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2012-11
长征出版社
朱悦鹏 等编著
402
440000
无
欲说当年好自豪 朱悦鹏 白山黑水的召唤 1987年8月14日，我的日记里有如下记录： 又想办两件事，不知能否找到“战友”。 一、想办一张红白喜事报（周报），专门就婚丧嫁娶进行报道、宣传，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新风。人力当不成问题，唯一的顾虑是得不到批准，领不到“通行证”； 二、编写一本“战东北”的书。这也不难，发愁的是出版经费问题。 其实，这两件事，早已在我脑子里交织着思考。为了叙述方便，我先讲第二件事。 编写完《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册》以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主要在家里养病。期间，我偶尔看到了一本反映东北解放战争的小说，我觉得这本小说严重歪曲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丑化了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形象。对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是一种误导！我作为一名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的老战士，读完小说后，心里极不舒服。当即，我把小说拿给干休所几位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的老同志看。他们看后，都与我有同感。奇怪的是，这本小说居然成了热销书，受到了不少人吹捧。 当时，社会上多种思潮“争相斗艳”，那些妄图否定革命战争，否定革命传统的文章也纷纷出笼，有的甚至说：“不打那几场内战不好吗？”有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插曲，其中一句歌词是：“欲说当年好困惑！”而有人把这个“当年”推得太广，似乎对整个革命历史也困惑了。如果要我说当年东北解放战争，我好自豪！我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我党、我军历史也是中国革命史光辉灿烂的一页。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成长与这段历史也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所以，我容不得任何一点对那段历史的曲解和抹黑！ 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我军十万大军火速开进东北这一战略要地。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中有22名被派往东北。国民党部队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纷纷开进东北，与我军争夺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要地。我大约在1946年的4月中旬，离开延安，奔赴东北。那时，我刚满19岁，因为我身体一直瘦弱多病，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又得过一场重病，是党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那时，我给三旅首长当秘书，旅长贺晋年是1928年入党的老革命，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陕北红军的师长、军长，抗日战争期间，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几位著名旅长之一。起先，贺旅长不让我去东北，要我到西北局报到，潜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我急了！我说，我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因为离家太近，容易遇到熟人，一旦暴露身份，对党的地下工作极为不利。再说，谁不知道，现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是东北，从延安这边调去的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贺旅长也不好驳回我的理由。我也明白，首长是为了照顾我。我又跟贺旅长要带走的作战科长尉建畴说。尉建畴告诉我，贺旅长其实很想带我走，只是我身体瘦弱，担心我到了东北吃不消。从延安辗转去东北战场，路途遥远，怕我半途身体垮下来。我想，只要我自己坚决，贺旅长就会收回成命。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们几个人去东北的伙食费、路费从供给部领到手里，到旅政治部开了几个人的党员介绍信，等出发那一刻，贺旅长也没办法，只得说：“你这个小鬼！我可是为你想，你坚决要去东北，就一起走吧！” 我们从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县动身赴延安，然后转道山西。从延安动身时，贺旅长要作战科长尉建畴、医生张剑夫、秘书朱悦鹏和一个警卫员、一个通信员，骑马先到山西兴县贺龙司令员的120师总部，他同贺龙一起乘汽车前往兴县。我们5人，连骑带牵共7匹马，5月初过了黄河，到达黑茶山下的山西兴县，暂住贺龙总部所在地蔡家崖。这里是老根据地，又靠近黄河，环境、生活条件比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县好。站在住地，远远望去，巍巍的黑茶山像一条巨龙遨游在天空。原来，就是这座黑茶山，在我们到来之前不久的4月8日，吞噬了博古、叶挺、王若飞等我党十多位优秀同志的生命。那天，他们自重庆乘美国人驾驶的飞机回延安，飞机迷航在那黑茶山上遇险，机毁人亡。我们到达蔡家崖时，这里正在展出黑茶山遇难者的照片，悼念活动还没结束。从照片上看，殉难者的遗体惨不忍睹。我们一行参观后，人人心情悲痛万分。不曾想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如今这些烈士竟不能分享抗战的胜利，意外地如此遇难。 我们在贺老总的司令部休息了20多天。每天清晨，看见贺老总叼个烟斗，拉上他的枣红马，让他的男孩骑上，到山沟的小树林、小溪边去散步。后来得知，贺龙一直想挽留贺晋年在吕梁军区工作，党中央决定贺晋年还是速去东北。我们终于离开了兴县，继续向东北战场进发。我也不便多问其中的故事，只听贺旅长说过一句话：现在，东北更需要干部，东北的事情更复杂！ 我们一踏上东北的黑土地，正赶上部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一战略方针。我们到了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北局决定贺晋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于是我们赶往佳木斯，参加剿灭土匪、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战斗。在合江地区剿匪8个月，在以张闻天（洛甫）同志为书记的合江省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友邻部队及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贺晋年和谭友林两位司令员率领剿匪部队消灭了大部土匪，活捉了匪首、国民党委任的上将谢文东、李华堂，合江的根据地基本巩固了。