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1999-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法）米歇尔・阿尔贝尔
261
235000
杨祖功/杨齐/海鹰
无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本书中分析了两大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即新美国资本主义与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分歧。莱茵模式遍布于莱茵河谷的所有国家，从奥地利到荷兰，包括今日属于欧元区的大陆欧洲所有的国家，只是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是“围城”以内的人士经过多年切身实践和观察的产物，读了给人一种不同的感受。书中列举了许多典型事例，对“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而有趣的比较研究（作者显然对莱茵模式更为赞赏有加）。新美国模式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所有讲英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在美国与英国之间也有不少差别。莱茵模式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作者把日本和跨国公司也包括在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却把法国看做介乎两种模式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模式。
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曾任法国计划总署署长、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
引 言第一章 美国回来了 美国的“垃圾股” 屈辱过多，且信心不足 美国的新挑战 美国呀，美国 美国实力的基础 美国回来了！第二章 美国倒退了(America backwards) 一分为二的美国 爱慕虚荣者的火坑 学校病了、医院病了、民主也病了 工业在衰退 赤字的梦魇 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第三章 金融与荣誉 “类似一种妄想症” 螺旋式上升的虚张声势 市场的规律 对失败者的犒赏 没有业主的资本主义 要今天的利润还是明天的利润？ 阻百发展的利润第四章 盎格鲁—撒克逊式保险业对峙阿尔卑斯式保险业 保险业的两个发源地：山上和海上 阿尔卑斯模式实力雄厚，但遭到反对 英国的经验（或看不见的手的代价） 加利福尼亚州的实验（两个极端在这里汇合） 法国的综合经验受到质疑第五章 另一种资本主义 市场这两种模式中的地位 一种银行资本主义 交叉的利益网络 管理良好的共同决定制 忠诚与培训 自由主义的金科玉律 强大的和负责任的工会组织 共同的价值观第六章 莱茵模式的经济优越性 战败国的胜利 马克的威严 货币的“后主基地” 强势货币的道德周期 这种实力的真正武器 ……第七章 莱茵模式的社会优越性第八章 莱茵模式的衰退第九章 为什么最不完善的却占了上风？第十章 德国的第二条教益第十一章 法国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结束语附录一 在布鲁日市的两次报告附录二 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附录三 衰落的资本主义译后记
在这样的气候下，美国人从传统上的政治弃权主义(投票弃权率很少低于50％)滑向了简单而干脆的厌恶一切。70年代末，舆论对政治已不抱多大的希望。但，美国模模糊糊地又期待着一位救星。 不止于此，其他一些潜伏的疾病也开始侵袭美国。从对法律的崇拜转向法律拜物教就是其中之一。一种不折不扣的程序狂征服了美国人。还应该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一种新的法律模式穿越过大西洋。按照这种模式，美国建立在不断变化的诉讼法之上的法律地位一直比欧洲大陆优越。而事实恰恰相反。这种诉讼程序狂使律师发了财，却使法治国家的司法机器变得缺乏透明度，缺乏灵感和令人恐慌。这样一来，谁都可以提供诉讼材料，办大案子的律师也可以用猎犬来抓小老鼠。有一个例子人所共知，就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单是为了一个案子，即为了起诉国家，在华盛顿租了整栋楼房来安置它的律师。 法律，这个美国立国的基石和“契约社会”的高超调节器，就这样变成了密不透风的丛林，数不胜数的联邦法规、地方法规利用诉讼程序在这里盘根错节。 然而，这时候，美国社会的另一块基石——结社运动——却被危险地削弱了，而这些数不胜数的地方组织、体育组织、行会组织和道义组织等曾得到托克维尔的推崇，激活了整个市民社会。成千上万的结社往往十分精巧，也非常活跃，而且有实力，它们传播了某种建立在公共物品和公民责任之上的观念。幻想破火的美国无力应对这种完全脱离其传统的思想——改头换面的犬儒卜义。