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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大传

李仲明 团结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  

出版社:

团结出版社  

作者:

李仲明  

页数:

365  

字数:

440000  

Tag标签:

无  

内容概要

  史迪威对何应钦的基本印象是:他只效忠蒋,认为他参谋长的职责就是操纵各种不同势力和控制物资军饷来保持军队对蒋的效忠。他不辞辛苦,勤勤恳恳工作,获得了很大成功,可却没有提供多少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军事知识,供其统帅使用。 抗战后期何应钦到美国,受到美国各地报刊的赞誉,说何辅佐蒋介石的功业,堪称“中国陆军之保姆”,“当今之赵子龙也”。 何应钦的功、过、荣、辱,升迂与降职,中年到晚年,始终围绕蒋氏父子,连中年长期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也慢慢地磨平了,几十年来,真正起到了蒋介石的高级助手、顾问的作用,晚年亦继续辅佐蒋经国,起着“老兵”的特殊作用。

作者简介

  李仲明,1950年生于北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副编审,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多年从事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李少春传略》《梨园宗师——梅兰芳》《百年家族——梅兰芳》《百年家族——谭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泥凼故乡 二、赴日留学第二章 初涉政坛 一、“新派”骨干 二、创办“少年贵州会” 三、支持学运,冲击“旧派” 四、参与“民八”、“民九”事件 五、离黔与被刺第三章 黄埔建功 一、军校总教官 二、第一次东征 三、第二次东征第四章 平定福建,北伐江浙 一、并非骑墙派 二、平闽 三、转进浙苏第五章 势极而衰 一、“助”蒋下野 二、龙潭激战 三、大权旁落第六章 “攘外安内”急先锋(上) 一、编遣无着,文武兼施 二、军政部长 三、“福将”败绩 四、淞沪抗战态度消极第七章 “攘外安内”急先锋(下) 一、啣命华北,妥协退让 二、《塘沽协定》签订前后 三、扼杀抗日星火 四、屈辱之路 五、“何梅协定”留骂名 六、反对“华北自治” 第八章 西安事变与川康“整军” 一、西安扣蒋,南京混乱 二、力主讨伐 三、“展延”时限 四、联系地方实力派 五、害蒋无据 六、事变善后 七、川康“整军” 第九章 抗战中的国军管家 一、战和徘徊中跟蒋走 二、且战且退的军政部长(上) 三、且战且退的军政部长(下) 四、同室操戈相煎急 五、“临阵易帅”兵家忌第十章 得意与失势 一、军政工作的成绩和弊端 二、美中参谋长的碰撞 三、陆军司令 四、受降主官 五、再度失权第十一章 蒋家王朝代言人 一、奉召回国 二、军事会议“发难” 三、“组阁”支撑危局 四、金陵残照,败退南逃第十二章 海岛余年 一、全力拥蒋的“顾委会”主任 二、积极奔走的反共“外交家” 三、鼓吹“道德重整” 四、日常生活与交往 五、“统一”未成,病逝台湾后记

