成它。”这是对司马迁的人生总结，也是对周文王的人生总结。仿佛是东西方之间的观点交流，仿佛是两千年之间的思想共鸣，尽管西欧文学家对中国的先贤们一无所知，但是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在人生观上却是相通的。 在《史记》问世一千七百余年后，大约在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年），出现了一部通过神魔人物和运用神话色彩来描绘商周斗争、商亡周兴的长篇小说《封神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朝代更迭为背景、群雄逐鹿或帝王争斗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当然是《三国演义》了，后来的作品无出其右。但就反映的历史年代之早、抨击暴政的笔锋之猛而言，当首推《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全书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着商周两军的斗争而展开。周之一方，以施行仁政的文王、武王及他们的丞相姜子牙为首；而商之一方，则以暴虐无道的纣王为代表。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笔法详尽地描述了纣王沉湎酒色、杀妻诛子、设置酒池肉林、设计炮烙之刑、施以断胫剖腹和挖心醢尸等一系列暴行，揭露了这个十恶不赦的暴君的狰狞面目，从而说明了商必亡、周必兴的道理。尽管《封神演义》在文学史上算不上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但是却因其对暴君的抨击和对封建伦理观念的批判，赢得了民心并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 多行不义必自毙，纣王以不得善终的方式彻底垮台，当然是不难理解的，而在历史上像纣王这样的暴君又何止一人！在纣之前曾有夏桀，而在其后，更有秦始皇、隋炀帝等著名暴君，一些小国帝王如十六国中的后赵王石勒、石虎，其暴虐程度也不差于大朝皇帝。除暴君外，另有一些以淫乱、豪奢和玩乐而闻名于世的帝王，大朝中的晋武帝、宋徽宗及其后的南宋诸帝，小国中的吴王夫差、南朝陈后主叔宝等，都堪称典型。不言而喻，不论暴君还是淫君，则又无一不是昏君，再加上历史上还有更多的庸君（大概因为文学渲染的关系，三国的蜀汉后主刘禅和五代南唐后主李煜成了最为人熟知的两个），共同演绎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改朝换代乃至丧权辱国的史事。 在中国的唐、清两个大朝，有两个大起大落而令历史啼笑皆非的长寿皇帝，其一是唐玄宗，其二是乾隆皇帝。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在即位后都曾有过一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经历，分别开创了“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的局面，而在执政的后期却又均堕落为骄奢淫逸、败坏祖业的不肖子孙。所不同的是唐玄宗更多表现于沉湎酒色，一个杨贵妃引发了一场使唐朝元气几乎丧失殆尽的安史之乱；而乾隆皇帝则是倾举国之财来供自己游乐奢侈，他的六游江南无异于六次横扫大江南北的台风，几乎把大清帝国的国库挥霍一空，酿下了国贫官贪民穷的恶果，从此无可奈何“盛世”去，似曾相识衰朝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