至于赫赫有名的“沉默的多数”，他们对社会网络和政治体系的这种解体也深感痛楚。由此，在一个被飞快地变化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空头支票”搞得晕头转向的社会里，出现了一种对回归传统价值观的普遍要求，一种对某种信念，那怕是最基本的、甚至粗糙的信念的渴望。 罗纳德·里根铿锵有力、言简意赅的讲话正好可以满足这些期待。他善于利用有利的经济环境——官僚泛滥和联邦政府的干预主义——和一种知识界的氛围。自不待言，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扩大他的宣传——美国回来了——的效果。 现在我们看看是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未来的“金童子”为建立自己的“战争预算”而负债累累，他的表现只能是受淘金狂鼓舞，采取狙击行动，扑向猎物。如果他搞得好，能够以高于原来股市的价格，但又低于资产可接受的价格把股票抛售给股民，他就可以分享财富了，这本来是一个中性词语，译成法文时却用了贬义的“瓜分资产”。因为在我们这里，在欧洲，企业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而已。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刻，债务人不仅自己赚了钱，而且赚到了可以和银行家平分的短期利润。他的发迹史序幕就结束了。 我们来到好莱坞，遇到了拉萨尔兄弟银行的经理助理费利克斯·罗哈廷，他过去曾挽救了纽约市的金融，当他评论好莱坞的这类活动时，断言华尔街比好莱坞还糟糕。确实，即使不怜悯被瓜分的这些企业及其员工的命运，也应指出这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美国金融制度拖人危机。巴黎荷兰银行董事长米歇尔·弗朗索瓦—彭塞(Michel Francois—Poncet)提供了几个有关的关键数字：1987年股市暴跌之后，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决定命令本国银行采取某些谨慎措施，即著名的“库克额度”(ratio Cooke)方案，限制银行发放贷款的总量。确实，美国银行在企业资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通称中介率)从1970年的80％降到1990年的20％。造成的结果之一是，1970年在世界最大的25家银行中，美国有8家，而到了1990年，美国最大的花旗银行成了世界第24位的银行。然而，美国银行越限制它们的信贷，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越采取一些高赢利活动、即高风险活动。因此，到了1990年，美国银行的高风险贷款担保(LBO)总额 达到1900亿美元，只此一项，即超过风险国家贷款担保——对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信贷(约640亿美元)——的3倍。 自1987年10月19日股市暴跌以来，专业报刊就不断报道令人担忧的美国金融机构破产的趋势。美国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急剧下降，随后，它们不是从长期考虑而谨慎行事，而是根据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需要，追逐眼前利润，即从事风险最大的活动。因为归根到底，都是由美国纳税人来支付的。 还是言归正传，谈谈本书的主人公吧。他想成为金融大王，他心里非常清楚，真正的金融大王是那些靠白手起家进人大亨行列的人，他们既不想靠自己的积蓄买进，也不利用别人的积 蓄来借贷，仅仅靠他们的名字，靠他们的信誉，从市场上得到资本的增量。也就是说，赚取既永恒又廉价的具有双重性的神秘资本。 与一般贷款不同，这些钱是永恒的，因为这个公司的资本是不必偿还的；与贷款不同，发达国家的贷款利率——般最低也要8～12％，而股票分红很少超过股票价值的3～4％。然而，股东的风险是无限的。那么，没有一个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的具有头等质量的企业，仅凭聪明透顶的金融家灵机一动，股票就上市了，我们把命运交给他，怎么能这样?答案还是看中了他的光辉业绩和他有“推销希望”的能力。 靠自己的储蓄买东西，是等而下之。靠借款买东西，已经强一点了。仅仅靠自己的签名就从市场捞到资金，这才是金融之神的本色。当然，还有其他金融之神，如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他们自己并不投资，也不冒风险，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让别人买、别人卖，显耀自己最充满信心和最善于做金融重组工作。他们从每笔交易中，无论是买还是卖，都要收取佣金。这也证明，为什么他们对淘金者提供一项最宝贵的服务：告诉你那里可以挖出金块。 简而言之，这就是“金融泡沫”、“金融资本主义”和“经济金融化，，的来源。这是股市为佼佼者的光辉业绩附加上的心理价值，很有必要，这是为资本主义充氧，是赢家的希望。没有这种希望，就没有企业，其至在股市上也是如此，应该懂得维护它。 