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
2008-10
九州出版社
(日)福泽谕吉
283
北京编译社
无
“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的精神发展，所以，文明论也可称为群众精神发展论。一般说来，人们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往往由于被局部的利害得失所迷惑，以致失去正确的见解。习以为常，便几乎不能分辨出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人为的了。有时，认为是自然的实则是习惯所使然：认为是习惯的却又是出于自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创造一套完整的文明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件难事。 现代的西洋文明，是从罗马灭亡到现在大约一千多年之间形成起来的，它的历史可以说是相当悠久的了。日本自从建国以来，已经经过了二千五百年，我国的固有文明，虽然也自发地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与西洋文明相比较，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文明论概论》是一部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它站在日本如何摆脱亡国灭种命运、如何走上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比较和讨论。作者认为文明一词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在这些凶素中他特别强调道德智慧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据此他把世界各国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种，并且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他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两洋文明，以便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西洋文明。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出身汉学世家，受儒家思想熏陶，后来出访欧洲，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转而轻视东方文化，积极宣扬学习西方文明，对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85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宰割中国和朝鲜，进而争霸亚洲与世界？他的思想和教育活动，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序言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第三章 论文明的涵义第四章 论一国人民的智德第五章 续前论第六章 智德的区别第七章 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第八章 西洋文明的来源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第十章 论我国之独立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轻重、长短、是非、善恶等词，是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的。没有轻就不会有重，没有善就不会有恶。因此，所谓轻就是说比重者轻，所谓善就是说比恶者善，如果不互相对比，就不能谈论轻、重、善、恶的间题。这样经过互相对比之后确定下来的重或善，就叫做议论的标准。日本谚语有所谓“腹重于背”和“舍小济大”之说。这就是说；在评价人的身体时，腹部比背部重要，因此宁使背部受伤，也要保护腹部的安全；又如对待动物，仙鹤比泥鳅既大且贵，因而不妨用泥瞅喂鹤。例如日本，废除封建时代不劳而食的诸侯藩臣制度，改变成目前这样，在表面上似乎是推翻了有产者而使其陷于窘境，但如果以日本国家和各藩来比较，当然日本国家为重而各藩为轻。废藩正如为保全腹而牺牲背，剥夺诸侯藩臣的俸禄犹如杀鳅养鹤。研究事物，必须去其枝节，追本溯源以求其基本标准。这样，就能逐渐克服议论的纷纭，而树立起正确标准。自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确立了物体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规律以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运动之理，无不以此为依据。定律也可以叫做理论的标准。假使在探讨运动的道理时没有这个定律，就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还会根据船的运动建立一套有关船的理论定律，根据车的运动又建立一套有关车的理论标准，这样只能增加理论的纷纭而得不到根本的统一，不统一也就谈不到正确。 不确定议论的标准，就不能推论利害得失。例如城堡，虽然对守者有利而对攻者就有害，敌之得就是我之失，往者的便利就是来者的障碍。所以在讨论利害得失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其立场，是为守者，还是为攻者？是为敌，还是为我？不论为谁都必须确定其基本立场。从古至今，议论纷纭相互龃龉，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最初没有共同标准，到了最后又要强求枝叶一致而造成的。譬如神佛之说，就常常不一致。他们的主张听来似乎各有道理，如果深究其根源，神道是讲现世的吉凶，而佛法是讲未来的祸福，因其议论标准不同，这两种学说也就不能一致。汉学家和皇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他们的争论虽然纷纭复杂，但其基本的分歧在于：汉学家赞成汤武放伐，而皇学家则主张万世一系；汉学家所感到为难的也只在于这一问题上。对于事物，如果这样舍本逐末地争论下去，神儒佛的不同论点，永远不会趋于一致，正如在武备上一味争论弓矢刀枪的优劣一样。因此，要想消除这种无味的争论而达到协调一致，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提出比他们更高明和更新的见解，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新旧的好坏。例如弓矢刀枪的争论虽曾喧嚣一时，但自从采用洋枪以来，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谈论弓矢刀枪的人了。（如果只听双方片面的辩解：神官将会说，神道也有葬祭之法，所以也是讲未来的；僧侣也会说，法华宗等也有加持祈祷的仪式，所以佛法也注重现世的吉凶。这样，议论就会纠缠不清。这完全是由于神佛两教混淆已久，僧侣想模仿神官，神官想侵犯僧侣的职分所致。其实论神佛两教的总的精神，一个是以未来为主，一个是以现世为主，这可以从几千年来的习惯得到证明，已无需再听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了。） 再看议论的标准不相同的人，至其主张的末端细节有时似乎相同，但一追溯其由来，往往在中途发现分歧，而结论也就互不相同。所以，在人们论及事物的利害时，开始听起来，认为某一事物是利或是害的看法，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进一步追问其所以认为利或是害的理由时，就会发现他们的见解在中途有所分歧，其最后结论也就不能取得一致。例如，顽固分子总是憎恶西洋人，而在学者之中稍有见识的，看到西洋人的举止行为也并不满意，其憎恶洋人的心情可以说与顽固分子并无二致。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两者的主张似乎相同，但是一谈到憎恶的理由时便发生分歧，前者认为西洋人是异种，所以就不问事情的是非利害只是一味憎恶；后者则见识较广，并非单纯地憎恶，而是考虑到在互相接触时可能发生的那种恶劣情况，而愤恨那些自命为文明人的西洋人对日本人的不平等待遇。两者憎恶的心情虽同而憎恶的原因各异，所以在对待西洋人的方式上也就不能一致。攘夷论者和“开国论者”对细节的看法相同，而中途分歧和根本出发点不同的原故即在于此。人们对一切事物，甚至于游嬉宴乐，往往表面上相同，而其爱好却各自不同。所以，不应从表面上观察一时的行为，而遽然判断这个人的思想。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谈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各走极端，从议论一开始双方就发生显著的分歧而不能互相接近。例如，一听到有人谈论公民权利平等的新学说，守旧者就立刻认为这是共和政治论，从而提出：如果在我们日本主张共和政治论，那么，我们的国体怎么办，甚至还要说这将招来不测的大祸，而为之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国家将陷于无君无政的大乱中。这种人从讨论的一开始，就考虑到遥远的未来，既不研究权利平等为何物，又不探求其目的之所在，只是一味反对而已。革新论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守旧者当作敌人，毫无道理地排斥旧说，因而形成敌对之势，意见无法趋于一致。这就是由于双方各走极端，所以才造成不可调和的局面。举一个浅近的比喻来说，有好酒和不好酒的两个人，好酒的讨厌年糕，不好酒的讨厌酒。