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旋流

2009年12月  

程一身  

历史研究的主要症结在于古今的冲突：研究对象属于古，研究者属于今。今人不可能变成古人，研究者不可能变成研究对象。“完全没有道德的现象，而只有对现象的一个道德的解释。” 仿照尼采的这句话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全面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只是对历史的个人解释。”因此，一切历史不仅是当代史，还是个人史。既然所有的阐释者都避免不了自身的主观性，历史研究的要义无非是在不违背客观性的基础上做出一种尽可能具有普遍性的解释。陈寅恪研究柳如是并未变成柳如是，而是对她充满了解的同情。由此来看，历史研究也需要一些想象力，在同情的理解与必要的想象中设身处地，以达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重合。因此，卓越的历史研究中总会有一些心灵的自传性质。
无须隐晦，本书就是一种对历史的个人解释，它意在表述一种既往事实的可能性。当然，仅限于官吏问题。但是，这绝不是一本官吏史著作，与官吏有关的史实充其量只是本书的理论依据。这本书旨在建构一种基本稳定又比较开放的官吏学，但并非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之类的专业角度出发，而是主要从文学这个相对外在的边缘角度展开论述。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本书没有采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将官吏作为中心直接催毁；没有采用福科以边缘解构中心的思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研究官吏；也没有采用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将官吏和平民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总之，本书的立场既非官吏，也不是平民，而是貌似游离局外、其实内在于其中的“人”，即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官吏。

程一身：北大中文系硕士，著有《北大十四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中国人的身体观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年），参编《外国精美诗歌读本》（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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