章节摘录

  第二章 初涉政坛  一、“新派"骨干  此时贵州军政大权掌握在兴义系军阀刘显世、王文华手中。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父、叔岳父,他用封建宗法制加强统治,依靠熊范舆(刘的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张协陆(贵州财政厅长)、何麟书、郭重光这“四大台柱”及贵州立宪派代表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形成贵州“旧派”势力;而军事上逐渐得势的王文华,借助从日本回国的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等士官生,兄弟王伯群,及符经甫、李仲公等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代表了贵州的进步力量,并与“旧派”矛盾日深。  血气方刚、留学回来的何应钦虽然一段时间与“旧派”人物相处不错,但他更佩服王文华,且与几位同学受到王文华的提拔重用,所以他自然成为“新派”一员,并逐渐成为骨干。  1917年3月,黔军第一师成立。王文华师长任命何应钦为团长。这年农历三月初十,何应钦与王文湘(王文华小妹)在贵阳结婚。何应钦刚刚立足黔军,又做了王文华的妹夫,可谓双喜临门。婚礼上:李绍阳赠送乃师黄子久手书的一副贺联致喜:  昔日瀛洲学士,今看天下将军,宝马气如虹。玉树风前,何郎傅粉;谪来蓬岛仙姬,成就人间眷属,瑶池春似海。蟠桃花下,王母开筵。  在王文华极力推荐下,这一年7月,何应钦被任命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适逢刘(存厚)戴(戡)成都之战,何应钦受命援戴,任援川第一支队参谋长,随支队长韩建铎出征,当他们路遇洪水,克服困难到达川边时,戴戡已兵败自杀。援军遭川军阻击,何应钦主张强攻,韩建铎则认为等待援军再发起进攻,两人争执不下。待刘存厚等赴京查办。韩、何支队收编戴(戡)军余部未成,无功而返。何应钦首次出战未能建功,情绪颇为低落,王文华便宽慰他不必在意。  同年11月,刘存厚部川军再攻滇军,北洋政府任命四川查办使吴光新援助刘部。何应钦仍任第一支队参谋长。随王文华、袁祖铭(第一支队长)入川平乱。11月22日,孙中山电令黔、滇两军会攻重庆。此后几天,何应钦部参加了黄桷桠激战,相持10天,吴光新部弃城而逃,黔军于12月3日进驻重庆,何应钦总算尽到了力量,头功又被袁祖铭抢去。  在贵州讲武学校,何应钦根据自己在武昌陆军中学和日本士官学校的经验,以日本士官学校的教学方法为样板,制订了教学、训练大纲。招收入伍一年以上的高小或中学毕业生,设置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等课程,并特别聘请日本人能村少校为顾问,办学成绩不错。何应钦不但拒收刘显潜(刘显世堂兄、贵州游击军总司令)送来的素质极差的考生余万金、邓万昌等十多人;而且治校颇严,一次熄灯号后,其弟何辑五外出未归,何应钦不徇私情,禁闭何辑五3天,并训斥他要遵守学校法纪。  贵州讲武学校在当时并不十分有名,但却使何应钦有了教学、管理学校的实际锻炼,并为他后来在黄埔军校的教学奠定了基础。  二、创办“少年贵州会”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贵州虽地处偏远地区,新思想的传播不及京、沪等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缓慢,但落后、波动的社会生活状况,地方军阀的黑暗统治,促使这一地区产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社会上鼓吹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主权在民的言论逐渐多起来。  在贵阳,《贵州公报》《铎报》等报刊,刊发《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俄国过激派与德国之关系》等文章,报道、评论俄国革命,贵州各报也大量刊登介绍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中、小学课程设置增加了自然科学课和外语课。1918年3月,贵阳川剧班针对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排演了一对乞丐夫妇参加贵州的救国储金运动的《乞丐储金》,观者深受感动。  随着贵州各种社团的纷纷创办,何应钦感到:  国家之进化,基本于世风。社会之改良,造端于民智。我中华以五千余年之古国,伏于专制淫威之下,百事不竟,民智暗然,致招老大之讥,遂贻病夫之消。耳聆目注,深自慨然!应钦等壮年游学东瀛,于学问之余,辄默察欧美诸邦所以竞进之本,方知社会之所以改良者如是,人民知识之所以开进者如是,力思挽救,因事未能。乃学成归国,观察社会凌乱乖错,仍似千百年前之旧态;民智酣梦否塞,依然三代以上之故习。