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
2006-1
当代中国
李涛、李真
148
无
每一幅图片都记录着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感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城劳动力主要以单身青年农民为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非农化转移浪潮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夫妻同行式。 农民工群体，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不仅表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同时表现在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创新上。 本书是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全方位调查，真实记录他们的声音、需求、文化、梦想……
李涛，童年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迁徙，成人后依然人户分离。做过工人、记者、杂志执行主编、赈灾项目官员、某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等职。致力于劳工社会服务和实践，寻求城乡平等和谐。
李真，出生于鲁西南贫困地区的一个村庄，大学毕业后做过记者、杂志执行主编、某非政府组织劳工项目负责人等，现为一家民间组织的常务统筹。通过服务于农民工的社会工作实践，致力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写在前面调查：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引子：老王夜奔引出的话题进城，还是进城 一本老账 两种论调 三条出路就业，永恒的硬道理 “合法”与“非法”的距离 “无序”与“有序”的变奏保障，梦想与现实的博弈 一个患病少女的现在和未来 一个“草莽”律师的梦想和现实 政府突围教育，无处停留的成长 合理的非法存在 悬挂在城乡之间的未来解放，还是解放 遣送终结 治道变革个案：不能忘却的历史碎片 案例一 城市里的村庄 案例二 十年的感情 案例三 跟着孩子走的李凤英 案例四 音乐老师李雪华 案例五 像风筝一样飞 案例六 察北人马建军 案例七 理想 案例八 校长张书杰 案例九 冯全福和他的东升小学 案例十 二房东周建峰 案例十一 两个流动儿童的“六一” 案例十二 一个人的较量 案例十三 农民工人李德江 案例十四 管理者田启飞 案例十五 张进和他的施工队 案例十六 京城拾荒人家 案例十七 养猪人家 案例十八 龚生根的生意经 案例十九 张红的打算 案例二十 等待回家的刘金祥报告：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的需求与障碍一个群体的力量（代跋）
书摘一个群体的力量 北京对于我，小时候，只是土墙上的一张画片，里面有一座蝴蝶状的桥，跑着一群群的小卧车，姥姥常常指着那画说：“看看北京城，多好啊!你好好读书，长大了有本事也到北京去看看。”而我觉得那只是画片，好看，但与我眼下的乡村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多年后，我却真的来到了北京城，读书，打工，生活……我亲眼看到了画片上的蝴蝶样儿的桥，一群群的小卧车，它们离我如此真切地近，却又依然没有任何关系地远……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些穿梭在这个都市里的乡下人，我终于明白，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分的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繁荣的结果，忽略了结果背后的成因。 这本书，如同当年的画片，表面上来看，是由李真和李涛一个个文字、一幅幅图片亲手码起来的，而实际上，这只是出版的结果，而在结果的背后，是一个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让这本书的每一个文字可以充满力量，每一幅图片能够记录感动。 作者，只不过通过其掌握的文字与摄影的技术，予以记录罢了。 如果从写书的角度来衡量，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早在2004年初就已完工了，这之后，我们将其束之高阁，总感觉还有太多的东西，为书所不能承载，那就是没有因为文字而停滞的生活…… 孙文娟，书中那个身患尿毒症的打工妹，2003年8月，单位和其终止劳动关系后，她被迫出院，之后，在“协作者”与香港《南华早报》的多方呼吁下，为她筹集到了进行第三次手术的费用，她一边等待换肾，一边开始通过法律途径向单位索要没有给付的社会保障费用。2005年到来之际，她又被查出因血液透析感染了乙肝病毒……这年“协作者”元旦晚会上，这个命运多舛的姑娘，眼含泪水祝福所有的打工者：“我们要坚强地活着。” 孙进勇，2004年国庆节，由于老板没有为其配备保险绳，他在从事高层保洁作业过程中，不慎从25楼坠地，昏迷二十多天后，居然奇迹般地苏醒。而老板却拖欠医疗费不见踪影，正当“协作者”协助他开始法律索赔时，他的母亲又因癌症不幸去世，2005年元旦，孙进勇在哥哥的搀扶下，回山东老家“再看娘一眼”。 易本耀，那个气愤得满脸通红的办学者，在2004年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他的一所分校终于合法注册，而其他的五所分校，以及本书中提到的其他打工子弟学校，依然处于“合理不合法”的尴尬状态。 张雪英，一个从未在本书中出现的女人，一个收养了两个孤儿的打工子弟学校创办者，“非典”赈灾的时候，“协作者”只有两间狭小的民居兼做宿舍办公室，是她将学校的库房腾出来替我们存放抗“非典”物资，也是在她的帮助下，孙文娟的弟弟免费入读初中。她的学校一直没有注册，而她本人荣获了2004年度“首都创业青年优秀奖”。 那些拾荒人家，那些养猪人家，依然在四处奔波…… 这个世间，可写而不可不写的东西太多了，多少沉默者在历史长河中如过隙白驹，如果我们掌握了文字，而不去记录，实在是愧对那些可以记录却无法握笔的人。 这本书的工作得益于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全体参与“非典”救援行动的工作者及志愿者，他们是崔宇、卢群玲、程建伟、王海英、申丙电、崔永华、赵丽萍、王成、王向芬、阿叶、田文娟、司英民夫妇、邵刚、杨皓、李莉、刘辉、达林太……感谢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生死与共的艰难岁月。