他们各谈年糕和酒的害处，主张取消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好酒的驳斥好酒的说：“如果说年糕有害，那么是否能够破除我国几百年来的习惯，在元旦那天吃茶泡饭，停止年糕铺的营业，禁止全国播种嚅米呢？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好酒的也反驳说：“如果说酒有害，那么，是否能从明天起就封闭全国的酒馆，严惩那些酗酒的人，用甜米酒代替药用酒精，举行婚礼时以水杯代酒呢？这当然是行不通的。”这样各执一端势必彼此冲突而不能接近，终于会使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而给社会造成大害。古今各国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这种纠纷如果发生在士大夫之间，就会引起笔争舌战，著书立说，以所谓空论蛊惑人心。如果是不学无术的文盲不能舌战笔争的话，就要诉诸筋膂之力，很可能企图进行暗杀。 再看社会上彼此争论辩驳时，往往只是互相竭力攻击对方的缺点，不肯显露双方的真实面目。所谓缺点，就是指和事物的好的或有利的一面相表里的坏的或不利的一面。譬如，乡村的农民虽然正直但是愚顽，城市的居民虽然聪明但是轻薄。正直和聪明虽然是人的美德，但是也往往附带着愚顽和轻薄这种坏的方面。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争论多半发生在这里：农民视市民为轻薄儿；市民骂农民为蠢货。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形，恰如各闭上一只眼睛，不看对方的优点，只找对方的缺点。如果能使他们睁开双眼，用一只眼观察对方的长处，而用另一只眼观察对方的短处的话，就能长短相抵，双方的争论也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者发现对方的长处完全掩盖了短处，那么，不仅可以消除争论，且可彼此友好，互相获益。社会上的学者也是如此。例如现在日本议论界有保守和改革两派。改革派精明而进取，保守派稳重而守旧。守旧者有陷于顽固的缺点，进取者有流于轻率的弊病。但是，稳重未必都陷于顽固，精明未必都流于轻率。试看世上的人，有喝酒而不醉的，有吃年糕而不伤胃的，可见酒和年糕未必都是醉人和伤胃的原因。醉酒或伤胃与否，只在于是否能够节制。既然如此，保守派就不必憎恶改革派，改革派也不必藐视保守派了。假设这里有四个人：甲稳重，乙顽固，丙精明，丁轻率；如果甲遇丁，乙遇丙，一定互相敌对彼此看不起；但甲遇丙，就一定会意气相投而相亲。如果彼此在感情上能够融洽，双方就能显露出真实面目，从而就能逐渐消除敌对情绪。在以前封建时代，诸侯的家臣，住在江户藩邸的和住在诸侯采邑的，两者之间在言论上，常发生分歧，属于同藩的家臣俨然如同仇敌，这也是未能显露出人的真实面目的一例。这些缺点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固然可以自然消除，但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种接触可以通过商业交易或学术研究，甚至可以通过游艺宴饮，也可以通过公务、诉讼、斗殴、战争等方式，凡是便于人与人的互相接触或者有把心里所想的用言语行为表达出来的机会，都能使双方的感情融洽，这就是所谓睁开双眼看到对方的长处。有识之士所以特别重视人民议会、社团讲演、交通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为它有助于人民的接触。 一切关于事物的议论都是反映每一个人的意见，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见识高的，议论也就高；见识肤浅，议论也就肤浅。见识肤浅的人，还未能达到议论的出发点就想驳斥对方的主张，就会产生两种主张背道而驰的现象。譬如，在讨论同外国交往的利害时，甲主张开国，乙也主张开国，骤然看来甲乙的主张似乎一致，但随着甲的理论逐渐深入发挥，乙就逐渐感到不能接受，于是双方便发生争执。因为像乙这种人即所谓社会上的普遍人，只能提出普遍的论调，其见解亦极肤浅，不能明了议论的根本出发点，遽然听到高深的言论，反而迷失了方向。社会上这种事例比比皆是。这好比胃病患者摄取营养品不能消化，反而加重了疾病。乍看起来，高深的议论似乎对于社会有害无益，其实不然，如果没有高深的议论，就不可能引导后进者达到高深的境地。如果怕胃弱而废营养，结果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由于这种认识的错误，古今各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悲剧。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上下愚和上智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处于智愚之间，与世浮沉，庸庸碌碌，随声附和以终其一生的。这种人就叫做普通人。所谓舆论就是在他们之间产生的。这种人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既不能回顾过去而有所反对，也不能对未来抱有远见，好像永远停滞不前似的。可是，如今竟有人因为这种人在社会上占大多数，说是众口难拗，于是便根据他们的见解，把社会上的议论划成一条线，如果有人稍微超出这条线，就认为是异端邪说，一定要把它压入这条线内，使社会上的议论变成清一色，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假如真的这样，那些智者对国家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将要依靠谁来预见未来为文明开辟道路呢？这未免太没有头脑了。自古以来一切文明的进步，最初无一不是从所谓异端邪说开始的。亚当．斯密最初讲述经济学时，世人不是也曾把它看作是邪说而驳斥过吗？伽利略提出地动说时，不是也被称为异端而获罪了吗？异说的争论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社会上一般群众又仿佛受到了智者的鞭策，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到了如今这样的文明时代，即使小学生也没有认为经济学和地动说是奇怪的了。不但不奇怪，假如有人怀疑这些定律，就要被当作愚人而为人所不齿。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仅在十年以前，三百诸侯曾各设一个政府，定下君臣上下之分，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其政权之巩固，大有可以传之子孙万代之势。然而转瞬之间便宣告土崩瓦解变成了目前的局面。到了今天，社会上当然没有人认为这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假如在十年以前，藩臣中有人提倡废藩置县，藩府该怎样对待他呢？不消说，他将立刻遭到迫害。所以说，昔日的所谓异端邪说已成现代的通论，昨日的怪论已成今日的常谈。那末，今天的异端邪说，一定会成为后日的通论常谈。学者无需顾虑舆论的喧嚷和被指斥为异端邪说，尽可鼓起勇气畅所欲言。或许别人的主张与自己的意见有所不合，但是应仔细研究其论点，可采纳的就采纳，不可采纳的暂且放在一边，以待双方意见趋于一致的一天，这就是议论标准统一的一天。切不可企图把别人的主张硬拉到自己的主张范围以内而划一社会上的议论。 根据上述情形，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必须首先研究利害得失的关系，以明确其轻重和是非。论述利害得失比较容易，而辨别轻重是非却很困难。不应根据一己的利害来论断天下事的是非，也不应因眼前的利害而贻误长远的大计。必须博闻古今的学说，广泛了解世界大事，平心静气地认清真理，排除万难，突破舆论的束缚，站在超然的地位回顾过去，放大眼光展望将来。我当然不想确定议论的标准，阐明达到这个标准的方法，使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愿意向国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问题只在“进退”二字。如果国人有前进的愿望，那么我的议论也许就有可取之处，至于讨论实际如何进行的方法，则非本书的目的，这一点唯有留待大家研究。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前章已经说过，事物的轻重是非这个词是相对的。因而，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不但不这样想，而且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彻，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所以，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人们看到了明显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兹将其情况说明如下。这是人类的必经的阶段，也可以说是文明发展的过程。 第一，既没有固定的居处，也没有固定的食物，因利成群，利尽而散，互不相关；或有一定的居处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文字但无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这样的人就叫做野蛮，可以说距离文明太远。
《文明论概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日本进行明治维新的思想武器，其中隐含着日后军国主义思想的萌芽。印在日元钞票上的思想家只有了解福泽谕吉，才能理解：日本为什么会文明强大，同时又残暴好战日本人为什么对中华文明既熟悉又厌恶。 日本走上明治维新道路的思想领袖。他熟读儒家经典，光《左传》就读了十一遍-但是却鄙视儒家文化。 他要求日本“脱亚入欧，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锕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中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中国是“恶友”。 他的思想引导日本走向现代强国，他的肖像被印在最大面额的日元上流通至今，他是日本现代思想之父，同时，他的思想中隐含着日本日后军国主义思想的萌芽。
