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罪?
2001-9
译林出版社
赫尔岑
郭家申
无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独特的方法描写了发生在三个青年，即贵族别利托夫、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费尔斯基和农奴出身的柳博尼卡之间的复杂的爱情故事，展示了爱情与当时的社会道德之间的严重冲突。小说通过对这场爱情悲剧以及对三位青年周围人的描写，暴露了农奴主的残酷与专横，揭示了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远离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 贵族青年别利托夫形象的塑造，丰富了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画廊，也使得小说的反农奴制主题更加鲜明。
译者：(俄)赫尔岑 郭家申
第一部
一 退役将军和上任的教师
二 将军大人传记
三 德米特里·雅科夫列维奇传记
四 在庄园的日子
五 弗拉基米尔·别利托夫
六
七
第二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长篇小说《谁之罪？》是赫尔岑的一部力作，它无疑是一声呐喊，更是一声严厉的质问，它透着几分彷徨与无奈，是对农奴制社会的血泪控诉，赫尔岑希望借此能唤起俄国一切有社会民主良知的先进者的觉醒与思考，进而诉诸广大的社会良心，为沙皇俄国滞后的社会发展把一把脉，探索一下这个问题的究竟。 《谁之罪？》最先部分地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成书于一八四七年。十二年后在伦敦再版时作者对小说重又作了修订，并加了序言。这时候在俄国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刚涌现出的一批新人之新作。他们大都是在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小说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几乎就在果戈理发表《死魂灵》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和格里戈罗维奇早期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小说《乡村》、《苦命人安东》等，纷纷问世。《谁之罪？》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这是俄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其实质就在于文学开始带有更鲜明的社会分析性质，敢于对生活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我们从《谁之罪？》中就不难看出小说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人文道德、人类本性等所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出作者在精心刻画作品主人公社会自我意识逐渐成长的历程，在精心描写别利托夫与所处环境抗争、妥协、再抗争、再妥协的反复过程。别利托夫与社会的关系带有鲜明的社会性，这种倾向，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因素，还是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则与技巧，在以前的俄国文学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赫尔岑运用十九世纪科学和哲学的成就，大大丰富了现实主义语言艺术的创作原则，写出这部带有里程碑性质的，集科学、哲学于一身的，内涵丰富的综合艺术作品。他将艺术变成了思想载体，化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从而加大了作品的包容量，为艺术开辟了新的创造天地。《谁之罪？》的这种综合特点，在小说的情节结构、表现手法以及在所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上都有所展现。比如，小说在艺术结构上分为两部，这已经是颇具新意了，更有意思的是小说第一部的开篇故事：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费尔斯基受雇于地主、退役将军涅格罗夫，在他家当家庭教师。这是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种全新现象，赫尔岑敏锐地抓住这一现象，施以重墨，因为它或多或少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和作家本人立场上的一种民主倾向。他第一个在小说中使平民和地主处于对立的地位，而且通过各自的角度，用前四章的篇幅，详细描写了不同人物的不同生活，从而鲜明地烘托出清贫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富裕的地主之间生活、命运的巨大反差。 小说第一部包括三个传记和《在庄园的日子》。就体裁而言，它不像是小说，倒更像是某种传记系列。这里的每一章又派生出其他一些传记故事。例如第二章《将军大人传记》中就包含有他夫人的生平。第三章《德米特里·雅科夫列维奇传记》也讲述了他父亲的命运。第五章《弗拉基米尔·别利托夫》中还交叉地介绍了他母亲索菲的坎坷遭遇。第二章和第四章还讲述了柳博尼卡的身世。小说体裁多样化的特点还表现在作家笔下的传记性描写中有时候还带有生理学解剖的笔法。第四章中对索菲在彼得堡的生活描绘，细针密缕，一丝不苟；对别利托夫的人生经历，则在教育、操守、命运等问题上夹议夹叙，甚至大发宏论；对柳博尼卡的刻画，则通过日记的方式披露出她对人生的思考和心声；至于对涅格罗夫家的人，对省里和杜巴索夫县的头面人物的家庭的描写，则多为日常生活场面，字里行间充满了讽刺与嘲弄。 赫尔岑对传记兴趣由来已久，他说：“我对每一个我遇见的人的传记都极感兴趣。一般人的生活看上去好像千篇一律——这只是看上去而已；世界上没有比不了解的人的传记更独特更多彩的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毫不避讳身世描写的原故，因为它能够揭示整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赫尔岑文集》（三十卷集，俄文版）第四卷，第八十七页。））他认为传记无异于一个人的心灵史。他的宏伟巨著《往事与随想》（一八五二—一八六八）集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杂感之大成，笔锋犀利，感情厚重，饱含一位思想家对真理的探索和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作家用传记的方式描写人物，更便于深入揭示人物的家庭出身、社会背景、心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让读者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致于只是在生理和心理的层面上探求人物命运的症结。