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七柱（上下册）
2008-1
国际文化
T.E.劳伦斯
全二册
1218000
温飙,黄中军
无
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的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四百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的土地成了它的殖民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研究晚清社会，离不开诸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之类的传教士的著作，研究十九世纪阿拉伯的宗教习俗与历史，离不开伯顿的《走向圣城》。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欧洲人有关别人的知识，分别出现在游记、传教书简、殖民报告、早期地理学与世界史、东方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越来越具体丰富、越来越系统深入，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现代扩张在财富、权力、信仰与知识方面，是同时展开的。商人开辟市场、政客军人发动战争、传教士设立传教点、文人学者开始调查研究，所有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同步并协调进行的。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基本构筑完毕。从知识体系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自然科学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社会科学认识社会并改善社会，人文科学反观人与人的精神。当然，所有知识的主体都是西方，包括研究非西方的人、社会与历史。这样，就出现一种知识状况，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非西方世界已经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被西方表述不单纯是个知识问题，还涉及权力。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结构，任何权力关系的建立，都会生产相应的知识。权力总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而知识的拥有者，又反过来运用知识行使权力。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语境中，将福柯的理论延入东方学学科反思，提出东方主义的问题，认为东方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提供人们认识与想象东方的素材与形式，而且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掠夺、殖民、控制、统治的方式。于是，西方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就受到怀疑，出现利奥塔所说的“叙述危机”。这样，关于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或认识：敬慕或排斥、学习或批判。一方面，面对西方庞大的域外知识体系，我们佩服其博大精深，佩服那些探险者或发现者的勇敢、坚毅、想象力与洞察力，佩服那些专业与业余的研究者的渊博、执著、深刻与细致。同时也反省，为什么中国人或阿拉伯人没有发现美洲？为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没有开创现代科学？为什么曾经为印度人记载典章文物、教中世纪欧洲人学习亚里士多得、欧几里得与托勒密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反倒让西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北欧，率先建立起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这种强大的文明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所隐藏的缜密的、令人生畏的权力结构时，我们又会产生一种怨怒与排斥心理，带着某种情绪或“情结”，去分析批判这些令人炫目的精致博大的知识体系中的“权谋”，思考西方的东方学，究竟是如何构筑一个低劣的、混乱的、僵固的、危险的东方，如何将貌似深奥、客观的东方学从知识与学术、科学与美学向政治与道德或意识形态分配的，如何生产一种表述东方的标准化、殖民化话语，参与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构造并维护西方的文化霸权的？信任或怀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的世界知识体系的认识与接受方式。