1947年4月，我又随贺晋年到新组建的东北骑兵纵队，贺晋年任司令员，我被派到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在行军作战生活中，我的体质稍好了一些，但仍是骨瘦如柴。 我庆幸自己没有如贺旅长所担心的那样“死在途中”。但我也很难说清，我一路上是怎样“拖”到松花江边的。1947年秋季攻势，我们师收复了公主岭，在一个烧锅里（酒厂），见了一台磅秤。许多人好奇地上去称体重，我也称了，还不足45公斤。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宏图大志：要为体重50公斤而奋斗！可是，实际上，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我这样的兵，能够保证不低于45公斤就不错了。 解放前的东北，是9个小省，包括如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的东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的重要部分。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战略地位突出，历来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所垂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曾经实行“不抵抗主义”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跑来“接收”东北，妄图抢占胜利果实。但是，任何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违背人民意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东北人民开展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3年的较量，国民党反动派的百万大军被彻底消灭，人民取得了胜利。 东北地区的解放，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的贺电指出：“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共歼灭敌人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的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事实证明，东北解放后，我百万大军人关，仅仅经过一年的时间，到1949年年底，全国除西藏、海南岛和台湾，绝大部分土地和人民都获得了解放。 我们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的人，更知道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东北人民解放军（1946年1月前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8年1月前称东北民主联军，后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1949年初改称第四野战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同东北各级党组织、民主政府和各族人民携手并肩，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数量和装备都占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大小无数次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业绩，涌现出了许多舍生忘死大智大勇以董存瑞为代表的英雄，写下了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我认为，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许多人热衷于“向钱看”，甚至有人在光荣的革命历史面前感到“困惑”的情况下，回顾一下3年东北解放战争的历程，看一看东北军民当年怎样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达到了胜利的目的，对于正在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具有启发意义，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能做的工作。珍惜我们的革命历史，让革命历史为今天所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我好像听到了白山黑水的召唤，很快就定下来，书名就叫《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激情是一种动力 编书，解放军报社干休所有的是人才，不必外找。 我只联络了三位，他们是：刘道新、张文荣、邢志远，都是解放军报社离休不久的资深编辑或记者，又都是第四野战军出来的，参军后一直做文字工作。我向他们提起联合编写一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的书，他们都很有兴趣。谈起来，可以说人人激情满怀，都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大家特别提到：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以后，经过批林整风，有些人思想出现了一点片面性，好像因为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连累得四野也不行了，连四野的事都不能提了。原四野部队许多人都感到压抑，觉得抬不起头来。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情况虽然有些好转，但此风并未消除。因此，大家对编写这样一本书，满怀激情。大家还认为，目前，反映这一段历史的书不多，更少见有分量的。刚好，东北解放40周年（1988年）即将到来，这给我们出版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好契机。我向这几位同志说了三句话，表达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意愿： ——纪念辽沈战役和东北全境解放40周年 ——献给希望了解东北解放战争全貌的读者 ——献给曾经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友 这是我们编书的初衷和精神动力（后来我们将这三句话印在书的前页）。我也考虑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先不说印刷出版费用，仅收集资料所必需的出差费就很为难。但是，大家情绪很高，一方面商量积极筹资，一方面立即着手查阅资料。我以我们4人的名义，给报社的领导写了信，请他们批准去报社图书资料室查阅资料，并给予复印材料之便利（复印费先记账）。决心既下，不等筹款到位，大家就动手干起来了。我坚信一定能克服困难，办好这件事，完成我们这个美好的夙愿。 不用说，我们都有个共识：一定要保证历史的真实。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绝不会因为某一个领导人的功罪而改变历史本身，也不应因某人的离去而造成历史空白和断层。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充分收集资料，而且要原汁原味的！ 接着，我又联络了王迪康同志。他原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也离休了。