无
内容值得一读，毕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我收到的书：有些地方被翻得有点脏兮兮的，有一页还有折坏了。希望下次能有改进！
关于日本，可以了解到很多，建议购买
了解日本必看好书
这本书很不错，纸质好，精装，很满意
这本书一直如雷贯耳，而它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作者的头像也因此而上了日元。他的观点让我们至今读来仍觉汗颜，因为其中有些错误我们现在还在一而在、在而三地重复出现。尤其是他所说的先学体还是先学用问题，他的结论是先学体，然后用会水到渠成。而自满清以来，当政者所学的无一不是用，至今没有学到体，以至于低档高速长期行驶，已经没了后劲。
很值得国人去研读的一本书，福泽渝吉在当时来说，真的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值得推荐！
权当了解一下明治维新
看过以后了解了许多当年时代的历史以及思想，也能对现在的局势有所感悟
速度很快，内容很好，总体很满意
首先包装，封面都不错。内容呢也还算过的去，算是一本好书吧
一本书最大的缺点是看着让人觉得无聊，它的观点的正确与不正确，道德还是不道德都没有那么显要。
书中所述，文明的起源来自人心，但人是受环境影响的，心也是受环境影响的，狼孩，华裔美国人的例子可以说明。
这本书的作者像一个中学讲台上的老师，给我讲文明的定义，例句文明的案例，又像一个没有上过手术台的医生，给新来收的实习生将如何治疗的方法，也像一个经常上CCtv的实事马后炮评论员，给国家，社会开药方。
他不可爱，他像一个布道者，他像一个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的中年逮住你给你讲道理的中学语文老师。
看这本书的目的冲着商务印书馆的牌子，得到的收获是这款牌子不一定可靠。还是靠自己的眼和心去发现好玩的东西吧。
印象深刻的摘语：
不论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人民，凡是迷惑于旧习 的，一定喜欢夸赞他们的历史如何悠久古老。
粉饰专制政治，好像闲散的退休者摩擦心爱的葫芦，虽日夜不停费尽心力，而结果仍然是个圆形的葫芦，只不过增加些光泽罢了。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代的杰出教育家。其出身汉学世家，少年修习兰学，后又自学英美。三赴欧美游历，对比所见所闻与东亚传统，有感于东西方差距之明显，而投身著书译文，兴办教育，传播西方先进文明以振社会视听。此书便是这样一篇论述现代文明的普及性读本。全文篇幅不长，语言平实，但观点在当时可谓新锐。其中对文明特质的阐述视野宽广，目光深邃。对隐藏于当时日本错综复杂的社会表象下的本质问题判断一针见血。是以在当时能轰动朝野，成为推动整个日本社会前进的强大助力。
日本作为世界文明东方边陲的岛国。慕盛唐文明而效仿之，政令法度介出自汉律，思想哲学均源于孔孟。且阶级划分更甚。所谓士农工商，出生既定，不可逾越。开化程度远在中华之下，却为何仅凭明治维新短短数载便能迅速崛起，将中华远远甩在身后直至今日？余为此问题困惑多时且一直苦于难觅答案。而从此书中或多或少找到一些缘由。
儒教思想作为东方文明的根基，讲的是道德方面的道理。孔孟在德行上可被尊为圣人先师。不过在政治见解上其实乏善可陈。其政治主张在有生之年无人问津，其道德哲学在作古之后倒变味儿成了历代帝王驭民心智的利器。福泽认为，德行影响内在，一旦确立便不可超越，是以孔孟之后再无圣人；而智慧作用于外在，人生而不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高智慧，是以今人所知远胜先贤。以德行治理天下只适合于野蛮与半开化的时代，而要走向文明就必须借助智慧的力量。而东亚诸国以本应用作指导个人内在修为的儒术为治国之本。愚世人之智以求长治久安。使士大夫只知追慕尧舜，而不想憧憬未来；布衣白丁只知敬天子，而不晓有自我。虽一时天下太平绚烂无比，却难掩陈腐衰朽之实。
儒家思想源自华夏，传入日本也是隋唐以后。而日本四岛自皇权旁落，武人当道之后战乱不断，直到德川家康于江户建幕，才得享250余年太平。以朱子学为思想武装的构架严密的集权政治虽日臻完善，但历史毕竟不长。而在中国，自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独尊儒术，虽历经王朝更迭，然君父臣子的观念再未动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日益巩固。中国人在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世间结构最巧妙严密的封建集权体系。这缔造了东方暂时领先世界一世纪的文明，却也禁锢了中国人的人文智慧直到今天。相比中国，日本在这方面的历史负担实在是轻多了。
同是站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口。日本凭借成功的变革而完成脱胎换骨，一跃跻身世界豪强之列而共逐天下，近年来虽显迟暮，但文明开化程度已高度成熟。而我中华经多方摸索却皆中夭未果，以至经历百年屈辱沉沦。如今民族方站起而奋发，而国人精神依旧靡靡，距文明开化依旧任重道远。产生如此差别，原因固然多方。然鼓吹“虚德”而禁锢“实智”或许是其间重要的一点。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以学术思想救国，日本人将其像印与万元日钞之上。虽是细枝末节，但其间差异，从中可见一斑。
最早是从顾准的书中知道福泽谕吉，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他。福泽谕吉在日本无人不知，30年前新版日元最大的面额一万日元上就是他。庆幸的是，看本书之前不久刚看过《一本书看透日本》，有了那本书中对日本历史的简单介绍，再看福泽瑜伽这本书，就轻松很多。
关于福泽谕吉以及影响，在日本和中国，研究他的文章不少，比如关于他最著名的《脱亚论》，关于他与日本后来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干系等等，已经很多，这里不再重复。
作者出版本书的时间是1875年，当时的他应该是41岁，当时他影响最大的《劝学书》刚完成了总共十七篇中的十四篇，再往前的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并与其后的1871年废藩置县，结束了680多年的幕府时代，更往前的1853年，美国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史称 “黑船事件”）把日本从睡梦中唤醒。如果说之前的日本是第一次革新，那么福泽的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开始了日本的第二次革新。反观中国，如果说1840年中国被敲醒，那么很久之后1898年的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则以失败告终，错过了第一次机会，再之后很久以1912年清朝灭亡和民国成立为标志的两千多年帝制的结束也未能使中国走向复兴之路，更之后1949呢？不说也罢。
还有，福泽在书中几次指出中国当时舰队的问题，那就是有表无里，只知花钱买硬件，不知道背后一系列的配套，要知道，让中国输光了裤子的中日甲午战争可是之后很久1894年的事，福泽可是差不多提前二十年就已经预见了这次战争的胜负，不能不说，福泽正当其时的一吼不单再次唤醒了半梦半醒的日本（当时的日本，用书中的话说，是“钱之所向，天下无敌”“已经卸下了重担正在休息”），同时也给当时的日本注了一针兴奋剂（比如他文中多处论证日本文明比中国先进），而反观同时的中国，怎不令人唏嘘？而时至今日，还在为什么“特色论”而自欺欺人，又让人情何以堪？是历史的包袱重吗？是船大不好掉头吗？不，唯小我之私利而已。
发完以上的感慨，下面进入本书的每一章具体介绍福泽的观点并兼谈个人体会。
福泽在第一章开篇“确定议论的标准”中提到，“社会上下愚和上智的人都很少，大多数人都处于智愚之间，与世沉浮，庸庸碌碌，随声附和终其一生”，又论证说，“昔日的所谓异端邪说已成现代的通论，那么，今天的异端邪说，一定会成为后日的通论常谈”。我理解福泽开篇强调这些是让读者不要被他后续的“怪论”吓到，他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回到他那个时代，其本意也可以理解为，“众人皆醉我独醒”“明智未开，我为先锋”。的确，所谓通论和异论，放大时空去看，常常是相互转化的，这个福泽已经有所论证，其他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其实，许多人都以为自己是那个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但要知道，“异论”并不必然都是“真理”，可怕的是，如果这些自以为是“真理”的“异论”一旦具有了行动能力，尤其当他认为“黑猫白猫”“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灾难的开始，而且常常还不是他一个人的灾难，这个从共产主义试验可知，从两次世界大战可知，从日本后来都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犯可知。 （在公司管理的理论中，一个主流的观点主张上级对下属，应“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这实际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翻版，所以需要用一系列手段约束公司，就像需要有手段约束政府、约束个人一样，不要让它作恶。）