究竟是学习还是批判，究竟是把它们当作知识或真理，还是当作所谓“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曾经诚恳、虔敬，甚至痛心疾首地译介、接受西方的这套“世界知识”，其中也包括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我们也曾将这套知识，当作西方现代扩张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骗局，彻底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可能是新的，但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却不是新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如何理性中肯地面对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呢？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将学习与研究、批判与扬弃结合起来。全面了解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体系，了解这个体系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我们从近百种相关图书中选出精华或经典，翻译出版这套“东方之旅译丛”，就是希望做一些资料方面的工作，让理性的研究得以开始。“东方之旅译丛”包括四本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杰拉尔·德·奈瓦尔的《东方之旅》，英国著名探险家、翻译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的《走向圣城》(又译为《麦地那和麦加朝觐记》)，英国作家詹姆斯·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智慧七柱》。这四部书写于1850至1930年间，正值帝国主义顶峰时代。杰拉尔·德·奈瓦尔(G6rard de Nenral，1808—1855)启程去东方的时候，法国文坛的浪漫主义浪潮中，正流行着一种东方情调的狂热。夏多布里昂的《殉教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爱德华·雷恩的《现代埃及风情录》、雨果的《东方吟》、拉马丁的《东方之旅》与戈帝耶歌颂东方之美的诗作，成为人们追逐的读物。1843年初，杰拉尔·德·奈瓦尔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从马赛登船前往埃及，游历叙利亚、土耳其，第二年春返回巴黎。《东方之旅》出版于七年以后(1851)。在这部著名的游记中，他不仅把自己的近东之旅写了进去，把自己1839年至1840年间的奥地利之行也写了进去，还加入了他到亚得里亚海和凯里戈岛游历的见闻。对他来说，神秘的东方是浪漫之地、幻美之地、救赎之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一方地域，不如说是梦幻中的一片带有灵性的风景，漂浮在印象和梦想、事实和诗意、尘世和彼岸之间。奈瓦尔是位做东方情调白日梦的作家，1840年初，他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在疯狂的边缘上，他看到东方的启示之光。于是，到东方去，就成为他自我拯救或灵魂自新的必由之路。“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提到奈瓦尔的《东方之旅》有四十多处。西方文化中的东方情调传统，在浪漫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东方情调的幻想，成为文人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同时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夕阳与废墟中的东方，是幻美离奇的乌托邦，落在梦幻与现实织成的巨幅丝帛上，神秘、感伤，像冥界的风，像大海深处的歌声，沉醉中充满欲望，宁静中充满恐惧。东方情调可能表现为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与神圣神秘的信仰，可能表现为繁复幽微、细致灵敏，甚至神秘危险的感性生活的诱惑，可能表现为某种难以忍受的恐怖和难以抑制冲动，某种隐秘的暴力与野蛮，甚至某种难以预测的罪恶体验，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感受，东方情调中包含着某种无尽的忧怨与哀伤，往昔的失落、痛苦的追忆与深切的渴望。奈瓦尔将个人生活信念与艺术灵感寄托在他的“东方之旅”上，从书本到现实，从希望到失望。现实中的东方永远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正如原《东方之旅》“序言”的作者H.勒马伊蒂热说的：“奈瓦尔期望从东方得到启示。他渴望在东方找到真实的生活、别样的色彩——在视觉的愉悦之外，更能温暖人们的灵魂，还有别样的人们。他的期望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到了东方之后，他不禁要失望了。可在他的书中，他并没有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他笔下的东方，与其说是他看到的景象，还不如说是他从书上和版画中看到的意象。”从东方回来，奈瓦尔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他对戈蒂耶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王国，一个又一个地域，在宇宙更美丽的那另一半，不久我将再也找不到我的梦想能够栖息的港湾了；但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埃及，它已经面目全非，再也激发不起我的想象，我只能悲伤地将其留在记忆之中。”