我和他曾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见过面，那时他在民主联军总政宣传部当教育科长。一次，我从前方回哈尔滨汇报部队宣传工作情况，肖向荣部长要他接待我。我这次向他提起编写《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很需要他合作，也十分希望他参加，他满口答应了。他觉得做这件事，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应尽的职责。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长征，更需要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战的精神。应当趁老同志都还健在、都还能做事的时候，把这件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事办好。他更有一种只争朝夕的劲头，认为一天也不能拖（我们关于第四野战军的两部书编出几年以后，王迪康同志就去世了）。 我的日记上记着：1987年10月15日，王迪康同志来电话说，总政治部秘书长栗光祥同意批给1万元作为编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的经费，并说已得到总政治部周克玉副主任批准。我一听兴奋起来。我原打算至少筹集6万元，连印刷费都解决了。现在，得到1万元，也不错了。我们虽然是几个人凑起来编书，是“民办”，但总政领导也给我们开绿灯，给予实际的支持，可见我们办的这件事确实合乎时代需要。我和大家说，反正我们编这本书不是为了赚钱，我们也赚不了钱，能印四五千册就不错了。为了保证出版社不为出这本书赔本，大家说可以联络原第四野战军的部队（还有七个集团军建制），动员他们各家买几百本，估计就能让出版本书的出版社吃颗定心丸。 王迪康这个电话是晚间10时打来的。接完电话后，我考虑了好久，觉得这项工作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编辑工作可以正式展开了。应该说，我们有能力编这部书。我经历了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不仅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而且有一份特殊的激情，这将是我的一种宝贵的动力。1952年，我调中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后，军区司令部编了一部《东北野战军战史》（初稿），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结束3年多，就主编四野战史，所以资料丰富，观点比较准确，军区司令员的秘书迟泽厚送我一本，我一直保存着；1961年，罗荣桓元帅要求修编东北战史，成立了政治、军事、后勤三个编辑组，总政治部副主任、原四野一纵队政委梁必业同志要我参加政治工作编辑组。我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紧张地干了将近一年。我想，这就是我们编《东北解放战争纪实》这本书的“物质基础”吧。 接到王迪康电话的第二天，我立即找刘道新、张文荣、邢志远三人商量，安排日程。几位听说解决一点资金，情绪更高。经讨论后，形成了几项决议：由我起草一个编辑大纲，作为收集材料及日后编辑工作的依据；刘、张、邢三人月底前查阅资料，抄出题目及内容，经讨论后再复印；我们还决定，力争11月或12月，分别去广州、沈阳、兰州军区及原四野所属的几个集团军收集材料。 我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的编辑大纲，全书拟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八？一五”我军出关进入东北，到撤退至松花江以北（1946年6月）；第二部分：建立根据地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到1947年4月）；第三部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第四部分：辽沈战役东北解放（1948年9月到11月）。大纲还列出了各部分的细目，供收集材料时参考。大家基本同意我起草的这个大纲。 对于编写此书的体例、要求等有关问题，我们也很快达成了共识。在我代笔撰写的此书《后记》中，有如下记载：“本书的编纂方法，是运用回忆、资料、概述、谈话、日记、新闻通讯和重要文件等形式，表现东北解放战争各个发展阶段的斗争史实，从而使读者对于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东北全部解放，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因此，我们编写资料，摘编长篇文章时，均从这一需要出发”。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编辑这本书严格遵循的原则。我们所收集的文章、资料以及编写的战争发展概况、大事记等等，都要求符合历史真实，经得起检验。对于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人物和英雄人物等，不以今日之非否定昨日之是”。 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统一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分头行动起来了。 突然觉得春来了 我们决定分头去原第四野战军七个集团军及沈阳、广州两个军区收集材料，我和邢志远跑南线——广州军区的两个集团军，刘道新、张文荣跑北线——沈阳军区的两个集团军，王迪康去一个集团军，还有两个集团军另抽时间拜访。 1987年11月，我和邢志远先到驻广西柳州地区的那个军。已离职的军长郭庆正在主持军史编写工作。他是辽宁人，1947年参军，对本部队历史了如指掌，对写军史有感情。他像许多支持编辑出版这本书的同志一样，对亲历东北解放战争，很以为自豪。他觉得，能为部队树碑立传，为牺牲了的革命先烈立传，也是一种责任。遇到这样有共同语言、共同感情的老同志，对我们也是幸运。郭军长还代表军领导为我们“接风洗尘”。我们很过意不去。郭军长说这样招待我们，一则因为我们都是为先烈们树碑立传的，二则因为我们是离休干部。离休了，不在家里图安逸，还跑出来为部队做贡献，难得。军里的党史、军史办公室很快给我们送来了材料，他们正在编写的军史初稿——解放战争部分，也给了我们一份，真称得上全力支持了。 在这个军里，我们还见了军政治部张主任和宣传处刘处长，和二位交谈了很长时间。我也提出，希望在书出版后，部队能买一部分。他们表示，我们编的这本书，对部队革命传统教育很有用。待书出版后，部队要购买一些，起码一个连队（党支部）要分配一本。刘处长坦率地说，他们经常接到要求买书的单子。他对这种“订单”，有点招架不住了。不买吧，要得罪人；买吧，多数书对部队用处不大，经费也很困难。我一听，心里有点儿虚。我也知道，购书，不能强人所难，不能变相摊派。书也是一种商品，需要有钱才能买，二者缺一不可。而我却带了一点推销任务，来了个“老王卖瓜”。多亏军里的同志都说，像《东北解放战争纪实》这样的书，编得好，肯定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对部队肯定有用，该买的书还得买，我才得以安慰。直到离别时，郭军长和政治部张主任又为我们饯行，我们实在不敢当。看到部队领导干部这样热情，这样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惟有加鞭奋进才是。 我们从柳州到桂林陆军学院采访四野的老同志，原41军的王瑞堂将已写好的几篇文稿送给我们，其中一篇被收在书中。 我们从柳州坐火车来到广州。 在广州，为了节省住宿费，我们和军区政治部接待的同志商量，希望少花钱或不花钱。