接着在“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第二章，福泽首先亮明他对当时世界文明的总看法，“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花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话许多中国人可能不爱听，但更不爱听的还有福泽之后进一步分析说，“虽然都是半开化，但日本仍然比中国先进”（P16～18）。不过毕竟福泽写此书的时候已经41岁，不会太偏激，所以他紧接着又补充说“西洋各国有朝着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决不可认为目前已经尽善尽美了”“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之后也多次提到这一点），反观我们自己，在“完美”没有出现之前，难道我们就只能抱残守缺，还不停指着别人的头顶说“你其实也有问题”吗？
有意思的是，福泽先在第二章为读者指出了文明的“标杆”，之后才在第三章讨论文明的涵义。福泽在书中说，“文明一词英语叫做Civilization，来自于拉丁语的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所以‘文明’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纵观全书，我对福泽的文明的理解是，“对内使人们幸福，对外使国家独立”。本章的后续部分，福泽进一步论证说文明其实与政治无关，君主政治，共和政治，其文明都有好有不好，“文明可以比作鹿，政治如同射手，当然射手不只一人，射法也因人而异，不过他们的目标都是在于射鹿和得鹿。”福泽这里特别讨论了君主或者共和的问题，是针对日本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的（此不展开），我同意福泽关于文明与政治无关的观点（但专制不在此列，这个福泽也有大量说明），只是这里“鹿和射手”的比喻同样是上面“目的优先”的翻版，是要小心的。
福泽在本书从第四章开始转入“德与智”的讨论。“文明就是人类智德进步的状态”（福泽这里的智可以大概理解为物质文明，德为精神文明），而且“文明不能以个人来论定，应当从全国情况来考察”（福泽还以中国为例，认为“中国不能叫作礼仪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对这个“全国情况”，福泽概括为“风气”或曰“大势”，他还已孔子以及日本本国的一些历史为例说明顺应时势的重要性，这其实是中国“天时地利人和”的观点，更进一步说，是道家的观点，但可惜的是道家的这一观点大部分时候被用来作为弄权、御人和投机之术，更多是为个人（或少部分人）的目的服务，而忘记了“天道”一事，这不能不又让人想到“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问题。
第五章是对第四章的继续。
第六章“智德的区别”我认为是全书的重点。福泽在这一章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首先是智与德的关系，虽然同等重要，但德是内在的，不容易比较的，智是外显的，容易比较，而且一个人的智的大小高低并不由德决定，德可以是君主论，汉儒论，佛耶论，智是西方最高。福泽这里讨论这些都是针对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而说的（此不展开），甚至他还刻意强调，智比德更重要，因为他在本书的后面将继续提出“日本当时的主要问题不是德，而是智” ，更进一步，“对外独立”是优先中之优先。
福泽这里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他关于“文明与宗教关系”的观点，我过去常常想当然认为宗教应该是文明的主要决定因，但福泽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他认为，各种宗教其实差别不大，但基督教之所以影响大主要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先进，先进的文明“修饰”了它的宗教，使人误以为它的宗教更优越。
第七章是对第六章的继续，从时空的角度进一步讨论智与德的关系。
西方文明因何先进？福泽在第八章“西方文明的来源”中给出了解读，包括君主政治（来源于古罗马皇帝传统），民主政治（来源于古罗马的市民议会、意大利等自由城市），自由独立的风气（胚胎于日尔曼的传统）等。福泽这里对欧洲历史的回顾与分析主要是引述法国学者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种著作，按我个人的知识理解，我觉得这里还需要重点提一下的是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天主教会对古希腊知识的保存（当然天主教的主要动因是垄断知识，无意中帮助保存了希腊文明），还有欧洲的航海传统以及由此引申的商业和贸易传统。
读到这里我就想，其实追溯世界几大文化的源头，比较几千年之前欧洲、印度和中国，几种文化之间在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其智慧水平其实曾非常接近，但为何最近的两千年却分道扬镳，以至更近的几百年似乎差别越来越大了呢？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智慧被人为地“屏蔽”了，这种屏蔽，在欧洲主要表现为中世纪天主教的“黑暗时代”，在印度表现为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在中国则表现为两千多年来的帝王专制（同时改造儒教并用以愚民）。这种屏蔽是“统治者”的本能，无论是中国世俗的皇帝还有他的官僚体系，还是印度的婆罗门，还是欧洲曾经的天主教会，都不例外，就像我们的阿特曼其实是被“无明”所屏蔽。欧洲的幸运是早早就通过文艺复兴拨开了这种屏蔽，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理性思维和人性自由的大爆发，有了新教，有了更后来的工业革命。当然这种“反弹”是否过了头，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争执，不过我想，无论是否过头，起码作为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欧洲以及西方文明是更适合人类的。而分析文艺复兴的内在原因，不能不又回到上一段对欧洲的分析，与东方比较，欧洲的诸多因素中，我觉得最不同的是其航海和贸易传统，再加上日尔曼的“自由”，一个是几千年一贯具有像金字塔一样稳定结构的农业文明，一个是在动荡、妥协和制衡中走过来的商业文明。
第九章“日本文明的来源”，概括起来，福泽在本章对日本问题的分析基本上都围绕“金字塔型专制＋官本位的官僚”这一特性，所以使人感觉好像就是在说当下的中国，比如“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的比较，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中国亦然。另外福泽这里对佛儒两道“官僚依附”的分析对中国也很有借鉴（当然福泽这里重点是谈佛儒在世俗社会表现以及它们对世俗社会的影响“。福泽还在这里提出了消费阶层（士族以上）和积累阶层（农商以下）的概念，我觉得很有启发，这同样适合分析当下的中国，而且也很容易使人延伸联想到中美之关系，一个用力（体力），一个用心（智慧），一个是消费物资（直接可见的），生产智慧（间接可见的），一个生产物资，消费智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在一过内封闭的“供求”体系，现在的地球村则可以理解为在一球内封闭的“供求”体系。福泽说这是当时日本国内自己的问题，因为不平衡，要出问题，同理是否也适用当下的中美？道理应该是类似的，只是当时的日本因为“对外”的原因而做到了知行合一，中国的既得利益者自己就不会有这个断腕的魄力，而唯有内外力量的对比变化才行。
第十章“论我国之独立”是全书的结尾，但出乎意料，福泽这里即没有日本“文明增强”展开，也没有在哪怕“智的增强”这一个角度展开，而只是选取了“对外独立”这一个角度，想一想这其实符合他在全书第一章所强调的那个原则——“轻重缓急”，按福泽的观点，在文明的智和德两者中，他认为对日本当时智迫切，在智的诸多层面中，他认为“对外独立”又是优先中之优先。福泽的这一判断我不并是太理解，也许是我对日本当时的了解仍然不够，也许福泽在等待后人继续吧，就算是一个问题留下来吧。
本章有两个地方特别在这里分享一下。一个是福泽对战争的观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互相贸易，另一条就是一旦开站，就拿起武器互相厮杀。”福泽关于战争必要性的观点在本书其他部分（比如第九章P164）也有提到，现在看来，也许这也是支持日后日本战争的一个伏笔，虽然现在回头看福泽写这本书当时的世界形式，战争的逻辑的确是普遍的。
纵观全书，我认为福泽瑜伽是一个很实用的“赤脚郎中”，他在关键的时候给当时的日本下了一剂猛药，但也是救命之药，这剂药虽然事后看可能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尤其站在他者的角度，但也不能不承认，他对当时世界和日本的许多分析，是切中了要害的，对日本自身是有利的。关于西方文明，如果说站在更大的时空看，它一定不是终点（这个福泽也承认），当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长河的某一个阶段，它应当是人类的当下最优选择，其他文化，如果真有自信，倒不妨放下身段，一边用心消化自己的文化，一边学习他人的长处。这一点，倒真的可以理解为老子思想中的“顺应时势”“顺应天道”。而且，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一定要在不断的交融中才有进步的。
人生必于忧患备尝之余，才能体会到杜老眼枯见骨的哀痛。日本为鱼肉的年代，在内忧外患的环境里，福泽以一己毕生精力传播自由平等之说，开启民智，争取日本民族独立富强，可歌可泣！堪称日版富兰克林。