在企业的最高层有两个关键性机构：负责单纯管理工作的经理办公室(directoire)，和由股东全体大会选举产生的、负责监督经理办公室工作的监督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保持经常合作，以便维持对企业的协调领导。于是，；在股东与领导人之间有了一个制衡机制(check and balance)，保障了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倾听，而不允许一个人说了算。 除了企业最高层的这种分权外，还要加上著名的全体职工参加的共同管理制——或共同负责制。在德国，这是一个悠久传统的产物，可以上溯到1948年。共同管理制是通过类似法国企业委员会的机构委员会来实施的，但它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所有社会问题(培训、解雇、工作时间、工资支付方式、劳动组织等)都得征询它的意见。老板和机构委员会之间在这些问题上有义务达成一项协议。而且，德国的工薪阶层还拥有另一个表达意见和行动的手段：他们选出的代表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1976年颁布了2000人以上企业必须实行这种制度的法律以来，职工代．表的数量与股东代表是对等的。当然，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必须从股东代表中遴选，如果选票相同，股东代表优先。但这并不影响职工在企业的任何决策机构中拥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话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否则，企业就无法运转了。 除了这种集体情感的削弱以外，还要合乎逻辑地加上所有莱茵国家中工会运动和集体谈判程序的某种相对衰落，尽管与法国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衰落。诚然，非工会化是一种世界现象，波及到美国、法国、英国、瑞典、日本，甚至在较小程度上也波及到德国。但是，工会在莱茵模式中一直是社会共决制的基石之一，这种趋势别有一番含义。 非工会化在瑞典十分突出。例如，由于劳动市场的自由化，强大的中央工会瑞典总工会(LO)受到了惩罚，导致集体谈判程序分散化(从此以后，雇主与雇员就要在企业一级，而不是在全国一级进行谈判了)。一反常态，这种新的弹性就业制度造成工资失控，损害了瑞典的竞争能力。这就意味着，由瑞典总工会保证的工会纪律和工资纪律受到了质疑。由于谈判失去控制和无法协调，由于劳动力短缺，谈判往往变成了一种讨价还价。这是工会削弱带来不良后果的充分体现；也是弹性就业制度与非工会化不是总能与效率并行不悖的佐证。 如果说工会在不少莱茵国家中被削弱了，它们的管理方式也受到了指责。经过法律仔细规定的以年资为基础的等级结构(我在前面指出了它的优势所在)，往往被看做过于臃肿和造成涣散。现在，许多年轻的日本大学毕业生再也不能接受必须等待15年才能当上课长、再等15年才能进入领导岗位的规定。更广泛的是，人们振臂高呼，揭露令人莫明其妙的正规主义，在日本，这种正规主义主宰着等级制关系。这些呼声开始得到倾听。例如，丰田汽车公司这个典型企业便取消了带有昔日父爱主义色彩的工长的头衔。在德国，西门子公司也同样取消了几个等级，以便加快信息交换和决策的速度。至于传统的领导机构和监督委员会体制，也成为严厉批评的对象。人们指责它机构臃肿，办事拖拉。 “可悲的”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形容词出自中央银行的一位负责人之口，特别是出自德国联邦银行(BUBA)的负责人之口。诚然，我们懂得他这样做是要尽力告戒波恩政府，不要为了实现统一而不惜债台高筑，这是他的责任。但他这样做同时也是在为德国的一次不幸失败出口怨气，并一箭双雕，也指责了欧洲货币联盟。但愿波埃尔先生的历史性宣言能够马上压低德国马克的汇价，无碍大局。更严重的是，他居然那么快就忘记了，如果科尔总理不是毫不犹疑地立即采取行动使形势变得不可逆转，谁也不能肯定铁幕会在柏林市中心降下来。这场愤怒的起因，就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实现统一的时候，前民主德国与前联邦德国的生产力对比为一比二，或一比三(等于联邦德国与葡萄牙的比例)。从技术观点看，德国联邦银行提出的兑换率是适当的。科尔总统从相反的角度做了裁决，选择了“一兑一方案”。
中译本序言 60年代末，我参加了《美国的挑战》一书的撰写工作，这本书是由让-雅克·塞尔旺-施莱贝尔署名发表的。此书在全球各地曾是一本畅销书。这本书的目地是让舆论，特别是欧洲舆论 关心正在日益增长的美国经济体制的实力。当时，提出这种看法还是很新颖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自50年代末以来，随着欧洲共同市场的启动，共同市场的创始国像后来的亚洲“龙”和“新兴市场”一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 到了90年代初，人们不再谈论〈美国的挑战》，而是谈论〈美国的衰落》了。今天旧事重提是为了说明，有时连最确定无疑的事情也不能下断语了。