想出的办法是：住在军区党史办公室里。办公室临时设在珠江宾馆东楼五层，一个套间。我住里间的主任办公室，有四张桌子一张床；外间是会议室，有两张床，由邢志远住。白天，他们来办公，我们外出找资料；晚上，他们也不上班，我们就安心睡觉或“开夜车”。不花一分钱，条件还不错，我和邢志远都乐了。 我们和广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的同志接上了头，他们按照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志诚的指示，尽力支持我们。他们并不因为我们是“民办”，就另眼相看，因为我们都是“修史”的，就是在一条战壕里摸爬滚打的战友。对我们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他们有材料，都可以给我们看，绝不“保密”，一定尽力支持我们。当我们去党史办看历史材料时，他们果然全盘托出，共有十几麻袋，任我们翻，任我们挑。最宝贵的是，里边有30年前“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的未用稿。我重点翻阅了记述我军初进东北时期的一些稿件，大部分内容丰富，语言朴素，感情真切。我认为，那时的稿件是不会掺假的。意想不到的是，有个麻袋里还留有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几篇战地日记，那是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写的。这是“三十年征文”的应征稿件，我自己也忘记了。重读这几篇日记，不觉又想起了40年前的战地生活，心情激动，更促使我要努力把这本书编好。 在广州，我还拜访了我认识的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几位老将军，其中有我的老军长刘转连中将，副军长欧致富少将（都是1955年授的军衔）。刘已75岁，患上肺癌了，骨瘦如柴，生命尚可维持一些时日，头脑仍清醒。他讲起40年前在东北的战斗，时间、地点都脱口而出，很准确。他将他写的1946年4月解放哈尔滨的一篇回忆文章《哈尔滨回到人民手中》给了我。当时，他是359旅旅长，解放哈尔滨的军事副总指挥。文章讲述了我军解放哈尔滨的经过情形，突出了战前决策过程中陈云同志的活动和我军进驻城市后的政策、纪律。看后，使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如何回到人民手中，也有了更全面、准确的了解。我从老军长手里接过稿件的一刹那，心里为之一震。离别30年，今次见面，恐怕是最后诀别了，我禁不住生出苍凉感。从此，每见到一位老领导、老同志，我就无端生起感慨：来日不多了，抓紧做事吧！特别是对一些活史料的收集、核定，真该有“抢救”心态才行。 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我们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的几代记者都聚会了。我1963年由周总理签名的委任状，任命我为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处长，这几代记者我都很熟悉。这使我联想翩翩，十分振奋。50年代我也曾当过几个月的记者，60年代的是邢志远，70年代的是吴式堂、孙扬饮、杨先厚，80年代的是赵可铭。我和邢志远离休了，另四位已调离，走上了新的岗位。赵可铭已任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这正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一种象征，一茬一茬的人，像接力赛跑一样。我的一生，很难得有这么一次聚会，谈起我们“自找苦吃”，编《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大家都为我们加油打气，我也仿佛变得年富力强了。 我们在某集团军同样受到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雷鸣球政委等军的领导希望我们早日把书编好，主持写军史的谢更生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材料，该军还答应书出版后要订购一批。 如果要历数部队同志对我们编写工作的厚爱和支持，真是没完没了的。我和邢志远走马灯式地跑了两省五市十来个点两个集团军，收获不少。回到北京后才感到有点累。王迪康也从陕西回京。他来电话说，这次到某军，也得到了部队同志的热情支持。从沈阳回来的刘道新、张文荣也传达了一个同样的消息：目前，部队最需要这样的书，也希望本部队的历史功绩，特别是英模人物的事迹，能尽可能多地在书中反映出来。这些信息，对我们确实是很大鼓舞。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切合读者需要，真是不胜荣幸。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抓紧把这本书编好，不仅内容真实、丰富，还要让部队指战员这一特定读者群喜闻乐见。有了好书，加上特定读者对象，不愁没有市场。 同样，驻守在华北地区原四野的两个军，也提供了他们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材料和回忆文章。在北京四野的一些老同志，得知我们正在组编《东北解放战争纪实》，都给了我们鼓励和支持。曾任彭德怀元帅办公室主任的王焰同志见了我，说党史资料出版社出了一部《阵中日记》（二本），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1946年11月至1948年11月的作战纪要。不等我开口，他就把这本书送给我看，供我们参考。我觉得，能够完整地保存这样一部作战纪要，很不容易。这是客观的历史记录，不带任何偏见，当时怎么做的，就原原本本记下来。我战斗和工作过的几支部队，在阵中日记里也留下了不少记载，那都是我所熟悉的人和事。像这样有价值的史料，对我们的编写工作真是太重要了。 1988年元旦一过，我们几个人就展开了充分讨论，理顺思想，过滤资料，明确分工，分头干起来了。依据大家讨论认同的编辑大纲，我负责编第一部分，即我军初进东北的一段，并负责编写一篇《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说编书，并不是简单地一把剪刀加一瓶胶水。为确保全书整体性，让读者能全面地了解东北解放战争，在每人负责的一部分和记述重大事件、战役的文章前，都以编者的名义写一篇概述和背景介绍，以保证全书的连贯性。这些，工作量还是挺大的。那天，我们分工以后，干休所的莘华印所长还特备小宴，庆贺我们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每个人的编写工作进展都比较顺利。我们总计查阅了上千万文字的资料，最后定稿付印的只有51万多字。其中，有我们以编者名义写的“概述”、大事记等5万余字，刘道新、张文荣、邢志远三位都按时交了卷，最后由刘道新润色，我和王迪康定稿。 这时候，我好像突然看见：春来了！院里的草皮绿了，树也长出了葱郁的新叶，我养的几盆花早该换新土了。我终于抽出时间，骑上自行车去花店买了三包君子兰土。换土时，发现有盆君子兰的花蕾要绽开了。真想不到，我忙得也顾不上伺弄它，它还是那么皮实，竟悄悄地要开花了。 就在这样春光明媚的5月，我们终于向长征出版社交了稿，并签了出版合同。我们把编写《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向当时健在的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现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做了报告，并请他写一篇序言。肖大将立即答应了。