国难当头，受辱国与施辱国玩儿着“正面是你赢，反面是我输”的游戏。为摆脱蒙昧，对文明之邦投之以桃，寄希望报之以李，可惜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弱国国民心态问题，认为强国文明开化程度高自己亿万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自轻自贱，自尊心自卑心作祟罢了；或者以传统自居，顽固不化，阻碍前进的步伐。福泽睿智通达，游历欧美，结合本国，作《文明论概略》十章，救国心切，见识开阔，学识渊博，思维连贯，逻辑缜密，叙述简明，也有翻译的功劳，汉译本文笔优美，很是传神，乃绝佳作。
绅士弯腰给贵妇开门、让座，优雅十足，堪称文明典范。试想，若贵妇换做村姑，那些个绅士还会优雅的做此文明之举么？也许是小人心了。人的教养不应该是身份的高贵，也不应该是礼仪、礼节上的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而应是人性上的仁善，是对一切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若是现在再现一位福泽君，中日兴许就不会这般咯~
我对日本的开国史，不...应该说是日本的民治维新史并未有深入的了解。
全书共十章，从现在看来，福泽谕吉相当丰富。英美、欧洲，他都曾游历。
文章的思想上，主要总结了儒家、中国的传统文明，日本的神道文明。欧洲的文明以及美洲的文明。
主要涉及的是国体、政体、代议制政府、道德，以及最重要的结论性内容。
日本必须抛弃私德，建立公德，脱亚入欧。
中国孱弱，国体已破。中央集权、封建迷信，愚昧不已。日本藩王割据，人心思变，开放国家，大好时机。
其中对欧洲的文明，十字军东征的作用，介绍详尽。
看得出来，福泽谕吉受亚当.斯密，穆勒，以及初等化学、统计学、工学的影响。
同时早年又通宵儒家阳明心血、道家以及佛教，阅读过基督教、天主教，宗教改革文献，以及部分印度教的经典。
文风简明有力，随从现今之观点反观之。
不免粗鄙...但，总得方向而言，十分精当。对时局的分析，绝无任何偏激之言。
相比之下，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
学识上，绝不逊于福泽谕吉。可惜时局问题，又或者是造化弄人。两批游学之人，眼中的欧美，如此不同。
严复翻译过穆勒不少作品，梁启超的作品当中，时有大卫.李嘉图的影子。
那一代学人，眼界开阔者，并非少数。但，比之近上亿的国民而言。偌大个中国，也许是不一样的地方之一。
另，海洋国家更为居安思危，更愿意以贸易换取资源或更先进的文明。
粗略看完之后，的确如同第一篇的仁兄一般。。。
一声叹息
此书肯定不可能说是决定了日本百年的历史。
但反观之，却能从中得出日本近百年来的历史脉络，以及当下日本政局的轨迹。
脱亚入欧，的确让日本比我、以及邻国，先进了几十年。
以日本的国土面积，如果换做当年的中国有更多如此见识之人，积极推动资本改革。也许当下的中国又会是另一番新天地。
吵闹中国模式以及，国民对ZF的诸多质疑，也会成为国民教育的常识。
只能长叹一口气
对着福泽谕吉这位外国人，深鞠一躬。
表达深深的敬意。。。
其实我有时候就在想这样的角度，在近代西方对于东方各种强势的背景下，日本人幸运的有了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能够教育国民，迎头赶上，而中国其实和其他国家比，还是好多了。也就是在所有亚洲国家的竞赛中，日本第一名，中国应该算是第二名。虽然教材上还是写的我们是屈辱的近代史。
读福泽谕吉先生的《文明论概略》，已经是差不多八九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只觉得说理深入浅出，温厚醇然，却未体会出为何这么一本书被奉为日本国民的圭臬，其作者被日本人推崇备至，视为维新居功至伟的功臣，其头像被印在一万日元的纸币上。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一面目睹着中国之乱现状，想问自己我们国家走向民主，宪政，走向真正民富方国强的道路在何方。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扼腕痛惜，这个国家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一再错过走向民主宪政的机会。清末的志士希望君主立宪，失败了，辛亥革命后成立民国，被帝制复辟，后又被军阀割据，名义是民国，实际是战国，驱逐日寇，国共决战，新中国成立不过两三年光景，帝制又再次复辟。国家历史上多少次大战，冠以革命之名，天下人都以为是民主与专制之决战，过往回头，却不过是朱元璋踢走了陈友谅，李自成逼死了朱由校，洪秀全占了个应天府。而我们的邻国日本却自明治维新之后，国运日隆，虽有二战一蹶，却迅速重振，至今仍屹立强国之林。
那年午夜梦回一夜惊醒，方才明白，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实在不是志士仁人，不尽心，不竭力，不流血。而是我们拖沓百年，至今未完成“启蒙”！我们的国民，就整体而言，未做好迈向文明的准备。
《文明论概略》说，真正的变革与文明，要从改变人心开始，从“人民的风气”开始；它说，公德与私德是分离的，公德，公智才是对国运更为重要的品质，道德与法制，唯后者才是真正强国治理的基础；它说：国家是国家，政府是政府，政府是国家的治理工具，并非一体。它说：政权过强则民众痛苦。它说：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如果人民畏惧政府，则就不可能在文明上与外国竞争；它说：政府保护人民，制裁强暴，扶助弱小，都是其应尽的职责，并非分外的功劳。这无非是符合社会分工的精神罢了。它说：政府和人民本来不是骨肉至亲，实际只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的交往。在陌生人相交往的情况下，情谊是不能起作用的，必须制定法规契约一类的东西，互相遵守，毫厘必争，反而能使双方圆满相处。这就是国法的起源。它说：专制制度导致了大量伪君子的产生，诚然古来不是没有仁义之士，惟其数极少，不值得拿出来说。当然更不值得作为国家治理的依赖了。……
这些道理，过了一百年，我们国民全体，真的比一百年前更懂得了么？我想未必。若真的懂了，为什么我们国民，在那么多个十字路口，都毫不犹豫地弃民主而选专制，弃共和而选帝制。我们实在是有这个能力先唱世界没有神仙皇帝救世主，接着更加诚挚地唱：呼尔嘿呦你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就是因为懂了这些个道理，日本才是今日之日本，因为没懂这些道理，中国才是今日之中国。如此看来，福泽谕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者，才是维新真正首功。否则，焉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哪个不成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再成开国太祖！
百年回头，一声叹息，帝制犹在，民主无期。
说来惭愧，我是一个极其迷恋日本文化的人，但是范围只局限于近代和中古，对于近世日本的种种，由于我不很熟悉（比如动漫和偶像剧）所以没什么发言权，更不能说喜欢。
章太炎大师曾经认为，日本文明是明阳心学的直流，想必此言不虚，距离上的相近，使中国的种种都有可能流入日本国土。按这条思路走下去，日本在谈论高深的义理与扎实的实践两者之间，更愿意选择后者。这点与美国人很类似，也就是，与其争论这个事物的原理，倒不如制定一个确实可行的方案。这也就为日本战后的腾飞奠定了理论基础。
相比，中国和欧洲就要玄而又玄的多，我就没明白为什么孟子能在那么一个乱世，向齐国国君主张恢复井田制？商鞅的“废井田，制阡陌”早就使秦腾飞，为什么要考虑到理论的合理性而忽视现实的操作性？
想得太多，而能实践的又太少，这就是中国以及欧洲为主的大陆国家的通病。
关于统一的问题，也是本书中讨论的一个纲目。统一的版图，对于日本比较容易。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调侃丰臣秀吉（顺便捎上了信长）说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村长。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村长战斗力还真强~！
同样是吃大米的名族，凭什么日本人在武功方面就比中国人&朝鲜人有自信？因为人家地方小么？朝鲜也不大啊？虽说朝鲜是儿皇帝吧…
中国最可怕的不是一言堂，而是人心不齐，每个人都一本帐，为了这本帐牺牲个把同胞是太正常不过的了。汉奸最可恶~！比日本人可恶的多~！！！！！！！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非是告诉你，你吃不饱饭，就没资格对国家的事情说三道四，古代领导人也真听话，所以王朝更迭都伴随着没有话语权的农民的起义。
国家，于国内人民应该是和而不同的存在，每个人应该意识到祖国的存在，并对这个存在予以认同，而不是城管拆迁办来了，可以胡乱剥夺民众的财产，弄得民不聊生的存在。
分权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前，以及军国主义）没有采取这种方式。我想这是最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至于为什么说这本书是个坑，原因也很简单，福泽谕吉除了在向日本民众介绍本国历史和西欧国情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对国家前进方向作出建设性的意见。
也就是说，《文明论概略》是一本写过去的书，虽然它期间充斥着对未来的憧憬，但是却不能将未来的描绘成工程步骤，而只是一幅蓝图而已。马翁的著作如是……
虽然希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和谐社会能够在日本实现，但是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实施方略，以至君主立宪的日本和民主共和这类在当时看来主要的两大政府体制的比较书中也没有出现过。书中论述的内容是为了向民众宣传要自强的信息。与其说《文明论概略》是一本学术专著，倒不如说是贩夫走卒的当头棒喝。
