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
2006-5
当代中国出版社
朱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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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更加离不开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也更加离不开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中外历史学家的此次交流势必会对中外关系的健康积极发展有所裨益。本书是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的研究成果，共收入与会论文49篇，虽然由于学者身处不同环境，掌握的材料不同，观察的角度也不同，因而对同一历史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所不同，但也正是这样，碰撞出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更有助于读者全方位地深入了解某个历史事件。 马克思说过，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不同民族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它的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中外历史学家们有责任加强相互交流，让中国更充分地了解当代世界的历史，也让世界更充分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这种交流有助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前进。
朱佳木，研究员。江苏南通人。1946年生于黑龙江佳木斯。1970年毕业子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75年进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7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目前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代表著作有《陈云年谱》、《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贺词／陈奎元“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沦坛”开幕词／朱佳木新中国的第一年：写在国庆55周年之际／金冲及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田居俭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张启华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政权职能演变研究／武力中国抗美援朝研究：若干问题辨析／刘国新信息、决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瑞典]沈迈克红卫兵派别的政治起源：1966年6—7月的北京各大学工作组／[美国]沃德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再评价：从周恩来逝世到华国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澳大利亚]泰伟斯 孙万国论成功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尹韵公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超越／龚育之中国是怎样走上成功之路的?／程中原苏东剧变以来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与政治文明建设／王一程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继承性问题／[俄罗斯]玛玛耶娃道是无情却有情：1949午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梁柱“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新中国55年光辉历史上的一大亮点／[中国澳门]杨允中“一国两制”影响中国的外部世界／[中国香港]宋小庄一个外国人眼中的陈云／[美国]傅高义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朱佳木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吴易风1980—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回顾与前瞻／王梦奎156—43—78：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次对外经济引进高潮／陈东林新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开发性金融／陈元半封闭格局的终结与全球化浪潮中的选择／董志凯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俄罗斯]季塔连科对中国现代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俄罗斯]波尔奇科夫从中俄改革历史比较两围改革特点／吴恩远作为现代化政策因素的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和中国的经验／[俄罗斯]包罗吉中国和亚洲经济一体化构想／[日本]林华生新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演变的必然性及其评价／马杰 郑秉文中国气象事业与国际交往／陈少峰 张海东世界格局与中国当代文学／张炯中国化：泥泞的坦途——试沦中困当代文沦与西方文论的关系／董学文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房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几个宏观问题／杨凤城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几股思潮／[美国]傅士卓1949年以来的故宫博物院：国宝与政治对象／[美国]沈大伟1948—1949年的中苏关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的回顾／[俄罗斯]齐赫文斯基新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积极理怠／谢益显1949—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政策和策略／沙健孙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蒋立峰“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美建交前的关键一幕／李捷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宫力后伊拉克时代与中国的内政外交：普遍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冲突／[日本]加加美光行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周弘在中亚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当前对外政策走势／[俄罗斯]高念甫另一角度考察的思考：西方研究当代中国史中的一些问题／金春明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需要改进的四个问题／[日本]国分良成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中国台湾]陈永发苏联与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俄罗斯]乌索夫“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沦坛”学术总结／程中原“当代中国史围际高级沦坛”在京举行编后记
五、叶剑英既是后盾，又是高参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也是关键人物之一。由于叶剑英在军队德高望重，因而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周边环境；又由于叶剑英长期处于权力上层范围，因而他与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叶剑英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也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满意的前提和条件。从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一1976》一书中可以看出，在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机器运转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与军队的老同志和实权人物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经常联络，探讨时局，密商对策。这些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人物的存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即使是“四人帮”阴谋可能得逞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下场。 在华国锋未找叶剑英之前，叶剑英的动作主要是防御性的，如他要军队实权人物掌握好部队，注意观察动向，加强战备。他们也谈到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仅仅限于“要解决”的初级阶段认识，至于怎样解决“四人帮”、由谁来组织和领导解决“四人帮”的高级阶段认识，他们当时尚未达到。 捅破这层纸的核心关键人物是华国锋。他戳穿了一个当时谁也不敢主动戳穿的问题，这是需要付出极大的风险成本的。华国锋之所以敢找叶剑英戳穿，是因为华国锋与叶剑英比较熟悉。“文革”期间，叶剑英在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尽地主之谊，担负起照顾叶剑英生活的职责，故两人接触比较多。这段宝贵的经历，实际上为尔后两人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联手埋葬“四人帮”反党集团打下了基础。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的直接见面不可能次数过多，因为“四人帮”也有耳目和眼线。假如“四人帮”发现华、叶之间接触频繁，就会马上引起警觉，这对粉碎“四人帮”斗争只会增加不利因素。叶剑英在党内、军内上层的庞大关系网，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丰富政治资源。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存在，就是一种作用发挥，就是一种坚强后盾。虽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不可能像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那样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但叶剑英肯定出过一些好主意，甚至是质量很高的主意。例如，在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经李先念转达，叶剑英突然给华国锋提出：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经常去昌平坦克六师活动，如果这个部队的某些人支持“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把坦克开进京城怎么办？华国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来吴德、吴忠商量对策，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并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 叶剑英对汪东兴施加的影响，恐怕仅次于或不低于华国锋给汪东兴施加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后来回忆说的：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吴德口述亦证实：“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这个大力中，既有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也有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也许会有人说：即使没有华国锋，叶剑英也能粉碎“四人帮”。实事求是讲，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因为按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上压下”是合法的，“下克上”则是非法的。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和圆满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的负责任的交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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