弗拉基米尔·别利托夫的母亲是个农奴，柳博尼卡的母亲也是个农奴，但弗拉基米尔·别利托夫是个典型的贵族子弟，是生不逢时的“多余人”，而柳博尼卡则是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普通女子。出身农奴的别利托夫的母亲索菲后来变成了贵族女地主，让儿子受的是贵族教育；同样是农奴出身的柳博尼卡的母亲冬尼娅，只因为是地主老爷的情妇，其命运就大不相同：终身为奴，永无出头之日。为什么？原因何在？是人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赫尔岑说：“我想问题的答案应该从周围环境和影响中寻找……”（（同上。第一?四页。））赫尔岑说的周围环境，指的就是社会制度、道德关系、所受教育和具体生活环境，他认为这才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力量。这样，作者把笔下人物的遭遇提高到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驳斥了认为人物的遭遇完全是由其生理心理因素决定的庸俗唯物论观点。不过赫尔岑并不完全否定一个人的秉性和个人独特经历的影响，相反，他认为人物的秉性和个人经历在社会环境的作用下，反过来正好能够说明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和作为，说明他或她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态度。例如别利托夫的母亲索菲是个看似不太重要的特定人物，其实她在说明《谁之罪？》的复杂关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老别利托夫等人侮辱了索菲，使她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伤害，使她几乎痛不欲生，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在精神上是永世难忘的，成了她机体的一部分，影响着她对生活、对世人，甚至对儿子的态度。她不再相信人，害怕生活，喜欢遐想和独处。丈夫死后她一心扑在儿子的教育上，儿子成了她生活惟一的慰藉。对儿子的疯狂的爱和自身所经历的精神伤痛，决定了对小别利托夫的教育方式、他在“白地庄园”的生活以及后来他整个人生道路和人生悲剧。当然，作者最后并没有忘记指出社会环境是故事悲剧始作俑者，不合理的现实使别利托夫跟他母亲一样，只得躲避生活，孤身一人远走他乡。柳博尼卡的心路历程其实和别利托夫一样，只不过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两种生活极端罢了；在赫尔岑看来，虽然他们的生活道路不同，但是对生活的理解却是相同的，所以情感上才能够一拍即合，产生共鸣，因为他们身上都有着农奴的血缘。作者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让读者从字里行间领会作品的微言大义。 我们不妨从小说刻画的几个人物的性格上略加分析。先说涅格罗夫将军。他是农奴主，专横，愚昧，残暴，是封建农奴制的化身。他和他所代表的制度正是小说名字所质问的问题的罪魁祸首。但赫尔岑不仅没有简单地、脸谱式地勾勒这个人物，把他描写成一个十恶不赦、无可救药的大坏蛋，而且时不时地表明他也有懊恼与悔悟的时候，甚至还有一定的恻隐之心；他的专横、愚昧和残暴，与其说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还不如说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使然，其所作所为，本质上都是农奴制所决定的。因此，小说的矛头所向，是封建农奴制度。赫尔岑不仅以讽刺、幽默的笔触描写地主庄园的生活，而且还从哲学和伦理学的高度对之加以评说：“完全没有一个固定的营生，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动物认为自己的全部工作——就是活着，而人则认为活着总得干点什么。”（第一部第二章《将军大人传记》）而涅格罗夫由于出身阶级的寄生性，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也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他过的“是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空虚无聊的日子”，庄园里的事“他什么都做不来，根本弄不清楚应该干什么”（同上），整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过的是酒囊饭袋的日子，与动物相差无几，这种精神上和生理上的退化是农奴主阶级的必由之路。我们从这里不难感到赫尔岑小说的反农奴制力度要比果戈理的《死魂灵》更大。 恶劣的社会环境和反动的农奴制度固然是人们生活中的万恶之源，因为它们毁灭人生（克鲁齐费尔斯基的父亲），扭曲人性（涅格罗夫一家人），但它们同时也能够唤醒人的良知，使人明白是非善恶，从而去追求一种更高精神境界的生活。例如柳博尼卡，环境并没有使她永远满足于家庭现状，做现实的俘虏，消极地生活下去，相反，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她的个人意识有所萌发，渐渐地对环境不再那么逆来顺受了，甚至勇敢地向它提出了挑战。从她身上不仅能够看到普希金传统（如塔季娅娜这个人物）的旧的影响，也可以感觉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女性的先期征兆。柳博尼卡生活中受屈辱、遭歧视，她和父母和周围人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扭曲状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家庭环境和她所处的尴尬局面使她的精神迅速成熟起来，她从内心深处对周围环境产生一种格格不入的对抗情绪，她感到苦恼，想从书中，从与穷人的交往和比较中寻求关于社会人生问题的答案。我们从她的日记中就能够听到她吐露的心声：“难道所有的人都像他们，而且到处都跟这家人一样生活吗？……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简直难受极了……”而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坦诚和天真无邪啊！……我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村的农民都比从省城或附近来我们这里做客的人要好，而且比他们要聪明得多……所有这些个地主和官吏——个个都那么令人讨厌……”（第一部第四章《在庄园的日子》：一周之后）。作者显然对柳博尼卡这个人物充满好感，而她的思想境界也明显高于她的丈夫克鲁齐费尔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别利托夫。赫尔岑通过柳博尼卡这个人物想说明生活中正在出现拒绝身边现实的一代新人，他们不苟安于所谓的家庭幸福和个人利益，而是在苦苦地思索，为寻找新的出路而幻想和斗争。在俄国文学史上，《谁之罪？》可以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妇女地位问题的长篇小说，为后来屠格涅夫等人在这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鉴证。 