对于一位只有想象、从未亲身经历东方的人而言，莲花仍旧是莲花；但对他，从东方归来的奈瓦尔，莲花只不过是洋葱的一种。《东方之旅》出版四年以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奈瓦尔用母亲留下的丝裙带，吊死在巴黎老路灯街街头。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满地积雪，寒风凌厉。英国绅士没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那么多愁善感。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sir Richatel Francis Burton，1821—1890)是位探险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殖民官与著名的《天方夜谭》的英文版译者。《东方之旅》在法国出版两年以后，这位天生的冒险家得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完成了他的圣城麦加与麦地那朝觐之旅！他的冒险动机有知识的，也有情感的。就知识而言，他不能容忍大英帝国的世界观念中，还有一片空白，他必须“消除现代冒险事业中那个不光彩的记录，消除我们地图上还在记录的阿拉伯半岛东部和中部地区那个巨大的空白点”。就情感而言，他说他前往伊斯兰教圣地的原因是“彻底厌倦了‘进步’和‘文明’，渴望亲眼见到别人满足于‘用耳朵听’的东西，即真正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穆斯林生活。”在伯顿爵士的两种动机中，我们发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全部意义。一方面，伯顿爵士明确意识到或表示，他艰苦而危险的圣城之旅，纯粹是为了追求知识。但同时，他的作为又无法与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事业分离清楚。某种殖民心态是自然流露出的。他说“埃及是一个有待赢取的宝藏”，“是东方摊放在欧洲野心面前最诱人的奖品”。东方学家的个人追求无形中已经陷入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野心中。东方主义是西方扩张的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必须获得关于东方的全部的细节化的知识，尽可能准确、尽可能广泛，因为知识就是权力。萨义德曾经用“帝国的书记员”说明这些东方学家的角色意义。另一方面，伯顿作为一位有冒险精神、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严肃深刻的思考能力的人，他有感到必须超越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某种流行趋势，尤其是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良心，判断帝国主义扩张的真正意义并选择自己的立场。实际上他那个时代的东方学家都面临着这一选择：是忠于知识还是忠于权力，是将忠诚和同情给予被征服的东方，还是给予作为征服者的西方。伯顿禀赋的现代启蒙精神使他必然选择以知识对抗权力、同情弱者的立场。即使在他这样一个有着英国绅士的严肃与傲慢的人笔下，也不时流露出某种东方情调的幻想。他在东方发现了淳朴与善良的天性、宁静梦幻般的美，发现了没有文明束缚的真诚与勇气，体验到精神自新过程。伯顿爵士前往麦加、麦地那的圣城之旅，九死一生，留下的巨著《走向圣城》(1855—1856)，不仅是个人的冒险记事，也是对十九世纪穆斯林生活、礼仪的经典论述。他仔细清楚地描绘了阿拉伯世界的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与四大主要派别，他的观察与分析虽然难免欧洲文明的傲慢与偏见，但基本上是客观而富于同情心的。正如该书的译者指出：“《走向圣城》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每一个民族，在其最辉煌的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文化巨人，他们的能力与成就几乎就是奇迹。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他们在本土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绝对的海上霸权。他们在北美驱逐了法国殖民势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东从哈得逊湾到魁北克省的广阔地区，美洲出现了讲英语的“第二个英国”。他们在亚洲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普拉西战役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并为进一步征服清皇朝准备了战略基地，两次鸦片战争胜利，英国从一个偏僻的岛国成长为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就像伯顿经常骄傲地提到的，“强大的大不列颠——海上霸主、六分之一人类的统治者”。