他在序中说：“如果由于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更多的同志研究东北解放战争的热情和兴趣，那将更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序中说：“作为东北地区军队的一名领导成员，看了这本书，很自然地产生了亲切和喜悦的心情。”按我们的计划，《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在纪念东北全境解放40周年前夕——1988年11月出版了，共印刷发行12000册。总的说，这本书还是受到欢迎的，特别受到原属四野的部队指战员的普遍欢迎。曾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的谢镗忠将军等一些老领导还给我们来信祝贺，肯定《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的问世。谢将军还动员已离职的军区其他领导同志购买。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出版后，我们打算把第四野战军从平津战役到解放海南岛战役也编出一部书，但困难的仍是经费。大家说，再努把力，看能不能想到办法。王迪康说，他再试试给总政治部有关领导说说。一个月后，迪康同志给我来电话：总政周克玉副主任批示总政宣传部，从宣传经费里解决。宣传部研究室主任杨国庆同志直接打电话给我，说上级指示，要我们从研究室的经费中拨钱给你们，我这里只有一万元了，顶多给你五千，行不行？我十分感谢杨国庆同志，说我们就把一毛钱当两毛钱花吧。国庆同志也积极支持我们把第四野战军的书编下去。不幸的是，不久他因患胃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们又从几百万字的材料堆中挑选出第二本书范围内的文章。但平津战役以后的重要战役的文章十分缺乏。于是，编辑组又开了一个单子，找找在北京的原四野军、师以上领导人，约请他们撰写，或将已有的材料或文章给我们，由我们编写。我们几人都是做军队新闻工作的，在军队里认识不少同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首都报刊单位，也有在战争时期采访过四野的记者，或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新闻干部。原四野一些军以上指挥人员，知道我们要编《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时，纷纷拿出自己已写好的回忆录送给我们，如原四野五纵队司令员万毅的《丰台之役》，原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的《攻克密云》，原一纵队政委梁必业的《主攻天津》，还有莫文骅、王东保、吴瑞林、欧阳文、张池明、宋维栻等军、师级首长，都寄来了他们的回忆文章。我们按照《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的编辑方针、体例，拟好了编辑大纲，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5月1日完稿。《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快要定稿时，我们觉得需要请一位原四野的领导同志写一篇序言。我们选定萧克上将。萧克是平津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进军江南的命令时，到第四野战军任参谋长的，四野解放华中南的全过程，他都参与了指挥。我们通过萧克将军的原任秘书，将这个想法报告了他。萧老立即同意，并两次在家里接见我们。他翻阅了《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听了我们编完《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一书的情况汇报，向我们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四野南下后几个重大战役的决策、实施过程。萧老最后决定将他已写好的《难忘的战斗历程》（回忆四野进军华中南），作为我们这本书的代序。我们遵照萧老的重要指示，又对定稿做了修改。当我们把这本36万字的书稿送给解放军出版社吕英社长时，他和几位副社长立即同意由他们出版。1993年5月，《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正式出版了。 从1987年8月到1993年5月，历经5年，反映从东北民主联军，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到第四野战军的征战历史的两本书，终于全部奉献给了读者。我也在向生命征程最后一站的冲刺中，了却了自己的一大心愿。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是一部全景展示东北解放战争各个阶段斗争史实的撼世之作，全书收集了肖劲光、黄克诚、伍修权、萧华、梁必业、梁兴初、吴克华、詹才芳、彭嘉庆、贺晋年、刘震、曾泽生、杜聿明、廖耀湘、陈明仁、范汉杰等近百位国共当事人、东北解放战争亲历者回忆、谈话、日记、珍贵绝版资料、新闻通讯和重要文件等形式，分别从“八?一五”我军出关进入东北到撤退至松花江以北(1946年6月)；从建立根据地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到1947年4月)；从夏季、秋季、冬季攻势(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以及辽沈战役东北解放(1948年9月到11月)
，全景展现了东北解放战争各个发展阶段的斗争史实，书中来自于当时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军以上将领亲历口述的就有近30篇文章，极为珍贵，是铭记东北解放战争这段历史的最佳历史教材。
王迪康
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民主联军和四野领导机关从事部队政治教育工作。建国后在北京军区政治部担任领导职务，后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直至离休。
朱悦鹏
原籍陕西临潼。1938年参加八路军，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宣传工作。军报创刊初期从广州军区调至军报，先后任编辑处和记者处领导职务，1984年离休。主要作品有《冲刺人生》等。
刘道新
原籍辽宁大连。1946年参加革命，次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先后任新华社四野总分社、广州军区战士报社编辑记者。1955年调至军报，曾任政工宣传处副处长。1985年离休。主要作品有杂文几种。
张文荣
军报文化处原副师职编辑，1947年参军。曾在师、军、军区及总政治部出版的报刊任编辑记者，1985年离休。主要作品有通讯、报告文学集《不灭的声音》、《石聋子》等多种。
邢志远
原籍山东蓬莱。1948年5月参加四野第43军，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及宣传新闻工作。六十年代调至军报，长期担任记者工作，1985年离休。主要作品有《我的记者路》及多种新闻作品。
CONTENT
代前言 欲说当年好自豪 /朱悦鹏
代 序 我党我军历史上
光辉灿烂的篇章 /肖劲光
挺进东北的前梯队/唐 凯
向党中央汇报东北实情/曾克林
飞离延安/伍修权
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肖劲光
罗荣桓渡海赴重任/杨国庆 白 刃
从苏北到东北/黄克诚
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彭施鲁
抗联撒下的火种燃烧起来了/冯淑艳
美蒋策划抢占东北内幕/杜聿明