当时的〈财富》杂志曾发表一篇长 文，现在看，连这篇文章的标题都有点使人吃惊：〈美国造即将消失》。那时，纽约市中心的象征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收购了。麻省理工学院在它那篇题为〈美国造即将消失》的著名报告里，痛心地分析了美国工业衰退的原因。这份报告的作者强调指出，美国的工艺技术统治终结了，同美国的对手——欧洲和日本相比，它缺乏工人和管理干部的竞争能力。 此后不久，我于1991年写了〈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这本书已被世界五大洲译成20种文字出版，其中包括这个中文译本。我在本书中分析了两大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即新美国资本主义（1980年里根总统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与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分歧。莱茵模式遍布于莱茵河谷的所有国家，从奥地利到荷兰，包括今日属于欧元 区的大陆欧洲所有的国家，只是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按照共决制，公司监事会的组成，一半是股东，另一半是雇员代表。当时我得出的结论是，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莱茵模式具有双重优越性：一方面，它在经济上更有效率，从劳动成本的比较中便可以看出：1998年工业部门中的平均时工资，德国是28．7欧元，法国是25．5欧元，美国只有20欧元；另一方面，莱茵模式在社会领域方面更加平衡，因为它保障了所有人都可以享受一种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社会保障制度部分地同比美国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说，我至少预见到了，正如“疲软的货币赶走了坚挺的货币”，“坏的资本主义”也压倒了“好的”资本主义。但是，当时我自己也确实没有想象到近几年出现的这种令人瞠目的转折，美国经济正在遥遥领先于欧洲经济，尤其是莱茵国家经济。这是又一次〈美国的挑战》，是2000年的挑战。 德国人对这种转折的反应象征性地表现在一个可能是德国统一以来最重要的日子里——1996年6月15日，这天是星期六，欧洲杯足球赛半决赛的前夕，对于是英国足球队。尽管这场球赛有很大的吸引力，却有30万人走上波恩街头示威游行，这是1945年以来在德国规模最大的工会游行。更有甚者，是产阶级也走上了街头，这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他们喊出的口号非同寻常：“反对德国社会美国化！”这个口号本身就象征着“两种资本主义之战”进入了第二个回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American way of life”曾经使全世界，特别是德国人走火入魔，现在却被弃之如敝屐！
东欧巨变后，有人认为， 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内部的对立凸现出来。他们认为，目前急需研究的应是如何完善资本主义以及如何引导资本主义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中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有份量、有影响的研究资本主义的著作，其中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即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无
很不好！没有新意，为资本主义唱颂歌。后悔买它了，浪费钱。
推荐这本书。
美国所具有的一切优势中，最重要的是金融及货币的优势。这样的一种放任的、不受监管的优势，是中国难以承受之痛。对于美国三权分立式的权利构架，我们总有所错觉，这样的模式是最佳的管理体系，国家政策制定应是最科学的，人民是最幸福的；中国所谓的党委负责制是缺乏监管的，可惜的是美国金融危机震醒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并不是最有益的政治体制，应该从某个方面讲，美国政府官员及议员都是前台木偶演员，后面牵线是不愿受监管的资本家。
2007年4月27日，西门子承认“贿赂门”涉及金额可能超过此前公布的4.2亿欧元，这个数字已是翻了数倍。此前一天，公司CEO柯菲德(Klaus Kleinfeld)宣布将在9月底离职，董事会无法就他留任达成共识，“公司需要一个完全清白的领导层”。董事长，前CEO冯必乐(Heinrich von Pierer)也在上周请辞。
这家历经160年风雨的企业从去年起贿赂丑闻不断。2006年11月，慕尼黑检察官搜查公司并拘留6名职员，指控贿取海外电信合同。2007年3月27日，战略主管，据传曾被立为“储君”的约翰内斯・费尔德梅尔(Johannes Feldmayer)涉嫌向工会行贿被捕，成为公司历史上在任内被捕的最高级官员。美国证监会、意大利、希腊等国政府有关机构纷纷展开调查。