生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扩张的时代，伯顿爵士有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有渊博的知识与坚韧的性格，他在印度北方服役八年，写成《信德和印度流域的人种》一书，以阿富汗的穆斯林的身份，进入麦加和麦地那城，冒着被绞死的危险绘制了大量的珍贵速写。此后他又率探险队潜入东非禁城哈勒尔，写成《东非的第一批足迹》，并与著名探险家斯皮克一道，深入非洲内陆，探寻尼罗河源头。他的语言天赋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兴都斯坦语、古吉拉特语、马哈提语、波斯语、木尔坦语、达罗毗荼诸语、泰卢固语、托达语、梵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和亚关尼亚语在内的二十五种语言和十五种方言！十九世纪东方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自身学术传统与影响力的学说。有人说，了解中古印度中亚史，要看中国文献，了解近代印度或阿拉伯世界，要看西方文献。近现代西方扩展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方面的扩张，尤其是十九世纪，西方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文学家、传教士、使节等，纷纷旅游东方，在东方居住、考察，写出无数关于东方文明的著作，此时东方文明正处于衰败状态，是他们为东方文明保存了历史。如果我们要了解东方文明在现代化变革之前的“原生态”，有真正的文化猎奇与历史考古兴趣，这批资料是值得阅读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了解真正传统的阿拉伯生活、埃及生活、波斯生活、印度生活，你只有去读这批书。这批书大多写于十九世纪，作者有良好的修养，有的是历史学家，有的是文学家，有的在东方生活多年，是细心敏锐的观察者，有的则直接参与东方社会的生活，包括政治与战争，有诸多经验与感受，有的对东方文明抱有同情心甚至神秘幻想，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不管怎样，他们的记述还算是全面的、生动的，我们可以批判地阅读。《走向圣城》与《东方之旅》，代表着东方主义的知识与想象两个极端。东方主义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本构成的庞大的话语体系。各种素材、判断、意象、母题、结构，相互参照相互影响，个别作家的文本，往往受制于并参与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本译丛收入的另两本书，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与劳伦斯的《智慧七柱》，同样表现出东方主义叙事的两种境界。一种使虚构像真实，另一种使真实像虚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的作者詹姆斯·莫利阿(James Motier，1780—1849)出生在土耳其，曾任英国驻波斯的大使。在波斯的多年生活经历，为他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小说出版后，许多伊朗读者都把它当成了本土作家的作品，书中对波斯风土人情、观念制度的描绘之细腻，人物用语之地道、恰当，似乎只有本土作家才做得到。《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是一部小说，但人们经常把它当作纪实作品读。作者采取第一人称，以一位波斯老者回忆的形式展开叙事，描绘十九世纪初波斯卡扎尔王朝第二位国王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时期的波斯社会状况，逼真而生动。最精彩的是对波斯统治者昏聩无能又妄尊自大的嘲弄。朝廷御医论证“欧洲人劣于穆斯林”，将欧洲人和禽兽相提并论：“……动物雌雄混居，欧洲人正是如此，雌性动物从不遮盖其脸部，欧洲人也不。动物从不梳洗，一天也不做五次祈祷，欧洲人同样也不。牲畜与猪类亲密相处，欧洲人也同样如此……”朝廷大臣嘲笑英国大使的装束“和周围服饰豪华的人比起来，简直像只脱了毛的鸡，或者生病的猴子。反正不像人”：西方国家为瓜分波斯而争斗，波斯帝国战则丧师，和则辱国，当英法代表来到波斯要求派驻大使并互相排挤时，波斯国王却这样说：“……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吉大利之事。我方居于王位之上，那些肮脏的异教徒狗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涌来，携着重礼，以换得在我的脚底下撕咬争斗的自由，那就让他们来好了。”波斯是西方人所知的最古老的东方。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对波斯就充满着羡慕与嫉妒、恐惧与轻蔑的矛盾心理。面对西方强盛而波斯帝国衰落，西方人也经常能够体会到某种难以言传的轻松自得，甚至可能还有些惋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幽默与嘲讽的风格，正表露出这种心态。莫利阿确实哀其不幸，但没有到怒其不争的地步。他的幽默与嘲弄的真正意味，是大英帝国子民的骄傲。当然，这种骄傲并没有令他丧失最基本的同情心与宽容心。