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
1970-1
李景屏 华艺出版社 (2009-06出版)
李景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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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18世纪后半叶的欧美，已经被近代化的浪潮所席卷，北美独立战争、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法国大革命对封建制度的扫荡以及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等等，都使得世界面目焕然一新。而此时，乾隆统治下的清帝国不仅依旧滞留在封建格局之中，而且是处于最专制、最集权的时期。乾隆在70诞辰所撰写的御制《古稀说》，颇为自得地写道：“前代所以亡国者，日强藩、曰外患、日权臣、曰外戚、日女祸、曰宦寺、曰奸臣、日佞臣，今皆无一仿佛者。”在乾隆统治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达到历史的最高峰，清朝皇帝不仅成功地根除了造成以前朝代亡国的种种弊端——诸如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威胁中央王朝的边疆割据政权、操纵朝政的权臣、专权的外戚、后妃预政、太监弄权、奸佞之臣对政局的把持，而且对传统的八旗制进行改造、打破旗主对本旗事务的垄断、使之成为受命皇帝的军事组织，并解决了亲王预政、太子结党等对君主集权构成威胁的问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的确发展到了极致。但君权的高度集中，也导致政坛上万马齐喑，朝野上下思想僵化。在乾隆即位之初，孙嘉淦所上的“预除三习、永杜一弊”的奏疏，就折射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君权的极度膨胀，君臣关系极不正常的现状：“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深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盛，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矣，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上面的这番议论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由于君主道德好，臣下由衷佩服、歌颂；又由于实行仁政，深受其恩的百姓感恩戴德。因而君主说一句话朝廷上的人都夸好，发布一项命令全国的百姓都赞扬。对于臣民来说，并非阿谀奉承，但君主的耳朵已经习惯了赞扬、歌颂的声音。君主的耳朵已经习惯听颂扬的话，听到的不是歌功颂德的话就觉得逆耳，一开始拒绝听批评意见，接下来就厌恶不会奉承的人，时间长了，对逢迎不巧妙的人，也会心生厌恶。皇帝已经习惯自以为是，喜欢别人服从，而讨厌违背自己意念的人。这就是所说的习惯了顺耳之言，就喜欢阿谀奉承而厌恶刚正不阿。君主越聪明，就显得臣下越愚蠢；君主越能干，臣下就越畏惧。当君主放眼望去时，看到的是巧于奔走、满脸堆笑、巴结奉承的一张张媚脸，听到的是不绝于耳的颂扬之声，对于臣下来说，认为在遵守君臣之礼，但君主的眼睛已经习惯了。君主的眼睛已经习惯看到种种媚态，不献媚就是冒犯。一开始斥责傲上的人，接下来就疏远严肃正直的人，时间久了，奉承得不巧妙的人，也就成为不顺从的人。这就是所说的习惯了所看到的媚态，就喜欢柔顺而厌恶刚强。天下的事见多了，就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认为自己高明而看不起别人。谨慎地处理朝廷政务，时间长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难处理的，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去要求别人，而听不到他的不足之处，审视自己也找不到失误之处。于是，在施政上随心所欲，坚信自己不会做得过分，发布的命令一概要求必须施行。这就是所说的已经习惯随心所欲，就喜欢服从而厌恶违背自己的意志。已经形成“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的“三习”，就必然滋生喜欢阿谀奉承的小人而厌恶正直公正君子的弊端，施政上存在的所有问题就愈积愈多，而且被掩饰起来，一旦到了掩饰不住的地步，一切的一切也就难以扭转了。一个王朝也就不可避免地由强盛走向了衰亡。君权高度集权所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扼杀臣下以及全国读书人的独立思维、打造出充满奴性、唯唯诺诺的国民性，造成官员人格的扭曲。面对皇帝的淫威，绝大多数官员所奉行的是“少说话，多磕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循苟且，明哲保身，打探消息，巧于奉承，正像时人所写的一首词所揭示的：“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封，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滑，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一切都在乾隆的安排之下，一切都在乾隆的掌控之中。而君权高度集中所产生的后果，便是异化——看似高度集权，实则已经失控。