鲁迅先生，除了骂人之外，很少在文章里这么平静的说说美好的社会，即使美好的社会还不存在。但是周先生估计是“耻感文化”的信徒，书中猥琐和愚昧的白描让人脸上发烧。福泽谕吉就不是，虽说也有抨击，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读者能在今后的人生中有所建树。周先生忒绝望…
日本人写东西往往有一点相当可爱：一个道理用比喻排比类反填空各种手法，总之一定要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你面前，保证你听懂，什么时候突击考试都能对答如流。在这一群好老师中，福泽谕吉先生要算是鹤立的一位。
文明论概略要是单独看，在了解思想时有不少地方是孤证，既无资佐亦乏旁证。当时把福泽谕吉的自传和着一起看，就觉得有不少的地方相当有趣。
很难想象福泽谕吉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我倒是觉得他在很多地方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而不是盲从于时局。事实上在幕末一片大乱的时代，盲从也只会导致平庸的智力而已。他首先是一个极度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且亲身践行的人。这在他之后的事业中起到了支持性的作用。其次，他并不被文化和风俗的表象所迷惑，而是找到作为一个体系的国家和社会的支点，从此处开始破土下刀。他的行动力和理解力合二为一，构成了所谓的远见。
文明论概略里讲的是相当透彻而简明的道理，并无什么玄奥的学问。这里谈的不仅是国家的富强，也谈个人的修炼之路。就一位爱国者而言，福泽谕吉为他的国家选择的道路是一时的上策，但是其后的发展，已非任何人所能为之长远预见。一个超出时代太远的人物，给后世留下的问题繁苛，以至于灾难性的后果，往往如此。
这一本小书不能说决定了什么，但是它对远东乃至于二十世纪世界局势确实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比起隔岸观火的评论，直中要害的历史文本确实是更加值得一读的思想宝藏。
总的来说，这是一篇优秀的论述。符合东方人的论述特点，大量打比方举例子，不似西方那般以理论理的枯燥，所以十分好读。向全体日本人宣扬应向着文明的道路前进。其学习的目标应当是西方，抛弃旧有的迂腐的道德传统，鼓励开化民智。追求文明的短期目标是为了求得国家的独立与自强。花大篇幅论述“智”与“德”的关系，其结论就是应当尽力追求“智”而不必拘泥于“德”。可贵的是，他能够看出，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学习西方的军备、技术，更应从“文明”的角度通盘求之，即有了“全盘西化”的结论。且不管这结论是否高明，至少这样的眼光是胜过中国的洋务运动的。
但是我们说，福泽谕吉对西方文明的引入，给日本造成的后续影响是灾难性的。福泽谕吉本人，见到日本步入“全盘西化”的正轨上，逐渐把他“文明”的眼光放到了朝鲜和中国。他以“文明”为幌子，力主拯救朝鲜和中国出水火、用一切手段改变朝鲜和中国愚昧落后的状况、以老大哥的身份来传播先进的西方文明。福泽谕吉在世的时候便是甲午战争的支持者，利用他那一套所谓“理论”劝导日本人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这样的倾向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是不难看到的。
1、若只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政治制度则介绍引入便好了，可作者还非要把西方国家分个三六九等——使日本人民了然，他们并非不如西方一切国家。称英法必颂扬其民智开化、科技领先，称墨西哥、爱尔兰、瑞典等弱小民族则鄙薄其人民愚顽。称中国的孔孟之道为迂阔虚妄，即便是矫枉过正也未免数典忘祖。可见日本人只信服强权，凡能以力量压制他们的，他们就俯首称臣；凡力量弱小不足以影响他们的，他们就鄙夷欺压。
2、贬抑道德，论述智力乃是价值远胜过道德的文明。称道德可以突变而智慧不可。称智慧才可供给人民衣食住行而道德不可。称道德难以检验品评，诸多人表面上道德实际上是伪君子——举的例子竟然是韩愈！称韩愈谏迎佛骨表面上正直，实际上骨子里很想当官。称道德应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譬如孔孟宣扬仁术，却毕生无以施其才，乃是由于他们不识时务，不了解社会风气，逆时代潮流而动。于是，日本人就可以功利主义地让利益凌驾于道德之上。
3、称日本过去天皇没有实权，实权握于将军手中的政治制度乃是大大优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看见中国大一统的中央政府上令下达的有效行政，看不到中国自汉朝以来就追求文治政府而不是而不似日本的武人弄权，看不到日本各地分封割据的情况尚处于中国秦汉以前的境界，看不到日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乃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货色。自以为他们的境界更接近西方的民主政治，由此来蔑视中国的神权与政权合而为一、压制民智、野蛮不通。
4、肯定德川家康、织田信长、源赖朝等人的阴谋、残忍、狡诈等令人不齿的道德缺陷，但称颂他们开天下太平、拯救人民免遭涂炭的丰功伟业，称此乃为“大善”，不可因一点瑕疵而怀疑全璧的价值。那么，在这此论调基础上，日本人就可以堂而皇之为了所谓的“大善”——譬如“大东亚共荣”云云——而做一些不那么道德的事情。
5、第七章《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显而易见，明白无误地鼓吹道德相对性。“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民智未开的时候），国君如能克制私欲，虚心修德，纵令智慧不足，也能获得仁君明主的称誉，造成所谓‘野蛮的太平’。”“能够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而丝毫不受阻碍的地方只有家庭，一出家门，似乎就一筹莫展了。”“道德不能广泛地施行于社会，只能行于人情所在的地方，而不能行之于法制的领域。”只把福泽的这些原话摆在这里，就足够的明显了。
福泽谕吉，这是日元10000元纸币上的人头像。
明治维新启蒙的书，这本书可以算作日本版的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这本书作为科普教育而言，是成功的，深入浅出 文笔流畅 论证清晰 虽然有些观点以现在来看，不一定同意，但是可以想见在一个当时封闭落后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力。为了传播西方的先进学科，就得自己先学，作者还是挺用功的，比如经济学（亚当.斯密）统计学，辩证法，唯物，运筹之类，在福泽同学的知识体系上都有所体现。
1、文明是一个动态且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是静态的，现代西方亦并非文明的顶端；
2、尝试打破血脉门阀，以“智”做为选拔人才标准；
3、事物要分重要和次重要，进行序列化。
不过想想写这本书的同学最后是力主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 而战争是文明最大的敌人 这就只能说 要看他干什么 而不是说什么了。
日本人在其势头正胜的时候是以一种怎样的眼光与胸怀看待当时我们相对落后的国家民族的？朋友，这本书值得一读。读完你可能会认同我的一个观点：任何历史都是思想史。
我想，我读的有关于日本的东西也不算少了，但是，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不由得发出一点感慨，感慨他是真的了解日本的国情，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什么。
原来我总是跟人说，日本为什么几十年就可以做到迅速发展，一跃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就是不行，肯定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家体制腐朽，而人口众多，尾大不掉，觉醒缓慢的缘故，然而，这其实是忽略了中国的人才，象康有为，梁思成等确实有救国之心，但他们却无力回天，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出发点没有正确，我们只是福泽说的学习其表象而已，我们本身提出的中体西用，中体没错，西用却没有用对地方，我们并没有用到民风上，却用到了小的，无关紧要的方面。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像日本一样，发展了很多年的国内自由贸易，有了资本主义的部分雏形，所以自然对后续发展有了影响。正如同黄仁宇先生所说，我们看问题要看的长远广泛，而不是从一两点0上着手。当然，这当中也有国情不允许的原因，但是总体不觉醒的成分更多，靠一两个人，他们是无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的。
虽然对他的一些言论，比如说人的说服力是与智力的总和有关，而且还可以有智力的叠加让我觉得有些荒谬，但总的来说，他提出的智与德四种分类，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他提出的关于对比西方与日本文明发展的比较法确实让我感到一种震撼，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推动者，我不知是否真是如此，但他的这本书与军国主义等的关系，与日本未来（他写书以后），的发展，确实是契合的
我当时看的有点急，两年前看的，感触也有，至今都忘了。现在印象中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说的“不免粗鄙...”。当时确实觉得他讲的东西在今天看来都是小儿科。我没有深入地去想更多，有机会再读读。
以一个刚开放国家不久，废藩置县的国家，以一个刚刚启蒙、脱离了儒家文化的人来说.....