初战营口/彭嘉庆
辽南剿匪/肖 华
粉碎安东反革命暴乱/吴瑞林
平息通化暴乱始末/吴云清
第一个歼灭战/梁必业
首战四平/翟仲禹
四平保卫战的序幕/宋维栻
一个战士的日记/纪庆祥
长春争夺战/贺庆积
攻占齐齐哈尔/王明贵
乌云翻滚中的哈尔滨/钟子云
哈尔滨回到人民手中/刘转连
潘朔端将军起义前夜/王和荣
回忆牡丹江剿匪战斗/刘贤权
杨子荣独闯敌寨/姜国政
活捉匪首谢文东/贺晋年
固守爱辉城/景 帆
新开岭歼敌第二十五师/李福泽
“千里驹”现形记/王瑞堂
蒋军第二十五师打败仗的实况/段培德
七道江会议的正确决策/彭嘉庆
四保临江/肖劲光
砍断敌人的手指头/魏学书
女兵血泪/宋 群
攻打其塔木前后/王志远
松花江畔的冤魂/华 山
张麻子沟伏击战/梁兴初
蒋军在焦家岭的覆灭/罗 登
城子街歼灭战/常 工
靠山屯蒋军的溃败/于 一
“砍头斩腰”打围歼/刘树彬
神炮手张英旺/
怀德第一仗/刘 震
横扫拉吉线/华 山
三战四平/王志远
勇敢战斗的旗帜刘梅村/白 刃
忆四平之战/陈明仁
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
一支没穿军装的参战纵队/林 青
两战杨杖子/
陈诚美梦的破灭/欧致富
季家堡子痛歼“王牌军”/颜文斌
踏破辽河千里雪/华 山
蒙古族骑兵勇士邰喜德/李方诗
最北端松花江桥头堡顽敌被歼记/于洪波 247忆彰武攻坚战/王仲儒
公主屯之战/ 林念奚 常 工 中 干
血战闻家台/赵兴元
活捉陈林达/常 工
回忆战四平/高体乾
四战四平/于敬山
增援四平的“维他命”/华 山
孤城见闻/杨 赓
蒋军第六十军在吉林的顽抗和溃逃/杨肇骧
董存瑞舍身炸敌堡/
英雄的十月/华 山
腰斩北宁线/贺晋年 周仁杰
抢修清河门大桥/郑昭儒
义州四小时/华 山
“裴桂兰”/张 云
塔山阻击战/吴克华
在塔山翼侧/周仁杰
“跟我打回去”/楚 汜
血战铁路桥头堡/程远茂
炸不断的汽车运输线/郑明波
红旗插上锦州城头/陈绍昆
梁士英舍身炸碉堡/张业香
尖刀排/张俊臣
“攻坚老虎”一战歼敌三万/龙书金
锦州守军全部被歼经过/范汉杰
长春围困战/唐天际 孙 儒
六十军起义前后/曾泽生
黑山阻击战/梁兴初
中朝战友并肩抗敌/
飞速围歼廖兵团/
“我就是廖耀湘”/
辽西兵团被歼灭经过/廖耀湘
直捣沈阳/刘贤权
斩断沈阳敌人南逃之路/钟 伟
向营口追击/曾雍雅
光明照耀着沈阳/刘白羽
中共中央贺全东北解放电/
后 记/
美蒋策划抢占东北内幕 杜聿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对内政策是假和平真备战，勾结美帝国主义接收抗战胜利果实。他的方针是：集中全力，先接收关内，再接收关外。我了解到蒋介石的企图后，即由昆明电蒋建议：“我军这次接收敌占领区，在解除日寇武装的同时，请令大军所至各地，将共产党的武装游击队一律肃清，以消除今后建国之后患。”当即得到蒋介石的复电“嘉许”。 蒋介石在执行上述政策方针的时候，幻想在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从苏军手中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来。以后看到八路军已到东北恢复秩序，即进一步勾结美帝，采取以武力接收东北的办法。最后，见东北人民解放军声势日大，遂在马歇尔的大力撑腰下，集中精锐部队向东北大举进攻。 当苏军对日宣战，击败了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蒋介石的军队大部分还躲在后方。仓促之间，无法大量开到关内各敌占区，更无法运到东北去，只有幻想等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之后，根据旧中苏条约苏联对华三项声明的第二项规定“苏联重申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蒋介石于1945年10月13日命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去长春，就是为了实现他这一幻想的。 10月18日蒋介石发表我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22日蒋介石当面对我指示说：“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指旅大、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当时，我曾听外交界传说，在重庆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交涉接收东北并无结果，军令部主管人员也说，熊式辉来电称，在长春与苏军商谈，尚无具体接收办法。东北共产党到处有活动，八路军已从海陆两路进入东北。但究竟真实情况如何，谁也不清楚。我即问蒋介石：“假如共军确已先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我军接收的任务，下一步怎么办？”蒋说，“你先到长春去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再说，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一定要对中国负掩护接收之责。”又说：“你先到南京问问何总司令的意见，再到上海会见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看他一次能运输多少军队，能否掩护我军登陆，然后到长春去见熊式辉、蒋经国，同苏军交涉掩护我军登陆事宜。第二步计划等你从长春接洽回重庆来再说。” 我于11月24日到南京见了何应钦。何说：“共产党现在到处捣乱，破坏我们的受降计划，平汉路新乡以北高树勋部已吃了亏（实际高已起义），津浦路方面也被阻在徐州附近。据报共军已从山东及山海关水陆两路进入东北，将来东北‘接收’也是极其复杂的。你照委员长（指蒋介石，以下同）的指示先去接头，以后东北的事直接向委员长请示。”这时，何的参谋长肖毅肃来见何，请何批阅“令平汉，津浦两路沿线国民党军向人民解放军进攻，迅速恢复交通”的公文。何将命令划行后，两人共同埋怨国民党军将领迷于声色货利的贪污腐化生活，部队行动迟缓，言下极为忧虑，肖建议严令申斥，何则犹豫未决。 25日，我到上海会见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代表蒋介石请求美舰支援，运输国民党军到东北登陆。 大概是27日我到北平，次日飞长春，当晚在苏军总司令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住址）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我同去的有参谋长赵家骧及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我向他表示敬意后，即开始为接收东北问题交谈。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我表示极为友好。他说：“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他并同我亲切地说明旅顺、大连地区为苏军另一元帅指 挥范围，安东、营口以北，西至山海关都属他的指挥范围，苏军解除日军武装后即准备撤退，现山海关、葫芦岛已没有苏军，只有人民解放军部队，营口尚有苏军少数部队……我当时即提出请苏军在营口掩护国民党军登陆问题。经过双方共同商讨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同意国民党军在营口登陆，并给我画了一份苏军位置图，写明苏军营口警备司令及掩护国民党军登陆要旨送给我。我认为已完成蒋介石交给我的任务，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表示谢意，握手告别。临别时，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还一再说，欢迎我早日再来长春，苏中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过上和平的生活。