莫利阿的书影响了一个世纪间西方人眼中的波斯形象，这期间我们也还可以找到相关的其他读物，除了波斯的形象越来越阴暗之外，似乎基本特征与叙事的基调都没有多大变化，不论是《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多万(E.0’Donovan)还是剑桥大学的波斯文学爱好者布朗(E.G.Browne)先生，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如何衰败并衰败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上。十九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者，要么是学者，如汉学家、伊斯兰文化专家、印欧语言学家；要么是天才的狂热分子，如奈瓦尔、拉马丁等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在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的劳伦斯(T.E.Lawrence，1888—1935)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一位博学的东方学家和天才的狂热分子的身影。1909年，就读牛津大学的劳伦斯，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研究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城堡建筑，从此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他在阿拉伯地区漫游，学习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并深入西奈沙漠进行探险与地理考察，同时为英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土耳其的军事情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直接加入英军作战部，到埃及从事情报工作。而真正成就劳伦斯声名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后来率领阿拉伯酋长们的联合部队，抗击土耳其军，解放大马士革……这些内容我们从大卫‘里恩导演的电影巨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都已经知道。劳伦斯的经历令人想起一百年前那位穿着东方服装画像、死在阿尔巴尼亚战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只不过拜伦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劳伦斯成功了。他团结了阿拉伯地区不同的部落反抗土耳其争取独立，在那些淳朴勇敢而又自由散漫的贝都因人面前，他感觉自己就是个救世主。然而胜利留给他的并不是喜悦与幸福，他离开沙漠和他的阿拉伯战友，回到西方世界，就像从浪漫的史诗回到无聊的现实。阿拉伯世界内部纷争再起，协约国战后背信弃义，让他更生失落与幻灭感。他将自己的沙漠战争经历、回忆与梦想、痛苦与思考，都写入《智慧七柱》这部书中。这是一部巨著，被公认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现代史诗”。《智慧七柱》完成于1926年，从莫利阿写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到劳伦斯写作《智慧七柱》，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间大英帝国盛极而衰，我们在劳伦斯的身上看到某种末世的悲愤。他可能喜欢某一位阿拉伯战友，例如人们传说他与那位名叫达洪的阿拉伯青年有同性恋的感情，甚至是他阿拉伯战争冒险的潜意识动机。但他对整个阿拉伯民族，似乎很失望。否则他不会在解放大马士革后突然离去。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个人冒险，而不是民族解放。他同样不喜欢他的祖国。他拒绝了英国政府战后给他的奖励，当乔治国王给他授奖的时候，他竞当面拂袖而去。他辞去了丘吉尔手下中东部顾问的高薪职位，隐姓埋名地加入了英国空军与坦克部队，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中默默地翻译出版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他说：“政治已经令我厌倦，东方已经令我厌倦，智慧也已经令我厌倦。上帝啊，我感到真疲惫！让我躺下来永久地睡去吧……我想忘却自己，忘却这世间的疲累。”1935年5月的一天，劳伦斯疯狂地驾驶摩托车，失事身亡。一个精彩杰出的生命结束了，一种同样杰出精彩的文明类型也要结束了。杰出的个人往往是他所生存的那种文明的象征。劳伦斯像浮士德那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与奋斗精神，他要征服与改造世界、人和自我，永远不能休止，而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而那种征服欲并不是因为需要什么，因为某种切实的贪婪，而是因为在身后时刻感到的、追逐着自己灵魂的无尽的空虚感。劳伦斯曾说：“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唯一主要的任务，是征服最后的一个元素——大气。”与他同时代的一位牧师塞西尔·罗德斯也感到这种空虚与渴望。西方四个世纪的世界性扩张已经达到其辉煌的高峰，在过去的光荣照耀下，未来甚至显得有些令人迷惘，他望着星空感慨：“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在这样一种浮士德精神面前，东方能够呈现出的形象，不管是在知识中，还是在想象中，只能是这个样子，又能是什么样子？我们翻译出版“东方之旅译丛”，希望让大家看到那个时代的东方，那个时代映现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那个时代西方注视东方、创造东方的“尤利西斯式目光”。那目光可能不时流露出傲慢与偏见，但其中表现在知识与想象的大格局上的宏阔渊深、细微处的敏锐灵动，无不令人钦佩，甚至震撼。周宁2007年12月