克鲁齐费尔斯基是赫尔岑笔下的第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形象。他的生活遭遇造就了他独特的性格和对生活的看法，贫困与不幸使他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屈辱，上大学时他很少与人交往，周围的生活使他感到厌恶。他生性软弱，与世无争，只求能过上安稳日子，在幻想中寻找乐趣。对柳博尼卡的爱也仅限于某种纯个人情感的寄托，这也是日后造成他爱情悲剧的潜因。他的贫穷、软弱、淡漠、无奈的性格以及他对现实的抵触心态，使他与普希金和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赫尔岑笔下的克鲁齐费尔斯基内心深处已经有人性、尊严、反抗的意识在蠕动，对社会不公感到不平，但是在四十年代的俄国，这些正在觉醒的平民知识分子还没有形成强劲的社会力量，更没有成为带领社会前进的革命者；此时赫尔岑能够把乡下的穷知识分子当做自己的主人公，和官僚地主们相对照，展示卑贱者对于高贵者的精神、道德优势，这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别利托夫是赫尔岑刻意塑造的一个人物，他出身贵族，却成了本阶级的叛逆。为什么？读者从作家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制约别利托夫性格的种种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这些因素既决定了人物的个性，也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人对事的态度。他母亲索菲的农奴出身背景，父亲早年轻狂的生活与后来的悔恨心情，还有那位深居简出的伯父和瑞典老师所施的教育，以及短暂的工作经历和在异国他乡的长期漂泊，这一切都促成了他的病态的矛盾性格，导致他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最后铸成他人生的悲剧。像别利托夫这样的所谓“多余人”的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不胜枚举的，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都是这类艺术典型，他们精力充沛，才思过人，但是社会却使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只能夸夸其谈，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但赫尔岑在描写人物的精神世界时着眼点有所不同：他更像是一位评论家，描写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诠释被描写对象的辅助手段。他关心的首先是人物的思想观念和性格特点，心理活动在小说中没有独立的含义，他不去追溯、跟踪思想、感情、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也不去详尽勾勒人物精神面貌的细枝末节，他关注的主要是人物的思想方式和结果，是造成这种典型心理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心理活动本身。赫尔岑有意凸显别利托夫的贵族门第，万贯家产，从不知饥饿贫困为何物，甚至觉得活着都有些腻味了，难怪克鲁波夫医生对他说：“您宁愿慢性自杀，我明白，您讨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生活，应该说，这种生活的确非常无聊；您，跟一切有钱人一样，从没有从事劳动的习惯。要是您有幸得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同时将您的‘白地庄园’收走，这样您就会开始工作，比如说，为了自己，为了糊口，这对别人也大有好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第二部第四章） 克鲁波夫的这番话，显然是对贵族生活方式的一种指责。别利托夫受的是脱离现实的封闭式贵族教育，过的是地主阔少爷的寄生生活，完全不了解民间疾苦；母亲和老师约瑟夫也不希望他知道这些。“他们千方百计不让沃洛佳了解现实生活，想方设法不让他看见这灰色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只向他灌输光辉灿烂的理想，从不谈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从精神上把他培养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第一部第六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母亲的含辛茹苦，约瑟夫的高风亮节，都改变不了别利托夫脱离实际的浪荡本性……赫尔岑想以此告诉读者的是，“教育应该像研究气候那样，让青年人的头脑适应周围的环境，对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每一个阶层，也许还有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因材施教，运用各自不同的教育方法”（同上）。这种教育，无论是从母亲索菲、老师约瑟夫那里，还是在大学课堂上，别利托夫都不可能得到。相反，“他们带他去观看美妙的芭蕾舞，让孩子相信：这种优美的舞姿，这种动作与音乐的和谐的结合，就是普通的生活，而不带他到市场上去看看那些追逐金钱者的贪婪的嘴脸”（同上）。结果，无论是学医、学画，还是到国外游历，别利托夫都是浅尝辄止，最后一事无成。 小说乍一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没有严谨连贯的故事，人物和冲突也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但小说第一部各个人物特写，在整体上却是统一的，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也是实事求是的，没有脱离各人的社会实际，都是其在农奴制条件下人生经历的特殊的一环。每个人在这个无法调和地对抗的社会中占据着自己的位置，贫富贵贱，一目了然。作者对弱者的描写，字里行间总是充满着同情与希望。柳博尼卡的生母冬尼娅这个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物，关键时刻对加害于自己的地主老爷涅格罗夫也敢于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这时候她会提高嗓门，气得声音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愤怒……而涅格罗夫则仿佛感到自己理亏，对她破口大骂，接着把门砰地一带，扬长而去”（第一部第二章）。封建农奴制度另一个牺牲品索菲在给别利托夫的信中也倾诉了一个备受折磨的人的心声，表露出一个人的尊严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博尼卡的故事，她与周围环境的抗争，她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人生幸福的孜孜追求，更能够体现平民知识分子中正在形成的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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