乾隆时期对秘密组织的不断取缔、对贪官污吏的一再查处，固然反映出励精图治、维持盛世的决心，但秘密组织的屡禁不止、贪污大案的屡屡发生，所揭示的也恰恰是对民变、对吏治的力不从心，反映出攥在皇帝手中官僚机器出现了严重的故障，表明封建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虽然在当时的官场上有一批洁身自好的官员，如刘墉、阿桂、董诰、王杰等，但他们无法遏制官场上的贪风，也不可能把那些官仓之鼠盗出的一个个黑洞给堵上，大清帝国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舰船在海上漂浮，尽管渗入的海水已经使船身下沉，大多数人却浑然不知；一些有识之士，如曹锡宝、尹壮图、洪亮吉等人发出的发聋振聩的疾呼，旋即被吞噬得无声无息……政坛上依旧是死一般的沉寂、凝固。在乾隆去世的那一年11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组成了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对内坚决镇压反革命复辟势力，对外与“反法同盟”多次鏖兵，并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着欧洲的封建势力，不仅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还把大革命的影响扩大到欧洲。而与乾隆同一年去世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执政期间“以最干净最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美利坚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免去了那么多隐患……”，从而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等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然而乾隆在63年的统治中，不仅未能给他的王朝免除“隐患”，就连许多明显的社会问题也都留给了皇位继承人，诸如对民间秘密组织的失察、有海无防、军备落后、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等等。乾隆在1795年归政，不仅意味着康乾盛世落下了帷幕，也意味着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后的中国，不可能在“文景”之后产生“贞观”，“永乐”之后出现“康乾”，在前朝的废墟上再也不能滋育出一个封建盛世了，在历史的长卷中康乾盛世已经成为绝唱。乾隆去世后仅仅41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祸水就突然洒落在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展现了“忽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残灯尽”的一幕，而国人所面临的千古巨变，较之明末的甲申之变还要严峻、痛苦、深刻。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的年鉴是明王朝“历史上一次失败的总记录”，那么，1795年的年鉴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次失败的总记录”。笔者于2008年初秋
1795年对于乾隆及其所统治的帝国都是重要的一年，执政已经满60周年的乾隆要从皇帝的宝座退下来、去当太上皇帝，他在退位前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保证他的帝国在后乾隆时代能继续“保赢持泰”，维持盛世的辉煌。 18世纪末，无论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进程，还是立足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国际近代化浪潮，乾隆及其所统治的帝国都处于—个重要的拐点。 从纵向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康乾盛世，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承平之后，不可避免地陷入“由盛而衰”的发展周期；而从横向来看，英、美、法等国已经把世界卷入近代化的浪潮；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远洋轮船的问世都使得当时的清帝国很难再凭借浩瀚的太平洋把欧美国家的影响、干预挡在界外。 乾隆时期的治民、治吏体制都存在弊端和统治失控等问题。乾隆在1795年归政。不仅意昧着康乾盛世落下了帷幕，也意味着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李景屏，生于1945年7月，原籍山东无棣，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多年从事清代政治史、社会史、清前期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清初十大冤案》、《皇太极与袁崇焕角逐记》、《康熙废嗣之谜》、《乾隆与和砷》、《乾隆、和珅与刘墉》、《乾隆王朝真相》以及《萧太后评传》等。
前言海外狂飙法国科学传教团康熙与法国神甫凡尔赛——北京轴心乾隆的挚友：王致诚、蒋友仁了解世界的窗口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中法不同的历史走向挡不住的海外干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撞击心灵的震撼一路易十六被处死治理百姓重本抑末民为邦本食为民天以保赤为念治理水患所谓不扰民免粮不免租盛世下的佃农严惩“刁民”取缔秘密组织漏网之鱼刘之协屡禁不止的邪教清水教聚众为变从严查办秘密宗教“八卦教”大闹大名府天地会扫荡台湾难缠的来华传教士驾驭群臣(上)——选拔宰辅被处死的讷亲恭顺的傅恒真宰相刘统勋盖棺未定论的于敏中脱颖而出的阿桂颇有争议的和坤驾驭群臣(中)——任用督抚治河能臣高斌两朝股肱尹继善关注民生的陈宏谋苦难磨炼出的方观承从州县崛起的高晋瑕玉并存的李侍尧状元督抚毕沅毁誉不一的孙士毅能征善战的福康安偶尔露峥嵘的和琳驾驭群臣(下)——监控与失控高度集中的君权查处山西布政使及山西学政第一个被处死的总督处死山东巡抚蒋洲追查两省的知县贪贿案两淮盐引案高恒丧命大义灭亲处死内侄查处甘肃冒赈案赐令勒索属下的国泰自尽处死盗臣陈辉祖处死顶风作案的郝硕查处贪贿不法的富勒浑处死挪用盐课的福崧督抚藩臬一勺烩吏治失控退位归政披露立储公布立储密旨兑现周甲退位归政仍训政白莲教起义乾隆去世参考书目后记