以此而图生存于二十世纪优胜劣败之世界,几何其能幸免也。  何应钦认为,组建社团,既能推动贵州的新文化运动,又能利用这个机会把社团抓到“新派”手中。可谓一举两得。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亦有此意,他于1918年10月特从重庆回到贵阳与何应钦商议。何应钦建议:“刘敬吾算得是刘家门下的新人。又是法政学校校长,可邀请他为发起人。”王文华同意。嘱何:“此事刻不容缓,敬之,你就多多偏劳。我身为军界领袖,不便直接插手民间事情;,你以讲武学校校长兼盘江各县同乡会会长名义出面,名正言顺,可争取广大学界和各同乡会的支持。”两人商议团体名称时,想到是年6月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乃定名“少年贵州会”。  10月22日,何应钦与谷正伦、邱醒群、赵季卿等人到刘敬吾家,商议成立团体事。会上有人提议叫“群力会”,有人主张叫“新潮社”,何应钦主张借鉴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年意大利会为创建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意大利的史事,为鼓舞贵州青年的进取精神,叫“少年贵州会”,大家一致赞同。  1O月26日,何应钦召集其他发起人讨论章程,决定由何应钦起草《本会缘起》,社会各界参与讨论章程、纲领。10月30日,筹备会通过了简章和《本会缘起》,决定由何应钦任主任理事,刘敬吾、谷正伦、邱醒群、赵季卿为理事。其简章写道:少年贵州会,“以造成少年贵州为宗旨”,“具牺牲小己之观念,明合群报国之大义;增进学识,崇尚气节;锻炼身体;娴游艺术”。  11月10日,少年贵州会在贵阳忠烈祠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何应钦主持,他宣讲了《本会缘起》:  东方古国,老且病矣。医者日共和,日立宪,日改革制度,振兴社会。其精神愈衰惫,举止愈失常,生机将绝,死期迩矣。体质既孱,弗耐针灸:复纷扰争执,各逞私意,方剂杂投,相反相克,风寒邪魔又从而袭之,垂暮之古国,焉能幸免!  也许是感到这样文绉绉地读下去减少了大会的气氛,况且他的兴义泥凼土话贵阳人听着并不顺耳。于是,何应钦放下这篇已见《铎报》的讲稿,振作精神,半白话、半文言的接着讲演:  诸君试看我贵州,又属于垂暮古国中的老病者。辛亥之年,护国之事、护法之役,强为兴奋,再起再蹶。想医其者纵然尽心竭力,而病家却不相信,致使灵药也失效,近来更有人讳疾忌医。照此下去,何日能医好贵州的病?应钦在日留学,听说东洋、西洋的医生,都时兴心理疗治之术,目的使病人振兴精神,健其意志。以便他忘记自己之病躯,而发皇其朝气。应钦虽不懂医道,但也略知,生病之人。精神奋兴而血气流行,生机就不绝,体质也就不衰。在此基础上,医生察病施方,药效立现,病者也就不再讳其病而忌其医,无须多少时日,病去而延其年,哪能因老病而死去呢?如果不这样,医者自医,病者自病,各不相牟,体质日渐消弱,我们贵州岂不要病死了吗?中国岂不要病死了吗?  应钦所比方的体质者,就是社会。而组织社会者,便是人民。这就是我辈之所以欲聚我同胞,充实其体力,活泼其天机,游肄其艺术,奋兴其意志,相互激发而忘其耄耋而却其病苦。如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贵州、我中华,少年进取之气蓬勃兴旺,然后社会诸事业才有发展的希望。这就是我辈同人所以要发起成立少年贵州会的原因。  何应钦的讲话受到全场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会后,贵州要人纷纷为少年贵州会捐款,刘显世捐大洋1500元,王文华捐大洋1000元,李伟丞、王伯群、华之鸿等也参加捐款,住在贵阳的日本人能村修也捐了大洋30元。  少年贵州会设学务部、游艺部、体育部、交际处、纠察处、总务处。  作为军人,何应钦尤重视体育,他认为体育能强身健体,又能砥砺品节。体育部有弓矢股、射击股、马术股、劈刺股、体操股、拳术股等,借贵州讲武学校操场活动,多次得到何应钦和讲武学校教官的指导。在何应钦倡导下,少年贵州会举办贵州第一次全城性的运动会。  学务部的讲学股经常组织讲学活动,曾聘请王文华主讲哲学,陈衡山、任可澄主讲国学,何应钦主讲军事学,刘显世主讲阳明学,邱醒群主讲政治学,刘敬吾主讲经济学。  1919年初,何应钦做过一次军事演说,谈及国民素质,将校能力,兵嚣、粮食等的多寡与补充,地势,交通,兵力蓄积等问题,反映了他早期的军事思想和并未高出常人的军事理论观点。何应钦认为,一个国家,其军队的强弱,通常由上述这些条件而定,即:  (一)国民之素质。所谓国民素质者,即德、智、体育是也。有谓今世学术进步,陆上有战,海底有战,空中有战,皆斗智也。例如此次欧战,德人用毒瓦斯。法人即有以抵制之,皆智育为之也。不知徒有智育而无体育,则无论海战、陆战,当枪林弹雨中,断难忍乏耐劳冲锋陷阵;若徒有智育、体育而无德育,则不能严守军纪,踊跃奉公,从容就义也。故凡国民素质最良之国,无不以寡敌众,以小胜大。今之讲求军国主义者,三育并重,未尝偏废。  (二)将校之能力。将校为国家之桢干,国军之强弱系焉。将校之能力丰富者,其国军队必强,此至然之理,必然之势也。  (三)兵器、材料、舰船、粮食、被服、军需品之多寡及其补充方式。若兵器材料等丰富且补充容易者,其兵力自必强大。  (四)国境及国内之地势。夫国境于地势于军事上有绝大关系。国土方圆者,能迅速集中兵力,于国疆土方面,其防御甚易;狭而长者,则反。是国疆地势险而短者,可不用多兵防御;其平夷而长者,则反是。如我国,以四百万方里之地(应为960万平方公里),幅员广大,等于全欧。东南濒海,西北带山,海陆军之未可缺,军舰、潜艇、飞机、兵嚣之属,尤宜筹设完备。况我国境四周强邻虎视,如俄、如德、如英、如日本,故我国境附近应驻重兵。至若国内大山横亘为三部,铁道之敷而未周,交通之梗塞如故,军队集中万分困难。忽尔战端一开,各部难免孤立之危,此极需重兵者也。  (五)运输交通之完备否及要塞之价值。国内交通设备完全者,其集中兵力于国疆需时自少,且可随时转移军队。于兵力之保持及运用等便利极多。兵员虽少,其效力甚大。至要塞坚固者、较薄弱者,其价值之如何,不待言也。  (六)兵力之蓄积。夫兵力之蓄积,不惟达战争目的之要素,苟立于列国之间而欲保全独立,俾张国权挽回权利等,实不可一日忽。故战虽危事,兵虽凶嚣,苟无之,则和平难以保,国家难以安。吾人欲谓兵力非立国之要素,可乎?兵力之最有益于国家者固如此,苟不定标准焉,于经济方面无所计划,率尔增兵,徒知兵多之可贵,而不知经济不支之大害,有不至国库空虚、财尽民穷不止。秦皇、汉武之默武穷兵,威震动一世。其失败也如出一辙,可想见也。故吾人欲定兵力之标准,所当采取者有口口,以人口之多寡决定之。兵力中占最要之部分者,人员也。故国家虽富饶,其经济虽良好,而人口寡少,不特不能与大国争霸,而欲保全其国,亦难矣。现今世界,列强中人口与兵力之比最大者为法国,每人口千人占常备兵19人;最少者为日本,每人口千人占常备兵4人。我国以人口论,若仿照法国,则平常养兵760万;若仿照日本,则当养兵160万。如若不然,一旦国际破裂,将何以对外,有不坐而待亡乎?如我国之假想敌国为某某国及某某某国,则当先考察其平时、战时兵力之多寡而准备。至若野战所用之军,各地守备所用之兵,须一一考察,着着准备,防患于未然也。故我国之陆军兵额,按某某两国之兵力及政策决定,至少亦须有野战军50师、守备兵10师。然国家岁入不足,必不能设常备兵60师,故须改行征兵制,以40师为常备兵,其余20师由预备兵或后备兵补充之。  少年贵州会游艺部的新戏股积极排演新剧。1919年1月14日,他们编演的话剧《人道引》(又名《黑奴恨》),借达德学校剧杨公演。何应钦来到剧场,虽然他对表演歌唱一无所长,但他认为用演新剧的形式更胜过讲演,因此颇为热心,他向观众介绍排演新剧,介绍该剧的演职员。这一年,该会还排演了《大埠桥》《亡国鉴》等剧。在五四运动中,少年贵州会和达德学校把北京爱国学生讨国贼、争国权的爱国行动编成新剧演出,深受各界群众欢迎。  这一年3月1日,少年贵州会主办的《少年贵州日报》创刊,邱醒群、符经甫等先后任总经理,王聘三、谢笃生、刘介忱等先后任总编辑。该报发刊词宣称旨在“砥砺品节、阐扬正义、振作朝气、警醒夜郎、审辨政潮、灌输新智、监督官吏、通达民隐”。何应钦特别在省议会介绍这八条宗旨。  到1919年年底,少年贵州会在贵州省内成立了76个支部,成为当时贵州最大的社团。  三、支持学运,冲击“旧派”  五四运动热潮涌到西南,贵州当权者态度不一,“旧派”人物态度暧昧,唯恐“过激”;而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领袖,认为北京学生的要求无可非议,应当谴责北洋军阀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同时又可借助学生运动,冲击“旧派”势力。  5月中下旬,贵州学生准备声援北京学生;贵州各报陆续报道北京五四运动情况和各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消息。当上海成立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何应钦找到刘显世,要求以少年贵州会联合省议会,共同发起筹备成立贵州国民大会,得到刘的同意。


编辑推荐

  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军事助手,在东征、北伐,四一二政变、军阀内战、抗日战争中辅佐蒋的国民政府军队进行作战,后勤等;到台湾后失去兵权,任蒋“顾委会”主任,在“反共”的前提下提倡“统一”。  何应钦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如其经历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西安事变等,众说纷纭…… 《何应钦大传》向我们介绍了何应钦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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