T，E，劳伦斯的《智慧七柱》中所描写的故事，经美国著名导演大卫·里恩的巨片《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银幕再现，而使无数人的心灵受到震撼和感动。在这部巨著中，集博学的东方学家、天才的狂热分子、勇敢坚毅的战士为一身的劳伦斯的身影跃然纸上，将读者深深引入他的阿拉伯沙漠战争经历，他的回忆与梦想，他的痛苦与思考……从他那种让人惊叹的永无止境的渴望与奋斗中，人们不难发现其折射出的，正是那个时代西方杰出人士面对殖民帝国主义走向衰竭这一大趋势的一种精神挣扎。温斯顿·丘吉尔高度评价此书“跻身于英国文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中，在战争与冒险的描述上，无人能够超越。”
代译序致S.A.引言 起义的基础 第1章 第2章第3章 第4章 第5章第6章第7章第一卷 初识费萨尔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第二卷 费萨尔北上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第三卷 佯攻铁路第四卷 进攻亚喀巴第五卷 利用新基地第六卷 袭击桥梁第七卷 冬季之战第八卷 正规军到来第九卷 为最后的一击养精蓄锐第十卷 解放大马士革尾声译后记
插图：在我的经历中，就我们当时的环境来说，有些不幸也许是必然发生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一无遮掩的沙漠里，在冷漠无言的苍穹下，相依为命，生活了许多年。白天，灼人的骄阳把我们晒得焦躁不安，粗砺的炙风把我们抽打得晕头转向；夜晚，露水连同泥污使我们肮脏不堪，群星的沉寂更使我们自惭渺小。我们这支军队，不排队列，也不持军姿；我们特立独行，自行其是。我们只献身于自由——这人类信仰的第二支柱。它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目标，吞噬了我们的全部力量；它是一个神圣超凡的希望，使我们原先的雄心在其光辉之下黯然消失。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必须为理想而战的信念越来越不容置疑。鞭策和激励压倒了我们的一切怀疑。无论如何，它已成为一种信仰。我们早已卖身为它的奴隶，如同苦囚，一起铐在它长长的铁链上。不管我们是心甘情愿还是心怀不满，我们都俯首帖耳地侍奉着这一神圣的信念。普通的奴隶是没有什么智力可言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而我们，不只是躯体，就连灵魂也都早已屈服于那压倒一切的胜利欲望之下了。我们，就如风中枯叶一般，被我们自己的行动耗尽了道德心、意志力和责任感。永无休止的战斗使我们不再关心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绞索就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高额悬赏正等待着我们的头颅。这意味着，一旦我们被敌人抓住，定会受到严刑拷打。每一天，我们中间都有人死去；而活着的人知道，在上帝安排的舞台上，自己不过是有知觉的木偶。的确，我们的主子残酷无情，只要我们伤痕累累的脚还能在路上蹒跚行走，就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当中的体弱者甚至羡慕那些疲累几至垂死的人，因为胜利看起来是那么遥不可及，而失败却近在咫尺并确定无疑。如果突然死去，就从苦役中得到了解脱。我们的神经不是高度紧张就是极为松懈；我们的情绪一会儿高涨至巅峰，一会儿跌落至谷底。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这种无奈使我们苦不堪言，并使我们只为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而活，不再顾及我们施加或忍受了多少恶意伤害，这是因为肉体的感觉倏忽即逝；一起起残暴、堕落和淫欲的行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这是因为道德的法则必定都是苍白无力的词语，似乎对那些丑事有意回避。我们早已发现，有太剧烈的痛苦，太深沉的悲伤和太巨大的狂喜，那是我们有限的自我无法感受的。当感情达到这种程度，思想就被阻滞，记忆就变成一片空白，直到周围的环境再度变得平淡单调。思想如此亢奋，它使心灵漂泊不定，允许心灵徜徉在陌生的空间，同时它也丧失了往日对肉体的耐心控制。肉体过于粗俗，无法感受到我们那些达于极致的悲伤和欢乐。因此，我们弃之如敝屣：我们听由肉体有失我们身份地向前行走，成为一个会呼吸的影像，孤独无助，并屈从于某些影响——我们的本能在正常情况下面对这些影响就会收敛起来。战士们年轻强健、躁动不安的肉体和沸腾的热血下意识地要求着它们自身的权利，并以不可思议的欲望折磨得战士们的内心饥渴如焚。天气又是无法想象地难以忍受。在这样的气候中，我们物质匮乏、危险四伏的生活把男性的燥热情欲刺激得更加强烈。我们没有独居之所，也没有厚衣遮体。人与人全都无所遮挡地生活在一起。阿拉伯人天生是禁欲的。普遍使用的婚姻制度几乎已消除了部族中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四处征战的日子里，我们在不多的居留地所碰到的妓女，即使她们涂脂抹粉的肉体很合身体健壮的男人的胃口，但对我们这帮人却毫无吸引力。