插图：1795年对于乾隆及其所统治的帝国都是重要的一年，执政已经满60周年的乾隆就要从皇帝的宝座退下来、去当太上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乾隆帝无疑是一位功业显赫的皇帝。西方传教士曾如此评价乾隆及其控制的政权：“不懈地忙于日理万机，这是一个令人景仰的政府，他是天下最伟大的君主，也是帝国中最大的文豪。”能熟练地掌握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精通汉学的乾隆，不仅勤于政务，也通过对边疆的开拓奠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的版图，而他成功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也有效地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为个人，乾隆并不那么传统，他喜欢西方钟表，也欣赏西方园林与绘画风格，在他主持下作为皇家园林的圆明园可以出现西式风格的建筑、喷水池，在他的身边也可以有一批擅长绘画、精于音律、有实地勘测经验的西方神甫。但作为一个皇帝，他的统治却是相当传统，竭力要把中国留在中世纪，而不是带入近代。然而此时的世界，却已经进入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时代，中世纪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愤怒的民众所处死，都在乾隆的心中掀起无限波澜。虽然中法两国相隔一万六千多里，但乾隆却与路易十六神交已久，来华的法国神父早已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中法两国高层的交往始于1681年(康熙二十年)。与康熙帝同时期的君主一一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因法国科学院派人到世界各地进行地理考察以便绘制航海地图而开始考虑如何同中国皇帝交往的问题。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冲龄即位，都凭借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了鼎盛、使之成为区域性的强国——一个成为欧洲大陆科技文化的中心，一个称雄亚洲。
三十多年前——大约文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拜读了雨果的大作《九三年》。虽然这是本小说，但作者以1793年来反映法国大革命的写作手法，着实令笔者顿开茅塞。大约十几年后，又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轰动中国史学界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该书以万历十五年前后的历史事实以及那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为中心，对封建社会的管理层面进行了梳理，从而勾勒出“历史上一次失败的总记录”。在经过近30年的冷板凳，特别是在对清代中衰进行十几年的研究后，终于有了挑战大历史观的勇气。把1795年的中国置于世界潮流中去分析，只是2006年构思本书时的一个初步设想。无论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还是18世纪未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都已经显示出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把外部世界的影响挡在界外。考虑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自工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起开始向中国派遣“科学传教团”、并在此后的100多年持续派遣耶稣会士来华以及法国是当时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的国家，遂决定把波旁王朝以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作为本书的重要参照，进而对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法国专制王权的异同、法国18世纪的重农主义与中国的以农为本的差异、法国的第三等级与中国商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悬殊以及经历了文艺复兴洗礼的法国在人性上的普遍觉醒与康雍乾时期还把自称奴才视为恩遇的巨大反差等等进行剖析。
《乾隆六十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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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好书，但是纸张页面部分没有对齐，不知道是所有书都这样还是偶尔的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