已经是相当的见识了.....
毕竟是活跃于百年前的人物，某些观点当下国人都未必能接受。
好一句帝制犹在。
气量恢弘，是我读这本书的感觉，也是我在中国近代学人身上不多见的。正如lz所说的“温厚醇然”，确实是的。不被一时的利弊蒙蔽，不急切于一时的功果，放宽眼量，潜心读书，厘清因果，明白源流，抓住问题的根本，又照顾具体的实情。大哉，福翁。
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一声叹息。
大哉，福翁
~
应该是“福泽翁”吧
教主的评论真是一针见血啊，对于这本通读两遍，虽是感觉出了福泽翁观点的犀利，但是仍是理不出他的思想脉络，读过本文，豁然开朗。
木户孝允、一藏和隆盛是不会成为窃国大道的，看了《宛如飞翔》你就知道，他们的思想根源决定了他们不会走独裁这条路！木户孝允乃民权论，大久保乃国权论，西乡隆盛则比较复杂了，他作为维新的第一大功臣，既是新政府的主要开创者，但同时同情没落士族，又受到旧主岛津久光的掣肘，总之是个复杂的人。孰知长洲派大佬木户孝允是坚决主张军政分离的，倒是后来的长洲派的山县有朋打破了这个惯例，从陆军卿升至参议，到最后政权、军权一把抓，他倒是有些独裁者的雏形了，这也导致了明治维新初期所形成的政坛格局有所扭曲变化，慢慢的变成军人政权，不过这情况主要是从大正时期开始的。楼主的这段话“焉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哪个不成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再成开国太祖！ ”有失偏颇。
楼上：
我所说的意思是，若没有开化的民智和现代民主制度，总没法防备或长三或李四，成为独夫民贼，独裁太祖。即所谓使其“欲而不能”，而你所说的，却是他们三人“不欲”，你是要把国家命运，悬于几个人的道德品质上，悬在人品是否忠贞如一手中么？
更何况，历史风云变幻，人心难测。
再进一步说，讨论时局，臧否历史人物，靠大河剧，你就说“你知道”，未免孟浪了
lz上面的几个观点，深表同意啊。
>"木户孝允、一藏和隆盛是不会成为窃国大道的"
就个人人格而言，月照西乡，颇有中华古风，让我敬仰神往。但是，就历史而论，我总是觉得，中国的事情，坏在好人手上的多，坏在坏人手上的少。
我说的好人，就是那些一心要去解救别人的人。我毫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真的，道德啊信仰啊，作为内在的东西是好的，一旦外化，就很容易成为可怕的权力。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主观感情可以改变的。
LZ，《宛如飞翔》本人看的是书，非大河剧！我看的大河剧也不多，不过《宛如飞翔》这部我没看过。在您的读书主页上我发现您看过的书当中并无涉及幕末及明治初年相关类型的书，可能楼主了解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是通过网络吧。而且我想纠正的是我了解日本史不是靠大河剧，而是通过看书，像山冈庄八先生的《德川家康》、《德川庆喜》、司马辽太郎先生的《幕末》、《坂本龙马》、《宛如飞翔》和《最后的将军》，以及直木先生的《南国太平记》、津本阳的《西乡隆盛》等等。LZ清楚福泽渝吉的思想来源吗？了解他的师父绪方洪庵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早年学兰学的长崎是属于哪里的？明治维新的主力是萨长土肥，长崎是属于肥前的，福泽是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他的著作确实对日本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不过欲了解日本的近代史不单单要了解他，更要了解其他人，了解明治维新草创时期那些英杰，比如像大久保利通、西乡从道、江藤新平、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而日本“开化的明智和现代民主制度”形成过程是也是很曲折艰难的，而不是像国内的历史书写的那般。日本国不似我国总是会出独裁者，这个国度甚少出现所谓的独裁者。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当时的幕末明治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维新三杰是没有LZ你所谓的独裁思想的，我只是觉得LZ不应轻下“焉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哪个不成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再成开国太祖！ ”这个结论。特别是木户孝允本身是个民权主义者。维新首功怎么变成了福泽渝吉了，难道提出“船中八策”的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吉田松阴等志士就这么被淹没了光彩，呜呼哀哉。这会误导其他看这篇文章的人。
月照和西乡是两个人，好不好!!