我们的年轻人厌恶这种龌龊交易，开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用他们自己纯洁的身体来满足彼此不多的需要。比较而言，这非常方便，似乎与性无干，甚至很纯洁。后来，有人为这种不会生殖的过程辩解，发誓说，在松软的热沙中，朋友们火热的肢体亲密地紧紧拥抱着，颤抖着，这时他们发现，在黑暗中隐藏着的，不仅有肉体上的美妙快感，还有强烈的心理感受，这种心智的激情在一次如火焰燃烧般的努力中把我们的灵魂与精神融化成一体。少数几个人，由于急切地要惩罚自己无法完全压制的欲望，甚至野蛮地以作践肉体为骄傲，猛烈地对自己施加一切使肉体疼痛和肮脏的行为。我是一个被派往阿拉伯人中间的外来人，我不可能想他们之所想，也不可能赞同他们的信仰。但我负有义务，这义务就是引导他们，最大限度地使他们的一切行动向着有利于英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性格，至少可以隐藏起我自己的性格，从而在他们中间比较顺利地发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而不是那种通过与他们冲突或批判他们而产生的影响。既然我成了他们的同伴，我就不会为他们辩护或鼓吹。今天，我穿着往日的长袍，遵从我们在舞台上的感觉，可以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但是，当时那些思想和行为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把这一点如实报告出来，则更为诚实。现在看来是荒唐放纵或是施虐淫秽的行为，当时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只是寻常小事。我们手上总是沾满鲜血：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因为伤害和杀戮似乎是短暂的痛苦，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极其短暂和痛苦的。既然活着是如此不幸，那么惩罚带来的痛苦必定冷酷无情。我们为着胜利之日而活，也为了胜利之日而死。当我们有了惩罚的理由和愿望时，我们立即就用枪或鞭子在受难者可怜的血肉之躯上写下我们的惩诫。沙漠的刑罚可没有法院或监狱中那么文雅、温和，所以这样的情景毫无魅力可言。当然，我们的回报与快乐也同我们的痛苦一样突如其来。但它们显得不太重要，尤其是对我。贝都因人的行事方式即使是对于那些受他们教养长大的人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而对于一个外来人，那简直就是残酷至极了，真的是生不如死。当行军或劳作结束后，我已经没有任何精力来记录我的感受，而在行军或劳作进行的时候，我也没有闲暇来观察心灵上的美。这种心灵之美有时会顺便降临到我们身上。在我的笔记里，只有残忍而没有美好。我们无疑享受了许多难得的、令人忘却一切的和平时光，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更多的却是痛苦、恐怖和错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在我所写下的文字中完全体现出来(因为有些事情十分可耻，人不能无动于衷、不知廉耻地复述)，但我所写的东西蕴于我们的生命之中，发自我们的生命。祈祷上苍，读到记录了我经历的这本书的人不要受那些奇特遭遇的诱惑而出走，出卖自己和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另一个民族效劳。一个献身于异族并被他们当作占有物的人，过的是“揶猢”的生活。他把自己的灵魂同一个残暴的怪物作了交换，但他并不是异族人当中的一员。他会反对他们，会说服自己担负起一种使命，把他们像物品一样击碎，再把他们重新糅合成某种他们绝不会自动成为的物品；然后，他会利用自己原来的出身背景环境，迫使他们脱离他们的出身背景环境。或者，按照我的模式，他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们，乃至他们竟然反过来模仿他；这时，他会抛弃自己的出身背景环境，装成和他们的一样。然而，伪装是空洞并毫无价值的。在上述这两种情况中，因为没有思想的转换，他既没有自发自愿地做过一件事，也没有做过一件纯粹是他自己的事。他只是为他们做出无声的榜样，然后随他们自己高兴而采取行动或反应。就我的情况而言，多年来，我始终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努力模仿他们的精神基础，这使我摆脱了我那英国人的自我，使我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西方世界及其传统。阿拉伯人摧毁了我的一切，同时，我又不能真正地变成一个阿拉伯人。我所做的只是一种假象。一个人很容易由信教者变成不信教者，但很难由一种信仰改换为另一种信仰。我失落了一种形式，也没有接受另一种，变得如同我们神话中所说的“穆罕默德的棺材”一样。结果，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命中的孤独，感受到了一种蔑视。这不是对其他人的蔑视，而是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的蔑视。一个耗尽体力和倍感孤独的人不时会有某种形神分离状态：他的身体拖着沉重的步伐机械地跋涉着，而他的理『生思维却离开了身体，从外部批判地审视着他，想弄明白这段躯壳究竟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时候，这些自我会在虚空中交谈，那么疯狂就临近了。