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以及历任的灾害管理项目官员、劳工项目官员对我们的成长予以的信任和激励，从1998年“l·10”张北地震那天起，到六年后“协作者”在春天里萌芽。感谢我们建基于共同目标而走过的那段难忘岁月。 本书的调查工作还得益于给予我们“非典”救援活动大力支持的单位及个人，他们分别是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疾病防控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丰台区妇联景素菊部长、大红门街道办事处、北京市建委《建设市场报》、张北县政府、尚义县政府……以及众多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李素梅、李网、冯全福、牛万仁、马建军、张书杰…… 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感谢四个人。 首先是林明贵医生，之所以称他为医生，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副主任医师。我认识他是在李真病危的时候，这之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先后帮助我们家三个亲人度过了生命危机，而在我因公出差的时候，我的母亲几次病情恶化，都是由他化险为夷。后来我发起成立了“协作者”，他又义务担任了“协作者”的医学顾问，“非典”的时候．是他从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半夜打来电话，为我们几个第二天准备奔赴抗“非典”前线的同事召开电话会议，仔细地叮嘱我们自我预防的知识。于公于私，我都没有理由不感谢林医生。 第二个是王平同志，之所以称其为同志，因为他是中共河北省尚义县县委常委、农工部部长。我在1998年初前往坝上参加抗震救灾时认识了他，六年了，我目睹了他从当年的乡长到乡党委书记到农工部部长的整个历程，他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讲掏心窝子话的基层干部朋友，他让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并且对我们的采访调查提供了大量帮助。还记得1998年那个零下30多度的冬夜，我们在颠簸的破吉普车里发出的感慨：“凡事就怕具体，一具体了，干部就要受罪，老百姓就会受益。”我记得，王平同志同样记得! 第三个要感谢的是马洁云记者，之所以称其为记者，因为她是香港“狗仔队”的职业“狗仔”，我认识她也有几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因为职业而怀疑一切，多少还葆有一些良心的人，通过她的报道，孙文娟得到了部分维持生命的捐助。当我们开始本书调查的时候，只有一台老掉牙的机械相机，而且摔坏了镜头，不能对焦。她将自己刚买来几天的一台Minolta数码傻瓜相机借给了我们，就是这台像素并不高的“傻瓜”，记录下了您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图片。当我们终于有了一台Nikon5700的时候，本书中的很多场景已经成为昨日往事。 我还要感谢我的姥姥，一位84岁的乡村妇女。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接姥姥来北京，看看天安门。谁知，百事缠身，实现的时候，却已是2002年冬天，姥姥病危，我将她从乡下接到了北京治疗，度过危机出院后，正是“非典”肆虐，这之后，我们又投入到赈灾工作中，有家难回。当“非典”过去后，姥姥想家，要回乡下。那天，我找了辆车，拉着虚弱的老人家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了三圈，那一刻，我发现，姥姥并没有仔细瞧天安门——她的眼，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我的脸啊…… 最后，谨允许我们再次感谢每一位接受我们的调查，与我们并肩前行过这段岁月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他们在城市的租住地，而他们的笑容连同他们的故事，却留存在本书的记录中，每每想到这一点，我们总有无法言语的惆怅…… 李 涛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首席统筹 2005年阳春于北京城
书评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分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不阅读，但我们不可以否认一个群体的存在。
中国的城市，城市里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分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繁荣的结果，忽略了结果背后的成因。 本书是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全方位调查，真实记录他们的声音、需求、文化、梦想……全书每一幅图片都记录着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感动。
无
书有点脏，不过不影响阅读。
很不错。
九天。从下订单到收到书，九天。这是我第一次网上购物，没经验所以没比较，不知道这样的网购速度是快还是慢。不过还是为折扣感到开心，以后可能会更多地选择网上购书吧，只要不是急着要的书。
很难得看到这样的写农民工的书，即有独到的观点和学术价值，文笔又很生动，我写论文将这本书作为参考资料，对农民工问题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据《新周刊》报道，2003年，在中国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总数已达到1.3亿人。如果加上随带人口，合计大约1.8亿，占总人口约15%。而与此同时，中国品牌战略协会指出，中国内地目前的国际名牌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这两个百分比，拿最近出版的两部书对比来读，才更能见其蹊跷。这两部书，一部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富人秀》，一部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农民工：流动在边缘》。
《富人秀》所谈到的那种“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富人”形象，电影《大腕》里曾经有过绝妙讽刺——
