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2006-5
社科文献出版社
刘杰、三谷博等
无
理性的对话与交流，倾听对方的观点与看法，在对话与交流中了解对方进而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双方的互相理解，也许是当今人们解决矛盾冲突的有效而成本最低的方式之一。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智慧在不断地增长，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太多的经验与教训，在21世纪的今天，但愿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化解我们的矛盾与冲突。 伴随中日两国先后步入近代，两国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什么特点，《田中奏折》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伪送的，如何看日本扶植的中国伪政权，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分歧倒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在两国学术界存在分歧，更进一步影响两国的普通民众，进而影响两国关系的走向。如何跨越历史的障碍，达致长久的和平友好，这中间历史研究者又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本书就是一批日本在日中国学者试图从加强双方学者的对流与交流入手，增进双方的了解及理解。进而为达成双方学者对历史问题认识上某种程度的一致所做的一项初步工作。
序言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 中日关系史的语境——19世纪后半叶 关系紧密化与对立的原形——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 “反日”、“反中”循环中的日中外交——满洲事变前夜） 围绕《田中奏折》的论争——实际存在说与伪造说之间 “满洲国史”的争论点——同时代与后世的观点 南京残暴行为——建设性的对话是否可能 汪兆铭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中的“对日协力”为了实现和解的历史认识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制度与论争 中国和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相互认识 如何认识台湾史和日据时代 战后日本的政治与慰灵 日中间的战争赔偿和战后补偿问题——被追问的历史认识和战后处理的方式 历史对话与史料研究索引后记
书摘的确，“革命外交”与抵制日货运动都是以收回包含满洲地区在内的日本的特殊权益为目标的。但是，政策性地推进“革命外交”的国民政府与抵制日货这一大众运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国民政府虽有时发表强硬的声明，但在外交上一边维持与各国的良好关系，一边瞄准目的的实现。过激的排日运动，对有计划地收回法权与租界的国民政府来说，未必起过建设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渴望政治与社会安定的政府来说，过激的排日运动也不难成为推行外交方针的累赘。问题是，国民政府对排日运动，无论是奖励还是禁止，都有诱发政治与外交混乱的可能。国民政府只有制定对内与对外两种政策，以跨越困难局面。为此，在外交交涉场合，强烈希望日本的对华协调外交。 可是，重光公使虽认识到了国民政府掌舵之难，但出于对以收回法权与租界为目标的“革命外交”的反感，把国民政府对抵制日货运动的因应，看作是为有利推进对日交涉的策略。重光在确认中国要求收回的租借地等权益中也包含旅顺大连及满铁附属地等后，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识。外交交涉的齿轮愈加不合，外交的可能性愈加狭小。对于制定中国政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重光，预测到中日对决的危机，又不讲求预防之策，而是集中力量于危机发生后如何确立日本的有利地位。他已经不再承认避免战争的外交的可能性。 满洲事变始于关东军诉求惩罚反日政策之“正当性”。外务省了解反日运动的构造与国民政府不希望反日运动扩大的方针，却反复强调以“革命外交”为背景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威胁。外务省虽不赞同以军部为首的强硬派的满蒙占有论，但把维持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理解为国民的一致意见，这样的外务省不可能成为牵制军部扩张政策的势力，也是当然的。没有乘广东政府显示“善意”之机的币原外相的判断，虽证明了其不干涉中国统一与内政的外交姿态，但币原外交也没能跨越的界限依然是满蒙权益。 P80-81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世代友好，两国之间无论是在经贸来往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都很密切。但是，在近现代，这种关系却发生了剧变。直至今天，无数的问题和纠缠还横亘在两国之间。《田中奏折》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伪造的？如何看日本扶植的中国伪政权？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分歧倒在哪里？……等等等等。本书通过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不同视角，重点介绍了围绕上述问题中日近现代史学界的分歧与不同观点，对中日关系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与论述。更重要的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近现代史学界有关上述问题的主流观点。或多或少，这样的研究和讨论对两国如何跨越历史的障碍，达致长久的和平友好做出了贡献！
无
代表中日双方的有良知的学者，以冷静的心态，多样的视点，谈论中日双方的历史认识问题。该书的出版意义深远，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阅读此书。读后此书，想必一定会拉近与历史的距离。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家所独有的，需要人人参与。
书很新，装帧不错。看了下内容，感觉日本人在面对近代史的时候即便是最有责任感的学者也不会轻易动用个人情感来进行表述，这和NHK的纪录片风格类似，可以看成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态度。我还是希望我们国家的学者以科学求是的态度来研究历史，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以真实的历史来表达，当然这在如今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