因为我认为，当一个人能够一下子透过两种风格、两种教育、两种环境的面纱看清事物的时候，他就近乎疯狂了。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E.Lawrence，一八八八年一一九三五年)，这位为世人所熟知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的传奇般的事迹及其著作《智慧七柱》在欧美家喻户晓。这本详尽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本人在阿拉伯半岛上进行沙漠战争经历的书，不仅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自传体军事书籍，而且在二十世纪的英国文学中占有甚高地位。温斯顿。丘吉尔曾给予《智慧七柱》高度评价，认为“它跻身于英国文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中，在战争与冒险的描述上，无人能超越”。将这样一本在海外久享盛名、一版再版的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当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臧燕燕女士委托我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便承担下来。不过，我虽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担任译审，多年从事文字翻译和相关研究，但对军事史及阿拉伯文化历史涉猎并不深，而且《智慧七柱》的字里行间体现了劳伦斯自己复杂、矛盾的精神与情感世界，表达了他人格和内心的分裂与冲突，文体上则是自传与史诗、政论与抒情间杂共陈，决不是一本可轻言“好读”的书，翻译起来颇不轻松。因此，我在翻译过程中，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恶补”、请教、查询，凡能解决疑难、减少遗憾的功课，都一件不缺并一做到底；至于字斟句酌，为如实表达原作之本意、之神韵而费上半晌功夫乃至几天的事情，也是常有的。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不少良师益友的帮助，他们是：德国国际政治学学者穆阳先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专家王纬珠女士、在德中国留学生杨捷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刘绯女士和王焕先先生。对他们，我谨在这里一并致谢。我特别要提出感谢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伊斯兰文化造诣很深的老专家华渭清先生。他不辞辛劳，为我提出的一些问题查找典籍，认真推敲，力求准确，澄清了我的不少疑问。当然，我也要感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宽容与体谅，体谅我在翻译过程中曾一度病倒，体谅我和其他参与此书翻译的同志于工作之外挤时间的不易，以及作为译者的我们的心情——不欲因过度赶时间而有伤质量，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尽可能的方便。本书的翻译后来是在多位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按照章目顺序，各位译者所承担的章节如下：温飚序言(致S.A.等)、第1章至第72章；徐秀荣 第73、74章；黄晶晶 第75至81章；黄中军 第82章至106章；马丽红 第107章至122章。温飚最后对整部翻译书稿作了统校。尽管诸位译者都以勉力而行，但由于水平所限，终不免有译得不要、甚至错误之处，衷心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温飚2007年12月
《智慧七柱(上下册)》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无
一百年前的阿拉伯地区是什么样的，真是难以想象，最喜欢一堆人围一圈吃羊肉大餐的那一段，看得我口水直流啊，虽然是冲阿拉伯的劳伦斯买的，但是感觉好看的不是战斗，而是阿拉伯的人。
这似乎是唯一可见的全译本了，内容是很喜欢，翻译得还算差强人意，只是和吕叔湘的译本比起来就差了一大截，可惜他只译了节本
＜阿拉伯的劳伦斯＞，非常喜欢。影视：最早在joyo买的vcd ^_^ ，然后收"星际”的双D9，sony的超码版出来后，又收了“FH" 的3张D9套装，下一步准备下载一套1080p的高清了^_^ 。图书：(1)《智慧的七大支柱》,团结出版社(ISBN: 9787801306050): 翻译非常非常糟糕，达到了中国人无法看懂得地步（像用软件翻的，完全看不懂，只是把汉字码一块了 囧 ）。（2）《智慧七柱》,中国青年出版社(ISBN: 9787500646396):台湾蔡悯生翻译,很好，只是地名、人名与大陆的常用称呼不相同。（3）《沙漠革命记》,辽宁教育出版社(ISBN: 9787538247817 ):劳伦斯在1927年改编了《智慧七柱》的节选本《沙漠抗暴记》，吕叔湘先生在1941年根据《沙漠抗暴记》节译了《沙漠革命记》，收藏了。这个版本也想收1套，不过不知道翻译质量如何，希望joyo能贴些片断介绍。
好好看！！！！！对阿拉伯战争，人文，有了更多了解！！！
知道阿拉伯的劳伦斯吗？就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翻译有点问题，读起来颇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