我离开苏军司令部后，去向熊式辉回报时，心想，苏联元帅亲切和蔼、直直爽爽谈问题，讲中苏友好合作关系，不像美军将领那样骄横跋扈，目空一切，对苏外交关系也不像重庆所传说的那么复杂棘手。 次日（即29日）同张家璈研究了东北军费问题。张说中央已决定不久发行东北流通券，与伪满币等价使用，在未正式发行以前，暂用伪满币。当时交给我营口某商号所开三百万元伪满币支票（以后国民党军未至营口，支票未兑），作为国民党军营口登陆的经费。 同日，我由长春飞北平，30日到重庆向蒋介石回报，并将苏军所送地图给蒋介石看。蒋喜形于色，表示十分高兴，并说已同美顾问团交涉好，由美舰运输第十三军及第五十二军到营口登陆接收东北，现第十三军已运至秦皇岛，第五十二军亦将从越南起运，令我迅速到秦皇岛乘美舰赴营口与苏军接洽登陆办法。 我于10月31日带必要人员飞北平，经天津转秦皇岛。11月3日，同美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贝一同乘美舰“脱罗尔号”到营口与苏军联络。到营口后，先派联络人员上岸接洽，发现这时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退，苏军司令已离去，人民解放军已接收营口，维持治安。我碰了这一鼻子灰，觉得国民党军已不可能在苏军掩护下在东北登陆，急忙飞重庆向蒋介石请示。 至此，国民党军幻想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已成泡影。但蒋介石及其部下对于接收东北尚未死心，相反的是用尽心机及各种手段想从人民手中夺取东北。这期间，熊式辉已准备将北平附近之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及收编的伪满军第二总队许赓扬部及第×总队刘德溥部空运长春，开始接收长春市。彭济群接收嫩江省，刘翰东接收辽北省。我在去重庆的途中拟定了一个进一步勾结美军以武力接收东北人民果实的意见书，大意是：第一，请蒋介石迅速抽调十个军，以美舰队掩护，由营口或葫芦岛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共军，再回师关内作战；第二，请建立东北地方武力，按九省二市收编伪军十一个保安支队，准备整训后接替国民党军防务；第三，请委派九省二市十一个军事特派员，深入各省、市发动敌伪残余捣乱人民解放军后方。 11月5日前后，我到重庆将营口侦察情况向蒋介石陈述，蒋介石尴尬异常，窘态毕露。他说，一定要打出关东，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既然不能和平接收，那就不惜使用武力。我将意见书后呈送给蒋，蒋对第一项提出了意见。他说十个军调不出，可以两个军先从山海关打出去。但他并无把握，要我同军令部研究后，再作最后决定。对第二项，当时批交熊式辉核办。第三项拟由“长官部”任命。 这时军令部根据各方特务报告，判断山海关解放军约近十万人，以两个军进攻不可能。我从秦皇岛侦察的结果，判断解放军在山海关者为李运昌等部约三万人左左，两个军集中后可以向山海关进攻，但必须增加后续部队。军令部亦来同意。我向蒋介石回报后，他说：“先将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营作战境地，你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九十四军先打下山海关再说。”但蒋并未给我正式命令。我到北平后，即接何应钦奉军事委员会指示给我的命令，划天津以东归东北行营，并令我指挥第十三、第五十二、第九十二及第九十四各军先向热河进攻，收复承德。熊式辉这时已令调第九十四军第五师空运长春接收。但我仍本蒋介石的指示，计划先打山海关。这时熊式辉、李宗仁对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营，发生尖锐矛盾，双方争夺结果，第五师未能空运长春，仅空运了两个东北保安总队到长春，进攻热河计划遂亦搁浅。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美帝国主义分子已经在美军顾问团的策划下渗透到国民党军部队基层单位（连）里，控制着国民党军的装备（部队是否美械装备由美军决定）、训练（美械及半美械装备必须接受美式训练）及部分人事权（如新编第三十师师长胡素是美方请求撤换的，又如第五十七军刘安祺部由西安调至昆明，赴印参战时，美方对团长以上干部一律不要，迫令将该军编散）。日本投降后，美军进一步控制了国民党军的指挥权。按照蒋介石、何应钦的计划，为了抢夺胜利的果实，即令原来各战区的国民党军向敌伪区急进，可是美军提出异议，并指明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等大都市必须由美械装备的部队前往受降、接收，否则，美军即停止对国民党军的运输援助。为争夺受降指挥权，美、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矛盾。美军曾将运到印度本应交给中国的中型、重型（30吨级）战车三百余辆，移交给了英军，并将在云南各机场的军用飞机千余架及其他装备予以破坏，迫使蒋介石屈服。在1944年，蒋介石与史迪威就 曾经一度为争夺指挥权而决裂过。顾祝同曾为争夺南京、上海受降权亲自到重庆，由于上述原因，未能达到目的。我曾问肖毅肃：“为什么不令邻近战区的部队受降，而一定要等待美军空运部队前往受降呢？”肖说：“你不了解情况，为了受降的问题，中美双方争执很激烈，美军要一手包办全国各地的受降权，最后才决定这一折中方案，不然美方就不担任我军的运输。共军大部都在敌后，比我们前进得更快，将更不堪设想，只有依靠美国空运，我们才能抢在前头。”这说明美、蒋间的争夺是相对的，美、蒋共同敌视人民则是绝对的。 美蒋之间的上述矛盾解决之后，美帝即于9月15日前后，宣布蒋介石要美国供应的二十艘舰艇中先“赠与”八艘（驱逐舰四艘，潜水艇四艘）。28日又宣布将云南各机场的残余设备交国民党空军接管。等蒋介石进一步承认出卖中国人民更多的利益时（具体内容见1946年先后公布的美蒋条约，这里不赘述，据当时外交界人士说，都是蒋介石的亲手外交，密议的内容外界知者甚少）。美帝国主义在华头目魏德迈即于10月31日在旧金山宣布：“为完成美军对中国政府之协作，将运送中央政府部队至中国境内各战略地区。”（战略地区系指东北，因这时南京、上海、天津、北平由美机运输国民党军接收工作已初步完成。）魏德迈亦由美来到重庆，于11月10日又宣布：“美军将组织军事顾问团，其任务系协助中国部队之技术训练。”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告报界称：“杜鲁门总统下令再予中国租借协助。”这时，美蒋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阴谋策划已基本确定。 我于10月25日到上海，请求美军支援，将国民党部队运往东北。美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非常“慷慨”，满口承认他的舰队来中国，就是为支援中国接收完整的领土主权；并说第七舰队的运输舰、登陆艇均已准备好了，只要美国政府在重庆谈判决定，他马上可以执行命令。上海启运的部队三日内可运到秦皇岛港口或其他口岸，在越南的部队约一周可以运到。我当晚将与金开德接洽的情况电报蒋介石。 10月31日，我再衔蒋介石之命到秦皇岛进一步与美帝勾结。当日到北平，11月2日到天津会见了美国驻天津第三陆战队司令洛克，代蒋介石慰问美军，并赞扬美军协助中国接收的热情，乞求美军维持天津、秦皇岛段铁路的安全，洛克欣然允诺。我当时认为美军很够朋友，为了联络感情，当晚在跑马厅参加了洛克举行的美军晚会。 美国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贝中将有一次对我说：“杜将军，美国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你相信吧？”我说：“的确，美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支援中国统一的真实朋友。以目前的情况看，要接收东北主权，恐怕非用武力不能解决。”乃进一步与巴贝商议，沿营口至葫芦岛间侦察若干登陆点，以便尔后由美舰运输并掩护国民党军在东北强行登陆，巴贝表示：他很愿意以第七舰队全部力量协助中国完成“收复”东北的任务。如果美国政府同意的话，海军陆战队登陆舰艇及登陆战车均可协助中国军队在东北登陆。这时，巴贝已下令美舰开航了，他拿出东北沿海地图，根据原先美国测好的精密军用图，沿营口至葫芦岛间进行实地侦察，并在葫芦岛港外两三公里的海面上停航数十分钟，观察全岛情况，加以详细的记载（当时曾决定若干处登陆点，现已记不清楚了）。我勾结美帝并拟定美蒋合作在东北强行登陆的计划，因未得到美蒋协商同意而未实施。但以后不久，在巴贝的支援下，将东北国民党军先遣部队（第十三军及第五十二军）运到，开始向东北人民解放军进攻。打到锦州的时候，我为了酬谢美帝的支援，曾电邀巴贝来锦访问，并于1945年12月初，派专车到葫芦岛，将巴贝及其重要幕僚人员和新闻记者接至锦州，大宴二日，以示我对美帝的真诚。 ……