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也得四百平米，什么宽带呀，光缆呀，卫星呀，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楼上边有花园儿，楼里边有游泳池，楼子里站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业主一进门儿，甭管有事儿没事儿都得跟人家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儿，倍儿有面子，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教材用哈佛的，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再建一所美国诊所儿，二十四小时候诊，就是一个字儿——贵！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的，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两千美金吧，两千美金？！那是成本，四千美金起！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两千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两千，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富人秀》中开头说，“有一群富人忽然自中国横空出世”，实际上，根据学者孙立平的观点，这个“新富人”阶层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源来有自，其一是因为80年代中在“双轨制”背景下的“官倒”，其二是因为90年代初在“南巡讲话”背景下的“下海”，这两次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交换，促使了转型期精英的形成。而与这个精英群体的崛起相应，则是90年代以来社会弱势群体的凸显。《农民工：流动在边缘》一书，正是以实录的方式，讲述了在当前社会弱势群体中占很大比例的农民工的真实遭遇。
当13%的“新富人”遇上这15%的农民工，会是怎样一个情形呢？关于贫富对立、贫富分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当然也许有更专业的解释，这里，只想从文化角度谈谈贫富对峙时产生的阐释机制。《农民工：流动在边缘》一书在谈到城乡关系时，曾引用过孙立平的观点。孙立平认为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正在向马拉松式结构转变。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实际上，今天的农民工不仅处在社会结构之外，而且更为被动的是，处在一种文化的阐释结构之外。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谈到的复辟时代的法国农民的命运。不幸的是，这也是今天农民工的命运。他们往往处于无名、沉默的状态。例如在《三联生活周刊》等以都市中产阶级为期待读者的杂志中，关于农民工的论述并不多，除了那些讨论新富阶层的专题中涉及贫富分化的问题时农民工往往作为“贫困”的标志之一而出现外，农民工只出现在特大安全事故的新闻中，尤其是关于矿难、矿工的报道。有时候更糟，他们甚至被污名化和标签化。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相当普遍。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下面的这段文字，来自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创作的”出于“关爱”和“教育”目的向农民工教唱以提高其素质的歌谣《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不看黄盘和小报，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
农民工的弱势，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地位上，还表现在文化上。孙立平指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基本上是面向城市中上阶层居民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不得不每天观看那些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的“城里人”的喜怒哀乐，这种电视文化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及其社会后果值得深思。由于直面城市文化的冲击，这种文化上的失语症，进城的农民工体会尤深，有时候为反抗这种令人窒息的表达机制，甚至不惜铤而走险。2005年5月11日，农民工王斌余因讨要工钱未果（反被伤害）而杀死4人重伤1人。这个案件虽然主要是由经济纠纷引起，但背后更有其文化动因。农民工的铤而走险，是因为一种整体性的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关键是他没有一个组织的表达，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表达途径。这种表达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权益的声诉、民意的上达，更重要的是一种平等的文化身份的承认。
富的，便是有趣的、值得大书特书的；穷的，便是无趣的、不值一提的吗？在《富人秀》和《农民工：流动在边缘》之间，也许更多读者会选择前者。不为别的，就因为前者代表一种富人文化，而富人文化在当今社会是一种强势文化。即便是调侃富人、拿富人当西洋镜看，人们也乐意看个究竟。正是在这种“仇富”同时又伴随着“崇富”的畸形心态下，诞生了制造一切关于富人的符号的文化工业。而“农民工”，显然被这种工业理解为一种“反文化”的符号。“农民工”作为一种穷人文化的象征，代表着失败、丑陋、无趣、野蛮、恶臭，简单说就是一切反文明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反对人们去欣赏一个大腹便便或者病态苍白的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今天，关于“农民工”的公正表述，仍然还只能在报章零星见到，或者在《农民工：流动在边缘》这样的纪实性作品里见到。但是关于农民工，我不愿强调那种从道德同情出发的对疾苦的强调，而更愿意把农民工理解为你我一样的凡人，他们有凡人的一切。他们有道德的闪光也有阴暗，有精神委琐也有正大光明，有受辱后的沉默也有挺起胸膛，有欢乐也有苦痛，有义气也有小气，有可敬处也有可恨处，有很人性的时候也有很不人性的时候。你可以阐释他的正面，也可以阐释他的方面，但是，觉不允许把他抛弃到阐释结构之外，沦为文化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