说来也是，今天刚看到这么一句话，国人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杜撰他国的历史，这跟国内出版社出版的书有关系！喜欢随意拔高和贬低原著。
呵呵，月照西乡不连着写，怎么体现出肝胆两昆仑。
@ 琴川游子 就我对lz的回帖理解，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三杰有独裁的思想。反过来说，你又怎么能判断他们没有呢？不要说你是百年后的人，就是你对当下的自己，真的就明白自己所有的意识、潜意识和下意识，还有内外的条件反射所有的含义吗？
lz的“焉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哪个不成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再成开国太祖！”，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其实就我的理解，lz和你对这句话的理解的差异在于，lz是跳出有关某个历史人物的道德问题在提出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去纠结某个历史人物的人格问题。
相比较而言，lz提问题的角度更具有历史感。
2013-04-08 10:49:57 引心公子
大哉，福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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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福泽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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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是要告诉我福泽谕吉不是姓福。谢谢！
亚里士多德不是姓亚，但中文文献里常称其为亚氏。我不过依样画葫芦:)
@ 与我狂生 你的说法很有意思！正所谓每个人心中的尺度不同，由此产生的理解也不同。我不赞同楼主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但有些观点我也有同感，不可否认的是楼主的文章写得不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对历史人物是不能随便评判的或妄下假设的，要评判、提假设是有前提的--建立在了解那段历史，了解历史人物所谓的情况下！而且我感觉楼主拔高了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此人的脱亚入欧和大东亚思想是对后期的军国主义有深远影响。
@ 琴川游子 从福翁的实际影响来判定lz对其评价是否客观，这个我不敢说什么，我对日本了解很有限，最近一年才开始有所了解。就我自己读书的感觉来看，特别是对比我们自己的近代人物来说，我对福翁的评价不比lz低。
@ 与我狂生 比对我天朝，我想能和福翁做比较的，严复算是一个吧，他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家。可惜天朝没有日本那样的土壤，再好的思想之花在这片土壤里的的结局就是枯萎而死。兄弟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日本的话，推荐你看看司马辽太郎的书，很有启迪！就如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先生所言，日本出了很多大众作家，诚然那些作家写的是历史小说，并不能跟史书相提并论，但是历史小说本身就是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素材，他能够使枯燥的事件经过作者的润色变得丰富多彩，填补历史的空白。海音寺潮五郎、池波太郎、山冈庄八、新田次郎、吉川英治、井上靖、加藤广、隆庆一郎、津本阳等作者的很多书也是值得一看的。说来本人资质一般，看的书也不是很多，只是很喜欢研究日本的战国和幕末明治初期那段历史罢了。
在此也说说的我一向秉持的观念，就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所以我会对LZ的有失偏颇的地方要提出我的观点。他是大胆假设，但契合史实却经不起推敲，所以我会不赞同。而并不是我对福翁有什么意见。
奠定明治维新政府雏形的人是大久保利通，虽然日本人对于他的评价不高，但并不能淹没他的功绩，正如副岛种臣对李鸿章说的，“我日本国最有政略的人是大久保利通”，我个人比较欣赏他。
@ 与我狂生 LZ说我是靠大河剧来臧否人物，我一开始觉得很莫名，后来一想，《宛如飞翔》这套书国内看过的人不多，相反，大河剧倒是声名远播，估计他以为是我看的是电视剧，但是我也想说大河剧有其魅力，这是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窗口啊！！
@琴川游子 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很有帮助。
回楼上，我实在有点忍不住，恕我无礼。我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意思是：基于民智的开化和民主制度的建设，才能尽可能确保不出现独裁者。而与某个特定的人究竟会不会，想不想没有任何关系。而你们反反复复讨论的都是，甲不是那样的人，或者乙不是那样的人。
我在讨论的话题是：“不会游泳的人在深水区游泳是危险的，有可能溺死”，你们所说的问题是，“甲是游泳高手，乙是游泳高手”，还想尽办法来证明甲或者乙是游泳高手。这和本文讨论的话题毫无关系，好么？
我和楼主你心中尺度不同，随便臧否历史人物我是不会赞同的，你不了解日本史，我不想跟你多说了。就此打住！
@苹果神教教主 我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你在文章表达的意思没错，但是就如我上面所说，不可随便臧否历史人物，不可随意夸大历史人物的功绩。你可以假设大久保利通会成为独夫民贼，但不能假设他会成为开国太祖，因为日本名义一直是天皇统治的，并未改朝换代，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和德川幕府都不是开创新皇朝，他们是征夷大将军，而不是什么太祖。而且我也补充一点，大久保利通就是维新政府的独裁者，就是“东方的卑斯麦”，他受到的是德国人的影响，而不是福翁，不过这两人都是国权论者。大久保和国内的独裁者不同，具体我就不阐述了。而说到木户孝允，一个民权论者竟因为你文章的需要竟然会被假设为独裁者？木户孝允受的是法式民主的影响，不是受福翁的影响，说到受到中江笃介的影响还差不多。再说到南洲翁吧，会被假设为窃国大盗，呜呼哀哉！！《文明论概略》成书于1875年即明治8年，当时还未爆发西南战争（明治十年），不过南洲翁也不会有机会受到福翁的影响，因为当时他人在鹿儿岛县。若按照LZ的假设，南洲翁就是没受福翁的影响才会导致西南战争？晕哉，西南战争爆发的原因估计LZ也不清楚了，有兴趣就去百度吧！
就像《德川家康》这套书在国内会被国人和《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比较，但实际情况不是这么回事。
LZ的意思是我文章所想表达的内容跟特定的人没关系，是不是？那我以后写文章最后也可以这么写啦，因为没有某某思想，焉知某某人会成为奸臣逆贼了，可后来得知某某人没有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而我又强自说他是受了影响的，这么说他没关系！这不就是诡道了嘛！
LZ若未牵扯到维新三杰的话，我一定会被这篇文章所倾倒，确实是好文章！但既然牵涉到了，而且是不正确的，那么针对说的不对的地方我就要纠正了！
好了，请您不要再回应我的话了，就此结束这个话题吧！
琴川游子，你好！
看到你上面的回复，我确实踌躇很久，是否要回答你，我尊重你也敬佩你讨论问题到底的精神，那么我也认真地回应你的问题，同时对我也许言辞上的一些不恰当对你表示道歉。
1、我想你误解了一点，我的文章中，并非说维新三杰受到了福翁教诲，才未成为独夫民贼开国太祖，在历史大河中，信任“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是相当无稽的事情。我是说，由于日本国民接受了启蒙教育，使其国家的土壤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这才不太可能出现斯大林，波尔布特，金，毛式的独裁者，没出现名为社会主义或任何一种自诩民主实为专制集权国家（这个国家的具体定义并非以名称，而是以社会结构特征，详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所以这才和维新三杰是否接受了福泽先生的思想毫无关系。我看你第三段，方才明白你是误解成我说维新三杰因受其教诲而未成为后者，那就牵涉到事实判断，即“他们究竟有没有受到福泽教诲”。而我对此事实判断毫无倾向。所以，你争辩的维新三杰为人究竟如何，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知道您是否能接受。
2、其次，即使以我所表达的内容而言，我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注意我说的是“否则，焉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哪个不成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再成开国太祖”。历史已经盖棺定论，但人心叵测，真的无法确定在另一个情况下，某个人一定会，或一定不会如何如何。我们古人有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汪精卫周佛海都是很好的例证。
能够容忍接受福泽的思想，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的优势，百年前的中国，即使福泽转世，国人又如何接纳这个的“异端邪说”？
上天一定公平，设想印度、中国如果民智开化，世界可能太平吗？
作者力主影响其他亚洲国家， 走上文明之路。 可惜被误解走茬了。
任何历史都是思想史。同意
“人的说服力是与智力的总和有关，而且还可以有智力的叠加”这在当今来说是不是可以被解释为舆论导向的作用？在社会中不愿意动脑筋思考问题的民众总是占大多数，思维敏锐且颇具影响力的精英人物毕竟仅占很小一部分，但通过舆论的扩大效应以及刻意的操纵，仅占很小一部分的精英完全可以引导半数以上民众的思维方式。百年前的日本如此，百年后的今日又何尝亦不是如此。
福泽1872年写了《劝学篇》，1875年写了《文明论概略》，到了1885年后又接着发表了《脱亚论》。《脱亚论》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领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并特别指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的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方人的方式处理。”
在福泽写《文明论概略》的同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其不再向清廷进贡；1878年4月废琉球为县；1879年改古代的“中山国”为现在的冲绳。
福泽是日本法西斯集团的启蒙者，这个家伙如果知道日本挨了原子弹后不知做何感想？象福泽这样的日本人，虽然一时精明有点小聪明，可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个甘当鹰犬的民族能够有何智慧？
“象康有为，梁思成等确实有救国之心”
无语了……
楼上的，难道他说的不对？你不会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当时是站在清政府一边就说他没没有爱国之心吧。 我倒是对你无语了。
额 好像你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你是说他说梁思成吗？？是的话，好吧 ，我道歉 。但其实梁思成也很爱国 。可是可能原来确实是想说他老爸。
中國，日本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