贿赂的个案可以归结为道德的缺陷，但如此大规模的丑闻，肯定是体制哪里出了问题。各种报道提到了几点，但都不够有说服力。公司内控不力是结果而非原因。很多涉案的国家腐败成风，但母国和意大利也在名单上，清廉指数较高。公司1989年重组高度放权，有很多公司放权但没有堕落。
德国<明镜>周刊指出，在1999年以前，德国法律对本国企业支付外国政要“咨询费”或“佣金”，不但不惩罚，还能减税，根本就是鼓励。这种观点还不能解释行贿工会的行为，但暗示了根源：所谓“莱茵模式”该反思了。
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提出两大资本主义模式，英美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和德国代表的莱茵模式，奉行该模式的国家多在莱茵河岸，因此得名。前者重效率，股东价值至上，后者重公平，倾向雇员利益。英国学者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则分别称为股票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有段时间还叫做东京-莱茵模式，日本的奇迹变泡沫以后，就只剩下莱茵模式了。
实际上盎萨模式并非反对公平，只是对公平的理解不同，更不是国内部分人扯淡的“小政府”，1978年仅美国参议院的经费就超过74个国家的预算。关键的区别在规则(起点和过程)公平还是结果公平，决定了政府、企业、雇员和工会等的行为模式，也包括在贿赂中的角色。
与德国法律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早在1976年，作为水门事件的副产品，就通过广泛适用的<反海外腐败法>。并非美国人有良心和国际精神，规则公平的惯性使然。也非德国人没良心和冷漠，结果发生在境外，腐蚀地是外国公务员，赚到钱促进国内的结果公平，又何乐而不为呢？
两种公平在多方面造成深远影响：阿尔贝尔坚信莱茵模式更高效，但投入和产出没有关联，即软预算约束，人们更有动力争取投入而非产出。股东价值至上赋予经理人规则内的自主权。政府和工会介入管理，常造成没人能说Yes，人人都能说No，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规则相对固定和透明，结果却随机应变，什么是，如何做到结果平等，见仁见智。规则人皆可用，但实际决定结果的不可能是全体，而是默认(?!)代表全体利益的一小群官僚。莱茵模式官僚就有更大的受贿潜力。盎萨模式企业更热衷拿钱砸立法机构，据统计，华盛顿特区有17500名说客活动。
股东价值至上，股东控制结果的效率，如果他们确信任何违规行为必将遭受严厉的惩罚，降低效率，当然会尽力避免。前提是股东有权力，盎萨模式发达的金融市场，市场强制信息披露都是加强股东的权力，莱茵模式更依赖银行融资，政府和工会决策，也就削弱了股东。
外控决定内控。盎萨模式的各级经理人同样会为了效率保证公平，并有权监控下级。而莱茵模式企业对中基层更放权，结果的效率已经大打折扣，再加强内控，就没法做了。越往下越是细节，外部官僚越难插手，也是规避结果外控的手段。莱茵模式经理人就有更大的行贿潜力。
潜力未必实现。结果公平，意味着行贿的收益人人有份，风险还是自己承担。但冯必乐和柯菲德都大力推行盎萨式的绩效，据报道冯必乐把原定2003年实现的利润指标提前到2000年，西门子2007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利润较去年同期猛增49%，这就集中了两种模式的弊端：贪婪和低效。
因为两位只是西门子CEO，不是德国总理，即使总理，改革莱茵模式也难。只要还受制于外部官僚，经理人效率再高也是白瞎。但加强绩效，意味着经理人不行贿，就得为官僚埋单，而行贿，受益更多地归于自己。如此威逼利诱，内控又形同虚设，也就不奇怪很多经理人铤而走险。
以行贿工会案为例。不可能收买一个工会的全体会员对抗另一个工会全体，实际是收买一小群工会官僚对抗另一小群，在我们那个年代叫工贼。费尔德梅尔丧失地不仅是前程，还有自由，又有什么好处？他怎么就敢冒犯社会、公正这些神圣的字眼？
美国学者莱斯罗•瑟罗(Lester C. Thurow)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描述了这种“公正”：“简直不能相信：五周休假！一个月的圣诞奖金！失业保险金相当原工资的80%！亚洲人不信的也正是这种制度不能继续的原因之一。公司能转移到远东规避所有这些福利支出。”
最后这点尤为重要。国内的结果，国际的规则，莱茵模式企业都不能拒绝。这就是为什么连着两个奉行盎萨价值观的CEO起来又倒掉。2007年5月21日，西门子监事会任命罗旭德(Peter Loscher)为新总裁兼CEO，同时通过“面向2010计划”，必须“更快、更专注、更简明”。
莱茵模式曾有其合理性。老欧洲的劳资冲突历来比新世界激烈，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上台，高失业率功不可没。冷战要和苏联竞争意识形态。如今都已时过境迁。2007年5月6日，战后出生的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法国总统。他在竞选中承诺与过去决裂，法国需要变革。
2007.5.23
本文授权<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