作为读者，我曾拜读过这两本书（指《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我为他们所搜集的史料之翔实、丰富所震惊。但是那本51万多字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其中就有30多篇文章，是由当时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军以上将领如萧劲光、黄克诚、伍修权、萧华、梁必业、梁兴初、吴克华、詹才芳、彭嘉庆、贺晋年、刘震、曾泽生、杜聿明、廖耀湘、陈明仁、范汉杰等人撰写的第一手珍贵史料。……更适合部队作为优良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将永远被历史记录在案。 ——解放军报原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杨子才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防部长迟浩田题词！ 肖劲光杜聿明卫立煌陈诚、廖耀湘、曾泽生…… 近百位国共当事人、东北解放战争亲历者集体口述回忆！ 东北解放战争亲历者编写，国共将领当事人第一手权威资料，最珍贵的口述战争史资料 目前众多关于东北战争题材的影视剧、纪录片编剧素材史料均来源于本书！ 东北解放战争亲历者最珍贵最权威的口述：迄今为止国内首部全景展示东北解放战争各个阶段斗争史实的撼世之作，近百名亲历者口述、日记、回忆录，绝版珍贵！ 100多幅珍贵图片，图文并茂还原历史现场。 众多关于东北解放战争题材电影、纪录片拍摄素材，都是来源于本书亲历者口述内容。 党政机关、军队系统团购推荐读物：符合历史发展观，全国各级政府党政干部、部队等最佳学习参考读物。
无
解放军报原总编辑、中国记协原副主席、中国著名资深报人新闻家杨子才先生这样评价《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及其作者：一个人奋斗了一辈子，离休了，本可以过得更轻松闲适一些。或各地走走，娱情于山水；或学诗习画，以陶冶性情；或含饴弄孙，以颐养天年；或着迷于收藏，以执着和识见取胜，异军突起，有所收获——我就知道有一位与朱悦鹏同志经历相似的老八路，成了收藏名家，后来把藏品赠给家乡，当地以他的大名建了一个漂亮的纪念馆，报刊一再宣传，使他名声鹤起。但这些，朱悦鹏同志似乎都无兴趣。“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他一生在军旅的拼搏生涯中度过，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他那瘦骨嶙峋的身子还能支撑得住，他就不会消停。黄埔画册完工后，他又一边治病，一边撰写怀念老首长、老战友的文章。到了1987年，“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他又禁不住白山黑水的召唤，发起了编撰《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两本书的艰巨工程。朱悦鹏同志是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并随四野入关、南下，由白山黑水打到南国边陲的人。他许许多多战友的忠骨，埋在了祖国从北到南的土地上。胜利来之不易。它是付出了28万人伤亡（其中牺牲的6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才取得的。而当年经历过这次战争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剩下的已经越来越少，当年四野征战的诸多生动史料，若不抓紧抢救，将会留下不可弥补的缺憾。于是，他便与同样经历过这次战争的三位老同志，开始了编纂这本书的行动。他们大声疾呼，四处奔走，采访搜集史料，约人撰稿。“万紫千红尽漂流，开到寒花岁已周。晚节不嫌知己少，香心如为故人留。”抱着对历史、对先烈负责的精神投入工作，不急成败利钝，就是他们当时的心态。经费困难，乘火车他们就不坐软席坐硬席；在广州，怕开支太大，就在人家的办公室里留宿。在北京，悦鹏同志更是用他那辆“专车”——一辆女式26型自行车奔走于大街小巷，去联系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事宜。一个副军职离休干部，其自苦如此，完全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在支撑着他。他们编撰这两本书（共80多万字），受到萧克、萧劲光、莫文骅、梁必业、贺晋年、万毅、欧阳文、刘转连、吴瑞林等许多老将军的支持和鼓励。作为读者，我曾拜读过这两本书。我为他们所搜集的史料之翔实、丰富所震惊。但是那本51万多字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其中就有30多篇文章，是由当时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军以上将领如萧劲光、黄克诚、伍修权、萧华、梁必业、梁兴初、吴克华、詹才芳、彭嘉庆、贺晋年、刘震、曾泽生、杜聿明、廖耀湘、陈明仁、范汉杰等人撰写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如果说后来出版的《第四野战军战史》是一部最权威的官方史书的话，那么，《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和《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两书，就是它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而且，前者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对战争的壮烈与感人情景展开描述，而后者则对此做了大量形象生动的叙述，令人过目难忘，更适合部队作为优良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将永远被历史记录在案。
我还以为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役纪实呢 没想到是各个亲历者的纪实 不过 对于了解东北解放战争那段不可遗忘的历史 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打的非常惨烈，当事人都不愿意提及
好好，起快，但内容不太好！
女生平时很少读这类书，这次是跟着儿子读的，还真挺长见识，真是开卷有益啊！
某种原因不大为世人所熟悉
好像说的人比较少
知道的人不多了
这本不错，正好上手看一气~
精锐VS精锐，有攻有守，精彩~
感觉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